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派与辛亥革命
2007.08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张朋园
327
无
本书以“立宪派与辛亥革命”为题，拟探讨立宪运动对革命之影响及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所涉范围有下述各点：一、从事立宪运动的知识分子，何以态度温和，或与其出身背景有关；了解立宪派的出身背景，而后可以了解其温和态度之由来。二、立宪派人士既以立宪政治为理想，此一观念得自何人之倡导，并用什么方法去求其实现？三、在从事于实际活动中，立宪派的遭遇如何？此一运动所产生的影响如何？四、立宪运动是一个失败的运动，何以失败？是立宪派自身组织的不健全，抑或是统治者的反对阻挠，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五、立宪派人士失望之余，心理上的变异如何？是否转向同情革命？六、辛亥革命发生之后，立宪派人士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他们是积极赞助还是消极卷入，或别有利用革命的企图？ 本书探讨立宪运动对革命之影响及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著者用政党原理去分析立宪派的背景、信仰、组织，用群众运动的眼光去剖视他们的群众基础和活动的方法，及其所发生的影响，用群众心理推测他们的心理变异。对于他们卷入革命之后的活动，则以个案研究方式，探讨他们对革命反应的类型。
张朋园，生于1926年。海内外知名学者，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主任、所长等职。
著有《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立宪派与辛亥革命》、《梁启超与民国政治》、《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郭廷以、费正清、韦慕庭：台湾与美国学术交流个案初探》、《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等。
韦慕庭先生序自 序三版序上编 立宪派与立宪运动 第一章 立宪派与清廷预备立宪 一、清廷预备立宪 二、立宪派的兴起 第二章 谘议局的建立与立宪派的结合 一、谘议局的选举 二、立宪派人的背景与结合 第三章 立宪派的言论与宣传 一、立宪言论的指导者梁启超 二、立宪派的言论机关 第四章 请愿国会与弹劾军机 一、谘议局与请愿国会 二、资政院与弹劾军机 第五章 革命前夕立宪派的态度 一、立宪派态度的转变 二、宪友会的动向下编 立宪派与辛亥革命 第六章 川鄂湘与武昌革命 一、蒲殿俊与川路风潮 二、汤化龙与武昌起义 三、谭延阉与湖南独立 第七章 两广闽浙晋鲁诸省之独立 一、两广谘议局之响应独立 二、立宪派在闽浙与革命党的合作 三、晋鲁立宪派人对独立的态度 第八章 云贵皖赣之独立 一、云南独立及贵州派系之争 二、皖赣立宪派的活动 第九章 华北东北及西北各省的企图 一、直豫立宪派对革命的态度 二、东北保安会的特质 三、陕甘立宪派人的消极与反动 第十章 江苏立宪派与革命大局 一、张謇拥护袁世凯的计划 二、张謇与革命党的合离结论附录一 各省谘议局议员名录附录二 资政院议员名录参考书目
结论 清季国势阽危，激起了革命与立宪两大运动。就其结果而论，革命党是成功者，清朝被推翻了；立宪派是失败者，不仅理想未能实现，连所拥戴的偶像也消失了。 立宪派是一群笃信君主宪政救国论者的结合，他们大多是受过传统教育的绅士，以儒家的思想为正宗。但是其中亦有曾经留学日本，或进过新式学堂的，或多或少具备了一些时代的知识与观念。他们大多家道殷富，是社会的中坚势力。他们的年龄，平均在四十岁上下，正是有为之时。他们认为君主立宪是当前救国之道，受政论家梁启超的启发，更使他们笃信立宪是可以实行，势在必行的。他们要求早日召开国会，实现君民共治的理想。不幸他们再三受到挫折，心理为之大变，转而同情革命，辛亥武昌起义之后，他们的行动举足轻重。 立宪派人既受儒家传统观念与西方新知的影响，而这两种思想，有时互相冲突，有时相辅相成，颇能产生某些一定的作用。例如忠君观念，千余年来，根深蒂固，士绅是朝代政权的拥护者，甚少有人作“离经叛道”之想，延至清末，亦不例外。但是新知识使他们感到国家势处危亡，看出了传统政治的不足以有为，必须求变。传统思想是保守的，新知识是进取的，彼此有难以融合之处。士绅是统治阶层的继起者，随时希望进入政府。当他们获得一些新知之后，常常据以批评掌权者的无能，主要目的即在早日接掌政权。换而言之，士绅是争权的，新知扩大了他们的权力观念，进而积极争取，这是新知与传统观念相辅相成之处。立宪便是传统观念与新知结合的权力运动。由此可知，立宪运动是士绅阶层本身的运动。他们的口号是争民权，但不一定是真正为全国人民而争。这种狭隘的权力运动，比之西方人争大众的幸福(happiness)的运动，相去颇远。 然而有一点必须注意的，即士绅所信奉的儒家思想，教导他们爱护袍泽，推己及人。如果此一运动继续发展，何尝没有演变成为全民政治的可能。不过在向统治者争取权力的初期，他们自身的利益在先，人民的利益在后，尤其士绅大都家道殷富，他们倡言“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不无为自身利益打算的念头。 请愿国会，是士绅向统治者要求权力的运动。而统治者为了自身的利益，似乎并不把士绅放在眼中，以士绅的地位多得之于统治者，他们必须在现状下始能保有其地位。但士绅既受西方观念的影响，并非如统治者所想象的驯顺，于是双方便不免发生冲突。 立宪派揭露统治者的腐败，指责旧秩序的不合理，统治者无以自解，不得不稍作让步。但是有限度的让步，并不能满足一个正在发展中的运动。立宪派人一再制造口实，猛烈攻击，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最为凌厉，清政权的解体，此为导因之一。社会学家密尔士(C. Wright Mills)说： 一种新知识的不断滋长，一种新时代观念的广为传播，往往使统治者的措施愈来愈为错乱，愈为把持不定。立宪派要求国会，步步进逼，清廷时而退让，时而严拒，手忙脚乱，六神无主，正是如此。又如托克威耶(Alexis de Tocquiville)所说： 在集权的国家，绝不容许异端运动的产生，如果集权者稍一松手，集权政治便有瓦解的危机。立宪运动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是很显然的。 但是，立宪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运动。西方的人权运动，经过漫长的岁月始渐次实现，中国要想在短短数年之间，将西方制度移植过来，是不可能的。立宪派本身的缺点甚多： 第一，他们未能激起全国人民的响应，甚而不能得到整个士绅阶层的支持。他们争国会，说内忧外患严重，只有国会才能救亡。国会何以能救亡？在当时能够明白其中道理的，限于知识阶层而已。一个运动既不能全面激起一般群众的热情，其基础是薄弱的。第二，立宪派人虽然强调反对专制，却不能摆脱传统。他们希望多得权力，又怕失去了既有的地位。他们实未能了解“为理想而奋斗者常胜，不能脱离现实者常败”的群众运动原理。有舒适的生活环境者，难于为一种神圣的使命而力拼。第三，他们缺少一个真正的领袖。立宪派中似乎人人皆可为领袖，似乎又无人有完全领导的资格。一个杰出领袖应具备的条件是： 勇敢、反权力、铁一般的意志、热情、信仰坚定、相信个人的命运由自己决定、知人善任、得众人的信服。梁启超只是理论家。孙洪伊只有一方面的才具。张謇只能得一部分人的信仰。换言之，立宪派人只是知识分子，而不是政治家；只有理论，而不能灵活运用。 虽然立宪运动注定要失败，但对辛亥革命仍有所影响。 革命的成败，时势的关系至大。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才有布尔什维克、法西斯及纳粹的出现，否则列宁、墨索里尼、希特勒是不是会成为一世之雄，颇不易言。革命家在现代革命中固然占据显赫而重要的地位，但这种显赫与重要，并不包括革命的准备。1848年的欧洲大革命，不待胜利者进攻，专制君王已先倒了下去。胜利者惊讶他们的胜利得来何其容易，更惊讶其对手不堪一击。辛亥革命何尝不是如此，推翻清廷不过是百余日之间的事。如果不能发现革命的时势已成，如何给予解释？ 所谓时势，除了统治者自身的腐化外，舆论是最大的制造力量。只有舆论才能揭露统治者的斑斑劣迹。有人说，革命发生之前梁启超是革命党的“宣传部长”，是革命党的代言人。如若这非过甚之词，谘议局成立后，革命党也就多了无数的宣传者与代言人。自来革命活动，有计划的(planning)与无意识的(spontaneity)两种。立宪派人指责清廷，要求国会，他们有意要求立宪，却无意之间刺激了革命。一般群众基本态度是保守的，他们不敢接受遽然的变动。因此他们对于激烈革命家的鼓吹与煽动，带着恐惧与怀疑的心理，往往视革命家为危险人物，甚至斥为叛逆，咒骂他们是不切实际的狂徒，很少会听信他们的宣传。Eric Hoffer, The True Believer, pp. 119120.列宁尝发觉他初期的革命不能接近群众，孙中山早年革命的处境何尝不如此。革命党的报刊被列为禁物，不能公开传布。只有立宪派的言论，据有合法的地位，四处流布，其措词温和，其影响却深远。 立宪派人说了些什么有利于革命的话？最简单而扼要的，莫过于指责清廷的政治和财政败坏，无意改革。立宪派人要求国会和责任内阁，使清廷进退失据，而抨击其财政紊乱，更揭露了政府的鱼烂实情。西方的几次大革命，无不因赋税而导发。英王查理一世(Charles Ⅰ)登基之后(1624)，为了征税问题而与下院水火，引发了权利请愿，自此权力受到限制。美国的革命可以说始于1765年的印花税法案。法国路易十六召集贵族会议及三级会议，亦是为了征税问题与人民争执而引发了革命。清廷的财政困难，有过之而无不及。立宪派人指责清廷借债度日，官员贪污，政府的威信为之扫地，大大地影响人心的向背。 参加革命者，并不一定要躬冒矢石。革命的危机时期，理想主义者出而鼓吹，鼓吹的方式不一，有的由于宣示他的理想而促成了革命的直接爆发，有的虽不直接鼓吹，却间接促成了革命。两者固有轻重的不同，但在革命运动中皆属不可或缺。孙中山一派是革命的直接鼓吹者，梁启超指导下的立宪派是革命的间接助长者。梁启超痛恨革命，视革命如毒药。但他也承认毒药固可以致人于死，同时亦可治病。清廷病入膏肓，一剂毒药，国家或可得救于万一。此类言论，虽不革命，等同革命。 再者，一个运动的性质很难加以限定。运动的表面看似单纯，实际却包含着种种不同的因素。希伯来人出埃及，可以说是奴隶的暴动，也可以说是宗教的、民族的运动。日本的军国主义也带着宗教的意味。立宪运动是和平的改革运动，但它的发展，又具有革命的特性，因为立宪派人持论与政府相对立，于不知不觉的演变中倾向同情革命，有利革命。赵凤昌尝说：“清室以立宪诳国民，国民亦以立宪诳清室，所求在此，所得在彼。”赵凤昌，〈“惜阴堂笔记”〉，《人文月刊》，卷2期8（1931年10月）。结果立宪运动为之变质。 立宪派最后卷入了革命。由于失望于清廷，他们放弃了拥护帝制的初衷。此一改变，关系着革命爆发的迟速，因为政治的稳定与否，常视上层社会的心理状态而定。有社会地位者，不像布衣粗食者，永远沉默于他人的统治之下。不反抗则已，一旦持反对立场，往往牵动全局。他们所感到的不满，并非物质的而是心理的。从心底发出的反抗，最能动摇整个旧社会的秩序。 革命发生后，首当其冲的是地方。各省谘议局是地方上的民意机构，议员如果不以官方的意志为意志，可能便是敌对的。他们是地方上的间接领导者，平时推进建设，乱时出而维持秩序。武昌起义后，由于他们心理上的变异，大多站在革命一边。 立宪派之赞助革命，固然出于失望清廷的心理，同时也想藉此表示前进。过去他们常常被指责为拥护传统的反革命者。他们虽不承认此种似是而非的批评，在潜意识中多少是有所歉疚的。蒲殿俊、汤化龙、谭延闿等之卷入革命漩涡中，便是很好的例子。如果不是以往革命与立宪间的鸿沟，谁能说他们不是革命的？张一麐说：“辛亥革命，皆以谘议局为发端。”张一麐，《心太平室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卷8，页38。指出了立宪派人之主动响应革命。 立宪派人卷入了革命，与革命党曾经有过妥协，由妥协而携手。但是除了数省始终如一的合作外，其余为时甚为短暂，有的不过十天半月，最长的也不过三数月而已。这种短暂的合作，与所谓的“革命的弥月时期”颇相吻合。革命弥月时期的意义是，当革命发生后，专制政权被推翻了，革命成功的气氛出现了，但是实际上这只是激烈斗争时期的过去，昙花一现的平静现象而已。在这时出而掌握政权的，大多数是有声望而较为温和的人。他们掌握政权之后，摆在他们面前的，是层出不穷的难题。他们要改革旧制度，要建立新制度，还要推行日常的政务。现实使他们不可能再采取激烈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如果他过去是激烈的，必然转趋温和。如果他本来是温和的，显得更为稳健。但是温和与稳健，必定使激烈的不在位者为之不满。不满发生了，必定再有激烈的行动出现，将掌权者推倒。第二次的激烈行为，往往产生恐怖和屠杀。四川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蒲殿俊等取得政权后，一时不能稳定局面，激烈者掀起浪潮，将他们从政治舞台上赶了下来。湖北汤化龙的处境更为典型。武昌起义，汤在各方面的运用与措置，有目共睹。但是他原本属于稳健者，被迫下台之后，与激烈的革命党公开分裂。这种分裂，是革命情势发展中无法避免的。 立宪派与革命党由合作而分裂，为必然的结果。任何革命在局势稳定之后，得势者往往以成功者自居。新得权力者，多以新贵的姿态出现。革命党与立宪派交恶已久，前者自不容许后者控制新的局面。立宪派多属士绅阶层，本其传统的权力观念，又焉肯轻易让步？几经周折，他们认为革命党难与共图大业，只有另寻在他们眼中有克瑞仕穆(charisma)的领导者袁世凯了。张謇的江浙派，且根本无意拥护孙中山，他们早已倾向于袁世凯。所以无论是革命党排斥立宪派，或立宪派轻视革命党，都是分裂的原因。事关双方利害者小，而影响民国的政局则十分深远。 辛亥革命是不是一个成功的革命呢？单就推翻清朝政权，结束了数千年的专制政体而论，似乎可以说是成功的。但是革命之后的大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全民政治的政府，如何从事建设，如何改良社会。一言以蔽之，如何走向现代化的道路。这些虽然有人想到了，却未能立刻见诸实行。因此，又可说这是一个不彻底的革命。 革命何以不彻底？原因固然很多，其中之一，恐怕就是立宪派人卷进革命之后，使此一运动不能勇往直前；该破坏的未能破坏，该建设的未能建设。就各省迅速宣布独立使清廷覆亡方面来看，立宪派自有其贡献。但是他们的保守终成了革命的一大障碍。北京紫禁城中仍然住着一位“皇帝”，此出于立宪派的安排。以旧官僚袁世凯为民国元首，亦为他们左右的结果。凡此皆象征着旧传统的延续，新制度的难以建立。 立宪派人的保守性大，妥协性亦大。与激进者，他们妥协，对守旧者，他们也妥协。因为他们一心拥护袁世凯，不得不多方面对袁迁就，于是革命不得不中道而止。拥出袁世凯之后，他们参加了统治阶层，使革命的气氛消失得更快，因而种下了日后的乱因。这与法国的革命一样。法国人见美国革命的容易，却不见本身根深蒂固的传统，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革命，恐怖、残杀层出不穷。辛亥革命以后多少走了同一的道路。 指责立宪派阻挠革命的人很多，但未能指出他们的阻挠是什么？辛亥革命以后，社会与政治不能得到改革，不能及时走向现代化，这才是他们的罪责，虽然只是一部分罪责。 不过有一点必须强调的，辛亥时期中国国际环境的险恶，有目共睹。帝国主义者处心积虑地要瓜分中国，只有知识分子看得最为真切。他们早已指出，动乱将予人可乘之机。而今革命发生了，他们已无法防止，所盼望的，是动乱不要扩大蔓延。他们在各省独立中的力图控制局势，虽是权力之争，亦是出于救时之心。革命没有变成混乱，避免了无谓的流血。他们力挽狂澜之功，是不能否认的。如果民清双方相持不下，南与北之间，省与省之间，派与派之间，攻战不停，中国又将会成了什么局面？保守的立宪派的影响力就在于此。惟中国未能及时彻底改革，他们又何尝没有责任？ 结论 结论 清季国势阽危，激起了革命与立宪两大运动。就其结果而论，革命党是成功者，清朝被推翻了；立宪派是失败者，不仅理想未能实现，连所拥戴的偶像也消失了。 立宪派是一群笃信君主宪政救国论者的结合，他们大多是受过传统教育的绅士，以儒家的思想为正宗。但是其中亦有曾经留学日本，或进过新式学堂的，或多或少具备了一些时代的知识与观念。他们大多家道殷富，是社会的中坚势力。他们的年龄，平均在四十岁上下，正是有为之时。他们认为君主立宪是当前救国之道，受政论家梁启超的启发，更使他们笃信立宪是可以实行，势在必行的。他们要求早日召开国会，实现君民共治的理想。不幸他们再三受到挫折，心理为之大变，转而同情革命，辛亥武昌起义之后，他们的行动举足轻重。 立宪派人既受儒家传统观念与西方新知的影响，而这两种思想，有时互相冲突，有时相辅相成，颇能产生某些一定的作用。例如忠君观念，千余年来，根深蒂固，士绅是朝代政权的拥护者，甚少有人作“离经叛道”之想，延至清末，亦不例外。但是新知识使他们感到国家势处危亡，看出了传统政治的不足以有为，必须求变。传统思想是保守的，新知识是进取的，彼此有难以融合之处。士绅是统治阶层的继起者，随时希望进入政府。当他们获得一些新知之后，常常据以批评掌权者的无能，主要目的即在早日接掌政权。换而言之，士绅是争权的，新知扩大了他们的权力观念，进而积极争取，这是新知与传统观念相辅相成之处。立宪便是传统观念与新知结合的权力运动。由此可知，立宪运动是士绅阶层本身的运动。他们的口号是争民权，但不一定是真正为全国人民而争。这种狭隘的权力运动，比之西方人争大众的幸福(happiness)的运动，相去颇远。 然而有一点必须注意的，即士绅所信奉的儒家思想，教导他们爱护袍泽，推己及人。如果此一运动继续发展，何尝没有演变成为全民政治的可能。不过在向统治者争取权力的初期，他们自身的利益在先，人民的利益在后，尤其士绅大都家道殷富，他们倡言“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不无为自身利益打算的念头。 请愿国会，是士绅向统治者要求权力的运动。而统治者为了自身的利益，似乎并不把士绅放在眼中，以士绅的地位多得之于统治者，他们必须在现状下始能保有其地位。但士绅既受西方观念的影响，并非如统治者所想象的驯顺，于是双方便不免发生冲突。 立宪派揭露统治者的腐败，指责旧秩序的不合理，统治者无以自解，不得不稍作让步。但是有限度的让步，并不能满足一个正在发展中的运动。立宪派人一再制造口实，猛烈攻击，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最为凌厉，清政权的解体，此为导因之一。社会学家密尔士(C. Wright Mills)说： 一种新知识的不断滋长，一种新时代观念的广为传播，往往使统治者的措施愈来愈为错乱，愈为把持不定。立宪派要求国会，步步进逼，清廷时而退让，时而严拒，手忙脚乱，六神无主，正是如此。又如托克威耶(Alexis de Tocquiville)所说： 在集权的国家，绝不容许异端运动的产生，如果集权者稍一松手，集权政治便有瓦解的危机。立宪运动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是很显然的。 但是，立宪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运动。西方的人权运动，经过漫长的岁月始渐次实现，中国要想在短短数年之间，将西方制度移植过来，是不可能的。立宪派本身的缺点甚多： 第一，他们未能激起全国人民的响应，甚而不能得到整个士绅阶层的支持。他们争国会，说内忧外患严重，只有国会才能救亡。国会何以能救亡？在当时能够明白其中道理的，限于知识阶层而已。一个运动既不能全面激起一般群众的热情，其基础是薄弱的。第二，立宪派人虽然强调反对专制，却不能摆脱传统。他们希望多得权力，又怕失去了既有的地位。他们实未能了解“为理想而奋斗者常胜，不能脱离现实者常败”的群众运动原理。有舒适的生活环境者，难于为一种神圣的使命而力拼。第三，他们缺少一个真正的领袖。立宪派中似乎人人皆可为领袖，似乎又无人有完全领导的资格。一个杰出领袖应具备的条件是： 勇敢、反权力、铁一般的意志、热情、信仰坚定、相信个人的命运由自己决定、知人善任、得众人的信服。梁启超只是理论家。孙洪伊只有一方面的才具。张謇只能得一部分人的信仰。换言之，立宪派人只是知识分子，而不是政治家；只有理论，而不能灵活运用。 虽然立宪运动注定要失败，但对辛亥革命仍有所影响。 革命的成败，时势的关系至大。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才有布尔什维克、法西斯及纳粹的出现，否则列宁、墨索里尼、希特勒是不是会成为一世之雄，颇不易言。革命家在现代革命中固然占据显赫而重要的地位，但这种显赫与重要，并不包括革命的准备。1848年的欧洲大革命，不待胜利者进攻，专制君王已先倒了下去。胜利者惊讶他们的胜利得来何其容易，更惊讶其对手不堪一击。辛亥革命何尝不是如此，推翻清廷不过是百余日之间的事。如果不能发现革命的时势已成，如何给予解释？ 所谓时势，除了统治者自身的腐化外，舆论是最大的制造力量。只有舆论才能揭露统治者的斑斑劣迹。有人说，革命发生之前梁启超是革命党的“宣传部长”，是革命党的代言人。如若这非过甚之词，谘议局成立后，革命党也就多了无数的宣传者与代言人。自来革命活动，有计划的(planning)与无意识的(spontaneity)两种。立宪派人指责清廷，要求国会，他们有意要求立宪，却无意之间刺激了革命。一般群众基本态度是保守的，他们不敢接受遽然的变动。因此他们对于激烈革命家的鼓吹与煽动，带着恐惧与怀疑的心理，往往视革命家为危险人物，甚至斥为叛逆，咒骂他们是不切实际的狂徒，很少会听信他们的宣传。Eric Hoffer, The True Believer, pp. 119120.列宁尝发觉他初期的革命不能接近群众，孙中山早年革命的处境何尝不如此。革命党的报刊被列为禁物，不能公开传布。只有立宪派的言论，据有合法的地位，四处流布，其措词温和，其影响却深远。 立宪派人说了些什么有利于革命的话？最简单而扼要的，莫过于指责清廷的政治和财政败坏，无意改革。立宪派人要求国会和责任内阁，使清廷进退失据，而抨击其财政紊乱，更揭露了政府的鱼烂实情。西方的几次大革命，无不因赋税而导发。英王查理一世(Charles Ⅰ)登基之后(1624)，为了征税问题而与下院水火，引发了权利请愿，自此权力受到限制。美国的革命可以说始于1765年的印花税法案。法国路易十六召集贵族会议及三级会议，亦是为了征税问题与人民争执而引发了革命。清廷的财政困难，有过之而无不及。立宪派人指责清廷借债度日，官员贪污，政府的威信为之扫地，大大地影响人心的向背。 参加革命者，并不一定要躬冒矢石。革命的危机时期，理想主义者出而鼓吹，鼓吹的方式不一，有的由于宣示他的理想而促成了革命的直接爆发，有的虽不直接鼓吹，却间接促成了革命。两者固有轻重的不同，但在革命运动中皆属不可或缺。孙中山一派是革命的直接鼓吹者，梁启超指导下的立宪派是革命的间接助长者。梁启超痛恨革命，视革命如毒药。但他也承认毒药固可以致人于死，同时亦可治病。清廷病入膏肓，一剂毒药，国家或可得救于万一。此类言论，虽不革命，等同革命。 再者，一个运动的性质很难加以限定。运动的表面看似单纯，实际却包含着种种不同的因素。希伯来人出埃及，可以说是奴隶的暴动，也可以说是宗教的、民族的运动。日本的军国主义也带着宗教的意味。立宪运动是和平的改革运动，但它的发展，又具有革命的特性，因为立宪派人持论与政府相对立，于不知不觉的演变中倾向同情革命，有利革命。赵凤昌尝说：“清室以立宪诳国民，国民亦以立宪诳清室，所求在此，所得在彼。”赵凤昌，〈“惜阴堂笔记”〉，《人文月刊》，卷2期8（1931年10月）。结果立宪运动为之变质。 立宪派最后卷入了革命。由于失望于清廷，他们放弃了拥护帝制的初衷。此一改变，关系着革命爆发的迟速，因为政治的稳定与否，常视上层社会的心理状态而定。有社会地位者，不像布衣粗食者，永远沉默于他人的统治之下。不反抗则已，一旦持反对立场，往往牵动全局。他们所感到的不满，并非物质的而是心理的。从心底发出的反抗，最能动摇整个旧社会的秩序。 革命发生后，首当其冲的是地方。各省谘议局是地方上的民意机构，议员如果不以官方的意志为意志，可能便是敌对的。他们是地方上的间接领导者，平时推进建设，乱时出而维持秩序。武昌起义后，由于他们心理上的变异，大多站在革命一边。 立宪派之赞助革命，固然出于失望清廷的心理，同时也想藉此表示前进。过去他们常常被指责为拥护传统的反革命者。他们虽不承认此种似是而非的批评，在潜意识中多少是有所歉疚的。蒲殿俊、汤化龙、谭延闿等之卷入革命漩涡中，便是很好的例子。如果不是以往革命与立宪间的鸿沟，谁能说他们不是革命的？张一麐说：“辛亥革命，皆以谘议局为发端。”张一麐，《心太平室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卷8，页38。指出了立宪派人之主动响应革命。 立宪派人卷入了革命，与革命党曾经有过妥协，由妥协而携手。但是除了数省始终如一的合作外，其余为时甚为短暂，有的不过十天半月，最长的也不过三数月而已。这种短暂的合作，与所谓的“革命的弥月时期”颇相吻合。革命弥月时期的意义是，当革命发生后，专制政权被推翻了，革命成功的气氛出现了，但是实际上这只是激烈斗争时期的过去，昙花一现的平静现象而已。在这时出而掌握政权的，大多数是有声望而较为温和的人。他们掌握政权之后，摆在他们面前的，是层出不穷的难题。他们要改革旧制度，要建立新制度，还要推行日常的政务。现实使他们不可能再采取激烈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如果他过去是激烈的，必然转趋温和。如果他本来是温和的，显得更为稳健。但是温和与稳健，必定使激烈的不在位者为之不满。不满发生了，必定再有激烈的行动出现，将掌权者推倒。第二次的激烈行为，往往产生恐怖和屠杀。四川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蒲殿俊等取得政权后，一时不能稳定局面，激烈者掀起浪潮，将他们从政治舞台上赶了下来。湖北汤化龙的处境更为典型。武昌起义，汤在各方面的运用与措置，有目共睹。但是他原本属于稳健者，被迫下台之后，与激烈的革命党公开分裂。这种分裂，是革命情势发展中无法避免的。 立宪派与革命党由合作而分裂，为必然的结果。任何革命在局势稳定之后，得势者往往以成功者自居。新得权力者，多以新贵的姿态出现。革命党与立宪派交恶已久，前者自不容许后者控制新的局面。立宪派多属士绅阶层，本其传统的权力观念，又焉肯轻易让步？几经周折，他们认为革命党难与共图大业，只有另寻在他们眼中有克瑞仕穆(charisma)的领导者袁世凯了。张謇的江浙派，且根本无意拥护孙中山，他们早已倾向于袁世凯。所以无论是革命党排斥立宪派，或立宪派轻视革命党，都是分裂的原因。事关双方利害者小，而影响民国的政局则十分深远。 辛亥革命是不是一个成功的革命呢？单就推翻清朝政权，结束了数千年的专制政体而论，似乎可以说是成功的。但是革命之后的大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全民政治的政府，如何从事建设，如何改良社会。一言以蔽之，如何走向现代化的道路。这些虽然有人想到了，却未能立刻见诸实行。因此，又可说这是一个不彻底的革命。 革命何以不彻底？原因固然很多，其中之一，恐怕就是立宪派人卷进革命之后，使此一运动不能勇往直前；该破坏的未能破坏，该建设的未能建设。就各省迅速宣布独立使清廷覆亡方面来看，立宪派自有其贡献。但是他们的保守终成了革命的一大障碍。北京紫禁城中仍然住着一位“皇帝”，此出于立宪派的安排。以旧官僚袁世凯为民国元首，亦为他们左右的结果。凡此皆象征着旧传统的延续，新制度的难以建立。 立宪派人的保守性大，妥协性亦大。与激进者，他们妥协，对守旧者，他们也妥协。因为他们一心拥护袁世凯，不得不多方面对袁迁就，于是革命不得不中道而止。拥出袁世凯之后，他们参加了统治阶层，使革命的气氛消失得更快，因而种下了日后的乱因。这与法国的革命一样。法国人见美国革命的容易，却不见本身根深蒂固的传统，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革命，恐怖、残杀层出不穷。辛亥革命以后多少走了同一的道路。 指责立宪派阻挠革命的人很多，但未能指出他们的阻挠是什么？辛亥革命以后，社会与政治不能得到改革，不能及时走向现代化，这才是他们的罪责，虽然只是一部分罪责。 不过有一点必须强调的，辛亥时期中国国际环境的险恶，有目共睹。帝国主义者处心积虑地要瓜分中国，只有知识分子看得最为真切。他们早已指出，动乱将予人可乘之机。而今革命发生了，他们已无法防止，所盼望的，是动乱不要扩大蔓延。他们在各省独立中的力图控制局势，虽是权力之争，亦是出于救时之心。革命没有变成混乱，避免了无谓的流血。他们力挽狂澜之功，是不能否认的。如果民清双方相持不下，南与北之间，省与省之间，派与派之间，攻战不停，中国又将会成了什么局面？保守的立宪派的影响力就在于此。惟中国未能及时彻底改革，他们又何尝没有责任？
无
张朋园的《立宪派与辛亥革命》，1.9折买入。超值。张朋园台湾著名的近代史学者，在晚清梁启超，辛亥革命这块还是很有见地的。
史料不错，就是有点太简短了。革命的成功与否是一种综合力量的运动，辛亥年的革命，立宪派功不可没。但是，其自身的保守性也让这个革命不够彻底，最终仍未能使中国走上民主之路
基本是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辛亥革命前各省立宪派的活动
立宪派也是辛亥革命中的重要力量。清廷拒不实行宪政，最终导致立宪派站在了对立面。
更加了解清末的政治态势，立宪派的历史功绩同样应该肯定
了解了立宪派与革命派之间的千丝万缕。不过这本书后面接近三分之一的名单却是令人该觉没有用处，真的不明白最后弄这么长的名单是干什么？
我读过的对于立宪派，描述最客观的一本书。
立宪派其实和所谓的革命派只有一墙之隔
台湾学者的书，功底扎实，是研究辛亥革命的好参考书，值得一读
关于中国清朝末期民主进程的事，其实很复杂，也就这几年，此类书多了一些。自己对当年的君主立宪争执了解很少，稀里糊涂的发生了辛亥革命。给自己解惑一段历史，自己是喜欢的。
可以了解辛亥革命的中国政体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围绕辛亥革命的回溯很多，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事件、众多人物一一研究开展，可是党派与辛亥革命却是一个很新的话题，值得一看
辛亥革命那段历史对于中国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喜欢！
了解清末立宪资政和党人历史的很好范本。另两本也大概读了一篇，这本还没细看，开篇就不错。
看罢此书，又增不少辛亥历史，有意，有益。
属于学术类的，语言比较严谨，材料详尽，以前对这个时期不太重视，看了本书后才觉得这个时期挺重要的，虽然大多运动失败了，但对历史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作者张朋园在台湾学术界地位就不说了，讨论的问题也算是该领域不可错过的了。
陆陇其（1630—1692），字稼书，卒谥清献，浙江平湖人。康熙九年（1670）进士。历官嘉定、灵寿知县，很有政绩，将授御史时，因上疏得罪上司而引退回乡。其学以居敬穷理为主，推崇程朱理学，是当时较有名望的学者。有《四书大全》、《三鱼堂文集》等。
本篇题为“崇明老人记”，然而，文章旨在褒扬老人的四个儿子。四个儿子都出身奴仆，一番奋斗自立后，也不是大富大贵，对父母却尽责尽孝，使父母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作为以为严谨的学者，张朋园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他的书值得反复看。
张朋园的这本书在台湾很早就出版了 现在终于有大陆版了 很好
台湾的学者还是能自由独立地搞些研究的。
最爱张朋园、萧公权、费玉清，他们的文章值得一读。虽终究不过一家，但发人深思张公此著亦是如此
了解民国历史对今天依然有借鉴意义,不要重蹈覆辙,未来可以走得更好,我们很需要研究历史和民主的书
张朋园文集中最出名的一本，性价比超高，不过估计有删减，希望看到原版著作
张朋园系列，先收着，排出时间再看~~~
张朋园先生的大作，买了几部了，都不错。
张朋园是个不错的作者
张朋园的书真的很好看
作者很有责任感，书后面的附录多，充分证明了其严谨性，作为普通的历史爱好者看，文章很流畅很容易看下去，作为专业人士，这书是很好的资料~尤其是服了~而且价格真的很值
秉持台湾学者的风格 一如既往的认真
搞历史搞学问都应如此 值得一看
活动时购入，没有仔细看，内容价值绝对对得起书的价格
是研究和了解梁任公的上乘之作！
张先生的书籍在于论述的逻辑性，里面史料的全面也是值得好好的阅读，而且可以作为研究的一个史料来源。
还没有仔细地看看，喜欢民国历史，应该不错吧
注释：
[1]毕侍郎：毕沅，字纕蘅，一字秋帆，自号灵岩山人，江苏镇洋（今太仓）人。乾隆时进士，官至湖广总督。著有《经渊堂诗文集》等。[2]风陵：地名，又称风陵渡，在今山西永济南河北岸。[3]蒲坂：古地名，相传是舜的都城。故址在今山西永济城东南。[4]盐池：今山西永济北部的一个咸水湖。[5]蔽亏：指日光被阴云掩蔽。凌厉：猛烈貌。[6]自河以东：黄河以东，指山西。关内：潼关以内，指陕西。[7]土逼若衖（xiàng 巷）：道路两旁黄土逼近像街巷一样。衖，同“巷”。涂危入栈：路途高危如同栈道。涂，同“途”。[8]原林：原野森林。黯惨：暗淡。披：遮被。谷口：古地名，在今陕西醴泉东北，传说为黄帝升仙处。[9]衢（qú渠）歌：里巷歌谣。衢，大路。聆：听。山阴之笛：向秀与嵇康友善，嵇康被杀后，向秀经过嵇康山阴旧居，闻“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廖亮，追思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于是作《思旧赋》。后世用为怀念旧友的典故。
了解那段历史很有帮助。
多了解,听各方诠释那段历史
相比其他历史阶段，这段历史比较特殊，值得了解。
老先生的研究，让人受益匪浅。
史论俱佳。借鉴西方社会学研究的视角，读后甚受启发。
材料很丰富。有助于研究历史。
历史总是史料的验证与求索，这本书历时三十几年，史料在大陆又得到新的验证，书中的观点值得一品
看此书，想到两年前看的【万历十五年】，都是扎实的学术书，较之国内没有文献索引，甚至没有数据来源的学者专家的书，做事的心态和质量以及影响力的持久一目了然。
这个书是搜索作者找出来的。个人以为，这个系列的书，都是值得关注这个领域的朋友读读的。相比于很多大陆作者的读物，台湾省学者的作品更值得拜读！
此书是相当有深度的，其实算是大作，虽然内容不够多。但确实读起来枯燥。
在后面的附录内容（附录一 各省谘议局议员名录附录二 资政院议员名录），这是非常有用的史料，而且，将来可能再也找不到了的。
买的是促销书，五块多钱，物美价量。
这本书挺好的，视角很独特
很不错的一本书，介绍的很详细，很专业，看来我得花好长时间才看的懂呢！
经典 值得好好品读
比其他网站便宜
前几天收到书了，刚看了几十页，感觉写得非常好。我很喜欢
正文内容不多，附录很多，讲得还行吧
经典著作，超级便宜，8块大洋而已。
真实,有价值
附录占的篇幅太多，一般读者用不上。
不错，值得一看,非常好，因为特价哦
很不错，不再犹豫，入手了。书很值得一读，品相也好。
张的书是比较好的，书的纸张很好，书的定价是28文 不过限时抢5文几 真的超值啊 不过最不爽的是要收5文运费 相当于11文啦
将价的时候买的
还行。。就是后面的内容太多了。
额恩，这个特价不粗。
怎么就那么好呢
还没来得及看，书质量不错
搞什么飞机
此书读起来感觉史料丰富，论证严密。作者还引用了大量的地方志，这些地方志大多为民国时所撰修；还有东西方学人的一些论著，可以说是史料充足。
算下来，只有一二折！书也不错！
在如今的图书市场，出版这样正经而严肃的历史著作显然是难有盈利的。反而是一些神鬼之道的书籍，倒是一堆堆地码在书店里。
支持一下吧
大师的东西，必读
虽说附录占了许多页，不过也许这些东西更有价值呢
资料明晰
纸质印刷都挺好，内容当然更好。
拓宽视野，角度很独特
通过夏业良先生的讲座、文章，我们知道经济学的根源其实并不全在经济学本身，或者说经济学能解决的问题并不仅限于经济学领域。
很扎实，很有价值
一本好书，早就准备买的。终于满足了！
能不能给个好袋子？有点纠结
我买的价格是18.2，希望对你有帮助。2011.12.30
好书，不需要解释~
应该要认真读。
严谨的历史书才值得看.
因为看了 走向共和 所以对这个很感兴趣。
书的质量不错，还没来的及看，简单翻了翻，挺喜欢
学术著作，很值得一看
装帧设计还可以，内容只能说一般吧
在有关辛亥革命的文献中，立宪派的作用历来受到忽视，这或许与近百年来形成的革命的话语权有关，这些暂且不计。
张朋园教授在本书中以扎实的资料考证了立宪派的贡献，开相关研究之先河。就风格论，此书具有典型的学院派风格，推荐历史学、政治学的学者或学生阅读。
采纳了各方面的史料，指出了立宪派其实并未都是组织革命，相反是促成革命的。这与清廷的假立宪有很大关系。
能够了解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 知道比较真实的历史
本书叙述从立宪派视角叙事，自晚清始而辛亥革命后终，然后就完结了。内容没有想象中的多，但是作者学问不错，引用资料与考证都相当严谨，还是学到了不少的知识。关于后面资料的附录，虽然买之前也有看过相关的评论，但初次翻开时实在是吓了我一跳，资料附录几乎占了全书页数的二分之一，对于一般的而非做学问的读者而言，这一部分基本上市鸡肋
去年看过雪珥的一本书，也认为咨议局在清灭亡中起到很大的作用。本书对辛亥革命前后咨议局议员之动向进行考证与整理，在我看来，咨议局议员作为一个利益集团，无论是革命发生前之主张立宪与革命发生后之向革命派的靠拢，都是为维护和保护自己的利益。这或许就是当时教科书上所说之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吧。只有无产者是彻底的，因为怎么改，都是对自己有利的，因为他们革命前他们是没有利益的。所以革命，只是为了捞取利益吧，无论对何者而言
难得的以一个很客观的角度，去叙述立宪派与革命派，各自的理想与奋斗，对历史感兴趣的读者，不妨一读
客观评价立宪派的佳作。台岛学者水准绝对值得肯定！
这是研究辛亥革命历史的一本有价值的参考书，作者张朋园的代表作之一。
台湾学者对辛亥的研究，比我们以前的叙述客观
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
（1）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趋势，具有进步意义。
（2）爱国救亡运动，激发了人民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
（3）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作用，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很有民国遗风 台湾学者做学问的感觉
书还可以，内容限定较窄，提到的关健点较多。尤其是对于政治的评价偶现精彩之句。
书的内容其实并不多，有三分之一是史料（其实就是当时官场各派的名字表格）。
还没看正文，学者写的文章，估计史料很充足。
书本印刷质量不错。
非常感谢当当时不时的打折活动！！！
张朋园的作品，信得过
活动购买，很便宜，内容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