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学派人物评传
2007-11
广陵书社
赵昌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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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学术史上，清代学术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云：“在我国，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有清二百六十八年，主流学术是以经学为核心的朴学。扬州学派，则是清代学术史上最重要的朴学流派之一。在《清史稿》和《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中，扬州学派朴学家得以立传者有汪中、汪喜孙、王念孙、王引之、任大椿、江藩、阮元、焦循、朱彬、刘台拱、刘宝楠、刘恭冕、凌曙、刘文淇、刘毓崧、刘寿曾等三十余人。如果把该学派扬州籍先驱者和异地成员计算在内，则远不止此数。在清代学术诸流派中，群星璀璨臻于此境者，殊为罕见。十八世纪扬州学派之兴盛，实非偶然。除了清代中叶全国政治相对稳定、经济发展较快、学术趋于繁荣这个大背景之外，与扬州区域经济、文化的特定条件亦密不可分。在清代，扬州是全国最具有经济活力的区域之一。徐谦芳《扬州风土记略》说：“扬州地势平衍，民性纯善，四野之民业农，四郊之民业圃，沿江各洲之民业商，傍海之民业渔盐，自昔以富庶称者以此。”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勤劳、智慧的扬州人民创造了异常丰厚的物质财富。清代扬州的支柱产业。一是盐业，一是运输业。在乾隆年间，仅“淮盐正课”一项上缴国家的银两即达四百万两之多。所以，当时人曾经感叹：“两淮岁课当天下租庸之半，损益盈虚，动关国计。”（《两淮盐法志》）而运输业，据《钦定户部漕运全书》记载，自顺治年间开始，通过扬州转输的漕粮多达三百二十万石左右，约占全国漕运量的八成。盐运，在全国也占有举足轻重的份额。发达的区域经济，是扬州文化事业发展的保障。柳诒徵《江苏书院志初稿》记载：“两淮盐利甲天下，书院膏火资焉。故扬州之书院，与江宁省会相颉颃，其著名者有安定、梅花、广陵三书院。省内外人士咸得肄业。”当然，区域经济对文化事业的支撑，绝非只此一端。扬州还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其学术渊源之深远为世所公认。西汉董仲舒曾任江都相，其思想在当时和后世产生重大影响，亦开创扬州一地之学风。隋唐扬州籍学者曹宪、李善研究《文选》，形成了名震京师、影响及于全国的“文选学”。南唐广陵人徐铉、徐锴兄弟校正《说文解字》，援引精博，小学家罕能及之，被学界称为“大小徐”。宋代海陵人胡瑗精通经学，开理学之先声。并以富有新意的“苏湖教法”显著地影响了全国的文化教育。安定书院之命名，寓有纪念和继承这位先贤的美意。正是因为拥有这样的经济基础和文化传统。扬州学派才可能在清代跃然问世。扬州学派在许多方面都有卓越成就。传统的经学研究，以清代为总结阶段。阮元主持编纂的《皇清经解》、《经籍籑诂》、《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对于综理经学文献，推动朴学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中华书局精选清人十三经注疏二十四种，其中扬州学派的著作有六种，占四分之一。这不妨作为评估扬州学派经学成就的一项指标。传统小学，以清代为高峰。戴震、段玉裁、高邮二王为其杰出代表。尤以高邮二王在诂释古代虚字等方面的成果与方法，影响深广，即便在现代也被学者奉为圭臬。诸子学在乾嘉以后走向复兴。汪中研究《墨子》、《老子》、《荀子》及贾谊《新书》，见识卓尔不群，开风气之先。扬州学派在文学、史学、地理学、数学、金石学等方面的实绩也斐然可观。王国维通观有清一代学术，尝谓清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晚清之学新。证之扬州朴学家之事实。这是不刊之言。独特的学术环境和学术渊源，赋予扬州学派鲜明的学术特征，概而言之，就是张舜徽先生所说的“通”字。这种“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讲究训诂考据与义理的贯通。扬州学派学者把考据训诂视为治学的根柢、通经的桥梁，他们反对臆说，使用朴学的方法，对古书旧义作有条不紊的组织，实现文字训释的融会贯通，对经籍的诠释作出巨大贡献。二是坚持“道”与“艺”兼重。扬州学者求为“通儒”，其重大成就和突出长处，在于不仅致力于发明古经之本义，还大力发明和发扬早期儒家重视实用之学的传统。阮元轻看“世之习课条而无学术，守章句而无经世之具者”，推崇顾炎武以“经史”之学统“经济”之学。汪中之为学，视野开阔，经学、文学之外，兼擅史学、文献学、舆地学；焦循著《加减乘除释》等数学著作、《李翁医记》等医学著作、《北湖小志》等史地类著作、《花部农谭》等文艺类著作；阮元著《畴人传》，系统记载天文算法方面的科技人物和创造发明，都具有自觉的致用意识。三是重视“日新”，反对“据守”。为时代变化所感，扬州学派学者多具有注重发展变化的理念。焦循无论是阐明性理、讨论经学，还是教诫弟子，都经常强调事物之变化不居、前进不止。他不独对古人之说不轻信盲从。对当时学术界以考据、汉学、宋学相标榜的习气，也予以尖锐批评。自清末以来，学术界对扬州学派的研究未曾中断。有学者统计，自1900年至1993年，已刊的扬州学派研究论著多达四百余篇（部）。最近十年，扬州学派研究愈加活跃。海内外都有高校和研究机构立项研究扬州学派，海峡两岸多次开展学术交流，举办专题学术研讨会。扬州市和扬州大学的专家学者还发起成立了扬州学派研究会。我们认为，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深入研究扬州学派的积极意义愈加彰显。其一，研究扬州学派求真务实、通经致用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及其在促进中国学术风气转变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有助于正确认识扬州学派应有的学术地位，完整把握中国学术发展的历史进程。其二，扬州学派学术成果众多，但是利用远远不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少文献藏之深闺，世所罕见，深入发掘、研究扬州学派文献，无疑有益于促进学术事业的繁荣。其三，扬州学派学风优良，笃志博学，躬行实践，求同存异，不事张扬，展开对扬州学派的深入研究和普及宣传，有助于矫正今日学坛浮躁之气，对学人为学，乃至对政要为官和普通百姓为人，不无启迪。其四，海内外学界对扬州学派研究具有很高的热情，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共同做好扬州学派研究这篇大文章，有助于促进学术交流，扩大城市影响，提升城市形象。目前，扬州学派文献整理与出版工作虽已取得可观的成绩，已经刊行的扬州学派代表性论著有数十种，这是开展研究的良好基础。但是依然存在诸多不足：扬州学派不少文献绝版已久，稿本、抄本未经刊行者尚多。已经出版的文献，以收人大型丛书影印出版者居多，学者购藏、利用均有不便。经过整理的文献，还存在校点不密等缺陷。总之，扬州学派文献的整理与出版，离系统、完善的目标，犹属任重道远。这种状况，势必制约扬州学派研究的推进，对于扩大扬州学派学术的传播尤为不利。有鉴于此，我们筹划整理、出版《扬州学派丛书》。本丛书包含清代扬州学术名家的文集、扬州学派代表人物评传和扬州学派研究论著三大部分。其中，学术名家文集初步拟订书目如下：王懋蛇集、朱泽沄集、陈厚耀集、新编汪中集、王念孙集、王引之集、任大椿集、刘台拱集、江藩集、阮元集、焦循集、凌廷堪集、黄承吉集、凌曙集、陈奂集、刘文淇集、刘宝楠集、汪喜孙集、陈立集、柳兴恩集、朱彬集、刘恭冕集、成蓉镜集、刘毓崧集、刘寿曾集、刘师培集。在上述各家中，王懋豌、朱泽沄等人不是“隆汉贬宋”规范意义上的朴学家，但是，他们作为扬州学者，在学行与学风方面都是本地后学之楷模，因此不拘汉宋而收录其文集。凌廷堪、陈奂、陈立、柳兴恩虽非扬州籍学者，与扬州学派诸大师却存在学统相承的关系，因此不拘籍贯而收录其文集。其人物评传亦拟同此。研究论著则以新成果为主。这样确定书目，其利弊得失如何，欢迎学界同道讨论、赐教。为节用人力、物力，对上述各家文集，已有辑录较为完备、校点较为精当的文本问世的，暂以存目方式处理。应邀参加《扬州学派丛书》整理、编著工作的群体，主要由扬州大学和扬州市的专业人员组成。其中有德高望重、学养深厚的老一辈专家，也有基础扎实、勤奋好学的中青年学者。系统地搜集、整理扬州学派文献，并与海内外同道协力推进扬州学派研究，这是大家共同的心愿。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的过程，也就是创造灿烂的当代文化的过程。我们深信，在整理研究扬州学派文献的实践中，认真总结、吸取前人的成功经验，充分发掘、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必将有力地促进当代扬州学者群体发展壮大和学术事业欣欣向荣。历史正在向前发展。今天的扬州，正处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加速期。扬州地区经济建设的进步，为扬州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日趋优越的条件。包括学术文化在内的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对扬州社会的文明进步也起到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扬州是饮誉中外的历史文化名城。让扬州的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无论是从文化层面还是从经济层面看，扬州的传统文化都是建设新时代文化名城的重要资源。因此，整理扬州学派文献，研究扬州学派，钻研的虽是古书，从事的却是面向现实和未来的全新事业。
《扬州学派人物评传》主要约请当代扬州学者黄继林、王章涛、赵阳等人联合编著，涉及高邮王氏父子、汪中、宝应刘氏、凌廷堪、江藩、焦循、阮元、仪征刘氏等扬州学派人物，介绍评价其生平、主要学术成就等，书后附《清代扬州学派人物年表》。
扬州学派丛书序前言高邮王氏父子评传汪中评传宝应刘氏评传凌廷堪评传江藩评传焦循评传阮元评传仪征刘氏评传清代扬州学派人物年表
清代乾隆、嘉庆两朝，是中国文化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过去旧史家称之为清代学术的黄金时代，在整个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中国传统思想和近代思想结合的时期，起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它既是中国封建文化总结的时期，集大成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转变的时期。这个时期，人才林立，产生了不少杰出的大师和思想家，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基础性的研究和总结；从文字声韵、训诂校勘人手，也就是从“小学”入手，对传统文化典籍做了大规模的基础性整理，巨著矗立、成绩斐然，达到了前无古人的水平，给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遗产。若不是乾嘉时期这一大批学者们的辛勤劳动，许多古书我们今天就读不到或读不通；乾嘉学者们的工作，从形式上来看是复古，但实际上是在向前探索，寻求新的道路。在乾嘉时期的诸多学者中，扬州的学者，像阮元、焦循、汪中、王念孙和王引之父子等一大批人，继惠栋、戴震之后，他们用严谨、朴实的学风，集吴、皖两派之长，以文字为基点，从音韵人手研究学术，汇吴学之专、皖学之精而为通学，把清代乾嘉之学发展到了顶峰。这一批扬州学人被誉为“清代汉学的中坚”。高邮王氏父子和王念孙的同门好友、曾在扬州求读的段玉裁成就最大，取得了划时代意义的业绩。王力先生在《中国语言学史》里说：“王氏在训诂学上的贡献是巨大的。如果说段玉裁在文字学上坐第一把交椅的话，王念孙则在训诂学上坐第一把交椅。世称‘段王之学’，段王二氏是乾嘉学派的代表，他们的著作是中国语言学走上科学道路的里程碑。在他们的研究工作中，有许多好的东西是值得我们继承下来的。”一、王氏父子的生平王念孙，字怀祖，号石。生于乾隆九年（1744），卒于道光十二年（1832），享年八十九岁。王引之是王念孙的长子，字伯申，号曼卿。生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卒于道光十四年（1834），享年六十九岁。王氏父子生于书香世家。王念孙的祖父王曾禄，一生以讲学授徒为业：父亲王安国，字书城，号春圃，是一位严谨方正的学者，精于三礼。王安国生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卒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享年六十四岁。王安国在雍正二年（1724）中进士后，拜见相国朱轼，相国对他说：“学人通籍后，惟留的本来面目为难。”朱相的话不仅对王安国教育很深，对王氏一门都产生了影响。此后王安国立身行事都以此为准则，为官清正廉洁，为人刚直不阿，历官翰林院编修、侍讲，广东学政，左佥都御史，都察院左都御史，直至兵部、礼部、吏部尚书，“由巡抚人为尚书，衣食器用，不改于旧”；中年丧偶，不续弦、不纳妾；饭后公余，不理杂事，潜心学习，深研经籍。王安国的品格又是王念孙父子学习的楷模，并成了世代相传的家风，成为支配他们一生专以治经为务，不染世事的脊梁。王念孙出生时，祖父王曾禄已年逾七十，父亲王安国也已年过半百，祖父望孙心切，所以赐名念孙。王念孙三岁时母亲去世，于是就跟随父亲生活在京城，同时学习经史典籍。由此也奠定了他的幼学基础。而王念孙聪敏过人，在襁褓中就能识得二十多个字，四岁时能读《尚书》，而且是矢口成诵。父亲教他读书都是口授，往往只要念上几遍，他就能背得烂熟。七岁那年，王安国奉命外出办案。担心王念孙年纪小，留在京城没有人照料，就把他带在身边。案件查清后，一同去的官员起草奏章，怕其中援引经传的部分有误，就来询问。当时已经很晚，王念孙也已睡熟，但听到询问后竟然应声而诵，并且一字不差，同去的官员惊叹不已。他八岁能写文章，作史论，而且很有见地，被当时儒士贤达誉为神童。王念孙十岁时就读完了十三经，并旁及诸史。乾隆二十一年（1756）。王念孙十三岁时，王安国以隆重的仪式聘请当时留寓京城的戴震为家庭教师，给王念孙讲授儒家经典。戴震，字东原，安徽休宁人，学识渊博，造诣高深，有“天下奇才之称”。戴震留寓北京时以自己的学问见识赢得了当时学界不少名家的赞颂，因而“名重京师”。有这样一位大学者当老师，使得王念孙学业有很大的长进，尤其在文字、声音、训诂方面日益精进。戴震的交游很广，纪晓岚、王鸣盛、王兰泉、朱筠等这些著名学者都是戴震的朋友，他们也成了王家的常客，这对王念孙也很有帮助。乾隆二十二年（1757）正月初八日，王安国病故，年仅十四岁的王念孙扶柩归里。在高邮，王念孙又在同邑翰林院侍讲夏啸门的门下，专心读书求学，没有其他的任何爱好。年纪虽小，却很老成，写的文章文笔老练，理法精熟，甚至超过了老师。夏啸门十分器重他。曾在他的文章后面写道：“子当如孙仲谋，令人不胜叹羡。”后来王念孙应童子试、第二府院试都获得第一。府试的前几年，王念孙做过与这次府试考题相同的文章，考试结束后，夏啸门问他，你还能记得几年前写过的一篇文章吗？王念孙回答。记得。于是拿来纸笔，默写当时所写的文章，居然一字不差，连夏先生改动的地方也一一吻合。在场的人无不称奇，夏啸门经常与别人谈这件事，并以有这样一位学生而自豪。当时的主考官刘文清也十分欣赏王念孙的文章，经过扬州时还特地向两淮盐运使卢雅雨举荐了王念孙。卢雅雨是一位盐官，同时也是一位学者，他在扬州任职期间，为繁荣扬州的文化事业做过不少好事，得知王念孙的情况后，十分高兴，连声称道。乾隆三十年（1765），乾隆南巡，这一年王念孙二十二岁，以大臣儿子的身份迎驾，并献上颂册，乾隆赐他为举人。从此，王念孙更专心致志地求学。这一次迎驾，王念孙结识了李惇、贾田祖，在相处的日子里，成为好友。当时还有一批在学术上很有研究的学人，不过无法见面，王念孙就经常与他们书信往来，讨论学术。就这样与汪中、刘台拱、任大椿、程瑶田等也成为没有见过面的好朋友。第二年，王念孙来到北京，见到了江永的《古韵标准》，读了以后才知道顾炎武把古韵分为十部，但又觉得古韵分为十部不太贴切，还有很多罅漏。回到家乡以后，取出《诗经》，反复探讨，又认为江永所分的十三部仍然不太完善，于是研究古韵。乾隆三十四年（1769），王念孙又到了北京，经常向朱筠请教学术问题，谈论六书精义。王念孙又以高价买到一本毛刻北宋本《说文解字》，准备回家后研究文字学，写四本书，用来与顾炎武的《音学五书》相配。他把这种想法告诉了好友李文藻。乾隆三十七年（1772），王念孙在北京与刘台拱相见。乾隆三十七年（1772），王念孙前往安徽，住在当时任安徽学政的朱筠家中。这次在安徽见到了过去只有书信往来的汪中，两人在一起共同研讨经义小学。在安徽，王念孙还为朱筠校定汲古阁本《说文解字》。乾隆三十八年（1773）的冬天，他随同朱筠回到北京，住在朱筠的寓所“椒花吟舫”。乾隆四十年（1775）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同年冬乞假归里，独居“湖滨精舍”，穷搜博采，研治群经。
《扬州学派人物评传》由广陵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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