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梦岁月
2002-12
学林出版社
白桦
231
无
本书是作家白桦的散文随笔选集，是作家对艺术人生的感悟。全书配图一百余幅。
白桦，原名陈佑华。1930年出生于河南信阳市。1947年投身解放战场，曾在中国人发解放军中从事宣传、文化、教育和文学创作工作。1958年被划为“右派”，搁笔多年。1964年重新入伍，在武汉军区任创作员。“文革”后，中断多年的创作活动得以继续。1988年参加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诗歌、小说、电影、戏剧、散文、演讲等均曾结集出版。有《白桦文集》（四卷）问世。有些作品曾以英、法、俄、德等国文字在国外发表和出版。现在上海从事专业著述。
第一辑梦中的大城一个中国男孩和舒伯特我的外婆儿时的四季对门有个王大娘放河灯剃头挑子一头热柳家大少爷别让孩子习惯死亡我的双亲蛮子表哥“蓝天白云”一半阳光、一半阴影的小巷第二辑雪原落日笑容1948年的最后一夜我为什么没有在十九岁的时候死去江湖秋水多“怀君善入时”莲花池大学蓟北人吃猴的故事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还重归上海被放逐到鲁迅先生身边的时候困惑的年代
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一个与生俱来的错觉，我始终以为故乡那座小城是一座了不起的大城，那就是河南最南端的信阳。信阳在春秋时代是很小的小国——申。《左传》里就记载有在申 国发生的故事。无论她的少民是多么善良、朴实和与世无争，仅仅是因为她太小，寿命也就注定很短。春秋战国，何止是春秋战国，历来都是尚武的时代，强权的时代，也是权术的时代。后来，美丽、宁静如处子一般的申国，被强大的楚国吞并了，我的古代祖先都成了楚囚。因为申国的早天，使得我们这座城没有达到应有的知名度。到了清末，却因为一出京戏《四进士》而蜚声全国。特别是马连良先生扮演了这出戏里的宋土杰以后。他在出场时念完定场诗，就接着巧妙地运用他那富有魅力的大舌头，吐出了一段道白：“老汉，宋士杰。在前任道台衙门，当过一名刑房书吏，只因办事傲上，才将我刑房革退，在信阳州西门以外，开了一所小小的店房，不过避闲而已……”我每每听到这儿都感到非常荣幸，因为我的家在西门以内，和宋士杰是地地道道的近邻。明清之际，信阳城内确实设有县、州、道三级衙门，和剧情十分吻合。城外有一条喜怒无常的河，叫狮河，为什么叫狮河呢？有人说，发起水来像群狮怒吼。也有人说，古时候，经常看见一对对狮子在河滩上嘻戏。狮河从西门外流到南门外、小南门外，而后才向东流去。夏天，孩子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河里，赤条条的，一律是古铜色。洪水爆发的时候，波涛汹涌，只敢坐在城墙上欣赏洪水的威力，死猪、死马，还有死牛，肚子涨大了一倍。也有死人，平静地躺在水面上，随波逐流。我看到过一幅终生难忘的活动图画：茫茫大水之中，一个沉浮在波浪里的屋顶，屋顶上坐着一个惊慌万状的小孩。岸上的人只能曦嘘叹息，爱莫能助。秋天的河水清澈见底，连贴着沙底生活的“沙狗子”都能看见，那是一种很懒惰的的小鱼。冬天，赤着脚就淌过去，水面上的冰碴往往会扎破脚，为了过河，也就不在乎了。河那边的风景太让孩子们神往了。河那边有一座山，叫贤山，贤山上有一座庙，庙里有一群和尚。于是，我就记住了：有山必有庙，有庙必有僧。沿着狮河南岸生着一片青翠的竹林，竹林里有孩子们无穷无尽的乐趣，冬天挖冬笋，春天拔春笋，夏天拾蘑菇，秋天捉蟋蟀。 如果有人问我：你在战争年代印象最深的一个人是谁？我会回答说：是一个女人，严格地说，只是一个女人的笑容。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而且只有一面之识。那年我只有十八岁。一个夏秋之交的早晨，灼热的太阳还没升起，割了麦的田垅上漂浮着一层淡蓝色的雾气。中原战场在没有抢炮声的时候，仍然是一派和平景象。我们旅是天朦朦亮出发的。这几天我们天天都在行军，看样子是在向淮海平原移动。每天我都愿意跟着先遣侦察分队早走一步，到了下午，既使累了，掉了队，也不会拉得太远。我要沿途写标语、在墙上画壁画，理所当然地可以游离在队列的前前后后。那时要负荷背包、挂包、干粮袋、手榴弹、手抢，再提一只颜料桶，真够沉的。早上凉爽，显得特别轻忪。当我刚刚走进一个村口的时候，就闻到刚出笼的新麦馒头香，饿着肚子走了三十里路，那香味真够要了我的命。我加快步子走出村，想逃开诱惑。蓦地从村里奔出一个年轻俊俏的嫂子，喊着：“小弟！别走那么快！等等！”我绝想不到她是在喊我，只顾走自己的路。不想，她一把抓住我的手臂，把她围裙里兜着的四个馒头硬塞进我的挂包里，我急忙伸手往外掏，她用双手按在我的手上，一双水凌凌的大眼睛似怨似嗔地看着我，那样近。象是我一出生她就在我身边照应我吃喝似的。我没有力量拒绝她，松了手，她笑了，笑得真美。一笑之后就转身跑了，等我回身看她的时侯，她已经消逝了，不知道她进的是哪个门。这时，山炮连走过来了，山炮连连长笑着问我；“这个村是你的家？”“不！”我摇摇头。“我看见你嫂子了，她往你挂包里塞馒头，人真漂亮……”我点点头。我是承认她漂亮，连长以为我承认她是我的嫂子。“到了家就别急着走，要不要我帮你去请个假？”我摇摇头，闪在路边，一方面是让山炮连那些高骡子大马先过去；另一方面是我已经憋不住想哭了。我接着就跑到一座麦秸垛背后捂着脸抽泣起来，但不敢出声。一个陌生人为什么对我象亲人那样？径直朝我——一个兵走过来，抓住我，喊我小弟？谁看到这情景都会产生山炮连连长那样的错觉。我当然知道，她并不认识我，她认识的是我们这支军队的整体。我也不认识她，我只知道她是普通基层人民中的一个，同时我又把她当作人民的整体。从那一刻起我就断定了：我们很快就会战胜还很强大的敌人。果然，那年年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基的淮海大战，大获全胜，快得出乎敌我双方的意外。总攻后的那个夜里，我在空旷的战场上，守着堆集如山的枪炮、坦克、车辆，突然想到了她的笑容，我无端地大声嚎淘痛哭起来……直到今日，她的笑容仍然鲜明如昔。 我认为，她是诚恳的，我给《中国》寄了一篇小说。我对她的确没有“误会”，这显然是她的误会。所以我从来没有和她深谈过。是因为她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人各有志，我对她很理解，但不能苟同。人，砸碎别人强加的精神桎梏，比较容易；砸碎自己给自己套上的桎梏，却很难。因为自认为那是闪光的项链，而不觉得沉重。罗曼·罗兰曾经说过：“我恨那怯懦的理想主义，它只教人不去注视人生的苦难和心灵的弱点。我们应当和太容易被梦想与甜言蜜语所欺骗的民众说：英雄的谎言只是怯懦的表现。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便是注视世界的真面目——并且爱世界。”作为后辈对前辈，我和她没有任何隔阂，一如五十年代，我同情她，喜欢她。但我没有向她表达过，因为我不善于表达。她很好强，也的确是一位强者。她很强，所以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委屈。对于她，委屈比苦难对她的伤害要大得多。在晚年很想办好《中国》，团结老、中、青年作家，可惜，由于时代和她自身的局限，在她还没有把中国人的劫难以及文学的劫难的深层原因梳理清楚之前，就与世长辞了。 我的悲剧在于：每一次都在劫难逃。1957年9月中，我就不能继续参加反丁陈的那个大会了。一个让我去昆明的通知，让人意识到资产阶级右派份子的桂冠已经将要坠落在我的头顶上了！在我收拾行装离开创作室的时候，小说家陆柱国对正在开会的诸同仁悄声说：“白桦准是重任在身，——外调。”恰恰被我听见，心里一阵酸痛。事情还得从春天说起，春天，我为了写一部关于清代傈僳人武装起义的长诗，去了高黎贡山，很不巧、到了高黎贡山不久，滇西和藏东的康巴人大暴动，澜沧江迤西的县、区政府决定转移内地，我是现役军人，留在当地是极其危险的，也只好和政府一起转移回昆明。一到昆明，有些好心的朋友就把我没有看见的报纸拿给我看，报上连篇累牍地披露着全国各地的鸣放消息，有关于政治体制方面的大胆设想，但大量的鸣放内容是具体而微的工作作风，以及如何纠正党员领导干部的缺点错误等等，更多的是善良的请求。激烈的抨击很少很少。我作为一个来自北京、曾经在云南生活过的作家，被邀请参加过省委宣传部的一次作家鸣放会议，我讲过一次话，一次人话。我只是说应该允许文艺工作者有个性，应该给予文艺工作者起码的创作条件，应该让作家协会成为作家自己的组织，而不应该是二个一般的官方机构。我的发言十分温和，无论是从主客观两个方面都没有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的意思。我万万没想到的是云南的反右运动开展以后，竟会缺席把我指定了一个重要的反派角色。云南省委书记、军区司令兼政委谢富治是云南名符其实的第一把手，他指令我立即到昆明接受批判。虽然我已经是总政治部的创作员而不是他的部下了，但由于他是中共中央委员，而且压倒一切的政治运动的需要，谁也不能阻拦。任何一次运动在开始的时候，一个单位的领导人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抓取运动的旗帜，最高的领导最具有抓取旗帜的条件。也有少数例外的，那就是第二把手或第三把手抓住了第一把手的弱点，发动突然袭击，把旗帜抓了去，反手一巴掌，不仅得以自保，而且凭借运动中的积极表现，得到提升。当时的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上将出于对自己部下的关爱，试图保护我，不让我去昆明，也不同意把我划为右派。但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大将却坚决支持谢富冶的要求，并坚持要把我划为右派。我只是一个小上尉，当然和谭政大将没有任何个人纠葛，只是因为分工领导军队文化工作的副主任是萧华上将，总政创作室揪出的右派愈多，愈说明萧华上将的不称职（最后，总政创作室被划为右派或中右的人几近一半）。我在景山背后萧华上将的寓所求见他，他答应为我说项，但没有结果。我不得不在深秋季节，千里迢迢，远赴昆明，接受批斗。途经武汉的那天，武汉全城都是游行的队伍，我才意识到今天是国庆节，我的情绪和那些欢欣鼓舞的人们恰恰相反。我想在中途休息两天，从车站提着皮箱徒步去投奔多年未见的大姐。这位大姐和我同父异母，极为善良，幼年时，为了孝心，听从父亲的命令，嫁给了一个富裕乡绅的继子，这个姐夫在我父亲的提携下，进入军官学校，毕业后一直在地方军事机构中担任一名小小的参谋。抗战时期，我流亡在外，很多时间都由大姐照顾。解放后，姐夫随国民党将领张轸起义，仍然以反革命罪系狱。作为反革命家属，我的大姐先为别人当保姆，后来连当保姆的资格都没有了，只好住在她的大女儿家，为大女儿带孩子。她见到我在这样的时候宋武汉，很疑惑，问我：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吧？我没有回答她，她自己就否定了。她说：不会，你自小参加革命，也这么多年了，不会。你看我想到哪儿了！在经过南宁的时候，碰见昆明军区的一位画家，他显然提前把我当作了敌人，那陌生而敌视的目光使我不寒而栗。到昆明的第二天，就参加了全省的反右斗争大会。在这种大会上，历来不缺乏积极份子。面带幸灾乐祸的笑容积极份子们不到三分钟就吼叫起来：黄铁右派集团的急先锋白桦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我站起来了，面对着形形色色的目光。我意识到我在他们的眼睛里，已经进入他们事先给我派定的的角色，我想笑。积极份子们立即大声叫道：你还笑！什么态度！低下你的狗头！虽然1955年我曾经在北京莲花池被隔离批判了八个月，最大的场面也只是七八个人。像这样的大阵势，还是第一次。但我已经不会想到自杀了，也已不觉得丢脸了。为什么我会在这样严峻的场合想笑呢？因为实在太可笑了。我春天在昆明的发言所批评的人也包括黄铁，因为她是省委宣传部的文艺处长，我和她没有共同语言。怎么忽然会成为她的干将和急先锋呢？宣传部长袁勃所以要整她，是他们之间的权利之争。在会上所有的发言者都十分踊跃，有的是落井下石，有的是表现对党的忠诚，更多的人是藉以掩饰自己的惊恐。小会是在军区俱乐部召开的，全是军区宣传、文化部门的成员。无论亲疏，火力都很凶猛。揭发的问题没有一条实质性问题，既没有反党，又没有反社会主义的事实，但每一句闲话，和每一个人物的交往，其结论全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能反驳，不能申辩，认定你是资产阶级右派份子，连你自己都产生怀疑：大概我真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份子。有一天，一位在战争中共过事的老战友突然来看我，向我透露说：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省委书记谢富治上将到军区政治部做了指示，他对白桦问题的看法是：问题严重，但他是我们四纵队培养出来的年轻人，最大的问题是骄傲自满。批判可以从严，在处理的时候可以考虑不划为右派，留在部队下到边疆连队去当兵。我立即联想到沙皇俄国诗人莱蒙托夫的遭遇，又想笑，又没笑出来，可谓啼笑皆非。（谢富治上将是二十年代后期从大别山参军的红军战士，而后排长、连长、特派员、保卫科长、教导员、团政委、保卫部长、师长、师政委、纵队政委。解放战争中，他是我们二野四纵队的政治委员，陈赓大将一生中最不喜欢的搭档。1947年冬天中共在部队内部进行“三查三整”的时候，谢富治以自己的出身农民为优越条件，发动警卫员、饲养员和炊事员向出身剥削阶级的陈赓司令员展开斗争，企图瓜分陈赓的浮财。陈赓将军从北伐战争前就在国共两党的军中历任要职，他的全部财产就是他的马搭子，马搭子里除了一床毯子、一只枕头、一床被单和几件换洗衣服以外，就是一本日记。结果，这些勇士听见陈赓的一声哼就作鸟兽散了。谢富治是革别人的命得以步步高升的，到了“文化大革命”，和江青一拍即合，做了一番极为精彩的表演。由于患癌症去世，没有善始善终地和他的亲密战友江青演好最后的一幕—法庭受审。）那位老战友向我传达这一消息的时候，告诉我：这是最好的结局了，保留军籍、党籍，以后就好办了。在昆明挨批斗以后，就放我回北京。我当时很悲观，昆明是难以再来了，为此，我带走了一盆鲜红的茶花。
关于新视觉书坊 当印刷机把每年十几万种图书排山倒海似地推向读者的时候，我们希望这套小小的丛书给读者面貌一新的感觉。 我们希望这套书的每一种都能给读者提供一个观察世界的新视角，或是在人们已经熟视无睹的世界里发现一个新的亮点，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 我们希望这套书的每一种都能给读者带来视觉上的愉悦。在图片阅读逐渐成为时尚的时候，我们尝试在文字和图片之间找到一种新的关系：它们不再是传统书籍中的文字配插图，而是两个并行的信号系统，互相交叉，相得益彰。 我们希望这套书的每一种都能有阅读上的冲击力，能够吸引各个层面的读者，给读者的视 觉和想像提供更大的空间。 我们希望这套书能够在读者的书房、案头、床边占一席之地。在文化快餐化的年代，能够 为文化积累添一块砖是我们最大的愿望。 编者 200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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