湖南古墓与古窑址
2004-1
岳麓书社
周世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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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是陶瓷的故乡。长沙是西汉长沙国和五代十国的故都。长沙隋唐至元明80%的墓葬资料，都是在开发和抢救性的工作中挖掘出土的。笔者将资料分别写成专题报告，2001年再次修改补充后，把它编成《湖南古墓与古窑址》一书。该书分为上、中、下三卷。上卷——《衡阳战国秦汉墓》，其内容包括1954-1956年衡阳酃湖一带出土的236座战国秦汉墓考古发掘资料。其中出土阫见于《中国货币史》记载的西汉“铁半两”、“铜铁半两”货币，楚国罕见的铅质货币以及东汉“沣土王”金饼和大师的印纹硬陶等多种器物。 中卷——《长沙隋唐五代、十国楚、两宋元明墓》，其内容包括1952-1957年长沙出土的1111座隋唐至元明墓考古发掘资料，其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罕见的十国楚币铅钱和铁钱、青铜镜，以及唐、五代、两宋、元明时期的青瓷器、白瓷器和彩瓷器等珍贵文物。 下卷——《湖南陶瓷、货币与印张研究》，其内容包括湖南历代陶瓷器、稀有货币和西汉官印的研究。通过珍贵文物，深入阐述其学术价值和它们在中国陶瓷、货币、印玺史上的重要地位。 上述考古报告，是不可多得的和唯一研究长沙隋唐、十国楚、两宋、元明时期的珍贵实物资料。
周世荣，男，1931年7月10日出生，湖南省祁阳县人。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研班，1981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古文学教师班。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钱币学会理事、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中国货币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马王堆医书研究会副会长、国家“七五”重点研究项目《长沙窑》课题主持人。主要著作简目见本书附录。
文物彩色图版出版说明踏莎行序言前言上卷 衡阳战国秦汉墓 第一章 衡阳战国墓 一、公行山战国墓 二、周家坟山战国墓 三、蒋家山战国墓 四、铁路公山战国墓 五、小结 第二章 衡阳公行山秦墓 一、墓葬形制 二、陶器组合 三、文化遗物 四、小结 第三章 衡阳西汉墓 一、衡阳凤凰山西汉墓 二、衡阳蒋家山东汉墓 第四章 衡阳蒋家山东汉墓 一、墓葬形制 二、葬具 三、文化遗物 四、小结 第五章 余论附录 墓葬发掘一览表 文物插图 文物黑白图版中卷 长沙隋唐五代十国楚两宋元明墓 第一章 长沙隋唐五代墓 第二章 长沙十国楚墓 第三章 长沙两元明墓附录 墓葬发掘一览表 文物插图 文物黑白图版下卷 湖南出土陶瓷、货币与印章研究 一、湖南陶瓷 二、湖南出土盘口瓶、罐形瓶和牛角坛 三、马王堆汉墓“聂币”考 四、长沙十国楚墓出土楚式钱 五、从出土官印看汉长沙国南北边界 六、从“龙川长印”的出土再谈汉初长沙国南方边界附录 文物插图 作者简历与著作简目
书摘 (C)型 土坑竖穴台阶墓 2座，形制各异。①二侧台阶式(M38)。方位正东。长条形，墓底长2．35米，宽0．65米，深1．2米。台阶设于二侧，高70厘米，宽20厘米。东端(头部?)有方穴下凹，随葬物置于凹处。全部是陶器，器物有盒、罐、勺。②三周台阶式(M7)。方位西向250度。墓底长2．93—2．99米，宽1．63—1．7米，深0．9米。填棕褐色糯米细砂土，墓壁很粗糙，墓底挖横贯式枕木沟，沟宽27厘米，深10厘米。东端与两侧设台阶，台高36厘米，宽15厘米。随葬物17件，陶器有鼎、盒、壶、罐、博山炉(J其他伴出物有龙纹铜镜、圜首铁刀和凹字形铁口锄等。除铁口锄单独置于东北角外，其余器物全部置于南侧，铜镜与铁刀放在一起。 2．陶器组合 陶器作“鼎、盒、壶”组合的共62墓，占凤凰山西汉早期墓墓葬总数的79％。 其他陶器组合还有：①“鼎、盒、壶、钫、坛”式(5墓)；②“罐”式(2墓)；③“鼎、盒、钫”式(4墓)；④“鼎、盒”式(4墓)；⑤“鼎、壶”式(1墓)。 3．文化遗物 共出土随葬器物1254件。其中陶器1015件、铜镜28件、货币39件、铁器58件、其他铜器11件、琉璃器2件、玉器2件、滑石壁3件、石器(砚、砺石、穿孔石)3件。 (1)陶-U- 其中硬陶628件，占陶器总数的62％。软陶462件，占陶器总数的38％。 硬陶 器形五种，按数量多少，依次为罐、壶、鼎、盒、勺。 鼎 72件。可分二型。 (A)型 方耳鼎 '3件。可分三式。 Ⅰ式；方耳素面鼎6件。弇口，扁圆腹，方耳削制而成。鼎足除(7：6，7：7，19：12)为棱边足外，其余均属蹄足。鼎盖扁圆，器盖素面有钮(7：6，7：7，32：13)。 Ⅱ式 方耳席纹鼎1件(9：18，图版72)。弇口，束腰，圜底，尖足。器盖扁圆，略有酱色釉块，方耳内倾。器底与腿面印席纹。胎色棕赭。器高16．5厘米，口径11．2厘米，腹径12．7厘米。 Ⅲ式 方耳方格纹鼎(43：7，图版73；92：5，图36)。基本造型与Ⅱ式席纹鼎相同，唯器壁粗厚，耳足粗矮，器底饰方格纹。其中43：8方穿孔系模印而成，半透不穿。 (B)型 环耳鼎 55件，形制可考者53件，可分八式。 I式 环耳素面鼎，12墓共出土20件，弇口斜沿，环耳，束腰或不束腰，器盖扁圆，其中附笠形钮者5件。97：2(图37)，胎色浅灰、赭红、浅褐或酱黑。部分外壁施酱色釉(6：1)，器高12—16厘米不等。以94：6为例(图版74、76)，扁腹不束腰，棱边指形尖足，环耳系捏制粘贴而成，鼎腿塑成粗胚后再用快刀加工。通高16厘米，，口径13．5厘米，腹径16厘米。 Ⅱ式 环耳弦纹鼎2件(12：2与12：3)。敛口，子母唇，圆腹，圜底，素面蹄足，环耳外倾。器盖扁圆，有横穿鼻钮，盖饰复线弦纹，灰胎。 Ⅲ式 环耳波纹鼎2件(24：Ⅱ7与24：18)。敛口束腰式，器盖无钮饰，胎色赭灰。通高16厘米，口径12．8厘米。 Ⅳ式 环耳席纹鼎，3墓共出7件(6：2，6：3，6：14，6：15，50：2)，厚胎，大口，近口部微束，圜底，柱形矮足。鼎耳细小而粗圆，器盖附有鼻钮，腹部与器底印席纹，纹饰粗纹。 V式 环耳方格纹鼎，5墓共出9件。子母口，束颈，圜底，矮蹄足，环耳外倾，平凸扁盖附鼻形钮，其中5l：4与51：5器盖挂有酱釉，70：13与70：14足面印有变形兽面装饰(图版75)。 Ⅵ式 环耳针叶纹鼎2件。器盖斜波浪画纹，器底印针叶纹，三足作圆柱形，胎色紫红。 Ⅶ式 环耳兽面蹄足式鼎2件(70：13，70：14)。器盖圆凸无钮，器身素面，蹄足印变形兽面(图38)。 Ⅷ式 多种饰纹环耳鼎，9件。其中波浪带纹鼎2件(62：11，图39)，方格席纹鼎2件，方格针叶纹鼎4件，方格波浪纹鼎1件(92：2)。其中的波浪席纹鼎，圜底而蹄足，器腹印席纹，器盖有附钮，盖面饰波状纹。胎灰褐。器高15．5厘米；腹径13厘米。方格席纹鼎，敛口，束颈圜底，蹄足粗矮，环耳外倾，器盖高隆附鼻钮。器瞠印方格纹，腿面印席纹，方格针叶纹鼎，敛口斜沿，浅腹圜底，棱边足，器盖扁圆折平，无钮。器腹印方格纹与针叶纹各半。器高10．5厘米，腹径14，5厘米，方格波浪纹鼎，敛口，子母唇，器腹浑圆，高式束腰圜底。圆柱形足。器盖微隆。腹壁印方格纹，器盖饰波状纹。器高15．5厘米，腹径13．5厘米。 (一)墓葬形制 绝大部分是小型土坑竖穴墓，墓室最大的长4．6米(M20)，最小的长1．5米(M225)。 以上这些都是孤例，而一般常见的墓室大小则在2．4至2．7米之间。方向多偏向西北。根据墓室细部结构的差异，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A)型 土坑竖穴墓 264座，占墓葬总数的85％。方位多偏向西北，墓底长1．5—4米，宽0．44—2．2米，墓室平面呈长条形，或长条梯形，个别的四角作鱼尾状[(207)1952年，长沙乙—M71(图27)]。试举(98)1956年，长．黄M46为例。墓室平面长条梯形，方向210度，平面长2．40米，宽0．66米，残深0．20米。随葬物有白、青、黄三种不同色泽的陶、半陶半瓷及瓷碗各l件，出土时枕于头部，盘口瓶1件置于头端，陶钵1件置于脚端，还有大小不同的开元通宝铜钱及乾封泉宝铁钱数十枚，散布在墓室中，无一定规律，墓内四角残留棺钉6处。棺长约2.1米，宽0．6米。 (B)型 土坑二层台墓 27座，占总数的8．7％。墓室设有生土二层台，一般通称“椁室墓”。但生土台阶除了作四周环绕状之外，也有设于两端，或只设在一端的。墓室方位多向西北。墓底长2．12—3，86米，宽0．58—1．08米。根据台阶形制的不同，可分为三式： 1式 墓室一端设有台阶，共22座。其中台阶的宽度0．14—0．57米不等，但一般常见的宽度是0．2—0．3米，高0．06—0．59米不等，从它的高度看来，不可能是外椁。试举(212)1955年，长．丝．营HMl6为例：墓室呈长条形，方向240度，生土台设于二端，长度与墓壁相等，台面宽0．2米，高亦0．2米，近台阶处置盘口陶瓶、白瓷碗；青瓷碗各1件。 Ⅱ式 生土台设于墓室两侧，2座。以(171)1953年，长，月M56为例：墓室平面作矩形，方向320度，墓口长3．54米，宽1．6米，墓底长与墓口同，宽0．82米，现存深1.45米，生土台宽0．4米，高0．84米，随葬物仅盘口陶瓶1件，出土时置于北端。 Ⅲ式 生土台作四周环绕状，平面呈梯形。试举(257)1955年，长．金M2为例：方向130度，墓口长4米，宽1．36—1．6米，墓底长2．86米，宽0．76—0．90米，生土台宽0．72—0．76米，高度不详。随葬物有盘口瓶1件，置于头部，陶盏l件，置于室中。另一座墓(62)1958年，长．左．靳M8的形式与M257同，但足端设有台阶。 (C)型 土坑竖穴带龛式墓 12座。占总数的3．9％。墓室呈长条形或长条梯形，方位多向西北，墓底长2．46—3．23米，宽0．4—1．13米，墓室一端设有壁龛，有吊龛、头龛、侧龛。根据龛形不同，可分为二式： I式 只设头龛，而无侧龛。试举(163)1955年，长．丝．营AMl65为例：长条形，口大于底，方向310度，墓底长2．9米，宽0．83米，深2．60米。头端设券顶式龛，龛高0．98米，宽0．7米，进深0．82米。墓室足端两侧壁挖有梯穴数个，墓室很窄，可以沿梯穴横跨而上。随葬物有盘口瓶1件，置头龛内；陶钵1件，置足端；陶 盂1件、小罐4件，置于头腹部；铅钱数枚，置于陶钵内。 Ⅱ式 除头龛外，并设有小型侧龛。试举(173)1955年，长．丝．营AMl63(图28)为例：平面呈长条梯形，方向330度，长2．76米，宽0．82米，深1．85米。券顶形头龛，龛高0．75米，宽0．66米，进深0．48米。墓室两侧各设小龛4个。随葬物有盘口瓶1件，置于头龛内；石砚l台，置墓室中部。 (D)型 A、B、C混合型墓 6座。占总数的1．9％。其形制是土坑竖穴台阶加头龛，墓向多朝西北。墓底长2．5—3．5米，宽o．6l—1．08米，台阶设于一端或四周，龛坑都设于头端，形制各异，计有券顶、半月形券顶、三角形、方形、扁长方形及梯形等。龛高0．52—0．6米不等。根据台阶及龛形不同，可分为二式： Ⅰ式 墓室窄长，作梯形，台阶设于一端，龛坑亦设于台阶上。 Ⅱ式 四周设生土台，龛坑亦设于头部，如(91)1954年，长．扫M13。 (E)型墓室平面呈凸字形 1座(58)。1956年，长．子M62。方向170度，墓室全长4．3米，宽1—1．7米。可分为前室与主室二部分，前室为一高出主室0．44米的台面，呈长方形，面积1．7x1．2米。前端与左右侧壁挖三角形小龛各一个。主室呈长条形，长3．1米，宽1米(图版122)。后端挖有一个三角形小龛，两侧各挖三角形小龛4个，前室置石墓志，墓志四角用铁钱垫塞，主室置开元通宝铜钱数枚，并残留铁钉(图29)。 该类凸字型墓1954年，长伍M3亦曾出土，方位305度，不同之处是凸字形周壁又设有二层台，台面上未放墓志，伴出物有(A)型盘口瓶、(B)型铜镜与(A)型陶碗。 ……
序言老友周世荣先生把他的新作《湖南古墓与古窑址》的校样从长沙邮寄给我，嘱为撰一小序。前几年，他出版《中华历代铜镜鉴定》和《金石瓷币考古论丛》，我都有幸写几句话，这次自也不能推脱。 披读《湖南古墓与古窑址》这部书，首先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内容非常丰富多彩。全书共分三卷，上卷衡阳战国秦汉墓，中卷长沙隋唐五代宋元明墓，都是原始资料性的考古报告，下卷则是有关湖南出土陶瓷器、钱币与印章的专题研究。或以综合系统为胜，或以深入创新见长，充分显示了周世荣先生在考古学上的深厚功力。 今天，国内外学术界无不知道湖南是中国考古工作成果丰硕的省份之一。不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情形远远不是这样。现代考古学在中国，是从二十世纪早年开始的，但如翻阅商务印书馆1937年印行的卫聚贤《中国考古学史》，其中辑录的各地方材料，几乎找不到湖南；再查北京大学考古系所编《中国考古学文献目录(1900—1949)》，收载报刊上的田野考古材料。湖南仅有三条。湖南考古工作的正式开始，是1951年的长沙发掘，《长沙发掘报告》问世后在学者间造成的影响，是迄今大家还记得的， 1952年起，文化部、中国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周世荣先生卒业于其第三期，此后半个世纪间，他将全部精力心血都贡献于湖南的考古事业。读者由本书所附周世荣先生的学术简历和著作目录，不难看到他努力的艰辛、成绩的卓著。 关于本书的内容，我有几点感想乘机在这里说一说。 书的上、中卷所报告的考古发掘，是1952～1957年以来进行的，直到现在才得到系统的整理公布。大家知道，考古学是一门科学，是不断进步、不断发展的，而这门科学的基础是田野发掘工作及所得材料的整理。五十年来，由于国家建设的迅速开展，考古工作多数是在跟随形势的情况下进行。最早出版的一本出土文物图录，就是《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图录》。尽管办了训练班，建了考古专业、考古系，组织了中央到地方的考古队伍，采取了种种措施，要赶上形势常是困难的，再加上众所周知的若干负面因素，不少考古工作的收获没有得到及时整理研究，甚至多年不能公布，使十分宝贵又无法再生的材料有湮没的危险。我们迫切希望有更多的像周世荣先生这样的资深学者，把他们亲手发掘或保管的材料整理出来，也强烈呼吁有关单位对这样的工作给予大力支持。 这类材料的整理发表，不仅对考古学本身有益，对考古学史的研究也很重要。很多人在盼望有好的《中国考古学史》，便于在新世纪中这一学科能更好地继往开来。最近我们注意到考古学，以及相关的古文字学、历史学等方面学者的回忆录一类作品多起来了。有远见的刊物，还开辟了考古学史的专栏。这对于考古学的前进来说，无疑是可喜的现象- 本书的下卷，虽系由几篇论文组成，其实与上卷是紧密相关的，以至与周世荣先生整个的工作方向，都是密切关联的。这部分涉及的陶瓷器、铜镜、钱币、玺印等等，都是在田野工作中最常遇到的器物门类，并且均有着长远的发展演变过程。研究这些器物，确定其性质、地方特色与分期标准，是考古学上很关紧要的问题。周世荣先生一贯注目于这方面的研究．例如湖南出土的铜镜，他在五十年代即着手整理研究。1960年出版的《湖南出土铜镜图录》，阁先生起了重要作用，其后他的专著、论文很多，推动了铜镜研究这个学科分支的进展。对于其他器物，情况也是如此。 我与周世荣先生知交多年，极为钦佩他孜孜不倦的研究精神。我想大家都在企望着，周先生在本书之后，会有更多更新的论著同世。 李学勤 2003年6月12日于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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