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国学研究院述论
2010-12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
郑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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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史学家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曾说：“历史学和语言学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容易由个人作孤立的研究了，他既靠图书馆或学会借给他材料，靠团体为他寻材料，并且须得在一个研究的环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补其所不能，互相引会，互相订正，于是乎孤立的制作渐渐的难，渐渐的无意谓，集众的工作渐渐的成一切工作的样式了。”正是基于新的学术体制的内在要求，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界成立了众多的人文学术研究机构，其中尤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①、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最为著名。这些人文研究机构的创立与发展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它既是现代学术的创造中心，又是现代学术思想、学术方法的教育中心；它既是中国现代学术体制化进程的产物，但它的创立与发展又进一步推动这一学术体制化的进程。现代人文学术机构的发展使中国现代学术研究在短时间内改变了落后于西方汉学的局面，创造了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史的一个“奇迹”。
小引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参考文献附录怀念父亲后记
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两年，王国维留在现代学术方法史上最重大的贡献就是在普通演讲《古史新证》中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古史新证〉〉是改订旧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三代地理小记》、《殷周制度论》等文而成，全书共分五章：（一）总论；（二）禹；（三）殷之先公先王；（四）商诸臣；（五）商之都邑及诸侯。王国维在《古史新证.总论》中说：“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在中国古代已注意此事。……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之伪，《纪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昔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唯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关于“二重证据法”，学术界历来十分重视。郭沫若曾说：“在当初，我第一次接触甲骨文字，那一样一片墨黑的东西，但一找到门径，差不多只有一两天工夫，便完全解决了它的秘密。这倒不是我一个人有什么了不起的本领，而我是应该向一位替我们把门径开辟出来的大师，表示虔诚的谢意的。这位大师是谁呢？就是1927年当北伐军进展到河南的时候，在北平跳水死了的那位王国维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