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
2008年
文汇出版社
张耀杰
311
无
就我本人而言，接触胡适很晚，在我读中学的1970年代，是没有胡适的书可读的，如果偶然碰上，那肯定是在批判的材料中。多年后，等到我自己开始通读胡适文集时，胡适在中国的命运已经走过一个大大的“之”字。放在今天，我以为胡适身上最突出的一点可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枢要，那就是“宽容”。胡适在美国接受的是自由主义教育，自由主义和容忍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在一个不宽容和反宽容的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选择事实上是谈不上的。执于此，在新文化运动发端之初，年轻的胡适在推进它时始终能以宽容的态度面对文化论敌。
本书深入而细致地再现了一所大学、一份刊物和一个群体的历史，他们如何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历史，以及这些北大教授游走于政学两界、沉浮于历史大潮的路径选择和人生传奇。 作者通过征引日记、书信、当年的报刊、档案等一手资料，展示那个时期的历史，更丰润了那个时期的北大教授在读者心中的形象。
张耀杰，1964年生于河南禹州。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人文学者，文艺史专家。从1992年至今，一直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从事“戏剧历史暨戏剧宗教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近年来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政学两界重要人物及重点事件的个案研究，已经出版的著作包括《戏剧大师曹禺——呕心沥血的人间悲剧》、《影剧之王田汉——爱国唯美的浪漫人生》、《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私人记忆》等十余部。
序：北大教授的路径选择北大教授高仁山的革命传奇 一、鲁迅笔下的高仁山 二、北京大学的革命教授 三、高仁山与新中学会 四、大无畏的革命传奇 五、蒋梦麟与陶曾谷的后续情爱 蔡元培与陈独秀的以德治校 一、蔡元培诚聘陈独秀 二、以德治校的进德会 三、蔡元培的兼容并包 四、对于陈独秀的变相免职 五、北大评议会的制度缺失 六、蒋梦麟眼中的制度与道德 章士钊与新文化运动 一、章士钊与陈独秀的早期交往 二、从《甲寅》到《新青年》 三、章士钊与新文化运动 四、后《甲寅》时代的话语之争 五、鲁迅与章士钊的法律较量 北大教授与《新青年》 一、北大教授与《新青年》 二、胡适与罗家伦的历史记录 三、周作人笔下的历史还原 《新青年》同人的经济账 一、《青年杂志》的创刊 二、《青年杂志》与《甲寅杂志》 三、《新青年》的“复活” 四、“金字招牌”的形成 五、《新青年》同人的利益分化 六、“金字招牌”的内部争夺 钱玄同与胡适的精神互动 一、钱玄同与《新青年》杂志 二、钱玄同与胡适的精神互动 三、钱玄同的“小批评大捧场” 四、胡适与钱玄同的精神分歧 五、钱玄同的追悔反思 六、钱玄同的“偏谬精神” 七、钱玄同与胡适的真诚合作 口《新青年》“台柱”刘半农 一、《新青年》“台柱”刘半农 二、刘半农与周氏兄弟 三、刘半农淡出《新青年》 四、刘半农与胡适的后续交往 五、鲁迅与刘半农的精神歧异 六、刘半农与胡适的善始善终 七、刘半农的死后是非 周作人的歧路人生 一、周作人的事后回想 二、忠实原著的“直译的方法” 三、人道主义的新宗教 四、《小河》中的劣势心态 五、天堂净土的“新村” 六、“新村”运动的路径迷失 七、《新青年》同人的路线图 吴虞教授的风流情事． 一、菲儒反孔的吴虞 二、胡适与吴虞的公私交往 三、吴虞与女儿的家庭纠纷 四、吴虞的风流情事 五、钱玄同的全盘否定 六、非儒反孔的历史功过 七、“阴护礼教”的专制根性 八、周作人的推波助澜 马寅初的“北大之精神”． 一、胡适笔下的马寅初 二、马寅初的计划经济观 三、马寅初的晚年情怀 四、北大精神再思考 高一涵与胡适的同居经历 一、《新青年》的创刊元老 二、“甲寅派”的重要写手 三、与胡适的同居经历 四、与胡适的共同“努力” 五、高一涵的“起死回生” 六、1949年之后的高一涵 陈翰笙的红色传奇 一、鲁迅笔下的“他‘家翰笙’” 二、陈翰笙的红色传奇 三、陈翰笙与史沫特莱 四、陈翰笙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梁漱溟的法制观念与路径迷失 一、梁漱溟与蔡元培 二、梁漱溟的法制意识 三、梁漱溟的路径迷失 北大教授陶希圣的生离死别 一、五四时期的陶希圣 二、陶希圣的政学传奇 三、名门之媛陶琴薰
北大教授高仁山的革命传奇高仁山是北京大学继李大钊之后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的又一名革命教授，北京大学的革命烈士纪念碑上，刻有“高仁山（1894—1928），江苏江阴人”一行字。《北京师范大学革命烈士名录》中，另有“高仁山（1894.4—1928.1），1924年起任教育系教授，l928年被军阀杀害于北京”的记录。查郭廷以编著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在1928年1月15日项下有“北京艺文中学校长、前北京大学教授高仁山被枪决”的记载。但是，在国共两党的历史文本中，高仁山烈士究竟是如何从事革命活动的，又是如何被枪决的？迄今为止依然是莫衷一是的难解之谜。一、鲁迅笔下的高仁山与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的读书人一样，笔者最初知道高仁山这个人，是通过鲁迅收入《华盖集》的著名文章《“碰壁”之余》，其中写道：“我真自恨福薄，一直活到现在，寿命已不可谓不长，而从没有遇见过一个不大认识的女士来邀‘观剧’；对于女师大的事说了几句话，尚且因为不过是教一两点功课的讲师，‘碰壁之后’，还很恭听了些高仁山先生在《晨报》上所发表的伟论。真的，世界上实在又有各式各样的运气，各式各样的嘴，各式各样的眼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在关于高仁山的注解中写道：“江苏江阴人，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他在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晨报》‘时论’栏发表的《大家不管的女师大》一文中说：‘最奇怪的就是女师大的专任及主任教授都那里去了？学校闹到这样地步，何以大家不出来设法维持？诸位专任及主任教授，顶好同学生联合起来，商议维持学校的办法，不要让教一点两点钟兼任教员来干涉你们诸位自己学校的事情。’”《“碰壁”之余》写于1925年9月15日。在此之前的6月19日，女师大学潮的中坚人物许广平，已经在致鲁迅信中介绍说：“杨婆子在新平路十一号大租其办事处，积极准备招生，学生方面往各先生处接洽，结果，由在京四位主任亲到教部催促早日解决校事，一方另呈文至执政处，请其早日选人至教部负责，然后解决校事，在京四人，居然能做到这一点，真不容易。至于到校维持一节，碍于婆子手段，恐不易有办，出来说话做事的，都往往吃力不讨好，也惹一身脏，好比七个先生的事，就是前车，以后的人，自然不愿意轻举妄动。结果，还是大家不管的女师大。”“杨婆子”就是被驱逐出校的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她与教育界著名人士郭秉文、胡适、蒋梦麟、马寅初、陶行知、查良钊等人，都是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归来的校友；她与政学两界的吴稚晖、陈源、陈翰笙、顾淑型、高仁山、陶曾谷等人，又同为江苏无锡人。“七个先生的事”，指的是由鲁迅撰稿并以本名周树人与马裕藻、沈尹默、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共同签署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于1925年5月27日在《京报》公开发表的事情。除北大教授兼女师大史地学系主任李泰菜是河北阳原人之外，其余六人都是来自“某籍某系”——浙江籍北京大学国文系——的兼职教员。“在京四位主任”，指的是为女师大校事积极奔走的国文系主任黎锦熙、化学系主任文元模、史地学系主任李泰菜、音乐系主任萧友梅。由许广平的书信可以看出，高仁山的《大家不管的女师大》一文，对于女师大学潮的缓和及解决，是产生过正面影响与积极作用的。到了1925年12月18日，鲁迅在《“公理”的把戏》中再一次提到高仁山：“日本人学了中国人口气的《顺天时报》，即大表同情于女子大学，据说多人的意见，以为女师大教员多系北大兼任，有附属于北大之嫌。亏它征得这么多人的意见。然而从上列的名单看来，那观察是错的。女师大向来少有专任教员，正是杨荫榆的狡计，这样，则校长即可以独揽大权；当我们说话时，高仁山即以讲师不宜与闻校事来钳制我辈之口。况且女师大也决不因为中有北大教员，即精神上附属于北大，便是北大教授，正不乏有当学生反对杨荫榆的时候，即协力来歼灭她们的人。即如八月七日的《大同晚报》，就有‘某当局……谓北大教授中，如东吉祥派之正人君子，亦主张解散’等语。”女师大的前身是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2年由鲁迅的同乡好友许寿裳出任校长。许寿裳仿效蔡元培在北京大学进行的教育体制改革，成立了由校长、教务长加上10名教授共同组成的评议会，重新厘定课程，出版周刊，并从北大聘请兼职教员。兼职教员不能做教授只能做讲师，也是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制定的制度规则。鲁迅所说的“东吉祥派之正人君子”，与“某籍某系”一样是当年的流行话语。据王书庄回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蔡校长曾赴欧美各国，延聘了一批学习优异的留学生回国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西林师曾和其他七位新回国的北大教授在吉祥大院租了一所民房，共同居住。学生称他们为‘吉祥八君子’，以表示对他们的尊敬并以此自豪，一时传为佳话。”与丁西林（又名燮林，字巽甫）等人一起住过吉祥胡同的李书华，对于“东吉祥派之正人君子”另有回忆：“民国十一年九月中旬我到了北京，寓后门内东吉祥胡同。同住的有周览（鲠生）、李麟玉（圣章）、李四光（仲揆）、丁燮林（巽甫）四人，全是在欧洲时期的老朋友，前一两年回国的。鲠生任北大政治系教授，圣章任北大化学系教授，仲揆任北大地质系教授，巽甫任北大物理系教授兼理预科主任。王世杰（雪艇）亦系前两年回国，任北大法律系教授，原来也住在东吉祥胡同，结婚后便另觅住所，移居西城惜薪司。……我到北大不久，北大新教授李宗侗（玄伯）、皮宗石（皓白）、陈源（通伯）、石瑛（衡青）陆续到校。玄伯在法文系，皓白在经济系，通伯在英文系任教；衡青则在化学系担任冶金功课。皓白、通伯、衡青三人亦全住在东吉祥胡同。”高仁山虽然不是“东吉祥派之正人君子”中的一员，却是为王世杰、石瑛、周览、陈源、皮宗石、李四光、丁西林、唐有壬等人丰办的《现代评论》周刊无偿供稿的一个人，并且在学潮问题上与《现代评论》同人基本上保持一致立场。他们把“北京国立各校接连不断发生风潮”的原因，归结为四点：“学校当局不恰人望，学生的行为出轨，教职员的从中挑拨，校外人士的鼓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希望的是以公正平和的态度平息和化解学潮：“我们不懂得有些立于教育界责任地位的人，为什么也不平心静气地考量女师大问题的本身，乃反而推波助浪的张大其事。……今日校外的人不立于超然的地位，以苦心孤诣的精神，调处女师大风潮，求个迅速圆满的解决，反而全然加入一方面，助长学潮，这明明是走入歧途，其结果也许少数人可以逞快一时，然而多数青年学生就未免要跟着牺牲学业了。”关于当年的派系之争，陈翰笙在《四个时代的我》中回忆说：“我进入北京大学，在历史系担任欧美通史和史学史课程。当时我只有27岁，是北大最年轻的教授。……北大教师当时分为两派，一派是英、美、德留学生，以胡适为首；另一派是日、法留学生，领头的是李石曾。这两派明争暗斗，互不相容。历史系的系主任朱希祖是日法派，他对我这个从欧美回来的人很不喜欢，想把我排挤走，要他的留曰朋友代替我。……李大钊又找到法学系负责人周鲠生，将这件事对他说了，还说：‘王世杰是胡汉民的人，《现代评论》也是胡汉民出钱办的，找他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李大钊同志建议我直接找一下周鲠生，说周人品好，是个正人君子。周鲠生对我说：‘不要同王世杰讲了，我聘你到法学系兼课，讲授美国宪法史。’这样一来，朱希祖没有办法了，……”陈翰笙所说的“日法派”又称“法日派”，它虽然以河北籍的国民党元老李石曾为精神领袖，其中坚力量却是浙江籍人士，特别是被称为“某籍某系”的浙江籍北京大学文科教员沈尹默、沈兼士、朱希祖、马裕藻、马廉、钱玄同、陈百年、周作人、鲁迅等人。“东吉祥派之正人君子”，则是英美派的生力军。不过，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无论是法日派还是英美派，无论是元老级的李石曾、吴稚晖、徐谦、汪精卫、石瑛、易培基、丁惟汾、顾孟余，还是相对年轻的朱希祖、沈尹默、沈兼士、王世杰、蒋梦麟、马叙伦、朱家骅、唐有壬、李大钊、陈翰笙、高仁山，大多是国民党内部各个派系的骨干成员，他们在反对北京政府和支持北伐战争的政治立场上还是保持一致的。没有党籍的鲁迅、周作人兄弟，也同样是站在支持国民党广州政府的立场上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周作人后来在标题为《红楼内外》的长文中，专门以《高仁山其人》为小标题，纪念这位“肯冒点险”的革命教授：“关于高仁山的事，我知道得不多。最初在北大出版的刊物上，大概是《史学季刊》吧，看到有一篇介绍美国人房龙所著《人类的故事》的文章，觉得很有意思，署名高宝寿，这是我知道他的第一次。后来我在孔德中学教国文，高君以北大教育系教授的资格，来担任中学的指导工作，于开会时见过几次，也记不得是那一年的事情了。三一八之后，北大教授星散，多数南行，只剩若干肯冒点险的留在北京，高君也是其一，听说也是在做党务地下工作。大概也是李君遇难的那一年，他终于被张作霖的部下所逮捕，关了不少日子，有一时传说有什么人疏通的关系，可以没有什么事，忽然有一天，内人往东城买东西去，回家时慌张的说道，高仁山先生不行了！据她说在路匕看见有一队军警簇拥着一辆大车往南去，知道是送往天桥去的。及至看大车上面却见高仁山一人端然坐着。记得那时内人说，高君戴着一顶皮帽子，那么这当是民国十六年的冬天或十七年的春天吧。”这里所说的“李君”，就是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守常）。当年与周氏兄弟正面展开过文坛之争的《现代评论》编辑陈源，在晚年回忆中也提到过高仁山：“我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去日本。那时候张作霖仍在北平，革命军已到沪宁，我不想回北平（是冬北大教授高仁山为张作霖所捕杀），而我又不善作宣传文字（郭复初为上海交涉使，找我及钱端升等去负宣传之任），想着到日本之游（叔华幼年与兄姊等到日本读书，一兄一姊死于神户瀑布之下，也有意思旧地重游），到第二年秋初回北平。新月书店的开始，《新月》杂志的创刊，都在这半年中。”二、北京大学的革命教授按照高陶的说法，他一生中共有“三个父亲”，一个是亲生父亲、北大教授高仁山；一个是自己的“寄父”、北大教授、共产国际情报人员陈翰笙；一个是自己的继父、北大校长、民国要人蒋梦麟。关于自己的亲生父亲高仁山，高陶在《我的三个父亲》中写道：“家父高仁山烈士是我国现代教育史上著名教授、教育改革的实践家。……牺牲时年仅三十四岁。是年，我才三岁，妹妹两岁，家父牺牲后，我家南迁。在跟随祖父母的生活中，从未在老人家口中听到有关父亲的事迹。叔叔、婶婶、长辈的言谈中，也未有片言只语提及，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充满着困惑和神秘，不知父亲为何被害。母亲常说一句话：‘你们要争气，学你爸爸的样。’究竟学什么样，争什么气？语焉不详。我们兄妹二人就在这种迷惘的家庭气氛中长大成人。”高陶对于父亲较为具体的了解，得之于“寄父”陈翰笙。高仁山与陈翰笙早在美国留学时就是好朋友。由于陈翰笙与妻子顾淑型1921年结婚后一直没有生育，顾淑型与高陶的母亲陶曾谷又是表姊妹，陈翰笙夫妇便把高陶认作自己的“寄子”即“义子”。1970年前后，高陶与妹妹、妹夫一起拜访陈翰笙，陈翰笙表白说，人家问他平生好友有哪些，他的回答是：只有高仁山一人。话虽这么说，陈翰笙并没有为高陶兄妹揭开高仁山之死的谜底，只是告诉他们，自己当年曾经劝告高仁山离开北京，高仁山回答说：“我在北大、师大任教，艺文中学我又是校长，还得照应，怎能一走了之。”直到2000年8月，高陶与侨居美国的妹妹、妹夫再次来到北京，才从北京市党史研究室的史建霞那里，得到高仁山在政学两界从事教育活动及革命活动的比较完整的信息：高仁山1894年9月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观音寺一个书香世家。17岁时随在铁路局工作的父亲迁居天津，就读于南开中学。1917年春天自费赴日本早稻田大学专攻文科。在日本求学期间，与童冠贤、马洗凡、于树德、周恩来等人参与组织了以天津南开学校校友及天津法政学校校友为主体的新中学会。为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留学日本的高仁山制定了五步计划。第一步，调查中国东北三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7省的教育与实业的关系；第二步，在调查研究中国教育制度的基础上赴美国学习教育，再考察英、美、德等国教育状况，然后回国实践；第三步，在本国实践的基础上赴欧美进行研究，吸收各国合理的教育思想；第四步，回国调查西北与云南的实况；第五步，创议中国的新教育制度。随着五步计划的逐步落实，他于1922年底从欧美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1924年2月23日，教育部颁布《国立大学条例》，规定大学校长“由教育总长聘任”，学校设董事会，董事“由教育部长就部员中指派”。条例颁布后，高仁山与李大钊、顾孟余、谭熙鸿、沈尹默、钱玄同、高一涵等60多位大学教授公开表示反对：“教育部之所以欲聘任及其所得聘任者，……不外于在野之官僚，或有力之政客。此等官僚政客，于学术上既没有任何之专长，其对于校内一切情形，又皆隔不通。”并且认为这一条例“蔑视学校及教员之人格，殊为可愤”。1925年6月，高仁山联合新中学会的会友以及北京政学两界的著名人士创办北京艺文中学，试行美国教育家柏克赫斯特创立的道尔顿制，将班级改为各科作业室制，废除课堂讲授，把各科学习内容制成分月的作业大纲，由教师与学生订立学习公约，由学生自己支配时间，按兴趣在各作业室自学，教师仅作为顾问，提供咨询和检查进度。
张耀杰的书告诉我们，在《新青年》同人和北大教授里面，有英美派，也有法日派，它们之间存在着可以察觉的差异和矛盾。读罢这本书，一个主要的感受是：打消了对新文化运动的神秘感、神圣感，一股恬淡的、平实的历史感油然而生。 ——杜光（中央党校教授） 教授是大学校园的风景，是大学精神的载体。曾经的那个时代，北京大学风云际会，学人各具风采，一份杂志引领新潮，不仅影响了中国近代的思想与社会，而且流风余绪，至今仍萦绕于世人的心灵。耀杰的这部著作，深入而细致地再现了一所大学和一份刊物的历史，以及它们如何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历史。 ——贺卫方（北京大学教授） 耀杰的学术研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的那种，他的所有研究工作都有更远大的理想追求在背后支撑，因为他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读他的这本书，时时会为他的人文关怀所感动，他能把一件为常人所忽视的历史事件清理的那样明晰，真让我佩服。 ——谢泳（厦门大学教授） 书中记载了一群民国时期的名教授、名学者的轶事，不少是鲜为人知的故事。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没有对他们按过去一些刻板的模式作脸谱化、公式化的描述，刻意褒贬臧否，故意美化丑化，力求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作真实的还原、辩证的评价。 ——吕怡然（《新闻记者》杂志主编）
《北大教授:政学两界人和事》作者通过征引日记、书信、当年的报刊、档案等一手资料，展示那个时期的历史，更丰润了那个时期的北大教授在读者心中的形象。教授是大学校园的风景，是大学精神的载体。曾经的那个时代，北京大学风云际会，学人各具风采，一份杂志引领新潮，不仅影响了中国近代的思想与社会，而且流风余绪，至今仍萦绕于世人的心灵。耀杰的这部著作，深入而细致地再现了一所大学和一份刊物的历史，以及它们如何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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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关于北大教授较为通俗的一本读物。很适合在校学生阅读的。
最近在做一份工作，帮助老师重修高仁山烈士墓，方知道民国有高仁山这号风流人物。张先生的书是及时补充。非常感谢！
看政學界人的故事不亞於看小說,寫作鮮明真實.
了解过去，有助于看清今天中国高等教育的状况。
感觉还不错，书还蛮好的，合我的胃口~~~~~~~~就是速度慢了点~~~~~~~~
以前读书的时候，不喜欢历史，现在相反。这本书很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