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说中国经济
2010
山西经济出版社
陈志武
267
无
序言 中国是世界进程的一部分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如何理解中国过去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历程，尤其是30年来改革开放的经济奇迹，是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话题。 20世纪90年代，哈佛大学福山教授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引发过一场大讨论，那场讨论至今在中国还在继续。对“中国奇迹”，一种解读是，这是信奉大政府主义和“中国特色”的结果，由于政府独享强制力，利用强制力调配资源，高效率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才成为可能；另一种解读则恰恰相反：这些成就与其说是强制力配置资源的结果，是“中国特色”的奇迹，还不如说是自由市场、普世人性战胜权力管制的结果，是全球化力量的具体表现。也就是说，中国过去30年的成就佐证了自由选择和市场化会带来繁荣，并且这一结论跟人种、肤色、文化传统无关：个人的自由选择权被解放得越多，权力对权利的束缚被结束得越快，老百姓的经济福利就增长得越多。 按照福山教授的说法，人类社会在制度体系上的演进，最终以“自由民主加市场经济”而结束，自由市场解决物质需要问题，自由、平等、民主不仅能保障市场经济，而且能解决人的非物质需求问题，所以，虽然社会与个人的生活还会继续颠簸，高潮性的喜剧和悲剧仍将重叠发生，但人类漫长的“大制度”——大的政治与经济制度架构——追寻历程到此为止了，因为没有比这更好的搭配。 福山理论的对错，可以留给每个人自己去思考评判。但对中国的许多学者和业余知识者来说，可能首先无法接受的是福山将所有社会——不管人种、政治文化背景——都放在一起谈，好像没有白种人、黄种人、黑人的区分似的！尽管被我们的社会定位为“圣经”的马克思主义也来自西方，但在很多人看来，似乎中国历来就不同，西方的东西不适合中国，任何不针对“中国特色”加以区分的理论，当即就该被贴上“盲目照搬”的标签。 在别国行得通的，真的拿到中国就不灵；在中国行得通的，到别国就水土不服。真的如此吗？中国30年来的改革开放经历是支持还是颠覆了福山的思维框架；是证明还是证伪了他的历史终结论？中国漫长的历程真的游离在世界历程之外，从而使中国的发展不能与其他国家一概而论吗？ 一 在我看来，除了一些相对短暂的时期外，中国从来就是人类进程的一部分。以远古看，中华文化创立于2500年前的先秦，在那思想文化的鼎盛时期，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8年）、墨子（前468年~前376年）、孟子（前372年~前289年）等大师百出。 西方文化起源于古希腊，奠基时期几乎是同时的，代表人物包括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年~前399）、柏拉图（前428年~前348年）、亚里士多德（前384年~前322年）等。 佛教文化体系大约起源于公元前400年的印度。而印度文化的核心——种姓制度也是在公元前2500年~3000年前发展起来的。 为什么今天我们熟悉的主要文化体系差不多都是在那一时期发展起来的？难道是完全无相互关系的巧合？还是有某种必然的联系？那种必然联系是否就是人类社会从游牧走向农业，在固定地方耕种粮食，在室内圈养肉食动物呢？ 文化发展的另一条线索——宗教，中国与其他国家也相当同步。在公历纪元前后，佛教传入汉朝中国，并逐步融入中国社会，给中国人带来后生世界的秩序。基督教在同一时期出现，并渗透到欧洲社会。这说明，一方面中国对外开放的时间比以往说的要早，另一方面外来的文化也能在中国社会扎根，毕竟人性是一样的。 伊斯兰教是世界另一大宗教，起源于公元7世纪。表面看，这比基督教进入欧洲、佛教进入中国的时间晚6个世纪，但是，在古代农业社会时期，或者说在中世纪商业革命、18世纪工业革命之前，社会变迁慢，发展速度低。根据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安德森?麦迪逊的估算，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世界人均GDP花了1880年的时间才增加了1倍。然而，从1880年到2000年，短短120年里，全球人均GDP就增加了近5倍。也就是说，过去120年所完成的人均收入增幅，是1880年之前近2000年人类所完成的增幅的5倍。照此来理解，佛教进入中国、基督教在西方的兴起、伊斯兰教的出现，虽然客观上时间相差几百年，可是从人类进程速度来理解的话，大体上算是同一时期。 15世纪初期，明朝中国大举航海，不久之后，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也加入，积极推动海上冒险，以至于在1492年发现美洲大陆。所以，在航海事业上，中国不仅没有偏离世界潮流，还引领人类的这些尝试，只是到后来在航海事业上退缩了。 在商业发展方面，中国与世界的同步就更加紧密了。我们知道，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大陆是西方商业革命的标志性时间点，之后几世纪商业革命进展迅速。差不多在同一时期，亦即自1500年~1800年，中国也在经历一次商业革命，那是公认的近代中国商业最鼎盛时期，或者说是此轮经济崛起之前的最鼎盛时期。 为什么中国过去的许多重要文化、宗教、经济进程与世界其他国家那么同步呢？难道每次都是巧合？如果不是巧合，那不是说明在大的事情上中国并没有与众不同，“中国特色”在历史上并非我们说的那么特殊吗？ 二 在近代，中国与世界更加同步。我们可以从三方面看。第一是加入工业革命的时间。1780年左右，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出现，后来蔓延到美国、法国等少数国家，德国、意大利等西欧以及东欧国家是19世纪中期才开始追英赶美，拉美、亚洲、非洲国家差不多也是在那一时期模仿英美工业技术。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中国洋务运动跟日本的明治维新几乎是同时，其核心就是要引进西方技术，在时间上当然比英美晚，但与世界多数其他国家同步。比如，电报在1837年~1844年间快速发明成功，19世纪60年代在各国普及有线电报，兴建跨国电报网，1871年电报进入中国。世界第一条火车路于1825年建于英国，50年后在中国的上海也有了第一条铁路。汽车在西方出现后不久，于1901年就进入中国。电话于1876年在美国发明，投入使用后，也很快进入中国。 以往我们责怪清政府，指责中国没有发明出各类技术，这些本身当然都有道理，因为中国毕竟是世界大国，但是，从跟随世界潮流的角度看，中国并不落后，与其他国家雷同。 第二是金融市场的发展。鸦片战争之后，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股票市场交易等现代公司制度、现代金融于19世纪60年代进入中国，这些企业制度、金融技术比西欧国家晚400年左右，所以，比他们落后，但是，与世界其他国家也基本同时。中国自己的第一个股份有限公司——轮船招商局于1872年上市交易，标志中国股票市场的开始。跟其他国家比落后多少呢？瑞士股市成立于1850年, 西班牙1860年, 匈牙利1864年, 土耳其 1866年，澳大利亚 1871年, 捷克1871年, 阿根廷 1872年, 新西兰1872年，加拿大1874年,巴西1877年, 印度1877年, 挪威1881年，南非1887年,埃及1890年，中国香港1890年,智利1892年,希腊1892年,墨西哥1894年,新加坡1911年。这当然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第三是政府办企业以及国有化运动。中国的洋务运动以国家资源为主，经历了“官督商办”到“官商合办”，再到纯粹“官办”，这一做法跟同时期的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甚至日本没有太大差别，都想靠国家的财力追赶英美工业技术。 1918年苏联开启国有化运动，将工业、商业全面收为国有，将土地收为公有。20世纪30年代开始，前苏联经济快速增长。与此相对比，1929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引发了西方私有经济国家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苏联国有经济的高增长，跟西方私有经济的大危机，反差如此之大，使世界各国普遍学习国有化，也由政府办企业。中国先是在20世纪30年代小范围内做国有化，到5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全面国有化。东欧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有化。亚非拉美等许多国家都跟踪模仿。连当年的私有制西欧国家也在一些行业进行国有化，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以及之后陆续将煤电、广播、铁路、钢铁、油气、公交等行业国有化；法国从1938年开始，将主要银行、金融、油气、汽车制造企业国有化。所以，中国的国有化以及相关政府权力扩张，并非中国的孤立行动，而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当然，中国的国有化运动与世界同步，后来的市场化改革也与世界同步。中国是因为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经济局面每况愈下，“文化大革命”期间将经济进一步推到低谷，以至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计划经济不结束不再可行了，所以，就有了1978年启动的改革开放。其他国家虽然没有中国“文化大革命”那样极端的经历，但是，国有企业、政府管制经济也给他们带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于是，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从英国到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拉美国家、东欧国家、亚洲国家、非洲国家，全球范围都被迫进行私有化、市场化改革。 所有这些说明了什么？说明中国跟其他国家在远古时期基本同步，在近代同步，中国历来是世界进程中的一部分！原因是中国人跟世界其他人一样，都有相同的人性，追求美好生活和个人自由的人性。所以，我们可以就福山教授的结论进行商榷，但是不应该以“中国特色”，要求将中国放在对人类社会未来走向的预测之外。 三 从1978年~1998年之内的短短20年间，中国人均GDP翻了两倍多，中国历史上当然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是奇迹。可是，如果我们看到，世界人均GDP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才翻了1倍，但从1880年~1978年间，却翻了3倍多，在那100年间中国人均GDP只翻了一倍，这等于说，工业革命带给中国的发展机会被留给了1978年以后。这样，我们就能知道改革开放30年间快速发展的主因了。 首先，我们看到，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包括两个内容，“改革”主要是相对政府资源垄断、政府管制而言，指的是恢复个人的自由选择权，让老百姓有权利决定做什么与不做什么，如何做，做成的东西卖多少、到哪里卖、以什么价格卖、得到的收入怎样分配、剩下的钱如何再投资等，一句话，就是给个人以自由。“开放”实质上也是扩大自由，是让中国人和外国人能更加自由地进出国界，做投资，做贸易，让个人经济自由权跨越国界延伸，拓宽自由的地理边界。所以，“改革”与“开放”都是围绕“自由”，是放开约束。 简单地把老百姓手脚放开，释放人要生存、要过更好日子的本性，这就是中国过去30年方方面面新政策的主旋律，也恰恰因为这一“释放自由”的政策主旋律，等在中国门口数十年的全球化力量也能进入中国，让中国社会终于能尽情分享发展了两个世纪的工业革命和全球贸易秩序的好处。简单地释放自由就能带来经济繁荣，如此之快地提高生活水平，这当然是奇迹，但这是“自由”的奇迹，不是“大政府主义”的奇迹。 从逻辑上和时间序列上讲，如果“大政府主义”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那么，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国不是更有可能出现经济腾飞吗？实际的情况是，正是由于“大政府主义”在六七十年代造成的经济灾难，才为1978年开始的自由市场化改革提供了政治动力基础。而且，在那之后，经济自由恢复得越多，经济就增长得越多。 因此，改革开放的成就验证了“自由促进发展”的道理，中国的经历没有偏离其他国家的实践所证明的规律。适合其他国家的制度也照样适合于中国，人性是没有东方西方之分，也没有中国人和外国人之分。 梳理中国的事，我们必须避免只用中国以往的套路，不能以“中国特色”为由回避实质性问题。离开世界文明、离开人类社会的变迁经历，就难以理解中国的经历，也更难为中国的长久持续发展提供建设性视角。 四 这本书收集了笔者过去几年的一些媒体专访，内容涉及不少话题，但基本都围绕中国。即使谈到世界、谈到其他国家，最终也是为了谈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因为我始终认为，如果只是用中国的过去理解中国的现在和未来，那只会得出片面，甚至错位的结论。只有参照同期或者早期其他国家的经历，我们才能更透彻地理解中国，预测我们的未来。 这些年，许多媒体朋友给了我向大众表达观点的机会，在此表示感谢，特别是岑科、李利明、郭宇宽、周年洋、赵灵敏、刘凌云、笑蜀、何雪峰等人；也特别感谢本书所录文章的其他作者朋友，包括刘浪、郭哲、唐勇、李翔、叶筱静、钟加勇、许凯、魏喆、周程、陈竹、石贝贝、谷重庆、周慧兰、曹理达、李静睿、郝希良、肖强、叶檀、朱周良、徐琳玲、谢文思、王利芬等，没有他（她）们的采访，就不会有这本书的出现。岑科负责收集整理本书的文章，他的贡献自不用说编注：本书收录的文章大多通过媒渠道收集，书中标明的发表日期可能与刊物正式发表的日期有出入，有些文章的标题和内容有改动。。愿书中的所谈所指，能给关注中国社会发展的读者带去启发和思考。 2009年9月25日，于耶鲁大学
《陈志武说中国经济》：中国的经济高增长能否持续？中国贫富差距恶化的根源到底在哪？怎样理解中国金融的逻辑？“新国有化”的危险到底在哪？”陈志武为民代言，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今天，他试图用理性解决这个时代的焦虑，他的金融思想诠释了给人幸福是一切学问的基点，在一般人看来很严肃的名词——制度、分配、股权……都是实现个人幸福的具体工具。《陈志武说中国经济》聚焦中国，通过对中国当前社会的分析，探讨了中国人的未来，非常明确地指出了中国的改革方向以及中国人寻求幸福的具体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部民众权益的代言书，一部中国社会转型的启示录。
陈志武，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中国金融博物馆首席顾问，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经济学家之一。 自1990年获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博士学位以来，陈志武教授先后在威斯康辛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美国耶鲁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任教，并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长江商学院等国内著名学术机构聘为访问教授。 陈志武教授一直是世界金融学经济学和资本市场研究领域最具创造力和最活跃的学者之一，获得过美国默顿·米勒（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研究奖、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研究奖等多项重大学术奖励。2000年，一项颇得全球经济学家首肯的世界经济学家排名出炉，在前1000名经济学家中，有19人来自中国，陈志武教授排名第202位；2006年，《华尔街电讯》将陈志武教授评为“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 陈志武教授拥有国内经济学术界少见的政治经济学视野，更为重要的是，他也是国内鲜见的能用现代经济学的源流把事情说得很清楚的经济学家。“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金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金融发展对社会的意义是什么”等观点启发了更多人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经济的思考。 2008年出版的中文著作《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非理性亢奋》成为当年度最具影响力的财经读物之一。其中《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荣获“2008和讯华文财经图书大奖”之 “年度财经图书大奖”和“最佳原创学术类”大奖，并入选多家专业媒体评选的2008年度最值得珍藏图书。2009年出版的《金融的逻辑》已入选中国图书评论学会评选 的“2009年度十大图书”。
目录 序言中国是世界进程的一部分 开篇 陈志武和他的思想王国 谁是陈志武 生活经历与观点自述 一个学者的幸福与思考 第Ⅰ篇 “中国奇迹”背后 改革开放30年的启示 中国的经济高增长能否持续 香港繁荣之路 制度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 官僚体制不利于科技进步 民主与经济增长纵横谈 第Ⅱ篇 国富民穷之忧 “新国有化”的危险 宏观调控与国进民退 走出产权改革的误区 呼唤13亿百姓的国民权益基金 拿什么保护农民权益 中国贫富差距恶化的根源 第Ⅲ篇 金融市场变革 国有金融体系加剧了经济不平衡 中国股市乱象 大陆与海外股市的差别 机构投资者如何发育壮大 冷眼旁观基金法 理解金融的逻辑 第Ⅳ篇 面向全球化 新时代的中国海外利益 解析中美贸易矛盾 外资进入中国为何受阻 私人股权基金对中国经济有利 外汇储备投资难题 中国凭什么走向世界 第Ⅴ篇 从危机到黎明 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与影响 我们怎样度过这场危机 在逆境中转型 以减税、退税提振中国经济 四万亿如何救市 危机对中国的正面机遇超过负面 中国可能是“金融海啸”的最大赢家 尾声 一位经济学家的理性与情感 制度决定幸福
在中国，被称为“经济学家”的约有6000人，但能在国际主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的经济学者只有大约100人，陈志武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2006年2月，美国《华尔街电讯》公布了一份十大华人经济学家的榜单。这份引人注目的榜单把学术影响力作为最重要的评价指标，其次是经济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上榜的10位经济学家中，陈志武教授名列其中。 一 问：中国的老百姓都觉得经济学家是高深莫测的，包括您今天坐在我对面之前，我都一直在心里面描摹您神奇的模样，您平时的生活跟普通老百姓有区别吗？ 陈志武：没区别，我从来也不觉得我不是普通老百姓。我就是普通老百姓，家庭背景很一般。我没有权力，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做一些学术研究。我觉得，做学术研究的人能够像一个普通人那样去体验生活，感受社会，对人和社会的研究才会更确切、更扎实；像一个普通人那样有各个方面的情感，有各个方面的欲望，才是正常的。 开篇陈志武和他的思想王国陈志武说中国经济 问：可能很多人都在想，您这样一位能站在世界舞台上的经济学家，一定是出身名门，或者是书香门第，实际上您成长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呢？ 陈志武：我家在农村，我从小是在湖南茶陵长大的。当然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讲，我是觉得一个人的经历要是能够丰富多彩的话，对于研究社会、研究经济、研究人、研究文化等不同学科的学者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问：您觉得您的经历和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吗？ 陈志武：我觉得是很丰富多彩的。当然可能这也是一个非常主观的判断，因为要我回过头来看的话，从小在农村长大，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开始每天要下地劳动，或者是上山砍柴，因为我们湖南的农村，尤其是那个时候，不烧煤，也不烧别的，就是烧木柴，所以一直到我高中毕业，也就是1978年、1979年，差不多只要一有时间，一回到家，要么是下地干活，要么是上山砍柴。当然也正因为这一点，在我1986年去美国以后，就去耶鲁读书，有时在纽约的大街上，在曼哈顿走着，我就想，就这几年以前，我还在茶陵农村的那些山沟里面扛着柴走呢，这些年的变化还真是蛮大的。 现在想起来有一点很后怕，因为当时确确实实有许多事情不知道。我报考耶鲁的时候，选的是金融学科，我说这个金融是什么？在连任何一点基本信息也没有的情况之下，是我自己这样子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从中南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再到美国求学，从攻读计算机、系统工程再到转学金融，当年的陈志武仅是中国众多留学生中的普通一员。但这些普通的经历，却最终熏陶出了一个全球知名的华人经济学家。而陈志武先生回忆起当年的求学生活，依然感慨良多。 陈志武：为什么我现在在研究金融的时候，让我感触特别深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说，每天能够多花一块钱，可以给我带来的享受、用来改善我的生活，以及整个人的幸福感，跟今天我多花1 000块钱，甚至5 000块钱相比，要高很多。这是为什么呢?我觉得任何一个社会，金融的发展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哪怕不去管那个金融的发展、证券市场的发展，以及能够帮助企业融资多少，把这些抛开不管，对于改善一个人的生活来说，这个意义也是非常大的。换句话说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那个时候能够通过一些金融工具，把我未来收入预期的一部分变现到1979年、1982年、1983年的时候去花的话，那么对于我整个一辈子的幸福感来说，可以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帮助，是不是？ 但是正因为在中国社会，即使到今天，金融、证券还是非常不发达，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中就会出现什么局面呢?就是您最能够花钱，最想花钱，通过花钱得到的享受和好处最多的时候，也就是说最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恰恰是你最没钱的时候。而等你四五十岁了，你终于把过去的收入累积起来了，有钱了，收入又比较高的时候，年纪又越来越大了，所以这是你最不想花钱，通过花钱得到的享受最低的时候，这样的话，这种在金融、证券不发达的情况之下，一个人没办法去利用这种金融工具，把一辈子的整个消费和收入做一个更加平滑的互相补充的安排，所以这是一种非常不合理、非常不利于每个人一辈子整体幸福最大化的一种状况。 二 1990年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陈志武开始了教育生涯，先后在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任教，1997年晋升为金融学副教授，1999年晋升为金融学教授并重返耶鲁大学管理学院任教。与一般做学问的学者不同的是，陈志武还以所学做投资。在潜心于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同时，陈志武与朋友在1998年一起创立了美国价值引擎公司。 问：刚开始做公司时就很顺利吗？ 陈志武：我做第一个公司应该说不是太成功，但那个公司还在。Value Engine（价值引擎）大概从1997年、1998年开始做，那个公司在互联网高峰的时候，到2001年为止，就花掉了六七百万美元。 问：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公司？ 陈志武：最初，我们是想为不同的机构投资者、基金管理公司提供分析股票和控制风险的这样一些软件和数据库，但是后来发现做这个蛮艰难的。所以到了1999年的时候转型，就想针对股民大众在美国提供这样一些分析工具。结果正好2000年互联网泡沫开始破裂了，到后来，资金的来源就比较紧张，接着就裁了很多人，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就剩了四五个人，一直到现在。 问：一直做到现在，这个公司现在有赢利吗？ 陈志武：现在有一点点赢利，但不是太多，很艰难。所以我2001年开始就做对冲基金，对冲基金公司赢利比较多，这是个完全不同的商业模式。所以这个对冲基金相对而言是我做的两次创业里面比较成功的一个。 2001年陈志武创立华尔街Zebra对冲基金公司，并担任Zebra对冲基金公司的首席投资经理。“Zebra基金”从成立到现在，经历了“9?11”之后众多华尔街基金公司风雨飘摇的日子而不倒，这其中95%的操作，都是依靠陈志武研究出的数理模型来实现的。 问：您出于什么考虑创建了这样一个公司？ 陈志武：我觉得我做了这么多年关于资本市场的研究，不管是股市，还是债权市场、期券市场、期货市场，到最后我还是蛮有兴趣把这些不同的理论投入到实践中，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另外一个方面，也是通过创办一个公司，来感受企业家、不同企业里面的管理层，他们面对这些问题和这些事物的挑战是什么。这样一来，可以反过来让我对于经济学，对金融这些研究的问题有一些更深的认识。 问：可能做公司跟单独研究出来的模型并不太一样，因为它一方面要有对于市场、对于数据的了解，另一方面，它又要对于个体的人，包括你的客户，还有企业本身的人都有一个管理，您觉得这两方面有没有冲突？ 陈志武：那当然有很多冲突。比如说像我们在学术界，研究金融经济学理论的话，特别是关于资本市场这一块，往往会忽视掉委托代理关系。对于经济行为，对于金融机构，包括投资的和管理层的行为产生什么样的变化或者是什么样的扭曲，这方面以前的研究并不是太多。所以通过我自己做这些事以后，我就感觉到，委托代理关系对于在现实社会和现实经济中起到的作用、产生的影响是无所不及的。所以这个问题，委托代理关系在经济学，特别是金融经济学的理论中间，受到的重视是远远不够的，远远比实际要求的要低得多。 因为我们刚做对冲基金的时候，是所谓市场中心的对冲，也就是说，在美国股市上面，我没有做多，没有做空。而且我们是每买进一块钱的股票，就要做空另外一块钱的股票，所以这样可以通过组合两边买多或者卖空的这些股票，通过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组合，使这两边的风险互相对冲掉。最理想的情况就是，不管整个股市的大盘往上走还是往下走，上涨还是下跌，我们对冲基金的业绩都应该往上涨。就是不管市场怎样，我们都应该赚钱，这是我们最初追求的目标。 问：当您跟客户去谈这个事情的时候，您觉得您的角色从一个学者中转换出来了吗? 陈志武：多数时候，我觉得不需要作太多的转换。因为我们管理这些基金的方式，完全是根据我们研究的这些数理模型来做的。所以我们去解释这些数理模型的时候，如果我没有学术的背景，或者不能把做学术的视角放上来的话，很难去做这种说服工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两个角色并没有什么冲突。因为我的方法决定了是要靠非常强的学术背景和理论背景才可以这样做的。换句话说，我们不会去坐庄，或者觉得我们能判断整个国际金融市场未来的风云走向，我们不需要作这些判断，而且我们都是根据这些模型来帮助我们作这些判断。 三 陈志武在学者和商人之间游刃有余的同时，从2001年开始，渐渐地在国内声名鹊起，陈志武开始对中国的房地产、人民币升值、民间金融、城乡差距等几乎所有热点问题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见解。陈志武用其广博的知识，引用各国历史数据进行综合比较，用严谨的理论体系进行深刻分析。也是从那一年开始，他的名字被中国的金融界和学术界广泛提及。 问：有没有印象什么时候开始有人称您为经济学家? 陈志武：这个真的想不起来，这个可能主要是在国内。因为在美国，没有“经济学家”和“经济学者”这样的一个差别，英文里面都叫Economist（经济学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在读研究生之后，人家基本上也可以说我是一个Economist（经济学家），或者说Financial Economist（金融经济学家）。 问：有一个流传的版本，就是说在2001年7月的时候，您是在飞机上看到一本杂志，所以才决定要回到中国来研究中国的模式，是这么回事吗？ 陈志武：对。那个杂志让我看到在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那个阶段的时候，有很多的现象、有很多的数据对于做经济学的资本市场研究的人来说，应该非常有意思。因为中国在过去的28年，在我看来，一直在经历着三个大的转型。第一个大的转型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第二个大的转型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第三个大的转型是从一个封闭社会向一个开放社会的转型。在世界的历史上，不同的国家曾经经历过这三种转型中间的一种或者两种，但同时在这三个大的方面都正在发生转型的，这样的经历确实不是太多。所以我觉得过去二十几年方方面面的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甚至包括中国政治和文化的那些变化，对于做学问的人来说，都提供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实验室、一个数据库，可以帮助我们人、社会和经济相关的一些学科，有一些根本性的认识，并丰富人类的知识库。 问：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您的理论和认同了您的模式，大概是什么时间？ 陈志武：这个可能是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时候，大概1995年~1999年之间，那个时候做了一些研究，并越来越多地在这样一些主流的、最好的学报上发表，这个时候，搞经济学，特别搞金融学方面的人，知道我的人越来越多了，包括美国、日本和欧洲，以及中国香港地区等。 问：然后在回国研究中国经济模式的时候，您也在不停地发表文章和评论。第一篇文章是什么时候发表的？ 陈志武：第一篇文章应该是2001年12月在《新财富》上发表的。当时写的应该是关于一个证券侵权诉讼的案例。所以现在想起来，2001年12月开始一直到2002年，写的多数中文文章在《新财富》、《财经》等上面刊登。现在可以说，像《新财富》和《财经》，他们所代表的水平，实际上比很多经济学的专业学报都要高得多，所以这就可以告诉你，专业的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在中国水平到底有多高，根据这个就可以作一个很简单的判断。 四 陈志武从纯学术研究的职业生涯转入对中国问题、法律问题的研究。在短短几年当中，陈志武不断地发现问题，不断地提出解决之道，成为华人经济学家当中一种独特的声音。2004年8月10日，国内知名经济学家郎咸平以“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为题发表演讲，指责科龙等多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格林柯尔系的掌门人顾雏军在国退民进的过程中席卷国家财富。2004年8月17日，顾雏军正式向中国香港高等法院递交诉讼状，以个人名义指控郎咸平对其构成了诽谤罪，由此引发持续至今的“郎顾之争”。而之后，陈志武发表了多篇文章回应郎咸平，针对“国营”还是“民营”的问题发表了诸多看法。 问：您在国内待的时间也不是很长，跟国内经济学家们的交往密切吗？ 陈志武：对，非常多。 问：跟郎咸平先生关系怎么样？ 陈志武：跟他现在没什么来往。 问：为什么？以前有来往？ 陈志武：以前有来往。因为两年前开始，关于“国退民进”等一些问题，对于他分析和研究的这些现象，我基本上非常的认同。就是说，这个现象在中国各行各业，任何一个领域，都是非常广泛地存在的。现在大家都说学术腐败、医疗腐败等，连这两个任何社会里面最不应该腐败、最应该清白的领域，都开始这么大规模腐败的话，不管是国退民进的过程，还是任何别的牵扯经济利益的过程，中间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那是一点都不奇怪的。 我更多地觉得你去抓的这些人，当然其中很多人是应该要被问责，应该要被处罚，要被判刑的，但这些是问题的表面，并不是问题的根本。你要解决这些问题的话，最根本的还在于在制度架构上面作一些根本性的调整。换句话说，如果整个国退民进的过程中本身就是不透明的，也没有任何什么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其他的人民代表机构正规地推出相应的法律或者法规，然后通过媒体和这些权力机构直接作这些监督和问责的话，那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就一点都不奇怪了。因为这是人的本性决定的，你要被提供了这么多空子而不钻，才不理性，是不是。 关于这场交锋，郎咸平认为国退民进有问题，因为出现了大量侵吞国有资产的腐败现象。对此，陈志武进行了系统的反驳：案例研究与学术研究到底有什么不同?国有持股是否是世界普遍现象?民企是否不如国企?对于这次争论中的关键问题，陈志武认为，国退民进才能让中国的企业培养出最强的国际竞争力。 问：您会因为观点的不同而疏远一个人吗？ 陈志武：观点的不同本身不会疏远一个人。但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在湖南长大的中国人，我实际上不希望任何人利用这种情绪、一时的情绪，或者利用这样的一些机会，为了个人名声的上涨，而去没有原则地做一些煽情或者是操纵的运作。比如说他因为这个就觉得要重新把信心放在建设改善国有企业上面，而不是认识到国有企业中那些根本的问题。 问：因为是根源问题？ 陈志武：对。所以尤其对于他这样的，花了这么多年时间研究公司治理问题的学者来说，他不应该看不到那些权力和利益冲突的时候，如果没有相对可靠的独立司法架构和独立监管架构的话，那么最后是很难指望公司治理能够有任何意义的改善的。 问：您觉得作为一个学者应该客观，而且应该对社会负有责任感吗？ 陈志武：换句话说，就是我觉得他当时做的这些事，过分地煽动民意来为他自己的利益服务，我觉得对他这样身份的人来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问：您觉得作为一个学者来说，对于肩负的这种社会责任应该体现在哪些方面？ 陈志武：应该体现在根据你自己最客观的判断，没有保留、没有受个人私利的影响，向大众、向社会表述出来。 问：作为被评选出来的十大华人经济学家之一，您觉得作为华人经济学家来说，对于中国所肩负的这种责任又是什么？ 陈志武：对中国所肩负的责任，首先是要把一些以往误导性的基本观念和理念做一下梳理。换句话说，因为我们以前对关于金融、关于剥削、关于高利贷、关于市场交易到底是不是能够创造价值，关于商业交易、关于商人到底是不是除了赚钱还能给社会带来什么等，对这些基本的理念要做一个全方位的梳理。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就会给中国社会今天的发展和未来的发展，消除掉过去很多误导性和破坏性的成见，为中国社会未来的持续发展奠定更扎实的基础。 五 目前，陈志武先生把大部分研究精力主要集中在中国转型过程中的市场发展和制度机制建立的问题上。“什么制度机制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必要的?”“金融创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这些都是陈志武研究、关注的问题，也是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急需要解决的问题。 问：作为普通民众很容易就看到各位经济学家和学者们研究出来的结论、数据和一些问题，但是他们不一定能很清楚地看到他们所做研究的这个结果对于整个社会进程的推动作用。可否请您讲一下这个表现在哪些方面？ 陈志武：我可以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关于高利贷的问题，这个在今天的误解还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以往我们会说，高利贷是剥削，是一件坏事，那么既然如此，放高利贷的人肯定就是坏人，所以要被打倒，是不是？但是我做的一些研究和收集的数据，包括晚清的和民国时期的数据，很明显地表明，哪个省对放贷的人越敌意，越不友善，哪个省的借贷利率就越高。因为说到底，任何一个正常的人，他要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放出去给别人使用，他都会想一想，如果周围的人把不还债的人抬得很高，把去讨债的人打得很低，我为什么要把钱借给别人去花，给放贷出去?所以大家越是想要打击高利贷，打击放高利贷的人，整个社会里面愿意把钱贷出去的人就越少，资金的供给就越少。这样一来，使得剩下的、愿意放贷出去的资金，它所要求的利息就会越高。打击高利贷、打击放贷人的直接结果，不仅不会把利息给降下来，反而把高利贷变得更高。今天这个误导性的认识，实际上对于中国民间金融的发展还是一个非常大的、根本性的障碍。 问：做什么您都会去想其他方面的一些事情，看来您是对新事物有非常强烈好奇心的一个人，今后会不会尝试除了学者、经济学家之外的其他角色呢? 陈志武：就目前我能想像的，不太会，因为我太喜欢做学问了。每天要是能够有一个新的认识，不管对于人，对于社会，也不管对于经济，还是对于历史，任何一天，如果能够在我自己的理解上有一个新的长进，我就觉得那一天是很幸福的。所以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如果连续很多天都没有什么新的认识，没有什么新的发现，我觉得日子实在是太枯燥了。 问：您对自己还有什么样的期望吗? 陈志武：更多地了解历史、了解社会，方方面面，包括家庭、文化、人们的偏好等，这是我对我自己最大的期望。 中国可能是“金融海啸”的最大赢家 在这场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中，美国和欧洲各国政府频频重磅出手，以挽救本国脆弱的银行机构和脆弱的市场信用。这些措施是否隐藏着新的隐患？危机给中国带来了怎样的压力和机遇？ 一 问：现在，美国、英国等国政府纷纷出手救自己国内的银行等金融机构，他们动用了巨额资金。这可能会引发什么样的新问题? 陈志武：一定会出新问题。譬如，美国政府的公债约为GDP的71%，西欧国家的公债也都在60%左右。这些国家的政府给银行提供全方位的担保，注资使之成为国有持股银行，银行存在的呆坏账将转变为国家财政赤字，最后有可能转变为国家的财政危机。一旦财政危机出现，政府就没有太多选择了，或者大规模加税，或者牺牲未来的经济建设机会去供养财政赤字和国债。最后，这又反过来决定这些国家的经济到底能不能继续增长，失业率能不能够降低等这些经济问题，会阻碍这些国家的进一步发展。 只是现在到处都是火，先救火再说。 问：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政策重新抬头，金融等产业的国有化趋势，会对欧美发达国家未来的经济体制产生怎样的后果? 陈志武：对美国来说，入股银行、救市只是过渡性的安排。美国历史上也多次这样做过，最近的一次是1984年，当时美国的第七大银行——“大陆伊力诺依银行”（Continental Illinois Bank）在德州等地呆坏账太多，出现潜在的挤兑危机，结果，联邦政府接手其80%的股份；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美国政府也接管过很多银行，其中规模最大的要数1932年由联邦政府成立的“国家再建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它不仅给处于危机中的金融公司提供贷款，而且花了13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2 000亿美元）买了近6 000家私人银行的股份。 但是，美国的救市或者由国家控股私人企业，有两个特点：其一，只是在危机出现并且其他补救方式都无效时，政府才出面，目的不是要由政府接手并由政府经营企业、银行，不是与民争利，也不是通过政府经营来实现“均贫富”，只是解决危机；其二，一旦危机过去，市场信心恢复并进入正常运行后，美国政府就从那些国家持股的银行、金融机构或企业中淡出，将股份转售给私人或私营企业。这种救市所引起的国家持股，跟当年中国和前苏联进行国有化的出发点是完全不一样的，不是由国家把民间力量从行业中挤掉，而是在危机时为民间市场力量提供援助。 我们今天看到美国、欧洲所尽力做的，只是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重现，没有其他方面的调整。 为什么会如此呢?这是不是否定市场经济的理念呢?肯定不是。没有了解人之本性的人会认为这证明计划经济、国有经济是人类的重新选择，我们以前的教训、前苏联的教训都告诉了我们这一点。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没有人会天真到以为今天还能像100年、200年前那样有一个没有政府影子的绝对自由市场。在传统社会以村、以局部地区为核心的市场中，由于各地市场相互影响小，一地市场出了问题，即使没有政府干预，后果再严重也危害不到全社会。现在，不管是一国之内，还是跨越国界，各地区市场都已被整合到一起。特别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金融市场已不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分割市场，而是真正国际化了的市场。在这种时候，如果一个市场因信息过多地不对称而引发信心危机，并全面崩盘的话，它将对整个世界经济和社会形成前所未有的震荡，这涉及太多的公众利益。 国家在市场中必须承担维护产权和契约权益的责任，必须建立和维护市场所需要的制度架构。此外，当意外市场事件威胁到太多公众利益时，政府有责任出面保护公众利益。相比过去，政府介入恢复信心的必要性确实高了很多。 当然，如果政府干预救市，会带来很大的道德风险，这也是代价。这就是为什么现代社会里政府的作用和角色大了很多，但权力增加很多的同时，对权力进行监督制约的必要性也大大增加。因此，就出现了现代宪政民主制度，这些同步发展不是偶然的。我们必须看到，在关键时候，政府不救市会有很大社会成本，但救市有好处也有道德风险，两害相权究竟谁重?谁轻?由谁来判断?作出判断的人是否公正客观?是否有可靠的制度架构保证其公正客观?所以，政府可以在市场关键时候起重要作用，但是必须在问责架构下干预市场。 二 问：这次波及全球的金融风暴对亚洲有多大影响?亚洲最大的受害者是谁?中、印等新兴市场国家呢?对那些实行开放式金融市场的国家如日本、韩国呢? 陈志武：这次金融风暴对亚洲地区的金融体系总体影响有限，只有少数银行受到冲击，包括日本受到的直接影响到目前还有限，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金融市场是受影响最大的。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亚洲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是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银行之外的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都不发达，像企业债券、金融公司发行的债券，不管是在中国香港地区，还是在日本、新加坡，都不是很发达。企业融资仍然以银行贷款为主，再就是股市。 正因为如此，不管是亚洲商业银行还是其他金融机构，总体上很难获得很高的借贷杠杆率，其金融交易结构也很简单，金融交易复杂度非常有限。比如，中国的银行业收入近90%是靠放、存款的利息差而得到，说明它们还基本停留在传统的银行存贷业务上。 问：这些年来，亚洲的新兴市场国家一直在努力纳入全球金融市场。这次危机的发生，会不会使得“金融开放”再次成为一个值得怀疑的命题? 陈志武：我不这么认为。首先，为什么亚洲国家都只能够以制造业为主，并且都靠出口市场，而不是靠本国的内需发展?这和金融行业不发达关系非常大。到目前为止，虽然日本、韩国的制造业非常出色，但在制造业带动经济增长之后，都没能实现从生产带动型到消费带动型经济模式的转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的金融体系都是以相对传统的银行业为主体，而不是更广泛地涉及个人消费借贷、个人住房借贷、企业借贷的债券市场，融资能力和金融交易的深度都没有上升到足够高的层面。 其结果之一是亚洲国家普遍储蓄率很高。个人和企业无法通过不同的金融交易把未来的不确定性，把未来的风险规避好，因此，个人、家庭和企业无法放心大胆地消费，而是只想到储蓄。 在金融市场、各种债券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几乎所有亚洲国家都是依赖非常高的储蓄率从事制造业，为西方发达国家提供大量便宜的制造品和消费品，而自己本国的消费难以上去，这种靠出口、靠制造、靠生产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是亚洲最普遍的模式。 如果要降低对出口的依赖度，就必须鼓励金融创新，包括金融开放。 三 问：目前的“全球救市”会对中国近一两年的经济有多大的直接益处? 陈志武：最直接的好处是，这些国家接下来的经济不会变成大萧条。所以，尽管下面两年，我国的出口增长肯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因为各个国家政府联合起来救市，就使得中国出口市场的增长速度不至于出现急刹车，这当然为中国经济提供了支持。 问：中国该充当怎样一个角色呢?有人认为，我们和美国是拴在一起的蚂蚱。如果美国国债大跌，对持有大量美国国债的中国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我们要伸出援手，譬如买入更多美国国债。 陈志武：很多人对这个问题存在误解。在中国两万亿左右的外汇储备中，6 000亿美元为美国政府的各种国债，4 000亿美元左右为“两房”的住房按揭贷款债券。在美国政府接手“两房”后，实际上，这些住房按揭贷款债券中相当多的都已经变成了跟政府公债信用度同样高的债券。在过去三周里，美国政府的公债和那些由政府直接担保的按揭贷款债券普遍都在升值。因为在股市以及其他证券市场出现危机后，投资者都把政府公债看做避风港，把钱从股市等转投到政府公债市场。结果，美国政府公债价格不断往上升，以至于三个月到期的、五六个月到期的公债利息几乎等于零。 所以说，到目前为止，很多媒体担忧的问题并不存在，中国投入美国政府公债的外汇储备总体上没有受到损失，反而还升值了不少。相比之下，如果外汇管理局从今年初把外汇储备放到黄金、石油或者其他金属和资源上面，那么，这几个月就亏惨了，损失会很多，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都跌了一半以上。 当然，美国政府接下来财政赤字肯定会增加很多，要增发很多新的公债，这些债券的价格几乎很难避免往下跌的趋势。在这个时候，中国应该作一些外汇资产组合，从美国政府公债里面撤出一些钱，去买些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企业股权，现在很多公司的股票价格跌得很惨，有巨大的长久投资价值。另一方面，可以去买些石油等大宗商品资源和矿产资源，这个时候价格非常合算，机会难得。 问：可是中国的金融机构现在谨慎多了。中国的主权投资基金在海外的投资很失败，中投就亏了不少。如果要“抄底”，我们需要特别警惕什么? 陈志武：我们看看巴菲特，他现在趁这个机会去买高盛、GE的股份，不仅价格低，而且还能提这个条件、那个条件。他的技巧就是——等你最需要钱的危急时刻去找他时，他能很快给你钱，但是给你的条件也非常苛刻，必须按他的要求来签约。 在这个时候，中国可以用外汇储备做很多事，包括到欧美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如亚非和拉美，去购置很多战略性资源。特别是对这次受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打击比较大的国家，中国政府可以向他们提供援助，去买资产或者证券。同时，要像巴菲特那样跟这些国家的政府进行巧妙的谈判，要求他们对中国的商品、对中国的企业进一步开放。 中国金融行业的朋友抱怨了好多年，说美国没有给中国的银行和金融企业同等待遇。但是，现在美国需要中国的外汇储备支持。在这个时候，应该进行谈判，提出新的条件，至少要求美国的能源行业和金融行业对中国企业进一步做实质性的开放。中国在这个时候不应该把外汇储备只做简单意义上的财务投资，而应该同时要求美国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商品、资本、资源有更多的让步。 问：依您的分析，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而言，其实是个绝好的机会吗? 陈志武：我觉得，如果中国政府处理得好，作出非常有远见的决策的话，从长远看，中国会是这次金融危机中的最大赢家。今年上半年以及前几年，大家都抓破脑袋担忧——中国以后的能源需求怎么办?进一步发展的资源需求怎么办?这次金融危机把各种大宗商品和资源的价格都往下拉了很多，跌了一多半，这就等于给中国下一拨发展送了一份大礼。如果没有这次金融危机的话，这些大宗商品的价格怎么会降得这么快、幅度这么大? 所以说，尽管中国的出口行业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可能受到非常大的冲击，整个经济也会因此受打击，但是，总体上，第一，大宗商品和资源性商品价格下降，把中国接下来的经济增长成本砍掉了很多；第二，从长远来说，因为全球经济的衰退，使得中国在经济增长模式上必须从出口依赖型转为内需驱动型，由国内消费来带动未来的经济增长。这次全球的经济衰退在未来两年肯定会给中国的改革带来新的压力。 从长远看，这种迫使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压力不是坏事，如果没有压力，就可能没有根本的变革。如果政府能作出一系列关键性改革，两三年后，中国经济的内在结构可以得到一些良性调整。 四 问：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着出口下降、股市大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问题，我们该怎么救自己的这个“市”? 陈志武：过去，常采用的刺激经济的做法都是由政府在基础设施和大工业项目上面做更多的投入，用这种方式刺激中国的经济增长。但是，现在中国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工业产能已经严重过剩，再把很多钱砸到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上，是得不偿失的。 中国今年上半年财政盈余有12000亿，还有那么多国有企业利润，这么大的国有资产升值，特别是这么多国有土地出让金，相当一部分都应该送给或者是退回给老百姓，特别是以各种方式补贴中低收入者的医疗开支、教育开支和基本生活开支。这样，中国的GDP增长在明年、后年全球经济衰退的困境之下，也能持续下去。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讲，推出土地使用权的流通等这些改革是非常好的，中国经济接下来应对全球经济衰退的能力也会因为这项改革提升很多。同时，如果能够把剩下的国有资产通过国民权益基金股份发给13亿老百姓，那更加能够使得中国的经济从现在的这种出口导向型转移到内需驱动型的轨道上来。 问：刺激内需从来就是中国经济的难题。在如今的形势下，中国的老百姓更不敢消费了。 陈志武：这个问题应该从相对的角度看。现在，老百姓的收入只占中国整个社会收入的一小部分，包括财产性收入在内的更多收入都到了国家手里，而财政税收又在高速增长。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老百姓当然会觉得手头的钱不够。再想到未来的医疗、养老和意外事件的保障时，大家当然不敢花钱，消费意向肯定很低。 的确，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坏，老百姓更不敢消费了。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如果能增加1 000块或1万块钱的收入，那么新增加的收入愿意被花掉的百分比跟之前的收入比，会更高一点。所以，政府如果能给企业和个人减税，同时拿一部分财政收入和国企利润送给中低收入家庭，给作为全民所有制下的老百姓所有者分红，这样的“雪中送炭”效果会很明显，会带动民间消费增长，既帮助中国经济从下行中走出来，又能促进增长模式转型。 问：涉及土地改革，难度就更大，之前人们议论纷纷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最后对土地改革的决议并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 陈志武：最大的挑战是来自意识形态的，来自这类根深蒂固的障碍。这些意识形态不是依据真正的科学方法，不是依据历史事实和其他国家的经历。 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的外贸出口非常成功，使许多制造品的全球市场份额提升很多，以至于很难再增长了。现在这种WTO红利快用完了，在全球制造品市场上，中国的市场份额会越来越难以持续上升。本来，这种靠出口带动增长的模式到去年差不多已经到头了，恰恰这个时候又碰上金融危机，全球消费需求会全面下跌。所有因素纠结到一起，我国的经济模式已经到了不得不改变的时刻了。 问：转型通常异常艰难，您对此如何保持乐观? 陈志武：某种意义上我还是比较乐观的。这次十七届三中全会尽管最后出来的土地使用权改革版本也许和大家期望的不一样，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是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这是积极的。这让我们看到，中国的决策层是很务实的。只要有什么改革举措能让中国经济继续增长10年、20年，我相信关键的决策者最终会作出那种改革选择。 过去30年里，中国的决策者总体上非常务实，我相信改革还会继续。
吴敬琏（经济学家）：说到经济学理论，我没有办法跟那些经过严格理论训练的人比。比如钱颖一、许成钢、陈志武、白重恩等，他们常常能用现代经济学的源流来把事情说得很清楚。 秦晖（学者）：陈志武教授的著作“深入浅出，说理透彻，把财富创造的制度基础讲得很清楚”。 易宪容（经济学家）：陈志武可以把很难、很深的金融学理论用很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 秋风（评论家）：陈志武的政治经济学视野在国内经济学术界是少见的，面对纷繁的现实，他不仅对其进行技术经济学的逻辑分析，还进行了法律与政治的分析，从而更为正确地解释了不少令人困惑的问题。 何力（资深媒体人）：陈志武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财富增长的制度性内涵，使我们明白，仅有个人的机遇和聪明才智是不够的，在勤劳和富有之间还有一座必须建造的桥梁——好的市场经济制度。 许小年（经济学家）：改变中国目前国富民穷的状况,一方面可以减税。另一方面,就是陈志武教授所讲的,要改变资产配置,我非常赞成中央在“十七大”提的口号,就是增加居民的资产性收入。 张维迎（经济学家）：应将国有企业股票一部分分给老百姓。陈志武等人曾提出过类似建议，我很赞成。 苏小和（财经作家）：有陈志武在，我们的经济学视野就会持续开阔。
《陈志武说中国经济》：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最有影响力的华人经济学家，继超级畅销书《金融的逻辑》后最新力作，《新财富》《经济观察报》《新京报》《资本人物》《南风窗》《人民日报》《长江》《南方周末》《商务周刊》《中国企业家》《证券市场周刊》《外滩画报》《海内与海外》《新青年》《国际融资》《上海证券报》《21世纪经济报道》《嘹望东方周刊》《22度观察》《南方人物周刊》，搜狐，新浪全力推荐
无
买一批不错的书慢慢阅读！这书写的不错！
陈志武的书，还行，可以看看，开卷有益
从另外角度看中国经济
个人非常喜欢经济类书籍，物超所值
垃圾书，快餐书，没一点意思，就是骗钱！
很像经济学
西方视角解读中国经济格局
陈志武的这本书应该是5、6年前奥巴马上台前的时候根据一个采访记录写的，条理性不是很好，但简单易懂，看完后基本了解其经济思路，就是新闻自由、国退民进、市场经济。
关于中国的内容和当前李克强总理的思路还是很吻合的，特别是刺激国内消费的大方向。他也按照美国经济的模式给中国政府提出了建议，如减税、退税等，其中一个＂经济信心＂的概念不知在中国是否存在。温总理的8年任期虽然经济在发展，但感觉是如同运动员在透支体力一样，靠政府投资大项目来维持经济的高速发展，李总理接手后在没有新的大规模投资基础建设的利好消息刺激下经济已经开始有放缓的信号。如何使经济更多的依赖市场自己调整而非政府的调控是当前的大问题，估计中央的想法和下面政府甚至中央的一些位高权重的部门想法不是一样的。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因牵扯太多的既得利益集团会非常困难。最近北戴河会议传说克强经济学被阻击，我们拭目以待。中国改革的路还有很长一段要走。。。
重复和内容很多，半小时看完。
方向大致对，但方案极其不可行。建立国民权益基金，在目前的情况下，如同股市一样，几个回合的翻手覆手就可以把分给大众的那点权益忽悠过去。私有化变成了借机瓜分的盛宴，可能性很大。
陈志武的著作大部分都已拜读，包括《金融的逻辑》、《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非理性亢奋》。这部《陈志武说中国经济》尤其适合留在最后读当做作者思想的总体回顾。
现如今，经济知识已经逐渐在大众之中普及开来，成为这个世纪最重要也是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一门学问。陈志武的知识体系源自其在美求学及研究期间的耳濡目染，同时在金融市场中的亲身实践，非常的通俗易懂，而且非常的完善，同教科书中死板而又生硬的知识形成对比。没有相当的知识功底、辩证的思维，以及对经济运行模式深刻的理解，是不能够形成这样让人信服的知识体系的。
当然从认识上来说，陈的体系有点学究气，虽然认识到经济运行理论的基本规律，但是对于复杂的政治环境和国际秩序，还是稍显“天真”。如果中国如其所说那样全盘“美”化，带来的政治动荡以及西方势力乘机进行的打击将会可以预见。中国的改革之路，本就没有一马平川的坦途可以选择，中国的崛起，只能战战兢兢。
但其所说的国内经济金融弊端，确实又无法躲避，真正考验着管理层的智慧啊。
作为经济学的专业门外汉，没有因为“经济”而却步；作为怀抱爱国心的小市民，因为“中国”而渴望了解现状。
陈志武的这本书让我这个不懂经济学的痴人详细了解了中国经济贫富差距的根源，让爱国思想找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实际切入点。茅于轼老先生的那句中国人是最勤奋的民族，但为什么也是最贫穷的，陈志武结合自己年少在湖南成长经历用金融思想解读了中国经济目前出现的各种弊端，呼吁中国经济改革需要健全法治。
大国梦不是一个模糊的词汇，它必定由一个个大写的人组成。
当国家拥有了无数个独立的人格，才是大国崛起的第一步。
中国经济的持续性高增长，是否意味着大国的崛起？“中国特色的奇迹”背后，人民的生活是否比以前更幸福了？发展经济的目的，到底是为了塑造一个强大的政府，还是谋求人民的福祉为根本？--我想，读完这本书后，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应该是有所启发的。
陈教授认为当前经济改革的重点在于国有经济改革。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全民所有制？
陈教授认为适当形式的国企改革将直接增加居民收入，从而拉动内需，且不会像直升机撒钱一般导致通胀。
认为其想法过于理想化。
陈志武继续了《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金融的逻辑》的观点，可谓“吾道一以贯之”。由于是很多访谈的汇集，系统性不强，倒是其中一些数字给人印象深刻：
根据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安德森·麦迪逊的估算，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世界人均GDP增长了1倍。从1880年到2000年，120年的时间全球人均GDP增长了近5倍。
1978年至1998年20年间，中国人均GDP翻了两倍多。
2007年，中国政府在社会保障、医疗和就业保障方面总的开支为6000亿人民币，占整个国家财政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人均461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年收入的3%）。同年，美国在以上三项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一个普通美国人年收入的1/6）。
1995年至2007年，扣除通货膨胀因素，政府的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6%，而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只分别增长了8%和6.2%；2007年，政府税收增长31%，而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才分别增长了12.2%、9.5%。
2007年，中国人一年的工作时间约为2200小时，阿根廷一年人均工作时间1903小时，巴西一年人均工作时间1841小时，日本一年人均工作时间1758小时，美国一年人均工作时间1610小时，英国一年人均工作时间1489小时，荷兰一年人均工作时间1389小时。
以2002年为例，北京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最高，为15905元，各省会城市人均9223元，地级市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为5137元，县级最低，人均才590元。2002年，北京的人均GDP是28449元，省会城市人均GDP是22565元，地级市是13660元，最后到县一级才5674元。
陈志武这本书虽是个大杂烩，但几个访谈将中国的一些问题从“根”上讲清楚了。
1）中国30年快速的发展应该归功于谁？
2）中国经济的转型为什么这么艰难，出路何在？
3）中国巨大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尽管算是一家之言，但陈冷静的分析比起“郎大嘴”的确深刻的多。我特别认可陈所说对于一个国家，制度是长期的核心竞争力。中国要想超越美国，不是靠廉价劳动力能解决问题的，最关键的是中国能否建立一套比真正美国更为优越的制度。
对于一个公司也是如此，如何能做到人尽其才、按劳分配、优胜劣汰这三条，就能足够做一个很成功的企业，说到底也是制度才能发挥如此效力。
经济自由主义陈志武，这个派别完全不适应中国国情，不能根据中国在世界经济食物链中的位置，找到中国本位的经济学出发点。
基本是搞垮苏联的哈佛500天之类的东西，建议批判性的阅读。
看了简介觉得还不错就网购了，翻了一下才知道这本书其实就是把近些年各路媒体对陈的访问汇集而成的一本大杂烩，根本不是陈系统地述说中国经济，各位有兴趣的只要根据目录到网上搜一下，遍地都是，无需浪费钱了。
花两天看完， 挺好的书 挺好的人
我觉得不是超越谁的问题， 还是为了我们自己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算了，一直看鬼佬写的经济类书籍，看有人推荐这本书，原来还真的想买，既然是大杂烩，那就算了。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岑科 在金融时报头版推荐哦！哈哈！
楼主说的好！
我只能感谢说本来想买的。现在算了。
陈志武前些时候还到我们学校去走穴了呢，大谈国学。。。
这本书有几个相对金融的逻辑比较新的观点。
在政府不提供新服务时，收物业税没有必要。
应该把靠土地致富的权力还给农民。
当地财富发展当地经济是最好的发展方式。
2010-02-24 11:19:49 samurai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岑科 在金融时报头版推荐哦！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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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年头的砖家越来越不值钱了
本来看着限时书价是13.80RMB 有一种想买的冲动，后来压制住了，庆幸中
说得在理，而且这本书也不是陈本人收集、选择和整理的，价值不大。陈的某些观点也是很值得探讨。书生误国，而一个不地道的经济学家可能祸害更大。
2010-03-21 17:28:02 injd 说得在理，而且这本书也不是陈本人收集、选择和整理的，价值不大。陈的某些观点也是很值得探讨。书生误国，而一个不地道的经济学家可能祸害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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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生误国都出来了，LS的你多大了？40，50？还是60？
我的看法相反，觉得这是一本很不错的书，很通俗，虽然不一定全对，有些理想化，但给出了另一个视角，够了。
2010-03-21 17:28:02 injd
说得在理，而且这本书也不是陈本人收集、选择和整理的，价值不大。陈的某些观点也是很值得探讨。书生误国，而一个不地道的经济学家可能祸害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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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大的口气
很不错的书，楼上有些评论过激了
我觉得书不错。
陈志武再不怎么样，也是把郎咸平时寒冰爆出翔的水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