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书业
2008年5月
上海书店出版社
作者:俞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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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去年10月里的一天，上海书店的俞子林来看我，说他准备从过去上海书店的内部刊物《古旧书讯》中精选出几本书，要我为他写序。我想，我年龄已近九旬，不知是否有能力来完成，转而又想到自己一辈子从事出版工作，研究现代文学，对当时的文化环境和历史沿革比较熟悉，而且对优秀文化的传承，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于是就答应了。《古旧书讯》（初名《业务通讯》）创刊于1959年1月，可惜只出至十八期就停刊了。那是根据市委关于整顿内部刊物的决定。停刊的消息是我去传达的，我正担任市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的处长。其实我心里很看重这份刊物，觉得它内容丰富，有行业掌故、版本鉴别、稀见珍本古籍、碑帖和革命图书文物介绍等；作者水平较高，大都是版本专家和书店的业务骨干。我也曾为这本刊物写过稿，我不无惋惜地对书店的同志说：“刊物只能停办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文化的春天来了！1979年在俞子林的提议下，同年8月《古旧书讯》又与读者见面了，当然还是属于内部刊物。后来由于市场上的各类刊物日益增多，到1989年12月，在出版了六十三期后就自动停刊。《古旧书讯》的来稿力求做到亲身经历、亲眼见到、亲耳听到的“三亲”，读者看起来觉得亲切、真实、可信、可靠，而且在图书行业里堪称是独一无二，许多专家学者、图书馆都愿意阅读、收藏这本刊物。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许多老前辈都还在世，于是这本刊物的编辑同志就尽可能地找到原来的当事人，请他们写回忆文章，如请施蛰存谈《现代》、赵景深谈《文学周报》、周全平谈《洪水》和西门书店、楼炜春谈天马书店、楼适夷谈《奔流新辑》、胡绳谈《抗战三日刊》、马荫良谈《申报》、章克标和林达祖谈《论语》、丁裕谈《上海周报》、尚丁谈《展望》等。并且还请一些知情人写发生在出版界的各种事件和人物轶事等。人们常说，一位老人就是一部历史。《古旧书讯》为抢救历史文化，为我国的出版史、文化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套书通过丰富、翔实的史料，反映了上海不同时期，尤其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化出版业的兴旺与繁荣。不只是一条文化街的成长，而是通过这条街的历史流程，竖起了中国新文化运动挺拔数十年的早程碑。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文化街云集了国内最有影响的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特别是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书店是1932年7月成立的革命出版机构，于1934年9月1日从桃源坊迁至福州路384弄；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分别成立于1936年和1935年，店址虽不在福州路，但都委托福州路436号《大公报》（上海版）代办部作为他们的代销机构；1948年三店联合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简称“三联书店”）。1949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确认，“三联书店与新华书店一样，是党领导下的书店”，“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起过巨大的革命出版事业主要负责者的作用。”“这个书店的工作人员，如邹韬奋同志等，做了宝贵的工作。”从现已编定的三本书的目录来看，编者是继承了《古旧书讯》的特点，大部分是作者“三亲”的文章，还有一些专家学者的文章，史料性强，看起来很有味道。无意中也为一些老作家的再现提供了平台。如女作家关露在2007年是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书里收了我的《关露同志与（女声）》、丁言昭的《介绍诗集（我歌唱〉》和刘华庭的《关露的两本书》（即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和中篇小说《新旧时代》），刚好成为一组悼念关露，表达我们敬意的追思文章。这本刊物能把以往几十年的掌故轶事发掘出来，与刊物编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例如沈松泉的文章《关于光华书局的回忆》和《光华回忆余话》等，史料价值高，但开始时作者没有实物资料，难以落笔。书店的负责人毕青查得1931年6月编印的光华书局书目后，迅速送给作者，才根据这些资料写了三万字比较全面的长篇回忆，后来又刊登在1991年6月《出版史料》第二期上，而作者在1990年3月病逝于天津。类似作者与编辑、出版人密切合作的例子还有不少。《古旧书讯》以积累书刊史料为己任，记录了很多文坛往事、书业掌故。古旧书业的经营传统，使文化街永葆书香特色，吸引国内外读书人、爱书人纷至沓来，流连忘返，淘得各自心爱的书刊，在客观上，传承了文化街的特色，提升了文化街的知名度，成绩蜚声中外。今天，上海城市发展已进入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期，根据中央对上海改革发展的总体要求，上海正在加快建设“四个中心”。经济领域的改革成果令人目不暇接，群情激奋。在文化建设上，也在贯彻科学发展观，创新思维，规划好整个上海国际大都市的文化建设蓝图，以文化建设的软实力，促进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这套书的出版，使我想起福州路文化街形成的动因与发展的历史过程，联想到我几十年来接触到大量的文化街的人和事，以及有关历史资料。我相信，这套书对于广大爱书、写书的读者来说，是一套非常有帮助的好书，对于海内外到上海来寻访昔日文化街往事的读者来说，也是一套带有导游性质的好书。 2008年2月12日
书业不是象牙之塔，也不是马路上吆喝的小商贩。书业的历史，关联着各时代的文艺思潮，社会风尚，以至政治上风起云涌的斗争。 书中一篇篇浓缩了的回忆、简史，让我们看到了文化街上一幕幕新与旧的交织，进步与落后的较量，为后人提供了许多可供说道的题材与历史的经验。
序一 序二 编选说明泰东图书局·赵南公和创造社——回忆在泰东图书局的几年 关于光华书局的回忆 《光华回忆》余话 [附]读《关于光华书局的回忆》 小伙计创业三部曲 我所知道的上海现代书局 回忆西门书店 我与西门书店 [附]上海西门书店的咖啡座 我记忆中的新月书店 出版《新青年》的群益书社 党指示创办的秋阳书店 太阳社与春野书店 夏公九十忆南强 记天马书店 回忆民智书局 回忆四书局门市部 关于湖风书局 关于水沫书店 关于“明日书店”的回忆 明日书店书目综述——并贺许杰先生九十寿辰 回忆光明书局 方东亮与群众图书公司 关于神州国光社的情况 鲁迅先生与北新书局 鲁迅与联华书局 费慎祥其人其事 《二心集》与合众书店 [附]《二心集》的出版经过生活出版合作社章程修正草案（1933年）现代出版史上的珍贵文献——浅谈《生活出版合作社章程》 关于《现世界》杂志和引擎出版社胡一声 追忆抗战前的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想起了艰苦的岁月——“孤岛”时期的上海生活书店 生活书店与国讯书店 从“兄弟图书公司”到“新光百货公司”——抗战时期生活书店店史片断 黎明前生活书店在上海的斗争 关于在台湾台北市设立三联书店的情况 解放前一家新型的邮购书店——记新生图书服务社始末 华夏书店始末 [附]记华夏书店经理韩近庸同志 回忆骆驼书店 “上海书报杂志联合发行所”成立前后一条输送革命书刊的秘密运输线《时代》、时代出版社和姜椿芳 “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简史 大中国图书局简史 金氏三兄弟与亚光舆地学社 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简史 [附]怀念诸度凝同志 杨朔与北雁出版社 上海棠棣出版社简史 关于“东方书社”的回忆 叶老和《国文杂志》、文光书店 我办人间书屋经过 储秣与东方书店 从新学会社到中国农业书局 百新书店概况 漫话戏学书局 国学扶轮社出版的几种书 包天笑办秋星出版社 关于“会文堂” 中美图书公司始末 申报馆的图书出版业务 清末民初苏沪书业之状况 从竹枝词看近代出版业的兴起 略谈上海的书业 1925年前的上海文化街 上海解放前的中小书店 解放前上海福州路（文化街）一览插页上海福州路文化街概述 上海古书业述略 上海过去之古书业 上海书肆回忆录 抗战期间的上海古书业 古书店从业记 上海书业公会史 民国上海书业“正心团”与色情小说之查禁 书业职工迎接解放和解放初期活动回顾 忆解放初期的上海新华书店 回忆上海联合出版社——上海解放初期教科书的出版与发行 回忆上海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 回忆上海书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编后记
我与西门书店周全平要问我“为什么要创立西门书店”？这不能不先从“我为什么要在1926年离开创造社出版部”说起。我为什么离开自己十分喜爱而且亲自参加创立的创造社出版部呢？又是以怎样的方式离开的呢？1926年春的一天凌晨，淞沪警察厅突然搜查位于闸北宝山路三德里A字十一号的创造社出版部及《洪水》编辑部，并捕去了叶灵凤、柯仲平、成绍宗、周毓英等四人。我和潘汉年因住在三德里B字二十二号，幸免被捕。后由中国济难会（即后来的互济会）阮啸仙及其他友人营救，不久即被释放。同年暑假中，一个在“奉天”（现称辽宁）沈阳当银行经理的表伯的儿子——我的表兄来上海，准备去美国留学，暂时住在我家（即三德里B字二十二号），谈起表伯知道我是苏州农校毕业，希望我能弃文从农，到东北去帮他经营大片荒地的开垦事业。 我因从有关方面获悉：淞沪警厅仍不能忘怀《洪水》编辑部的主持人，预感到今后在沪不能安然，不如趁此机会到东北去换一个新的环境。——这实在是我青年时期一个颇大的毛病：见异思迁，缺乏锲而不舍的韧劲。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离开创造社出版部的因由。 我又以怎样的方式离开创造社出版部的呢？我虽然决定去东北垦荒，但我自己考虑过，这并不会影响创造社出版部的存在及《洪水》的编辑出版。我们早就有明确的合理分工，各有专责。我离开后，在叶灵凤、潘汉年、柯仲平等小伙计的分工合作下，完全可以照常经营，编辑，出版。创造社出版部后来查封和被迫停业，是在我去东北垦荒一年之后。 我是信守个人行动应以不妨碍集体存在为原则的。我1926年去东北后，在嫩江边上的一大段荒地上，作出了一些成绩。但后来嫩江发了一次大水，把大段荒地淹了。当银行经理的表伯，一则为了酬佣我在荒地上的辛劳；二则在荒地水利问题未解决前，不拟再在原地让我继续经营；就打算为我成家，仍回上海老家去赓续从前已有一定基础的文化事业。那时才二十八岁的我，一时拿不定主意，就屈从了。于是凭表伯之命，媒妁之言，同比我小八岁，素不相识的陈宛若结了婚。 1929年早春在沈阳结婚，当年早秋即同回上海，准备赓续我的文化事业。那时创造社出版部已被查封停业，我失去了原来的事业基础。我的老家因避战祸，早已离开三德里B字二十二号，辗转搬到了法租界吕班路。但我还是很快就找到了旧友潘汉年，凭两个人的努力，编辑、出版了六十四开本的不定期刊《小物件》。因为形式奇特，内容切中时弊，笔锋又犀利而无所顾忌，所以才进入市场，一面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一面也就立时遭遇到查禁的厄运。而且也引起了老家中成员的不安。我想：要认真地赓续我的文化事业，一定要自己先有一个立足之地。 1925、1926年我能在上海滩立定脚跟，取得一定的收获，是和创造社出版部的创立分不开的。因之就有了一个需要自己来创立一个书店的设想。那时我的一个在师范学校教书的姑丈住在老西门里的阜民路，我有一次去姑丈家时，在老西门市口看到一家米店贴着召租帖子：楼下半问门面、二楼通联二问，还有一个亭子问和假三层。一问租价，并不算贵。当时我灵机一动，觉得把它租下来，开一个书店，虽然房子多些，但正可附带兼营我早有设想的书报邮售及新书推荐业务。这两个业务的设想是我在三德里A字十一号时就有了它的雏形。那时三德里有一个上海通信图书馆，它是公开向全国广大读者凭借邮递免费借阅图书的。我也常去借阅图书，近在咫尺，用不着通信，觉得这种办法对广大读者有利，十分赞同。这时正可乘自己独立办书店的机会，把这两个有利读者的办法实施起来，作为自己对新文化事业能尽到的一分力量。于是，西门书店及附设的上海书报邮售社、上海新书推荐社及西门咖啡就出现在老西门市口上了。（西门咖啡是应张资平乐群书店之请，并由他主动借给我四副茶座因而附设的，并不是我的初衷）。这一设想的实现，并不曾投入太多的资金。约来早已认识的徐耘阡、孟通如及堂侄周启勋；并由友人介绍丁君匀、蒋××为门市部的小伙计。1929年10月书店门市就开张了。既未招股本，也不需借款，全靠自己从东北带回来的垦荒酬佣及我妻陪嫁来的一部分首饰，就独自把书店撑了起来。 我和我妻陈宛若不久后也从法租界老家搬到书店为我俩新搭起的阁楼里。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创立西门书店的因由。它和离开创造社出版部的行为是息息相关的。没有1926年的离开，就没有1929年的创立。好不容易辛劳地创立了西门书店，实现了自己久已存在的设想，正可大展自己的抱负，为什么不久又轻易地离开西门书店呢？我记得书店开业后还不满一年（大约只有八、九个月吧），枇杷黄的时候，又从有关方面透露来一个确实的消息：不久淞沪警厅就要来拘捕我——过去《洪水》半月刊的主持人了。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恶讯！但在那个不说理的时代，这种恶讯，虽是意外，也在意中，宁可信其有。凭我的人世经验，感到非马上离开此地不可。于是，我和我妻商量，立即匆匆收拾好衣物行李，把店务交代给周启勋等，告诉他们这意外恶讯，要他们按照原来分工，各司其职，照常营业，勿必惊慌。我和我妻就连夜搬到英租界孟渊（或东方）旅馆。以后人事倥偬，波折尚多，但我却从此未再回到西门书店。这就是我轻易地离开西门书店的惟一答复。四如果说孟通如同志那篇刊在《古旧书讯》上的文章尚有不足之处，那就是我们相处的时间并不太长，不足一年。我当时嘱咐他们的只是我在书店经营业务上的独特方式，而所以创立书店的来龙去脉，未来展望，是不曾向他们尽情倾吐的。但通过他的回忆，我才知道，虽然我不曾向他们倾吐我内心的奥秘，但他们后来在书店的独特经营方面取得的成果，却大大地超过了当时我所期望的。实践出真知，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原载《古旧书讯》1982年第五期 ……
《百年书业》主要回顾了20世纪20至40年代上海众多知名书店的经营以及出版情况。《百年书业》不仅颇有史料价值，其中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至今读来仍有惊心动魄、荡气回肠之感。
无
书太沉了。内容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