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
2004-08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张晓春 编
316
无
“孤岛”沦落于日伪之手后，许多富有正义感和民族意识的文化人要么南下，要么搁笔，以示对于当局的不合作的态度。出版界和创作界自然一片萧条。当局者需要适当收敛一点那种“赶尽杀绝”的蛮相，让出一种文化的“中间地带”，以示宽松的氛围。而普通市民在反感、拒绝那种无聊和欺瞒的宣传之余，也需要一些有益的资讯来填充业已形成的认知空间。《天地》在这个当口出版，是恰到好处的。 然而《天地》必须有自己的立场。可以想象的是，它只能走“中间”，即对政治和现实保持足够的距离。它很少有什么时代特征，或谈掌故，或谈生活，即使是涉及民生，也不过是对于生活方式的考问。当然它也坚守自己的文化品位，和那些低级趣味的小刊小报找了一条清晰的线。它标举的是用文化的眼光看生活的理念。
撞 庵 甘和苦何 若 忆旧游秦瘦鸥 怀毛富刚班 公 谈西洋人的闹戏院吴昌生 新秋的话傅彦长 书莫读佥 忍 名流与风雅康 民 胖与瘦柳雨生 说学优实 斋 曾国藩与薛宝钗实 斋 谈窗逸 未 衬托者纪果庵 夫妇之道小 鲁 在吏言吏予 且 我之恋爱观胡咏唐 无白丁室随笔荛 公 沙滩马神庙张信锦 神鬼人小 鲁 吃潜 之 常与非常何 之 聪明与愚拙龙沫勋 女性与诗歌丁 谛 闲话商人(上)丁 谛 闲话商人(下)危月燕 谈山居瞿兑之 记城南张爱玲 谈女人晓 蝶 贞节堂王 橘 野蛮结婚何 默 说梦魏如蕺 书塾小记初 华 剃头卞子野 独身汉的话……
法国的戏院在当时的情形，和英国也不相上下。一七八四年舂，名喜剧家鲍马显（Beaumarchais）在巴黎上演他的名作《费加洛的结婚》。初演之夕，观众倾巷而来，展开了一场抢买票的激烈战争——用蛮劲冲进去了不少，向茶房重金行贿偷进门的也很多，原来戏要到晚上八点才开锣，而那些热狂的观众却从早晨八点起就挤在门口了，专等大门一开，便一拥而入。不少最高贵的女宾因为要谋一席之地，竟只得在后台进餐。有一封给俄国保罗大公的倌里，竟提起着“因为挤票，死侍役三人” 这个剧本实在讽刺时人太凶，所以在上演之前，鲍马显就大受攻击。匿名倌接一连二而来，警告他如果仍旧妄图上演，便要把他置之死地。鲍马显终于没有理睬，可是在上演那一天，却特为预先请了两个和尚饱餐一顿晚饭，然后带了他们一起坐在包厢的一个黑暗角落里看戏——他说是万一真给别人打死了可以马上有人为他诵经礼谶。 戏是演了，鲍马显倒并没有当场送命，却给法国的大皇帝抓了进去坐牢监！ 至于擘划周详，组织严密，存心要大大闹一下戏院的，却当然要算是一八二九年十月，在巴黎的法兰西剧院演出的那幕活剧了。 那时正是浪漫派和古典派短兵相接的时代。浪漫派的大师嚣俄正提出了他的“欧那尼”（Hernani）预备上演。“欧那尼”在思想上语言上都脱尽了古典派繁文缛节的拘束，正是嚣俄第一次大胆的向古典主义正式挑战。在古典派的老头子们看来，这真是离经叛道，罪大恶极；可是在那些正想摆脱一切束缚，力争思想自由的青年们目中，这就是解放，这就是自由。本来两方面早已积不相能，有了这一个导火线，自然争斗更是一触即发的了。 公演之前，正在热烈排戏的时候，就有一位古典派的密探，偷偷的躲在戏院里面，把台词全都偷听了去，所以在上演的前一天，竟会先有一本改头换面的“欧那尼”在外面也公演了起来，内容当然已经被故意弄得支离割裂，非常荒唐可笑了。可是这还只能算是主戏前面的一段序幕呢。 等到上演的那一天，订座之盛，可谓空前。浪漫派方面由诗人奈伐（Gerardd de Nerval）领导，事前先向戏院方面接洽妥当，弄好一批红色的正方形的票子，凡是他的部下，每人分发一张。其时他手下的阵容倒可以说是一时无两的，非常精彩——有小说家巴尔札克（Balzac），音乐家裴辽士（Berlioz），戏剧家小仲马，还有一位专门记述剧场情形的文人戈地哀（T．Gautier），其他诗人墨客，更是不计其数。这些“红票看客”在下午一点多种就向法兰西剧院开拔，沿路倒是浩浩荡荡，只是不能“匕鬯不惊”罢了：他们排队前进，打扮得真是五花八门，光怪陆离。戈地哀自己穿一件大红坎肩，灰绿袴子，挎子两边各有紫线一条，一直通到袴管。外衣是黑的，却用天鹅绒镶边；外面更罩一件宽大的灰色大衣，绿边却又是绿绸的。用一条波纹的丝巾绕住了他那粗肥的颈项，算是代替了硬领和领结。据他自己说是这件衣服象征着一种“新的勇气，新的活力”。别人的服饰也不比他差，有些很像军装，在外衣上装些长方形的钮扣；还有丝绒小袄，皮领，绸袖口，西班牙式的大氅，土耳其式的帽子……掘说是效法着古画中英雄们的打扮。他们的头发长得吓人，还有不少人留着长长的胡须——那时候的规矩是在鼻子底下留一撮小胡子都当作是大逆不道的。有一位作家甚至称那些浪漫主义的斗士们为“文化强盗”，从这个名字，我们也很可以想像出他们的那股蛮劲来了罢？ 当然，一路之上，大受攻击。泥块砖片，飞掷如雨，连臭烂的青菜都有人检起来作为保护古典主义的武器，巴尔札克的胖脸上曾受一击，这是史有明征的。可是这些好事之徒倒居然一任欺凌，并不还手。原来在马路上一打架就会拉到巡捕房里吃官司去，那么等会儿在戏院子里的一场精彩好戏便要演不成了。所以虽然四面尽是叫骂，我们的浪漫主义作家们却只当是耳边秋风。有一位诗人说：“一只无知的野犬对你狂吠，你何必便因而马上大发脾气呢？” 两点钟整，戏院的一扇边门开了，大家列队而入，先向四面搜索一下，看看有没有“奸细”；可是没有找到什么形迹可疑的家伙。时候早得很，离开好戏上场，还有五六个钟头呢。 于是大嚷大谈。口袋里挖出了火腿、腊肠、熟蛋，更有不知多少瓶的酒，一面吃喝，一面就说“欧那尼”真是一出人间希有的好戏。有几位早就把台词细细念熟，便一大段一大段的背诵出来，大家随声附和，争传佳句——时候也就在这些高谈阔论之中默默地过去了。 戏院中的蜡烛点了起来，人也愈来愈涌了，于是台下更喧闹起来。只要有一个美貌的女子出现，那些等了半天的浪漫派作家们便大声喝起好来。据说他们喝彩完全不凭衣饰的华贵富丽，倒是愈朴素愈捧得利害。 于是古典派的几位老先生到了，说也希奇，十个人当中倒至少有九个是秃顶的——都在前排坐定。四面分布着的浪漫派作家们便纷纷议论，院子里立刻就沸沸扬扬起来了。那些老先生们一看见那种奇形怪状的打扮，自然不由得不怒从心起；可是他们愈生气，我们的浪漫派便愈得意。戈地哀的红坎肩自然更是众矢之的，于是戈地哀马上就成为浪漫派阵营里最沾沾自喜的一个人。他在池子里坐得笔直，嘴角上挂着一丝满不在乎的微笑，有的时候还耸耸肩膀。风色不对就打，他是早就准备好了的。 大家正在剑拔弩张的时候，“净鞭三响”，开戏了。一开首几句就闹了起来。一个古典派文人在嚷： “这还算是什么诗！鸡零狗碎，真是斯文扫地了！”可是浪漫派就大声告诉他这正是新派诗的好处，告诉他“如果不配欣赏，还是免开尊口”。 戏里的皇帝说： “几点了？” 那宫人回答： “快半夜了。” 古典派便又大大的不以为然起来。他们说这样的随便应对，简直完全不成君臣之间的体统。应当说： “一天将要达到它的终点了。” 就合了侍臣奏对的口气了。浪漫派却就坚持着这是接近自然：“为什么好的文学必须矫揉造作呢？”于是争，吵，后来是连不堪入耳的话都骂出来了。一面嘘，一面叫，一面鼓掌叫好，“欧那尼”在纷扰中终于得到了空前的成功。 我们且看一位“当事人”写的倌罢： “我必须告诉你一点上演‘欧那尼’时候的情形。可真了不得！我们狠狠地打了一仗，组织严密，胜利空前！我们的头发才神气呢，我们就像是一群狮子！兴奋极了，简直想要犯些什么罪才痛快，亏得上帝慈悲，总算没出岔子。那本戏真利害啊！那样的大叫，喝彩，顿脚！法兰西剧院的椅子该隔了三年还能记起这一天。兴奋之余，差一点把房子都拆了下来1我们的灵魂中灭绝了一切的理性。我只听见一廾头便是热狂的彩声掌声，一直钊戏完……如果戏再长一点，我们都快嚷得嗓子要失音了……” ——你看，他们还好意思嫌我们的戏院子太闹！ 中国的社会一向是以“家”为单位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因为经济，政治，社会的变迁，这唯一的单位——家，已经大大的发生动摇了。这是一种不可抗力，其力之大有过于狂风暴雨。人们没有力量来维持这一个家，旷夫怨女的眼泪和呼声，已经不在家的屋檐下发出来而成为对社会的呼号了。许多父母看着年过三十岁的女儿找不着夫婿而无办法。许多年青男子因为所入不能养赡家庭而不敢结婚。许多丧偶的老年人因为原有家庭公财制度的破坏受尽了孤独贫穷的痛苦，就是富有的孀妇和鳏夫因为社会经济的变迁也都惶惶无所之了。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在什么地方看见那些美丽的鸳鸯蝴蝶，有之，也不过雨淋透了的枝头小鸟和那被风吹坏了的并蒂莲花罢了。 当我在风雨之夕独行在马路边，我想到写一篇《留香记》（《杂志》）。万分无聊的时候独自喝一点酒，就写了一篇《止酒记》（《杂志》）。我挟了书包走出了门，我想了一篇《埋情记》（《大众》），夏夜偶然听到笛声，就写出了《离魂记》（《大众》）。这些都是经过雨打风吹的人。老年有了这种情境愈加痛苦，所以我写了一篇《事亲记》（改名《赵老太》，见《杂志》）。中年遇着这种情形也不得不另寻别路以遂其生，所以又写了一篇《移情记》（《文友》）。记得《文友》的编者对于这一篇，还写了一个案语，说主角夏女士究竟是否为道德的，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他的话真是一点儿也不错。这里他暗示了我们社会道德与个人道德的冲突点。 社会道德，早巳随着经济政治的变迁而改变了。在我写《小菊》的时代，决没有写《两间房》时代那样不但要“双宿”，而且还要“双飞”的思想。如有之，必自认为“妄”。到了《两间房》的时代，回看纠、菊》，只有“双宿”，不许“双飞”。只能有多方的幻想，不能有二重恋爱的行为，又要认之为“迷”了。主张“双宿双飞”的人，看着有“各自飞”的事实，必斥为“狂”。今日喜欢“各自飞”的，回看往日“双宿双飞”在最适宜的环境中，必又目之为“迂”了。 受了生活重压的人，求生的急切当然是毋庸讳言的事实。在求生急切的情境中，不抱着“得过且过”的思想，即不能一日活。所以“恋爱不过就是那么一回事，结婚不过就是那么一回事”的思想，也就随之而生了。在从前，婚姻是一件终身大事，焉得不谨慎将事。如今，婚姻已经成为生存手段，焉得过事挑剔，来关闭自己幸福之门？这一种变迁不能说是不大，更不能说和以前相差不远。婚姻如此，恋爱的方式，手段，性质，结果，遂亦不得不和以前不同了。 我照着这种想法，大胆地写了《拒婚记》（《大众》）、《说梦记》（《大众》）、《执柯记）（《大众））、《怀春记》（《大众》）。这里面的男女，不问是老的少的，关系都很微妙。虽然都是一些“纸剪人物”。“纸剪人物”并不迂腐：也不狂妄，也不糊涂。他们都随着时势环境的推移，亦庄亦谐的走上他们不能不走的路。他们没有功夫顾到路边人对他们说些什么话》 这时代的生活方式是不是如此呢？我不敢说。这时代的恋爱是不是如此呢？我的小说已是如此写成了。见智见仁，知我罪我，本应依诸贤明的读者的，我又何必再多说上许多话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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