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凶猛
2011-8
上海文化出版社
李蕾
177
无
把电视节目变成书，是我从来不太能够理解的一件事，除非那是约翰·伯格的“观看之道”，或者肯尼斯·克拉克的“文明”。所以当电视台把我做过的节目转录成文字之后，我是绝对不能承认那是我的“作品”的，就连翻都不敢翻。每遇读者拿着那些所谓的书跑来找我签名，我都得硬着头皮解释半天。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莫非我一个做电视的人也要看不起电视？以为书本必然要比荧屏高级？曾经去过一个学术机构向公众演讲。负责主持那次活动的，是一位年轻学者，他一见我就开始说：“没想到你居然要讲文学。还好，最初我还以为你会谈电视呢。”然后同一番话他重复了大概三四回，最后一次是在台上，他对听众宣布：“大家可能都看过粱先生的节目，今天大概也是为了他这个电视主持人的身份而来。可是我怕大家要失望了，因为今天他竟然不谈电视，选了一个相当严肃的文学课题。”但是为什么他会以为我要“谈电视”呢？难道一个做电视节目的人，无论走到哪里，就都要把电视这一行当作谈资？当然，我明白他的意思。他只是没说出口而已。我有一个同行。或许是全中国最有名的娱乐节目主持人。每回见面我们都不“谈电视”，因为可谈的东西实在太多。他写书法、藏旧纸，喜欢把玩烟斗、草帽等一切美好事物；为了了解传统匠人手作功夫之不易，他甚至花了许多时间学钉木桶，他总是能吓人一跳；知道我学南传佛教，他便从书架中取出一册泰国高僧阿姜查的著作，看书背印章，这还是在香港一家连绝大部分香港人都不知道的冷僻书店购得。有一回。这位朋友参加一场在北大举办的“南音”研讨会，与会的专家和商人（准确地说，是“有志推动南音文化的商人”）毫不客气，尽拿他开玩笑，大概是俗人如他，也有资格讲南音，这门高古艺术如何不衰的意思。偏偏他真懂，随即有板有眼地分析起一阙老曲的结构妙处。于是底下青年学子欢声雷动。戏弄他的专家则一睑阴云。又有些时候，我坐在飞机上，旁座可以不动声色地拿起相机凑近猛拍，不必解释，也不用先请问些什么，仿佛我是景版。我在街上和人说话，对面走过来的人可以用高了八度的声音模仿我刚刚说出口的一句话。然后“嘿嘿”一笑扬长而去。为什么？当然因为我是个做电视的，我是个人人可戏的戏子。坦承我们做电视的人恍如戏子，我没有任何怨言；恰恰相反，我自己就很厌恶电视，说不出的厌恶。我一向不喜欢翻看自己写过的东西，更不喜欢看见自己做的节目。每次碰巧打开电视看到自己，我都马上转台或者干脆关机。我不晓得其他同行会怎么样，起码我以为一个人老照镜子是有病的。我讨厌电视，讨厌自己千的这一行，倒不是因为它“低俗”，而是因为我了解这一行有多么容易沦为演戏。演戏自然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我们常常假装自己不是在演戏。新闻主播（特别是台湾的新闻主播）常常在串接上一条新闻与下一条新闻的时候，使用“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这句话，似乎他真的很关心利比亚内战的最新进展与华东水灾的失所灾民。节目主持人老是对着镜头向坐在家里的观众打招呼：“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在我看来。单单这一句话就已经说了两个谎：一、那些观众你根本不认识，他们又怎么会是你的朋友？二、他们连你的朋友都不算，又怎么说得上是“亲爱的”呢？最坏最坏的，就是像我这种所谓的“评论员”，说起话来好像头头是道什么都懂，久而久之甚至成了“意见领袖”、“舆论代表”。实际上，我们更像是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所嘲讽的“快餐思想家”，在一个以争夺眼球和收视率为重的产业里。用熟练的电视语汇操演代替了严谨缜密的理性推论。将一己意见包装成言论市场上流行商品般的“知识”。如果有人认同你的某些意见，那不一定是这些意见多有道理。反而往往只是因为他们认识你罢了。想要别人认识你，那就得不时在好些热点话题上发表一下所谓的“酷评”；正如“酷”这个字所指示的，该些评论的重点不在它们的道理和洞见，而在于它们能不能让你这个评论者酷起来（在我刚刚开始做读书节目的时候，曾有前辈劝我发明一两句“我梁文道说好的书，你不能不看”这类金旬台词，以及在镜头前抛掷或撕毁坏书的指定动作，他认为“这样才酷，才有争议性，才有人看你”）。有时候只是为了酷，便不妨说一些貌似带刺勇不可当，但实际上却完全不存在风险的话。大家合谋伪装出一套看起来有交锋、有辩论的假公共领域。我在电视这一行做了十几年，几乎每一天都要和这种结构上的演戏倾向纠缠搏斗。我不喜欢看自己的节目，不喜欢看自己的节目内容被转成文字记录，也许只是因为我害怕，害怕十几年下来才忽然发现，我到底是个戏子。于是我特别羡慕李蕾。虽然她对这种演戏的潜在结构的认识可能比我还深，但她对这一行的信念也好像比我坚定，最起码她认真。由于认真，所以我见过她为了组织话题和寻找嘉宾而反复思量。也曾不止一次见过她的沮丧、苦恼和无奈。我害怕自己是个戏子，她则以行动对待那股不断要把我们变成戏子的巨大力量。换句话说，她也许会艳羡我所拥有的相对自由，可我却佩服她的始终不屈和自觉（这让我想起有人称她为“美女主持”，一个多么泛滥轻浮、因而也掩盖了太多背后真实的称呼呀。“美女主持”。不啻是另一种结构替我们这一行安排好的角色）。如果“风言锋语”要变成书，而且有价值这么做的话，那大概就是因为它能让我们静下来，在抹去一切光影和消除一切声音之后，于字里行间缓缓读出一个电视人拒绝当戏子的抗争记录。
此套《风言锋语》丛书既有对文化的独到见解、对感情的深透通析，也有对热点政策的文化品评、对新鲜科技的伦理讨论。
《基因凶猛》是其中一本，书中不仅有生物、有科技、有科幻，有更有科学家现身说法，与大学生一起追问“科技到底是‘噩梦’还是‘美梦’”
的哲学命题。
《基因凶猛》的作者是李蕾。
戏子人人可戏
科学的困扰
被妖魔化的理科生
中国人对科技没有平常心
最初科学精神就是“吃饱了撑的”
科学家在做普通人很不理解的事
科学精神越来越像一个修辞手段
为什么科学没有成为我们良好的生活习惯
自然灾害是不是与科技活动有关
科技带来的问题，科技能否解决
你打算接受它的好，就要承受它的坏
好的归科技，坏的归魔鬼，魔鬼归谁
如果没有准备好，那就慢一点
基因凶猛
千细胞制造精子的科学狂想
科学家不承担技术带来的伦理责任
基因可以像零件一样自由组装
孩子，你是我精心设计的礼物
可怕的基因歧视
技术成熟之前，要把它关在实验室里
科技不是更完美的未来
我爱上了机器人
人一直喜欢复制自己
阿西奠夫的粉丝
机器人三定律
对机器人女友的感情
人和机器人的终极关系
不要和外星人说话
外星人存在的可能性非常大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四年之后才听到“你好吗”
宇宙间的漂流瓶 我看见了UFO
外星文明在保持沉默 我们都是外星人
地球人在太空中安全吗
好奇害死猫
500天飞往火星
2012又被霍金预言了一次
人类面临消失的命运
超级细菌是怎么想的
自私、贪婪的遗传密码
跟随霍金进入宇宙
感情是抵御末世情结的一种方法
移居外星球靠的不是蛮力是大脑
200年后人类怎样生活
谁会变成阿凡达
地球上只剩下了一个人
科学也在不断进步
幻想是最时髦的科学
《阿凡达》的科学背景
机器人引发的心里危机
充满好奇心的人都是科学家
李蕾是个“小绿人”
他从未长大，但从未停止生长
专家是怎样买菜的
想吃什么就买什么
量没到，效果就不会有
化合物是人类自己创造的
别被自己吓到了
吃饱了，开始有标准了
还未发现转基因食物对人有危害
《寂静的春天》教育了我们
恐惧是吸引受众的一个好办法
一根葱也是国际关系
加碘盐少点烦
碘盐该不该“一刀切”
最危险的是小道消息
科学请往前站
所有人都可以这样相遇
版权页：插图：李蕾：上海交通大学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呢？如果列出这个学校历史上的那些名人，可以说是群星灿烂。这个学校是以理工类专业见长的。理科生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特点？在这个问题上，两派美女分成了不一样的阵营：一派说。嫁人要嫁理工科的学生，因为他们非常地无趣，所以他们专一，不花心；也有人说，嫁人不要嫁理科生，因为他们无趣，所以不懂得什么叫浪漫。永远不会配合你的情调。那么，作为一所以理工类专业为主的学校，交大的学生对于理科生有着什么样的定义，理科生的特点又是什么呢？学生A：我是一个工科的学生，我们班里男生很多，我接触的理工科男生也很多。我觉得，其实现在理工科的男生并不像大家所想象的那么枯燥、乏味。他们也有很多可爱或者是浪漫的地方。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前几天，在交大阂行校区就有一个很轰动的演出，叫做《交大这点事》。那是学生自己编排的，用相声的形式为大家讲述了交大这一路走来的历程。演出老少咸宜，去了很多人。学生B：我觉得理科生的头衔只是针对他们所学的学科内容而来的，其实他们是严谨而不乏活泼、求实却又生活得丰富多彩的一个群体。看一下交大的交响乐团，就是非常令人自豪的一个团体，交大的合唱团也是非常不错的。合唱团和交响乐团的主要成员构成便是理科生，这就证明了他们的生活确实是丰富多彩的。学生C：读本科的时候，班上有男生追求女孩子，他用了整整两个星期，每天一封情书、一枝玫瑰花。所以我觉得，说理科男生很沉闷是一个不对的说法。有一些男生在女生楼下弹吉他。弹给他喜欢的女孩子听。李蕾：好像是很浪漫。但我听说理科生都不怎么会写情书，所以他们发明了一个“情书软件”，只要上去点一下，一万封情书都自己出来了……学生D：主持人说理科生不会写情书，这一点我不是很赞同。我自己是工科学生，但是我确实很喜欢文学作品，很喜欢诗歌。我觉得“理科生”是一个标签，在这个标签之下有形形色色的人，各自有各自的兴趣、爱好。我喜欢打球。他喜欢游泳，我们都有自己的兴趣，比如一些科学家也喜欢音乐、喜欢文学。多李蕾：谢谢同学们给出的这些答案。其实社会上对理科生是有一些误解的。贴了很多的标签。就拿我们今天的主题词“科学”来说，标签就特别多。我小时候写作文，老师就说，最崇高的理想一定是要当工程师或者是科学家，如果我写我想当一个卖冰棍的小贩，或者当一个工人，都是不被允许的。但是后来我发现，科学家怎么距离我这么遥远？今天到场的两位都是科学家，这让我第一次发现科学家也是很容易接近的。江晓原：一部分科学家很容易接近。我就属于能接近，并且容易接近的。虽然我现在混迹在文科了，但从理论上说，我仍然是科学共同体的成员。刚才说的理科生的事情，我想有点补充：第一，刚才基本上都在说理科男生。而忽略了那些理科的女生；第二，我们经常把理工科放在一起，结果刚才就有同学申明自己是学工科的，其实从气质上说，理科和文科的距离还不如理科和工科的那么大。李蕾：会吗？江晓原：对，理科和工科的距离非常大，理科和文科其实倒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另外我觉得，确实人们总是在那里妖魔化理科生，把他们说成是无趣的、乏味的。你刚才还向同学们传递了一个错误的信息，你让女生认为理科的男生不容易花心。事实上没有任何社会统计调查的数据证明，文科的学生比理科更花心。所以理科生也一样有可能花心。李淼：我同意江老师的观点。我是七八级的，就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二届高考生，学的是天体物理专业。我发现，实际上理科包括物理系，甚至我们天体物理专业，抢走了很多中文系、英语系、国际关系系的女孩。当然那时候我太小——我16岁上的大学，我当时不可能花心。江晓原：我可以证明李老师没有美化理科生。因为我也是理科生，我是七七级学天体物理的，事实是我娶了一个学中文的太太。李蕾：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1893年，“科学”这个词被引入中国，它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江晓原：这个题目说起来就比较大了。我们可以分几个层面来说。在物质层面很容易理解，那就是它给我们带来了各种现代生活的便利，越往后看越明显；另一方面，现在很多人喜欢谈科学精神，他们认为科学进入中国以后，也带来了一种精神。当我们平常谈论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把科学这个词当作形容词来用，总是用它来形容正面的事情。比方说某件事情有道理，我们就说它有科学精神；某件事情比较合理，我们就说它设计得很科学……这样一个词在日常生活中被广泛使用的时候，它本身就意味着科学进入公众心目中之后，已经有了一种形象、一种地位。李蕾：那“科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词呢？江晓原：寻根究底的话，“科学”这个词是从日本来的。日本人用一些汉字来翻译西方的东西，然后再被我们学过来，我们现在用的很多词都是这样的。李蕾：您这么跟我讲的时候。我在心里面就想，他说得多科学啊；同时另一个声音在说，他说得多无趣、多枯燥啊。这是不是科学另外一方面的特征？我们会认为科学都是很无趣的，包括科学家这些人，都是离我们很遥远的。
我终于弄明白，住在我身体里的这个家伙，它是个梦想家。它异常劳碌，不会停下来，并且永远指向未来。存放这家伙的躯壳叫做“李蕾”，目前是一个电视人。在一本书里，我这样写下第一句话：我就是那个写字的女人，我叫李蕾。书出版于上海，那时我还在西安，一座四四方方的城市，暮色降临之际，成群结队的蝙蝠在古老的钟鼓楼上空盘旋。而我最想千的事情有两件：写字为生，以及在城墙上尖叫，真的叫过，只是很小声。到了2008年，我来上海，做了这档名叫《风言锋语》的电视节目，转眼三年。我的问题是，我一直在做自己并不擅长的事，并且认真。年轻时我曾经写过很多凶猛的句子，比如：“见人是无底的黑洞。我知道你一直在看这些字，我并不想见到你，写的人和读的人，永不相见才是成全。”而现实的状况是，只要你肯在某个时间打开某个电视频道，就能看见我。这张脸代表我每天到处去提问、谋生，差不多也有十年之久。我怎么能算是个会说话的人呢？从小到大，只要遇见什么事儿，需要我去跟人讲一句话。讲一句这事儿就成了，一句话而已，又不会死！可是我真心在那里纠结，想着宁肯死了算了。在我看来，说话往往是比吃饭、睡觉还要命的。更要命的是，这个艰难的事情现在是我的职业。我得靠说话吃饭。我知道自己笨拙，但没有人相信我笨。我只好缓慢而小心地练习。一遍又一遍。刚开始我不知道该问人家什么，后来不知道怎样问人家才肯说，再后来又不知道怎样问人家才肯听？我会睡不着、头痛，或者便秘。我最恨采访，甚至想为什么不是人家来提问我？坐在椅子上，等别人来提问，实在是更容易一些。可我还是笨拙、日复一日地完成了这些谈话节目，在可见的未来岁月，我还会继续这样千下去。某次和年轻的大学生聊天，有人问我：什么是好问题？我回答了他：朴素、好奇、说入话。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懂。其实我也并不清楚什么才是好问题，可是我清楚什么是坏问题。那些坏问题都是简单易得的。例如苏菲·玛索被问过很多次：你最喜欢的角色是哪个？李泽厚被问过你是研究什么的？某记者去提问葛优。精心准备了一个长达500字的问题，葛优只回答了一句话：我觉得你说得有点意思。你知道，上天是不会厚待任何人的。如果你想要成功，就要忍耐成功的代价；如果你想要看到奇迹，就要明白奇迹不会轻而易举地在道路上出现；如果你想要一盘好棋，首先要成为势均力敌的对手。假装聪明是没有用的，沿着刀锋边缘朝上走，恐怕才是最好的选择。我会的都是笨办法。我曾经问过很多烂问题，如果都列出来，要有一本书那么厚了。我哭过两次，写了一些检查，沮丧过无数回。但最终我还是一心一意喜欢那些“有想法的人”，为了和这些有想法的人相遇，我像一杯水自己饮下自己，像一粒米自己吃掉自己。十几岁的时候。我在课堂上看《射雕英雄传》，外面包一本《代数》的封皮。老师走到我身边敲桌子，敲得笃笃响。我还叫他不要烦。因为正看到梅超风要杀郭靖。班里有个剃着小平头的男同学说：如果能见金庸一面，死了也值得。那时候年轻，似乎随时可以死去，也并不知道未来有什么要来。好多年后，我真的采访了金庸，在华山北峰，海拔16147米的地方，和80岁的金庸说起小龙女和杨过，大团云海呼啦啦升起来。我忽然想起多年前那个剃着小平头的男生。他曾经跟我借过5块钱，买地摊上的拳谱，想逃跑去少林寺当功夫和尚。我一直喜欢听他唱歌。有一种无知无畏的勇敢。15岁的时候，他在舞厅里和人打架，给人打死了。很多天以后，舞厅的地板上还有两条干涸的血迹，是拖他出去的瞬间留下的。生命这样脆弱，常常甩出几个响亮的耳光，让梦想家醒过来。而梦想不是不能获得，但需要好运气和足够彪悍的坚强。那点坚强，就是人年复一年地活下去，总有一点儿闪光的东西，能够留下来。我委实有好运气。拥有这样一个职业，能够遇见留下来的那点东西。那些有想法的人，研究了几十年别人，探索了几十年自己，只要聊聊天，就给我看了他的好东西，真是给我占了天大的便宜。节目播出之后，有收视率，我知道那些人也是我的同类，是来看那些有想法的人，那些想法可能是我一辈子也想不出的，也可能恰好在钢筋水泥丛林中散发出了与我极其相投的气味，都让人快活得简直要眼睛贼亮。而终于到这一天。我的这些快活还能够变成书出版。我竟然疑惑起这便宜还有多么大可以占领。这并不是我的书，也不是我的节目，我更愿意把它看作记录，记录着在这个时代，我曾遇见过他们，所有人都可以这样相遇。
有一个经典的说法叫做“好的归科学，坏的归魔鬼”，也就是说一个科学技术带来一个坏的结果的时候，我们立刻说，那是因为使用不当，是坏人在利用它。 ——江晓源
《基因凶猛》：继2009年单行本发行之后，2011年上海书展期间，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谈话类节目《风言锋语》联合上海文化出版社，再度推出系列丛书四本——《城市野心》、《剩女无敌》、《谁被收藏》、《基因凶猛》。丛书网罗了栏目自创办三年来的经典话题，汇集了两岸三地的知名文化学者和媒体人，精选了电视节目中备受关注的话题和观点。科学的困扰／基因凶猛／我爱上了机器人／不要和外星人说话／假如地球毁灭／谁会变成阿凡达／针灸，是文化还是科学／专家是怎样买菜的／加碘盐少点烦。
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