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传
2010-1
山东画报出版社
止庵
315
300000
无
传记属于非虚构作品，所写须是事实，须有出处；援引他人记载，要经过一番核实，这一底线不可移易。写传记有如写历史，不允许“合理想象”或“合理虚构”。这本《周作人传》自不例外。如此，虽然难以写得热闹，却不至于信口胡说。我只打算陈述事实经过，无论涉及传主的思想，还是生平；容有空白，却无造作。至于自家看法，不管与他人相同或相异，均属一己之见。
止庵，原名王进文，一九五九年生于北京。学者，散文家。著有《樗下读庄》、《老子演义》、《神奇的现实》、《苦雨斋识小》等，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三十六种），主编《苦雨斋译丛》（十六种）、《周氏兄弟合译文集》（四种）。
自序第一章 一八八五第二章 一九○六第三章 一九一一第四章 一九一七第五章 一九二三第六章 一九二八第七章 一九三九第八章 一九四五第九章 一九四九-一九六七结语参考书目重印本后记
《周作人传》是一部资料翔实、广征博引、澄清疑问、原还真理的传记作品；一部冷静分析、深入探讨、客观论述、充分说理的研究著作。一条走近周作人这位充满争议却又难以忽视的历史人物的最佳途径。兼具可读懂、知识性、学术性作者最新修订，精装典藏版本。
无
止庵是个很有智慧的作者，看过他几本书后，对其作品的质量就没再担心什么了。至于《周作人传》，我觉得，从文笔来论，是挺精致的，虽然略有几处排印错误，但是我还没见过有哪本书没有错误的，这点没什么好说的了。另一个，这本书的资料很全，而且作者的角度也很客观，一切论述从材料出发，是颇值得一看的。其他就不多说了，可以到网上搜搜相关评论。至于发来的书，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在当今，欣睹还有止庵这样的学人。止庵整理和编纂的周作人书系，对于过去和将来，是不会再有的了。止庵和周作人之间有一种恩情的关系。因为止庵，普通读者得以睹周全貌，所有的读者都应该感谢止庵。周作人大师的作品，将现代汉语的水平推至成熟的高度，迄今，周的作品，代表着现代汉语的高度（另一个人是张爱玲）。周的美学，是属于过去中国和未来中国的，虽然它不属于当代中国。假以时日，我们中国文学一定会出现这种从传统中来的美。谢谢止庵先生！另，止庵先生所编《枕草子》是周译作品一个特殊的文本，不能广为发行（单行本），是中国文学的大损失。止庵先生若能在百忙中看到此信息，还望考虑此功德无量之事。少有读者会花一千多块钱，转为《枕草子》而买一套编号买的书。虽然止庵先生有洁癖，但发行单行本，与洁癖并不冲突。
文章严谨，内容翔实，堪称周作人传的最佳作品。
看过钱理群的《周作人传》，大家手笔。止庵的《周作人传》，没有钱的有气势，文笔倒有些周作人味，可以慢慢品味的涩味吧。
书正版，一个月时间断断续续看完，感慨万千，对于我们这些要批判的继承传统的现代人来说，周作人那个年代的人们是我们绕不过去的丰碑。
原来周作人是个这样的人啊
当时是为了写论文买的，看了之后很喜欢，可以和钱理群先生的结合起来看看
更佩服止庵老师了～ 而且就书的出版质量也很不错。
止庵最好的一本书。
止痷先生所著，内容丰富，考究广泛，值得推荐。
喜欢周作为的为文笔调作者引用材料还是很详实的确实有“理解之同情的”的效果
在钱理群和止庵的《周作人传》中我选择了止庵先生的，就是因为看中了止庵严谨的态度。书送来之后看了看，的确很不错，只是封面被压出了痕迹，这点有些遗憾
一部冷静分析、深入探讨、客观论述、充分说理的研究著作。
让传主“夫子自道”，也是写传记一法。开头尤其妙。
喜欢周作人
一直想买的一本书。未读，有机会找时间一定认真读一读
文学性一般，但更贴近历史，钱理群先生有一本周作人传，建议看看
书刚收到，还没来得及看，不过对外观书的质量非常满意，暂给四个星。
一介文人，身不由己，卷入纷争。惜之、怜之
rt，蛮影响心情的
应该是本好书，本来是个好人。建议40岁后再看。
对比其他传记和研究资料，没有发现有新的创见和资料，虽然作者不以前者为怀，但所谓只陈述事实却也不易，不知有了周作人那么多的谈往文章、日记和书信，这部传记的价值就在于整合乎？
正在看，需要慢慢看才行。里面很多引用，大部分非白话文，作者态度公正、客观。看了一小部分大致上能了解一些周作人。
我还没有仔细阅读，应该不错的书
笔调似乎跟着主人回到了那个年代，灰暗沉重。看了一百多页，还是看不下去了。觉得章节段落太长，显得滞涩。而且大量引用文章、报刊名，国外人名佶屈聱牙，情节不引人，只是照片还有些新鲜感。主人的样子很像日本人。
精装的装帧不错。怪的是2版2印，1-7000. 止庵下了极大的考据功夫，注解引述资料极难得，作者取舍自有其道（引用了许多知堂自述与爱知堂文笔人士的陈述表白），笔法仿夫子著春秋，看后可给3星。 举例： 止庵说，鲁迅祖父科场案“交给苏州知府去查办，知府王仁堪想含糊了事，说犯人素有神经病，照例可以免罪。可是介孚公本人却不答应，公堂上振振有词，说他并不是神经病，历陈某科某人，都通了关节中了举人，这并不算什么事，他不过是照样的来一下罢了。” 张建智考证鲁迅祖父科场案，“苏州知府王仁堪(可庄)即是王世襄之伯祖。我因撰《王世襄传》，王老曾向我提供诸多王仁堪史料，如《王仁堪公行状》，生平如下:“王仁堪公(1849－1893)，字可庄，一字忍安，号公定，福建闽候县人……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年)三月，赴镇江府任……光绪十九年(1893)七月，公调苏州知府，受代之日，士民遮道乞留。但公到苏，即病泄泻。十月十八日晚，赴江苏粮储兼分巡道约，在道署晚餐归，已亥时，初觉体不适，肚下涨，痛特甚，夜不能睡。至次(十九)日，痛更甚，汤药吐尽。延至次(二十)日时竟弃世。时光绪十九年癸已(1893)十月二十日子时逝世，享年四十五岁。” 王知府行状，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于《王苏州遗书》十二卷行世。由此可见，王...仁堪由镇江至苏州，仅三月，暴病而逝，他不可能是鲁迅祖父科场案之审判官。原因有二:一是王到苏不久即病，与科场案审期时间对不上。另读《王仁堪传》，其一生为官清正、耿直，当年慈禧太后修颐和园，王直奏朝廷力阻(时年四十岁，见‘福州地方志编篡委员会’，1989年)。所以，若鲁迅祖父一案移至苏州，由他为主审官的话，或许不会如止庵《周作人传》中所云:“知府王仁堪想含糊了事，说犯人素有神经病……”说如此庇护之话。 鉴上小考，鲁迅祖父周福清(介孚公)科场案庭审，应在杭州。而苏州暂拘的，应是鲁迅祖父周福清之仆人陶阿顺。介孚公是杭州自首的，于时间尚后，故更不可能由王知府去亲审。此案后经杭州府知府、浙江藩臬两司(即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会审，后定案。时间是十一月中旬(12月17日左右)，周供认不讳。” 阅读更多 ›
止庵先生的书，大爱！字字珠玑。这不是一部可以看见周作人站立在窗前说了什么的描摹性的想象，而是一部是具体史料剪裁出的周作人的历史图像，孰优孰劣，读者自知！
很喜欢，真的很不错。
传记就应如此严谨的写。有出处、有依据、有想法。
书到手的时候，两个书角已经有明显被压过的痕迹，不知道在仓库里被虐的还是邮递员，可惜可惜。
名家名作，已经买了止庵编的自编辑1、2
有自己的特点，比较扎实
中国的传记总是戏说＋抒情，相比之下，《周作人传》所用材料都有出处，作者的态度冷静，是传记写法的正路。
尚未读完。不过可肯定是一本用心用功的优秀传记。作者腹笥既广，搜罗亦勤，也怀理解之同情。印刷装祯亦好。
本书极见作者的考据和资料取舍功力，尽量客观的对传主思想历程进行了爬梳，堪称十分难得的严肃的传记。
说实话不太喜欢止庵。读这样一本书，就仿佛与一个人对坐。严谨，却有些冷膜。书，的确是好书。一句废话都没有。
一个汉奸，这一点永远改变不了。
因为意识形态，这位鲁迅先生的兄弟周作人很是被压了几十年。时代总是向前走，历史总要归于真实。
止庵的名作
《周作人传》（止庵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
关于周作人的传记，坊间已有不少。如我读过的就有钱理群的《周作人传》、孙郁的《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雷启立的《苦境故事：周作人传》、舒芜的《周作人的是非功过》等等。周氏兄弟是中国现代文坛的“绝代双骄”，而在随笔写作上，周作人更是独一无二。止庵此书，放在众多的周作人传记里并不掩其特色，恰如作者所云：“本书的侧重点与一般生平传记亦有不同。”《周作人传》文字清通可喜，深得知堂笔法，让人耐读。止庵关注的是“周作人的思想的发展脉络和表述过程”，而且其作多引用知堂作品原语及日记，而少写作者主观之发挥，此所谓“所写须是事实，须有出处。”想要猎奇者，未免会大失所望。然而，我个人却非常喜欢这本传记，更欣赏止庵的写作态度：“我只打算陈述事实经过，无论涉及传主的思想，还是生平；容有空白，却无造作。”很多读者把周作人定位为一位闲适的小品文作家，止庵为周作人作传，首先即还原了周作人的思想者的本来面目。
周作人的投伪，被视为大德的堕落，人品已无从谈起。更有刺客曾经潜入八道湾，企图置之于死地。究竟何人所为，无从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行刺者必定以民族大义为宗旨，欲除奸耳。
大节的亏损，以及意识形态的作用，便可看到完全相反的评价：一个成了无产阶级的代言人，一个则是万恶不赫的大汉奸。不免令人心中生疑，这是周氏昆仲的真实面目否？
兄弟二人都从绍兴起步，都在三味书屋就读，都到日本留学，都看外国小说，都读佛经，从经历和知识结构，何等相似。除去性格的差异之外，我觉得，其实彼此的分野没有那么大。
既为思想家，又为文学家，他们便不只是属于绍兴周家，他们成了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属于全中国，后人的评价与操纵，他们无从把握。
周作人之投伪，大约有其深刻的背景。
从感情和经历上，他是典型的亲日派，日本通过变革的方式，实现国富民强，在日本留学的亲历，让他看到这个国家生机勃勃的活力，而眼下中国的虚弱，则让他对抗战充满悲观。在他的主张中，“和”大约是最好的选择。
当然，还有家庭元素，他有一个强悍的日本妻子，有一大家子人口，倘若搬迁，费时费力，假若妻子主张不搬，又觉得日本人来后自家安全可保之情况下，选择不搬家亦在情理当中。
而选择与日本人合作，也是在这两个前提下的结果。
周作人持消极人生观，民族大节问题上，怕亦是他考虑长久的问题之一。但终于接受邀请，担任伪职，必定历经长久的心灵煎熬。他之后来为自己开脱，有保护校产和学生之心。但也终于洗不清那汉奸的烙印。
假若是太平世界，他大约躲在书斋里，每日喝茶读书，过避世的生活，拿点稿费足够养家了。
偶然的机会读到止庵，在其文章中晓得此书，于是屁颠颠地买来，不得不赞扬一句，止庵书的封面可谓简洁大方，而不落俗套，甚是喜欢，置于内容方面，书友评论较多，对止庵的态度和写法，两个字：叹服！
梳理事实的同时颇多注解，细节之处可见止庵治学之严谨，顺着这条线又陆续买了止庵先生编纂的周作人文集系列，可谓不可多得的好书！
其实，本文是阅读止庵先生很多作品之后的读后感。也是旧作，无意中撞见一笑而过即可。
想把止庵的书“一网打尽”，从头到尾细读一遍，是偶然翻过他的《远书》之后。《远书》里面都是信。“所谓信，原是不拟发表的私书，文章也只是寥寥数句，或通情愫，或叙事实，而片言只语中反有足以窥见性情之处，此其特色也。”（《周作人书信•序信》）这句话用于《远书》，亦不为过。止庵自言不擅与人打交道。对于素所敬重的谷林翁，他也是“多所拘束，不敢造次”，所以在谷林先生的印象里，“止庵既迂腐又坦诚，面对辄觉有一股赤子腼腆，交谈则不待多言，一字便深会洞彻”（《书简三叠•致扬之水》）。
迂阔拘礼是一面，赤诚真率是另一面。且看止庵的自我解剖：“我自己其实多有‘法家气’，批评不免苛刻”（致顾农）；“我自忖骨子里近法，希望是儒，平日行事则似道”（致谢其章）。——与《樗下随笔•三思而后》中“反思自己，觉得若论本性恐怕还是庄子一路，要说志向则越来越想追随《论语》里的孔子，但是说实在的，老子韩非那一套我多少也会一点儿”似稍有差别。这个人对自己所做的事也有清醒的认识：“近来精力都花在撰写近著《说道》（暂定名）上……以后有精力，还想为《论语》写一部新笺，当然要有机缘；此外还想写张爱玲论和周作人论，这差不多就是我一生想干的事了”（一九九七年致谷林）；“我前后出过五六本书，自己觉得唯一有点价值的是《樗下读庄》”（二〇〇〇年致张际会）；“迄今所写诸书，大概还以《神奇的现实》为最好”（二〇〇六年致江慎）。他的月旦评同样值得玩味：“此公好像‘研究’过胡适，却未得其半点思想神髓，亦可叹也”（致谢其章）；“若依我的看法，五十年来中国文坛，‘才尽’者固有之（譬如今日之张中行、季羡林两氏），更多的怕是压根儿没有过才，而自以为有才”（致黄福群）。让我刮目相看的还有他的自知自明和“不通人情”：有朋友“写了夸奖的文章”，他“却要来更正”（致黄福群）。有人请他到大学任教，他却格外认真：“我自忖若是开些选修课程，或许真能贡献一己之见，俾有助于青年学子别开眼界。若是讲授基础课程，则既感力不从心，又复多所约束。”（致李森）这些年自由主义人士多如过江之鲫，可是我估量了一下，觉得还是这位从不标榜“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普通读者更自由主义一些。
止庵这部传记的特点是资料比较翔实，用事实说话，当然我也是就感觉而言——全书大约八九成都是带引号的传主的日记、文章或者他人的话。这样的传记读起来可能会枯燥，但在展现一个真实的周作人方面应该是比较可靠的。其实以周作人的文章、经历、与鲁迅的关系等等，本身就极具看点，他的传记又能有多枯燥呢？总的来说，这传写得不错。
在周作人所具备的诸多看点中，作者显然最关注他思想的变迁，可以说，此传乃是周作人的思想史。不过周的思想前后虽有矛盾之处，但总的看一致更多。归结起来，周作人的思想大概是这么几点：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教育无用论，伦理自然化，道义事功化，伟大的捕风。前三者是消极的一面或曰道家的一面，主张一切从个人出发，做好自己的事就是对人类的贡献，文学是言个人之志，谁也不为；后三者是积极的一面或曰儒家的一面，主张即便是无用的风也还是要去捕的，文章也还是要于社会有益的，要探究人情物理，要做实事不务虚名。应该说，周作人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身上的自由主义色彩和同时代的许多人相比更浓，他跟左右都不是一派，而是在耕耘自己的园地，开自己的小店。他对传统的反对很激烈，思想革命的口号就是他提出的，但他不是全盘否定，而是要将中国传统中过度的重伦理、重道义纠正过来。他极力称许的人情物理，不知是否对李泽厚提出“情本体”有所启发？这二人对待中国传统的态度是颇近的。个人感觉周作人的思想在今天仍有其价值，周称得上是一位思想家。
文学方面，周作人的贡献一在小品文，二在翻译。闲适一路的小品文不是他的独创，他自己也从清代公安派一路追溯上去的，指出这是中国散文历来一脉。在救亡的语境下，提倡闲适自然是要遭非议的，但从文学的长河看，这一路的散文别具重要意义，周氏的文章注定是要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周氏自己对于翻译十分看重，特别是关于希腊神话和日本文学的翻译，直到晚年仍在工作。这一方面是他的兴趣所在，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养家糊口的无奈，让人唏嘘。
在抗战期间担任伪职在一般人看来是周作人人生的污点，周氏成了汉奸，对此该怎样看？周作人之所以会出任伪职，有多个复杂的因素：一是周与日本的关系，在日本留学，娶日本妻子，热爱并翻译日本文学等，周说他所受“理”一方面的影响主要来自西方，所受“情”一方面影响主要来自日本，周氏比一般人对日本的了解更深，对日本的感情也更深，他是能看清日本的弱点和侵略的罪恶的，但他绝非一般中国人那样简单的仇日。二是他认定中国绝无胜算，这仗注定是要输的，因此反抗是无用的，何况日本人还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差点要了他的命，说到底他就是个软弱的知识分子，经不起别人威逼的。三是他讲“道义的事功化”，自己对于汉奸的虚名无可奈何，唯有在伪职上做些爱国的实事，例如保存北大校产、消极抵抗奴化教育等等。四是周氏为家庭责任所拖累，这使得他既没能在抗战爆发时如别人般南下，还要在日本人占据的北平养家糊口。总而言之，作为一介书生，周作人出任伪职是形势所迫。而他之所以没像中国历史上历来有节气的文人一样抵抗到底或者自刎谢国，也许是因为他真的不在乎那样的虚名，而要实实在在的做些事情，也许只是因为他软弱怕死——如果真的如此，那么“道义的事功化”就成了他投敌的一个借口或者托词罢了。真相到底如何，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周不是纯粹的汉奸，他还是爱国的。
抄知堂先生几句话，以结此文：
“盖据我多年杂览的经验，从书里看出来的结论只是这两句话，好思想写在书本上，一点儿都未实现过，坏事情在人时间全已做了，书本上记着一小部分。”——《灯下读书论》
“……我有一种意见想起来与时代很有点不相容，这便是我的二不主义，即是一不想做喽啰，二不想做头目。……文坛上很是奇怪，他有时不肯让你不怎么样，譬如不许可不做喽啰，这还是可以了解的，但是还有时候并不许可不做头目。”——《文坛之外》
二十几年前丁景唐先生写过一篇长文《搜集鲁迅著作版本的乐趣——兼谈建立鲁迅著作版本目录学的一点设想》，在海了去的谈论鲁迅的文章中很是扎眼。周作人的旧版书也一样有很多人专心搜求，但没有谁敢起同样的名目。宋朝人郑樵把买书分为“八求”：一即类以求，二旁类以求，三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求之公，六求之私，七因人以求，八因代以求。没得说，专门搜购某个作家的著作，——像周氏兄弟，该算作“因人以求”了。
五十年代是搜罗周作人旧书的最好时光。1956年曹聚仁写道：“笔者最近在北京东安市场搜到了一批知堂老人晚年的散文集，有《药味集》，《秉烛谈》，《秉烛后谈》，及《书房一角》，那几年的周氏散文小品，大致也搜得差不多了。”（《周作人悼范爱农》载香港《热风》杂志）
除了著名的旧书圣地东安市场，街头巷尾的地摊也是好去处，阿英的《文代会日记》即记录了他1949年4月至9月间，在北京和天津的旧书摊淘得的周作人旧书二十余种，有时一次就能买到好几种。日记里还记着书价，今昔对比，很有意思。当时水果的价格——“梨一斤360元（旧币）”“平果一斤400元”，而阿英所购周书——“《苦竹杂记》150元”，“《陀螺》《瓜豆集》300元”，“《夜读抄》《谈龙集》《苦茶随笔》450元”，“《永日集》150元”，“《药堂语录》70元”，“《风雨谈》《艺术与生活》200元”，“《狂言十番》100元”，没有太贵的，也没有太便宜的。
巴金六十年代托旧书店找来一捆周作人旧书，因为忙一直没来得及细看。1982年秋黄裳去巴金家，闲聊中巴金从楼上拿了“一本《药味集》，还有两本《谈虎集》”下来。这本《药味集》竟是黄裳早年搬家时走失的那本，更奇异的是，周作人在老虎桥狱中给黄裳的“题诗”原迹仍旧安然夹在书里。此事也许要算“搜求周作人旧版书的乐趣”的无数故事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个。
记录搜购周书过称最详尽的要算常任侠先生了，他在《战云纪事》（1937——1945年日记选）里约有几十处购周书的日记。1937年4月8日记“上午至田汉家，••••••归校过花牌楼买《瓜豆集》一册，又航空奖劵一条。”1938年7月26日记“上午天阴，雨。长沙张志强君获一玉尺，函请沫若考证，沫若嘱为代考，大概为伪制。晚间，过江，至市党部。歌干班又无课。买《泽泻集》一册，《地下》一册。”
谷林先生亦有收集周作人书的雅好，时间也是在五十年代，后来他写的《曾在我家》，专门详详细细记述寻访周书的历程，是这类访书记中最好的一篇。谷林的搜书法另有异于常人的地方，他说：“我搜罗周氏著译单行本之外，凡遇零种旧杂志载有其文字的，以及他人著译之有其序跋的，也一并收购，往往发现集外文字，尝思抄出别存，卒卒少暇，未尽如意。”我前向得日文版《骆驼祥子》（1943年版），是书乃周作人作序（中文）。虽是无心之得，却暗合谷林翁之意，这书就算买值了。
除了上面说的那种寻觅的乐趣，还有的周作人旧版书热衷者，迳直向周本人索求。周作人留下来的书信和日记中有许多记载，记的是读者来函索书，他有存的就给人家寄去，没有了的就托旧书店代为寻找，总是给读者一个交待。这样的事周作人似乎比鲁迅做得多，盖弟弟比哥哥多活了二十多年也。
1997年第1期《书城》有马里千文《周作人未刊书信四封》，马千里在五十年代末搜集周书“大概不出两年，就收得二十种左右。”马先生很细心，觉得尚不够周作人自定散文集“二十二册”之数，便给周作人写信求教。周作人1959年回信说“里千先生：来信敬悉。承问文集二十二种，均系已出版者，故《桑下谈》不在内，内有《知堂文集》列在第九种。《秉烛谈》敝处尚存一册，先生拟借看，日下当寄上，近因患感冒不能出门也。此致。敬礼 二月九日 周启明”据此，我们知道除了送书，周作人还借书给不认识的读者。
我自己顺理成章也是周作人旧版书的痴爱者，惟生不逢时，二十年下来，仅积得不足二十种，大部份还是使了强的——自拍卖会购得（稍可自慰的是，竞买出价虽昂，毕竟全部是吴晓铃先生旧藏），只有两三种可算“偶遇之得”，这其中即有《药味集》。
怪的是2版2印，标明1-7000.。
止庵下了极大的考据功夫，注解引述资料极难得，作者取舍自有其道，笔法仿夫子著春秋，看后可给3星。
举例：
止庵说，鲁迅祖父科场案“交给苏州知府去查办，知府王仁堪想含糊了事，说犯人素有神经病，照例可以免罪。可是介孚公本人却不答应，公堂上振振有词，说他并不是神经病，历陈某科某人，都通了关节中了举人，这并不算什么事，他不过是照样的来一下罢了。”
张建智考证鲁迅祖父科场案，“苏州知府王仁堪(可庄)即是王世襄之伯祖。我因撰《王世襄传》，王老曾向我提供诸多王仁堪史料，如《王仁堪公行状》，生平如下:“王仁堪公(1849－1893)，字可庄，一字忍安，号公定，福建闽候县人……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年)三月，赴镇江府任……光绪十九年(1893)七月，公调苏州知府，受代之日，士民遮道乞留。但公到苏，即病泄泻。十月十八日晚，赴江苏粮储兼分巡道约，在道署晚餐归，已亥时，初觉体不适，肚下涨，痛特甚，夜不能睡。至次(十九)日，痛更甚，汤药吐尽。延至次(二十)日时竟弃世。时光绪十九年癸已(1893)十月二十日子时逝世，享年四十五岁。”
王知府行状，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于《王苏州遗书》十二卷行世。由此可见，王仁堪由镇江至苏州，仅三月，暴病而逝，他不可能是鲁迅祖父科场案之审判官。原因有二:一是王到苏不久即病，与科场案审期时间对不上。另读《王仁堪传》，其一生为官清正、耿直，当年慈禧太后修颐和园，王直奏朝廷力阻(时年四十岁，见‘福州地方志编篡委员会’，1989年)。所以，若鲁迅祖父一案移至苏州，由他为主审官的话，或许不会如止庵《周作人传》中所云:“知府王仁堪想含糊了事，说犯人素有神经病……”说如此庇护之话。
鉴上小考，鲁迅祖父周福清(介孚公)科场案庭审，应在杭州。而苏州暂拘的，应是鲁迅祖父周福清之仆人陶阿顺。介孚公是杭州自首的，于时间尚后，故更不可能由王知府去亲审。此案后经杭州府知府、浙江藩臬两司(即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会审，后定案。时间是十一月中旬(12月17日左右)，周供认不讳。”
止庵读知堂，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读，也不是研究者的赏玩，而是那种只能体会无法言说的深入骨髓的读，这一点毋需看他如何理解自己和知堂这种隔代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只要看他写的书话，读他的语言和想象他写作时的神气就能知道。在当代，不恭一点说，仿知堂写作语言特点仿的最像的，恐怕非止庵莫属。我相信很多读者现在读止庵的书，很多时候也是认同他这种语言上的模仿和继承。这并无不妥，在任何时候，能消化得下知堂的叙事和说理风格绝非易事。现在止庵来作这样一部《周作人传》，不从作者下的关于传主的苦功说，也不从他掌握和陆续整理出版的相关材料有多少来说，单单从他在写作语言以及气质的养成同传主的传承上来说，也是很有意思的。
读这本《周作人传》大半的时候，我开始发现，尽管止庵事先称这部传记作品是要把那些“未完成”诉诸笔墨留以纪念，“说到底还是‘读后感’”，但其实是在集多年的研究力量和材料写一部知堂老人的思想评传。我们知道传记作品从些微的形式上来说也有高下之分，那些以时间和历史时间做经纬，中规中矩、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传记，充其量不过是年谱的扩充，而在缺乏确实历史材料基础上写出来的作品又像极了传记小说或者历史小说，真正成了为人揶揄的“传记文学”；真正有勇气而又有担当的，莫过于一部思想评传，因为思想评传着眼的是传主的生平价值，关照的其实是传主一生的精神生活，他既容易陷入传记作者本人的主观推理的泥沼，又容易在相同的材料中得出引起争议的结论。说到底，评传勒令传记作者必须把自己的结论和审美摊开来给读者看，而不再可能隐藏在硬邦邦的史料背后，这就是思想评传的超越和艰巨。
同样使人不时地想到“超越与艰巨”的，当然还是知堂先生本人。无论他的因为耳闻目睹当年日本新村之后产生的社会空想主义认同，还是他的以“贞节”大限为核心的妇女观，还是他的以儿童审美和身份确认为核心的儿童观，更有他的以“人道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一脉相承的“人的文学”观，以及走向传统中国知识分子老路的“闭户读书”、独享“艺术和生活自身”的晚年精神追求。走过的是一条蜿蜒曲折的路，一路上无时不在超越着当时之世，也独自饱尝了多方打击的艰巨。多少年过去了，这个人的背影还浸淫在“叛逆”的阴霾之中，我们今天如何读知堂？特别是，当所能见到的关于知堂这个人的材料都已经浮出水面之后，我们今天如何读知堂？这恐怕是对知堂文字和思想有所涉及的人经常在思考的问题吧。
而且，了解知堂老人生平的人，面对这样一个历史人物，面对这样一个人物的传记，难免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好奇。因为纵观知堂老人的一生，有两个地方不容忽略，即二周兄弟失和事件与知堂在北平沦陷之时的“留平不出”。在鲁迅研究史料浩如烟海和周作人研究方兴未艾的今天，再写一部知堂传记而且是以“评”为主的传记，如何处理这两段史实，这是最直接反映作传人写作思路的。我们看到，止庵在这里采取了极为审慎的态度，甚至有些苛刻，在正常引述材料的同时，并未像其他知堂传记那样做丝毫的进一步的发挥，没有任何根据史料间的蛛丝马迹进行推理的文字。以二周兄弟失和这一段的叙事举例来说，并没有出现用感情色彩表现作者本人道德判断的语句出现，甚至，在这一段落的附注和引注中也未加入他人业已发表的对“失和真相”进一步挖掘的内容和结论，而这种情况在一般学术性评传中是司空见惯的。止庵似乎将对知堂的挚爱深藏于胸，然后决绝地执行材料的组织，而且并不用心要让这些用到的“材料来说话”，不要被人视为这是知堂拥趸的杰作。但是，他越发克制自己发表观点或者“使这材料来说话”，越发使人感到一种在纸面上极难寻觅的对传主的感情。发现这一点，不是因为了解作者本人，乃是出于同样对知堂的持久关注，而这样的知堂迷之间心灵应该是相通的吧。
这部传记在写知堂的1939年及后来事伪“留平不出”有它的特点，并未像其他知堂传记一样，要着力在周作人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思想变化和遭遇事件对其最后决定的影响，在主要事件交代一过，作者立即将主要笔墨投诸于传主在这一时期发表作品的思想解读之上，解读所涉及到的文章时，也并不出于为解释“事伪”而取舍。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作传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对知堂编年的文章的解读上——虽然也有个别的对历史事件波及传主的结论性的语句，也并不替传主讳言其言行最后所决定的性质，但是却使人感觉并不要从历史事件来写这个人，而是着重对其留下的著作进行深入的思想探寻和价值挖掘。对于见过多种知堂传记的读者来说，不得不说这种写传的理路是高明的。很多传记作家写作时，往往对于传主思想价值的探寻尚未成型之时，受到历史事件材料的干扰，就迫不及待地以历史事件替代了思想历程，做出了草率的结论。这是无法驾驭材料的表现。对于为什么要作传，止庵是想清楚了的，而且坚决一以贯之。
我深信，每一个喜爱知堂文字和文艺审美的读者，在他们内心深处，都隐隐地有着这样一念头，这年头隐藏之深，恐怕竟然连他们自己也没有发觉，那就是希望能用“宽容”的价值理念来替当年被人定性为民族叛徒的人翻案，至少是在思想价值上的。我本人即曾经有着强烈的类似于此的念头。“宽容”曾经是知堂老人在世之时长期提倡的一种社会承受，知堂的时代里人们多不能理解他、谅解他，今天人们谈什么都要扯到“现代性”上来，现代人能否抉择知堂的时代和自己的时代更好地来理解知堂呢，这真是对“现代中国”最残酷的评判标准和考量。
这部知堂传记的尾声，妄图用时间之沉重来结束一个终身思考者的最终命运：
“周作人死后三年，《知堂回想录》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死后十七年，第一本署‘周作人著’的散文选本在国内公开发行。生前未能付梓的《如梦记》、《老虎桥杂诗》、《希腊神话》、《浮世理发馆》、《枕草子》、《木片集》、《路吉阿诺斯对话集》、《平家物语》等，陆续面世。他的全部著作和大部分译作，均已重新出版。”（本书302页）
好像是一种结果，也好像是一种结局，似乎是时代先前所辜负的吧，在这样的记述里，知堂晚年写文追慕的那种淡薄宁静一仍如前，稀见译作和最后作品、散佚作品的整理出版和再版，有告慰传主的意思在里面，也有后人对其的追念在里面。止庵确曾长期致力于知堂作品的挖掘、译介和出版事业，他这样来说是恰当的。就因为知堂是时代的先觉者，这个人曾经独自品尝过人世间不该遭遇的太多东西，就为了这个原因，我觉得自己仿佛就像是能理解他似的。
2009-7-16
鲁迅对中国古文化的批判，似乎对我这个迷恋古文学的人来说，是见不得的。 但是，我仍旧很认真的读完这本书。 喜欢，很简单，缘于鲁迅这个人，他的脊梁骨，是那个灰暗时代里，中华民族的柱梁！
在上班来回的地铁上，看完了《周作人传》，后面看的有些潦草，真佩服止庵，全书下来，几乎不着一丝评论，全用事实讲话，这样的传记，看上去虽然有点资料罗列的嫌疑，但算是客观公正，我比较喜欢；或者，我也喜欢另一种褒贬非常鲜明的传记，尤其是以贬斥为目的的传，如果是以偶像的角度去写传记，45度华丽仰角，肯定写不好的。贬斥，也许会有种敌对的平等，难免失之偏颇，但总比拍马屁传记更加接近真实。迄今，看过堪称公正客观的传记，这算是一本，还有一本是傅国涌写的《金庸传》，大学时期读冯尔康写的《雍正传》结合着《雍正皇帝》的小说看，很好玩。但都带有褒贬。大致上没有走样。
周作人的一生，可谓波澜不惊，总体感觉，他是个内向的人，无非想好好生活，安静生活，做些学问，译些小说，写点文字。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里，他也没有过度的热情，始终是个不瘟不火的人，没有强烈的爱，亦无强烈的恨，甚至有时候有些迂腐，就是这样一个几乎算是无所求的人，也历尽了艰辛。最后，被批斗的毫无尊严，凄凉的死在冰冷的床板上。
他的选择，仿佛都是别人帮忙做出的，王小波在 《思维的乐趣》里，一派天真的回忆小时候和哥哥一起偷爸爸的书看，他说：十三岁的孩子也可以有自己的精神家园，人有兄长是好的。决裂之前，周作人几乎一直沿着哥哥鲁迅的足迹走自己的人生的。读洋书，赴日留学，归国写作。。。。。鲁迅是个合格的兄长，离乡之后就不断的给弟弟寄信寄书，信件介绍了外面的世界，书籍则是那个年代最宝贵的财富。周氏兄弟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牛逼，他们俩的科举考试，连考三次，都考的很差。
兄弟反目的事，也是一笔就带过去了，大概真的是需要为尊者讳，为逝者讳吧，这件事对周作人的一生影响很大，至于所谓『汉奸』一说，大概是这么一回事：当时周作人在北大任教，而日军侵华，大家纷纷避难离开北平，众所周知，他们到云南办了西南联大，而周作人因为挈妇将雏，不愿逃难，加上他精通日语，也有不少日本友人，想着留在北平也不会有什么大碍，于是就留下，于是就被作为『留校教授』，为了保护校产，他不得不出任所谓日伪职务。1945年，开始公审汉奸，他被定为死罪，至少也是无期，所谓患难见真情，那时还真有些不明真相的青年，欲置他于死地呢，这些也都是如今响当当的人物呢。读到此处，深觉悲哀，你爱你的国，为何非要把这么一个与世无争的可怜人置于死地呢？中国人啊，中国人。
后来，多得朋友襄助，加上民国时还是讲法律的，他也遇到一个好律师，改判10年，1949年，国民党政府败北，周作人因此也就出狱，蹲了三年没来由的大牢，而此后，他的半生都背负着汉奸的名号，及至文×革，虽然已经垂垂老矣，还是不能善终，被折磨致死，这样看来，真不如像鲁迅那样，早点撒手人间来得痛快。
周作人的文章我看过的很少，如今已经全无记忆了--这不能全怪我，林语堂，周作人，梁实秋这些属于被封杀的范畴。以后留意，或可以看上几篇了。
周作人比鲁迅稍高，长的很像鲁迅，不同的是，他总是戴一副金丝眼镜，精光的头皮面皮，留一撮日式的小胡子，目光也总是冷冷的。他精通日文懂得俄文希腊文西班牙文，一生写作翻译了千万字的作品。
止庵先生这本在自序里强调“传记属于非虚构作品，所写须是事实，须有出处；援引他人记载，要经过一番核实......不允许‘合理想象’或‘合理虚构’······这都还不足以保证作者能对自己的预设立场保持审慎。
值得称道的是，先生对自己的立场始终力求谨慎，理性，客观。
看此书的同时，对照以前看过的《周作人生平疑案》，《回望周作人》专辑，感喟：对于争议的历史人物，止庵先生做到这点不容易。
个人还欣赏的是，止庵先生提出的思想作为一种存在，与行为这种存在之间的可能关系。虽说也就是结语里的几句话，足以令人深思。
止庵文字学知堂，有几分神似，所以先生来给周作人做传，该是上佳人选。此书，装帧素雅，文字亦平淡，仿佛知堂写的自传，呵呵。 有评论说此传无一字无来历，不过倘若“来历”过分局限于知堂先生自己所写，难免没有片面的嫌疑。而对于附逆一案，止庵其实走的谷林老人的路子——所谓发菩萨心而已，只是没有明言罢了。我的疑问是：对于行为，或者人生，经过排列的文字到底能代表多少？ 书倒不错，文字，无论作者文字还是大量引用的知堂文字，都是好文字，算作冲淡平和派的教科书也不为过。
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借了几个月了，总也借不到。看来，好书，总是难借。我本不看胡兰成的作品，一方面因为张爱龄，另一方面那两个字不提也罢，提了难免让人神伤。有次在书店，拾起一书《禅是一枝花》，心想，怎么会有这般好的书名呢，是谁写的呢？一看作者，便将书放下了。现在回想，那一刻的自己，真是残酷。
葛兄曾来信：散文这种体裁被胡兰成和郁达夫两人做到了极致。照片上的胡兰成一看便知是一位地道的旧文化遗民，脸上露出的宽容抵得上一部四书五经。说是薄情寡义，其实一无所有，身家如飘萍，柔情逐浮云。没有一部书象他的《今生今世》平淡如许，他心里头的盛世，只需有“清冷冷的喜气”。
葛兄的话从来都是不多的，偏偏这不多的每一句话，都对我深有教益，多年以后，也就是现在，我发现自己身上有种无可名状的浅薄，它淡然地存在，固执地存在。假使我心中的那棵树不能枝繁叶盛，那我该怎样更好地去聆听那一阵风呢？
我很少看传记，也很少关注四围的世界，那日在图书馆找见止庵的《周作人传》，却很是欣喜。封面素洁，周作人说的那一段话，尤如他的一生，美却飘零。原本以为周作人总该是树人的哥哥，不想他追随树人多年，其一生的教益，最初多来自树人。后来的事，就不用说了，都是伤心事。
晚年，周作人说：“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他们曾经是最好的弟兄，分道的痛苦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更何况两人都是富有革命性战斗性而在内心又必定是百般柔肠的人。那是怎样的一段岁月呢，周在年轻的时候很有些“破脚骨”的风味，他花去很多时间在街头上玩耍，他说他虽不是道地的“街之子”，但与街总是有缘。街上的事情知道得多了，人就容易惹事。敢惹事的读书人，是不多见的，更是可爱的，我喜欢有“流氓气”的读书人，更何况这个读书人对当时的妇女群体倾注了厚重的情感。在后来，他来到树人身边，树人叫他译书，他则只是沉默的消极对待，惹得树人有天直接向他挥起了老拳。
《周作人传》写得朴实、淡然，书内作者不发表任何评论性的意见，作者也没有习惯性使然，将一个人的一生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止阉很专注于周作人的作品，他所有文字的基调都建立在周作人自己的语言基础上。
周作人的语言，则总让我生出没有好好学国文的羞愧，以致于对文字只留有粗略的印象，要说能理解，要说有个缜密的思维，要说文字能在我的笔下起舞，那目前万万是不能够的。然，美好的事物当前，好好虚心、好好用心，也是种大收获的罢。
我也是懒散的人，如有树人这般的哥哥，匡正我指点我挥老拳我该有多好呵。
当年，葛兄也想一掌扇我，可惜太远，相隔着千山万水。之后，我的脸虽不疼，心倒也是疼的。
一师难求，一友难求，如今，这些我却都拥有着啊，那么，幸福两字，是否足够形容？
周作人回忆教他书的先生，第三位先生是这样的：以前应考，出榜时见自己的前一号坐号的人录取了，（他自己自然是没有取，）就大怒，回家把院子里的一株小桂树都拔了起来。
他说中国在文学与生活上都缺少滑稽分子，不是健康的征侯，或者这是伪道学种下的病根。
说起滑稽分子，突然想起王朔，这个充满了京味的男子，他书中讽刺性的情节常给人以欢乐以刺痛，不是谁都有这般的幽默和能力的。
又，中国小说之所以毫无成绩，是因为“不肯模仿不会模仿”；我们要想救这弊病，须得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真心的先去模仿别人，随后自能从模仿中蜕化出独创的文学来，日本就是个傍样。
到今天，我也是很同意周先生的这段话的，一个人的思想总是有限，一个人的生活阅历也总是有限，在这些都是有限的前提下，诸如我般的女子，不如先对着一片叶子，观察它的脉落，分辩它随四季而不同的色泽，心内总会有另一番景象的。怕只怕，一个人缺乏一种淡定，仰首向天的时候，不懂怎样专注。
“鄙人是中国东南水乡的人民，对于水很有情分，可是也十分知道水的利害。”由此，周作人创作了诗歌《小河》，正如他所言，物质的生活是一律的，精神的生活是可以自由的……文化与思想的统一，不但是不可能，也是不能堪的。
诗歌《歧路》中，他说：我如果有力量，我必然跟耶酥背十字架去了。/我如果有较小的力量，我也跟摩西做士师去了。/但是懦弱的人，/你能做什么事呢？……
跟耶酥背十字架，多么微小又多么动人的想法呵。我相信他不是个懦弱的人，所以对他一生中遭受的苦难和不公平，心感沉痛。他自己在《破脚骨》一文中也说：“非有十足的忍苦忍辱的勇气，不能成为一个像样的‘破脚骨’。”那么他最后成为破脚骨了吗？到了晚年，他已完全回归到平淡自然，他只是想好好翻译他的希腊文学。他说以前我们似乎多喜欢那边（这个那边指什么，我至今不甚明了）所隐现的主义，现在所爱的乃是在那艺术与生活自身罢了。他也说过生活不是件容易的事，生活亦如他所言，用素雅的陶瓷茶具泡茶，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
对于文学的价值，他这么解释：假如征服了政治的世界，而在别的方面还有不满，那么当然还有要到艺术世界里去的时候，拿破仑在军营中带着《维特的烦恼》可以算作一例。
对于作文，他又有言，却极富情趣。
“我们在门外草地上翻几个筋斗，想象那对面楼上的美人看着，（明知她未必看见，）很是高兴，是一种办法；反正她不会看见，不翻筋斗了，且卧在草地上看云罢，这也是一种办法……我是喜翻筋斗的人。”
“据我多年杂览的经验，从书里看出来的结论只是这两句话，好思想写在书本上，一点儿都未实现过，坏事情在人世间全已做了，书本上记着一小部分。”
……
止庵写的这本书，的确是好书，再好不过的书。它从逻辑上来说，是畅达的，从语言上来说，是极富有密度感的，从感觉上来说，是容易让人爱上这样的一本书以及周作人这样的一个人的。所以，感谢止庵，感谢生命中那些曾经、现在、将来都在用笔耕耘着的人们。
2010年1月15日
"假若是太平世界，他大约躲在书斋里，每日喝茶读书，过避世的生活，拿点稿费足够养家了"
小家优先 大家本无什么可责备，甚至会生羡意嫉意。国难时期 先小家以丢大家为条件时 大家就难于接受了吧 恨意顿生
当时还有一个钱玄同的侄子也投日了，叫钱稻孙，这两人的日文造诣都是第一流的
啊，钱稻孙是钱玄同的侄子？不知道周作人的作为里面有无汤尔和的影响，貌似他很尊重此人。
钱稻孙巨牛无比的，精通多国语言，我觉得他和周作人的投日，更多是一种文化上对于日本的欣赏，周作人尤其对东京极有感情，他的《雨天的书》有所流露。要说这两个人的人品，印象中鲁迅儿子批评周作人比较厉害，其他人认为这两个对保护北京大学校产还是有贡献的，胡适等多有辩护，文洁若、杨联陞笔下的钱稻孙也都比较和善。
鲁迅的儿子大约没有什么是非观，只是从亲情的角度考量而已。感觉有些地方捏造了历史，比如周丰三的自杀。
对周作人的批评，颇有些反正投降了，谁都可以践踏的意思。若说是文化上的欣赏，也不一定正确。感觉是综合各种因素，总体衡量的结果。这本书里的意思，是周作人评断中国打不过日本，才有降一说。
民国以来好多汉奸我都比较欣赏，除去钱稻孙、周作人外，罗振玉、郑孝胥、胡兰成这些人的才气真是让人赞叹啊
呵呵，反比现在的才子是好太多。得说，这得益于那特别的年代，一是都有国语功底，二是向外学习，读国外的作品很多。
连黄仁宇这样搞研究的，比之现代的作家在文字上一点都不逊色。
听上去类似现代哈日派...分子们偏唯美倾向严重
说止庵是“普通读者”，毫无小觑或仰视的意思。在我看来，普通读者是他的人生写照：“我这个人活到现在，差不多只做过读书这一件事，如果这能算是一件事的话。”（《插花地册子•序》）类似的话，他在书中反复说过多遍。那么，这个普通读者到底是怎么读书的呢？他曾这样评述他所推崇的谷林翁：“他引用过约翰生的话：‘一个人看书应该以自己的兴致为主。如果他把看书当成一种作业，对他不会有什么好处。’可是这似乎对立着的两方面我看在谷林那儿原本是一回事；如果不‘以自己的兴致为主’，他恐怕就不读书了；如果不‘把看书当成一种作业’，他也不会读得这那么认真。”这段话完全可以移过来形容他自己。可以这么说，“有关书的一切，诸如书名、编法、注解、附录、字体、错字等等，都在他的关注之中”。（《如面谈•慢慢读来》）
单说书名，他就再三致意：“现代文学史上有些书名我很羡慕，包括鲁迅的《坟》，周作人的《秉烛谈》和《药味集》，废名的《莫须有先生传》，张爱玲的《流言》，等等……”（《云集•答谢其章君问》）同时他又不无自得：“我所爱做的事情之一是给自己的书起名字。”（《六丑笔记•序》）这种情形，似乎有点像初为人父的男人给自己的宝贝起名字。止庵的“宝贝”大多有个古怪的名字，叫什么《罔两编》、《相忘书》、《插花地册子》，初看不知所云，再看还是云里雾里，只有读过序或跋中的解说，我们才能明白其中的涵义。对于自家“宝贝”的名字，止庵总是绞尽脑汁，想定以后，觉得“自有意思”，便“不愿意改”——台湾某家不懂事的出版商把《不守法的使者》擅改为《看穿西洋名画》，他便“只当从未出过算了”，决绝如此。沈从文说的没错，有人“在作品成绩上努力”，有人“则在作品宣传上努力”。止庵无疑属于前者，所以在这方面“既不愿屈人以从己，更不愿屈己以从人”。
止庵读书作文的态度，庶几可用“纯粹”二字来形容。他“常常看了几十万字才写成千把字的小文章”，有时甚至是几百万字。我看他的读书记，实在是沉醉于阅读本身，而“写作还是余事”。真的是“读书不敢懈怠，作文不敢苟且”。即便这样写出来的文章，他也没有太当回事儿。就作文本身来看，他最常引用的《知堂乙酉文编•谈文章》的一段话或可视为他的座右铭：“作文章最容易犯的毛病其一便是作态，犯时文章就坏了。我看有些文章本来并不坏的，他有意思要说，有词句足用，原可好好的写出来，不过这里却有一个难关，文章是个人所写，对手却是多数人，所以这与演说相近，而演说更与做戏相差不远。演说者有话想说服大众，然而也容易反为大众所支配……文人在书房写文章，心目却全注在看官身上，结果写出来的尽管应有尽有，却只缺少其所本有耳。”在他眼里，“文章之理想境界，莫过于‘杂家态度，专家功夫’”（致杨栋），或者说要“有随笔之态度，有论文之分量”（致李大星）。他自己的东西未必都能达到这个水准，但他的确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
他谈“史论皆文”的随笔，我最感兴味。就我的阅读面而言，印象中除了止庵，陈平原也极讲究“学术文”的写作，还曾下大气力研究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注重此道者自然不少，但发而为文者似寥寥可数）。可惜他编的一部《中国现代学术读本》仿佛仍未面世。不过，我读止庵“就文论文”谈孟森（《心史丛刊》）、胡适（古典文学考证）、顾随（《东坡词说》和《稼轩词说》）、俞平伯（《读词偶得》和《清真词释》）、孙楷第（《沧州集》和《沧州后集》）、浦江清（《浦江清文录》）等人，发现它们有一共同点，曰“结实”，曰“本色”，曰“辞达而已”。王小波尝向青年推荐翻译家的译作，并恳切表示“不把这个秘密说出来，对现在的年轻人是不公道的”（《我的精神家园•我的师承》）。止庵没有大声疾呼，说“你一定要读××”——这与他的性情不符——却躲在一旁连连嗟叹：“《顾随文集》出版是在四年前，印数又只有区区六千，但偶尔还能在书店见着，每每不免有怅然之感。”（《樗下随笔•<顾随文集>》）因此，本文不得不借他的话郑重指出：“我们要看好的散文，除了二周以降诸家之作外，还可以到二十至四十年代的文史方面的论著里去找。”（《六丑笔记•<阿赖耶识论>》）同时，我也期望止庵能得偿夙愿，研究现代中国散文史，编一部别开生面的散文选。
在止庵十来册随笔集中，我对《如面谈》最有感觉。其实，这本小书有些文章我并不喜欢，作者在《远书》中也曾约略谈及。然而，我注意到此书有一个重要的主题——“死”。在第一辑“思想之什”中，《生死问题》、《死亡辞典》、《死者》、《托尔斯泰之死》，单看题目即知。另外，《谈疾病》实际上谈的是病与死的关系，《谈温柔》谈的是蒲宁作品中爱与死的关系。第三辑“怀人之什及其他”大都飘荡着死神的幽灵，但并不鬼魅阴森，相反，平淡朴讷中深情蕴藉，殊堪叹喟。
“父亲去世给我的真实感觉并不是我送走了他，而是我们在一起走过很长的一段路，他送我到一个地方——那也就是他在这世界上最后的时刻——然后他站住了，而我越走越远，渐渐看不见他了。”看似风轻云淡，实则“此中有真意”，只有细细品味，才能读懂其间的悲痛。
鲁迅是止庵景仰之人，但他对《忆刘半农君》中几句“非同凡响”的话颇为反感，因为“在我看来，失去生命总是一件悲哀和值得怜悯的事”。但止庵并未“止”于此，他对鲁迅的死也如此看待，真正一视同仁。这是止庵的“非同凡响”之处。我读过不少“自由主义者”谈胡适的文章，大都写得温情脉脉，但一提到鲁迅，有些人便条件反射一般使出各种“双重标准”来衡人论事。其实，“最后归结为文章里边所表现的反正都是作者自己”。《在死与死之间》写的是鲁迅穿越死亡之后的生命体验，我一读再读，不禁赞叹作者读书之细，更感动于他心地之仁：“鲁迅曾经自号‘俟堂’，有待死之意，那是在他身体康健没有死的危险的时候；这回真的要死了，他却反复地讲着自己不会死的话。在这期间他还写过《死》，一般认为是当遗嘱写的，我现在却不这样看，我觉得这文章并非写在死前，却是写在‘死’后，是重新回到生之后对曾经经历过的死的回顾，那结尾处‘后来，却有了转机，好起来了’的话也就并非是闲笔。鲁迅信里所有乐观言语与其说是写给亲友们，还不如说是写给他自己的，是对自己日趋衰亡的生命的一种鼓励，一种支持，他把这种鼓励与支持差不多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也是我看到他的绝笔信和遗容照片特别感到心酸的地方。”如果说著书、编书时的义无反顾让我看到止庵自由主义的特立独行，那么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则让我体会到他身上人道主义的深沉与温柔。
罗不特是懂止庵的。
lss……
这段话只是引用周作人的自述，并不是作者的话啊。
依照作者目前收集的这方面工作资料来看，作者明明知道周作人的自述有误的情况下，却偏偏依旧采取错误的引述而引导读者。。。
呵呵，若说作者公然撒谎当然不对，说作者有司马昭之心也许言重，也许他就类若郭沫若喜欢替权贵作翻案文章。。。
那在书评中明知不是作者的话，却偏偏采取错误的引述而引导读者，那不是和止庵差不多么。
10年第2版在這一段下面的腳註中加了一句“此案系杭州知府陈璚审理”（憑記憶寫的，但肯定10年精裝本較09年平裝本這裡多了這麼一句）。看來止庵在第一版出版後知道了審理此案者非如周作人所述係王仁堪，而係杭州知府陈璚，故在10年精裝本中增加了這一句。
许多年前，读过他的《雨天的书》，文字好安静，是那种与世无争的姿态。没看过他的传记，只是在关注鲁迅时，顺带知道一些他的情况，比如兄弟反目一事，说鲁迅，是被弟媳气走的。谁是谁非，谁说得清。没想到，晚景如此凄凉，不，应该是悲凉。
我也想找来看看
美文。不温不火，撒手人寰。
以后有机会 也想看看
喜欢看你的品评
盖棺了，却无法定论。
历史在一次次的涂抹中会逐渐远离真相。
LS：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真实早晚会浮现
买了周作人翻译的《今昔物语》，还未读完，很是喜欢。
看了LZ的评论，决定买来看之。。突然想起一句话来：树欲静而风不止。
寿则多辱正是他的写照
他的作品看过大半，特别是翻译的日本作品。长大后才发现真相永远是曲解的。或者说对于死人，这个世界再无真相。重现的评价都是后世或多或少带有个人视角的评说，多读他的书即可。
梁实秋也满有趣，记得有一篇回应别人评价他买汽车贪享受的文章，在我们这个时代刚好适用。觉得民国时候出去留洋的文人思想都比较具有先进性，他们的思想放在今天也是很时行的，可见偶们国内民众的认知并不见长啊。有机会还是多出去走走。
呵呵，深有同感，看他的 苦雨斋谈，丝毫不觉得这个人思想上有何问题啊。
倒是 看胡兰成的 今生今世 这个无耻之徒注定会是汉奸。
所以看止庵为 两个人做的序。明显 有偏袒周的痕迹在。
没看过周作人传，只看过一套苦雨斋的选集，看里面周作人自己的说法，他是经历了深思熟虑才作的决定，另外，当时这件事在当时震动极大，很多人劝过他的，也是无奈之举吧
在看钱理群《周作人传》
文化汉奸这个称号应该没错。
汉奸不一定引狼入室的武夫
象他这样北京沦陷后，担任众多日本伪文化机构的要员，并且经常自愿出席日本组织的大东亚共荣为目的的文化会议并署名赞同，不是汉奸又是什么？
照ls的说法：《霸王别姬》里程蝶衣给喜欢京剧的日本人唱堂会，也是汉奸。
本书没写他自愿出席什么大东亚共荣的文化会议，就算参加并签署赞同，也要看签署的是什么内容。文化的事儿，别动不动就汉奸来汉奸去的。哪有那么多汉奸帽子等着发落丫～～
政治、文化、思想...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爱看什么书就看看什么书
历史上的事，谁说的清楚
表弟写得真好。我觉得如果投入地去读一个人的东西，至少短时期之内，你的风格会不知不觉像他。所以止庵有点近周作人，你这篇文风又好像止庵。
只给3分，看来你看不得温软才情的人受到那样的待遇
看过周作人的文章 低缓平实 娓娓道来 很是让人受用 政治的纷争 让文人无所适从 汉奸的头衔 让其后半生不得展颜 确实是悲剧 爱生活的文化人 何错之有？
LZ感觉像是在娓娓叙述一部老电影。没读过周作人，会找来一读。
最喜欢他笔下的乌蓬船，那样一个与世无争的世界~美景~其实每个人都有资格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他没有鲁迅的激进，却依旧自得其所~
有没有人做过这样的对比或调查：周的晚年和国民党军队中手上那些沾有人民子弟兵鲜血的战犯们的晚年会更好过些？国人更多的是注意所谓的名节问题的，人们可以原谅一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人，也可以赞赏一个回头的浪子，但是却不会放过一个失节的男人或女人，无论他们失的是什么节！所以俗话会说“盖棺论定”你的一生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你临死前犯了一个错，那结论几乎就是这个错误了，但如果你的一生都在作恶，但在临死前你突然悔改了，不作恶了，那结论就是这个不作恶了！这就是人性的缺点，人们只看结果，不看过程。所以才会有英雄不问出处的说法，也才会有笑贫不笑娼的现象。
所以过程是不可以省略的
“为何非要把这么一个与世无争的可怜人置于死地呢？”
与世无争 只做一个看客？ 当日军侵华，行凶作恶无数，有一半的国人与世无争，后果会怎么样呢？我承认作为一个文人，周作人的文学成就，心系天下不应该是一个文人基本素养吗
一。不一定谁都要心系天下，更不是文人的基本素养。
二。就算是心系天下，每个人的方式也不同。
周作人懂西班牙文？
周作人文字有些好处，人也就无辜起来了——连鲁迅的母亲怕也不会同意的吧。
昨天刚看了止庵先生在《锵锵》的谈话，讲到兄弟俩决裂之处还是充满疑问。至于汉奸之说，我就不敢妄加议论了，有失节之处，但之后的境地也的确让人觉得可怜
要我说，周作人在日本生活的这近十年间，习性、思想已经同日本有所趋同了，况且身边又有个日本老婆，究竟他自己也说东京是他的第二故乡。在日本使他的思想突变、转为新人，而中国，在他眼里大多也过于蛮横而落后吧。让他在二者之间做选择，的确是难。文人，就不该用政治去衡量的；文学，本来也是没有国界的。
大家還是去看看知堂的文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