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识小
2009-1
上海书店出版社
陈子善
213
无
书名“边缘识小”，似不能一目了然，也有点笼统，应该略作解释。“边缘”者，相对于“中心”而言；“小”者，则相对于“大”而言也。全书涉及的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含当代文学和港台文学)问题，不过，我所讨论的，并非文学史上的“宏大叙事”，并非当下学界关注的具有理论深度的中心论题，只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些并不重大的具体问题，只是我个人感兴趣的自以为有点意思甚至比较好玩的人、书、事，如此而已。 《边缘识小》分两辑。上辑是二00四年至今长短文字的汇编。只有一篇《香港(大公报>载鲁迅书简考》例外，此文是二十七年前的旧制，以前多次出书时均失收，差点被遗忘了，此次补入以示“不悔少作”。《签名本和手稿：尚待发掘的宝库》与《老舍二题》发表后，朱子南先生和朱铭先生撰文，或商榷或补充，感谢他们盛意之余，也仿前贤编订文集的惯常做法，把他们大作一并收入以供参考。下辑是二00四年至二00六年为《上海新书报》所作专栏“港台书缘”文字的结集，谈的虽都是香港台湾出版的文学书旧版本，贯穿其中的仍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不断思考。 我研读中国现代文学史，历来注重历史的细节，作家的生平、生活和交游细节，作品的创作、发表和流传的细节……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对法国年鉴学派的治学路向是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历史的细节往往是原生态的、鲜活的，可以引发许许多多进一步的探究。这册小书没有什么章法，之所以这样把一些看似不大相干的篇什集中在一起，目的也正在于此。至于能否“以小见大”，那就有待读者和时间的检验了。 除此之外，将近十余年来，由于我在张爱玲研究上作过一些考证，编过一些书，说过一些话，读者往往把我与张爱玲联系在一起，真是不敢当。其实我的治学兴趣大得多，除了张爱玲(当然，我必须承认，张爱玲一直是我研究的重点，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力求对现代文学作家和作品进行更广泛的探讨，《边缘识小》就是一个明证。这册小书与张爱玲无关。 自黄裳先生《插图的故事》之后，上海书店出版社陆续推出一套小三十二开精装本文史札记，作者大多是我尊敬的前辈和能随便谈笑的文坛好友，内容也都言之有物启人心智，而装帧的典雅尤为我所喜爱。现在《边缘识小》纳入这套别致的丛书，叨陪末座，倍感荣幸。 戊子仲夏于海上梅川书舍，时当耳顺之年。
本书分“史实抉微”和“港台书缘”两辑，“史实抉微”主要包括签名本和手稿：尚待发掘的宝库；鲁迅《死灵魂》题签本“出土”；闻一多集外情诗；赤子之心的最初体现；幽默大师萧伯纳闪电上海行；“赌博”小说和“影射”小说；小刊物，大价值等内容。“港台书缘”主要涉及到《海外奇谈》与绀弩佚文；顾一樵自订年谱和旧诗集；《知堂回想录》真正的初版本；各具特色的徐讦纪念集；夏济安的书及其他等。 本书是作者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钩沉之作，汇集了作者曾在报刊发表的序跋、书边小考等。全书分两辑，上辑“史实抉微”是2005年至今长短文字的汇编，其中有关于签名本、手稿、毛边本的研讨，三十年代萧伯纳上海闪电之行始末，对香港《大公报》所载鲁迅书简的考证，还有鲜为人知的闻一多的集外情诗等等；下辑“港台书缘”是2004年至2006年为《上海新书报》所作专栏文字的结集。
陈子善，1948年生，上海市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代文学资料研究中心主任、士尊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著有《遗落的明珠》、《中国现代文学侧影》、《文人事》、《捞针集》、《生命的记忆》、《海上书声》、《陈子善序跋》、《发现的愉悦》等。编订周作人。郁达夫、梁实秋、台静农、叶灵凤等现代作家的文集和研究资料多种。发掘张爱玲早期佚文多篇，编订《私语张爱玲》、《作别张爱玲》、《流言》图典本和“阅读张爱玲书系”等。
楔子史实抉微签名本和手稿：尚待发掘的宝库附录：也说签名本兼及王国维的签名本(朱子南)从吴其敏释“毛边本”说起《诗刊》毛边本始末鲁迅《死灵魂》题签本“出土”香港《大公报》载鲁迅书简考闻一多集外情诗朱自清的读书笔记老舍二题附录：“以诗还诗”(朱铭)赤子之心的最初体现自由，爱情幽默大师萧伯纳闪电上海行“赌博”小说和“影射”小说孤高的真情历史毕竟是公正的《爱黄裳》编者跋小刊物，大价值港台书缘《海外奇谈》与绀弩佚文独自走着自己的路的诗人易君左两书曹聚仁港版著作举隅一个女人的传奇《迷药》和《失鸣鸟》顾一樵自订年谱和旧诗集浮世作家群像“南苑文丛”三种胡适：攻击与纪念“扬胡抑鲁”的记录“萌芽丛刊”两种《知堂回想录》真正的初版本林语堂“无所不谈”各具特色的徐讦纪念集夏济安的书及其他
《诗刊》毛边本始末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五日，《诗刊》在北京创刊。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正式出版的第一种诗歌月刊，创刊号上又发表了毛泽东的《旧体诗词十八首》和《关于诗的一封信》（信的手迹用上等道林纸套色影印同期刊出），因此，“得到了热烈的反应”。据主编臧克家在《我与》中回忆：“《诗刊》创刊时，正在春节前夕，大街上排了长队，不是买年货而是买《诗刊》，这件盛事，成为文坛佳话。”副主编徐迟在 《庆祝二十五周年》中说得更为具体生动：“新华社发消息；《人民日报》和全国各报都转载《诗刊》上的诗词；王府井大街上的杂志门市部有史以来第一次为买一本刊物而排起了这样长的长队，编辑部收到的来信堆积如山，都是各地买一本刊物的读者写来的信和汇来的款。”当时读者对诗歌的迷恋，对毛泽东诗词的敬爱，对《诗刊》的热情，是我们今天难以想像的。 有意思的是，自创刊号起，《诗刊》有两种装帧样式不同的版本，一种是切边的报纸本，简称光边本，价三角；另一种是不切边的道林纸本，又称毛边本，价四角，内容则完全一致。《诗刊》创刊号首印五万零七百六十册，后来供不应求，又加印了五千册。现在还不知道光边本和毛边本各自印行了多少，只是可以肯定，毛边本的印数是可观的，因为它在读者中产生了不同的反响，引起了争议。 《诗刊》为什么要印行毛边本?创刊号“编后记”已作了明确的交代。“编后记”写得颇有气势，在强调“读者要求读到好诗，读到歌唱和反映生活的诗、精练的诗。我们希望今后能够团结、鼓舞全国的诗人们来创作出优美的作品，以满足读者的渴望”之后，就提出了制作毛边本的理由：
《边缘识小》是作者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钩沉之作，汇集了作者曾在报刊发表的序跋、书边小考等。全书分两辑，上辑“史实抉微”是2005年至今长短文字的汇编，其中有关于签名本、手稿、毛边本的研讨，三十年代萧伯纳上海闪电之行始末，对香港《大公报》所载鲁迅书简的考证，还有鲜为人知的闻一多的集外情诗等等；下辑“港台书缘”是2004年至2006年为《上海新书报》所作专栏文字的结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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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书店出版社的“精装小三十二开”系列版式统一，装帧精雅，作者名家高手云集，相继推出三十余种，成为近年文化书林一大亮色。新近推出的陈子善书话集《边缘识小》，封面选印两幅作家手稿，设计浸润一股悠然古意，惹人侧目，堪为佳制。书口一侧印徐志摩书信手迹，收信人梁实秋，写于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全信约排封面横幅半壁；紧挨着的知堂《〈书房一角〉新序》手稿，贯通书脊直到封底。徐志摩的字风流秀雅，流动散逸；知堂的字则清隽幽远，朴拙静美，两相排置，互映成趣。
陈子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方向教授、博导，同时也是一位淘书、藏书、编书、写书的著名“书人”。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关注不是黄河青山式的宏大叙事，却多是躲在故纸堆中“寻章摘句”式的钩稽考证---围绕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书籍版本、作家佚作、生平交往等，钩沉一个个被遗忘的琐碎新文学史料，辨析一个个被忽略、误解的细节话题；而写作也不是枯燥乏味的长篇大论，却多是短小清新的书话文字。对于这样一位博导教授，若此前未曾一睹“芳容”，很容易让人想象成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的严肃形象，然而“传说”中的陈教授却是好书成性，买书时不顾人家先行预定，在书店“强取豪夺”，并“强词夺理”仿照性骚扰罪给店员强加“书勾引罪”；在伦敦逛书店，仗着“洋鬼子听不懂中文”，敢于“用超高的分贝询问‘色情书放在哪里？’”的可爱形象。教授的威严不曾听闻，而像上面的“花边”逸事连同有人总结的“个子高，房子小；藏书多，收入少；年纪不小，心态不老；编书于帷幄之中，交友于千里之外”经典概括却早已不胫而走，传为美谈。
回到书中，《边缘识小》收陈子善二〇〇四年以来的书话、随笔，名“边缘识小”，“边缘”相对于“中心”，可以理解为不走中心路线，从侧面来切入研究现代文学史；也可指书中所谈不是现代文学史中的热门话题，而多是一些处在边缘，长期被冷落、忽略、甚至遗忘的人、书、事。所谓“识小”盖话题多细小琐碎，探研“并非文学史上的‘宏大叙事’”，“只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些并不重大的具体问题”。说到这里已可大概统略全书旨趣：具体而琐碎的细节。“我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历来注重历史的细节，作家的生平、生活和交游细节，作品的创作、发表和流传的细节……”，“历史的细节往往是原生态的、鲜活的，可以引发许许多多进一步的探究。”这两句话颇会我心，细节历来是一个不该忽视但往往容易被忽视的话题。文学史的魅力和趣味不在僵化于“主流”的一统天下制，更多的应在于涵容丰富性和多样性的真实，还原文学史的真实离不开大量丰富的史料积累和辨析，“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说史料》），史料积累、辨析正有赖于这些具体而琐碎的细节之功。
《边缘识小》书分“史实抉微”和“港台书缘”上、下两辑，各收文一十六篇。上辑谈人谈书，关注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边角细料”，如闻一多集外情诗的辨析，傅雷早期佚文的发现，萧伯纳上海之行始末的探究等。下辑以港、台文学书旧版本为话题，涉及人物聂绀弩、钟鼎文、易君左、曹聚仁、潘柳黛、黎烈文、顾一樵、孙陵、叶灵凤、高伯雨、胡适、苏雪林、赵元任、周作人、林语堂、徐迂、夏济安等，意趣依然不离现代文学史“细节”的考虑。
关注“细节”，细致的探究不容缺失。读这些的文字且不论其本身的细节，我最服廪陈先生探研的细致这一“细节”。开篇《签名本和手稿：尚待发掘的宝库》是篇讲演稿，关于现代文学史上的“签名本和手稿”早已为爱书人和收藏家所追捧，然而大多是图着一份风雅或投资居奇，于其研究上的实在价值和意义则不甚明了，这篇讲演稿对“签名本的涵义和类型”、“手稿的定义和价值”、以及“签名本何时出现”等附佐实例详尽梳理，最后提出“重视‘手稿学’研究”的严肃课题。这里有一个细节，陈先生为说明重视“手稿”研究的必要性而举刘半农编选的《初期白话诗稿》为例，该书为刘半农选辑所藏李大钊、周作人、胡适、陈独秀、鲁迅、沈尹默、沈兼士、陈衡哲等人在《新青年》时期写的新诗手稿编成。既是手稿，循着常理想来当是作家自己手迹，但是如果这样认为就不会有这么一个细节发现：其中收录的鲁迅两首诗，经陈子善辨析并非鲁迅的手笔，而是周作人所代抄。“如果你没看过手稿，又怎么会知道？而且从代抄这件小事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兄弟俩关系非常密切。鲁迅的文稿，他没有时间便由周作人代抄。我由此提出一个严肃的课题：作者的手稿应认真研究。”这确实“不仅是有趣好玩，而且还有很严肃的学术和文化意义”，但是这里我更佩服陈先生的细致。
《香港〈大公报〉载鲁迅书简考》别于其他文章，是写于一九八一年的旧作，此前多次漏收，“此次补入以示‘不悔少作’”，文章源于一九三九年十月十八日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在“鲁迅先生三年祭”特辑中发表的一封略去收信人，落款缺少年份的鲁迅佚信。一九七六年人民文学版《鲁迅书信集》和一九七九年文物出版社《鲁迅手稿全集》收录此信时均含混不清，前者编者推测信写于一九三五年，后者则编在一九三四年部分，而收信人均付阙如。陈先生从信件本身找线索，依据信中一句“此刻是一定都被封在店里了”，联系时代背景推断信是写于一九三五年，而其进一步论证则更见“精妙”，从此信所用信签以及鲁迅先生写信用签习惯，考证出“这封信写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四日无疑”；日期确定，收信人则只需循着《鲁迅日记》即可推出。“时隔四十二年”的“迷案”豁然清晰。整个过程有如清官剖案，从一个很小的线索，顺藤摸瓜，一步步走向“真相”。这样的功夫离不开对史实的熟捻，当然也缺不得可以摩查细节的这块“心版”（“心版”语见谷林）---细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十二》谈到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治学方法时，说“凡常人容易滑眼看过之处，彼善能注意观察，发现其应特别研究之点；所谓读书得间也”，这话用在陈先生身上恰也熨贴合适。
一篇篇文章就是一个个具具体体的实例，叙说着“细节”和细致的不尽深意。专注于细节，细致于细节，这是《边缘识小》之识小，也是拜读“陈书”的一大受益吧，我想。
看了该书学到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