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辨
2004-1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卫茂平
461
无
本书第一章以德语文学在中国译介的历史为经，第二章以20多位汉译德语文学作家的单独介绍为纬，第三章对德语文学汉译史中的几个综合问题进行抉发和讨论。
导言第一章一 序曲——洋务大臣最初带回的德语文学信息二 译事开端——王韬和辜鸿铭三 德语文学的进人（1900—1909）四 从序曲到正剧的过渡（1910—1919）五 高潮的到来——20年代的翻译活动六 “战争文学”的勃兴——20年代末和30年代七 弥散的主题——40年代的德语文学译介第二章一 战歌作者阿恩特二 文豪歌德三 格林兄弟及其童话四 至尔。妙伦与鲁迅《小彼得》的译序——兼及几位几已被忘的德语童话作家五 施托姆的译介和浪漫主义的胜利
顾华先在《中德学志》2卷工期（1940年4月）上译出史特劳斯（Emil Strauβ）的小说《头纱 》。史特劳斯早期创作属自然主义，后转向乡土文学，因支持纳粹建立的德国文化战斗同盟， 法西斯统治时期受宠一时。接着，顾华又在《中德学志》2卷2期（1940年7月）中译成奥地利作 家梅尔（Max Mell）的抒情诗《盛夏之夜》。梅尔喜取民间题材，眷恋乡村自然，其创作同史特 斯一样都有疏离现实的倾向。陈原在《文艺生活》l卷l期（1941年9月15日）上译出罗顿贝格 （Julius Rodenberg）的小说《别针》。这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绮纹又在《西洋文学》5月号9 期（1941年）中推出瑞士德语作家察恩（E，n，t Zahn）的小说《雪中》。作品描写阿尔卑斯山中 普通人的生活。这些作品均远离德国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也与中国动荡的社会现实无多大关 系。 德语儿童文学则一如既往，不受任何丰扰地继续在中国流传。柏吉尔（BrunO HanS BOrgeD 的科学童话集《乌拉波拉故事集》由顾均正译出，上海开明书店1941年出版，1942年和1947年 重版，看来颇受读者青睐。不过此书似乎是为“好作回想的成人”而译，因为代替译序的是一 篇《给成人的话》： 在文学上，一向有着许多奇异的童话，供儿童阅读。这些童话全都愉快动人，富于想象， 并且有时的确还蕴藏着一连串严肃的思想（尤其对于成人）。它们不但得到儿童的欢心，并且就 是现在，由于物质文明的增进，使好作回想的成人，也觉得饶有趣味． 译者甚至感叹：“时代已经变了!我们尽管惋惜，但事实既经铸定，也就无法改变回来。 ”现代社会拉开了人与其本原的距离，而童话能助人亲近自然，抵御物质文明带来的人的异化 。这是来自中国40年代初期的人文思考。看来就是今天后现代主义思潮中重评童话的呼声，并 不那么具有先锋星或前瞻性。 《隐媚湖》中的“隐”为“隐藏”，“媚”即“美好”，但也暗含“讨好”和“巴结”义。即使取其本义，这个动宾结构的译名多少沾有几分俗气。 《意门湖》中的“意门”完全是音译。由于“意”和“门”的抽象和具体间不存在任何亲和关系，显得枯涩，整个译名缺乏艺术感染力。 《茵梦湖》中的“茵”原义为垫褥。李贺《苏小小墓》中就有“草如茵”句。也许从“绿草如茵”中以后又生发出嫩草的含义。比如段成式《和徐商贺卢员外赐绯》中有“看欲东山又吐茵”句。在汉语中，“茵”字还常被用作女子姓名。“梦”即“梦幻”。把“茵梦”视为 主谓结构，倩女梦湖，奇效即现。把“茵梦”和“湖”之间的关系看作偏正结构，“茵”和“梦”这两处笔致绮丽、蕴含丰富的词也会给湖景平添几分浓郁诗意。 《漪溟湖》中的“漪溟”两字都带水气。“漪”为水波，“溟”为大海，但今天多取其“溟潆”义。与“湖”字放在一起，整个译名造字巧妙，轻雾氤氲，顿生美感。无论从语音还是语义上讲，不妨说这是恰到好处的上佳译法。 但最终《茵梦湖》胜出，实与两种译名所追求或体现的艺术风格有关。“漪溟湖”纯然写景，着眼的是音义形式上的和谐完整，所含的仅是一个偏正结构，虽不乏诗意，但更具古典主义尊重理性、祈求静穆和严谨的品格。而“茵梦湖”译名有人的介入之意味，而且词与词之间的关系若即若离，结构滑动，显示出浪漫主义挣脱束缚、渴望自由和扬情抑理的特点。尤其是“茵梦”两词透射出的女性魅力和梦幻色彩，准确地捕捉到了中国新文学运动后一代青年感伤型浪漫主义追求。 施托姆作品较早得到介绍的还有小说《马尔戴和她的钟》，郁达夫1927年译成，1928年收入他的《奇零集》时题名《马尔戴及她的钟》。郁达夫有为译文加“译者附注”的习惯，交待缘起，解读译作，但对此译除注明出处外仅说：“系他初期的作品，所以细腻得很。”不注也罢。 《泰东》1卷6期（1928年2月1日）上魏仲民译《玛尔特与时钟》应是重译。张威廉则译出其短篇小说《灵魂》（今一译《普绪喀》），上海光华书局1928年版。朱俣又译成小说《燕语》（今一译《在圣虞庚院》），上海开明书店1929年版。 进入30年代，钟宪民率先译出《白马底骑者》，上海光华书局1930年版。《译者序言》先提《茵梦湖》，昭彰其作者：“施笃姆在我们中国的文坛上已经介绍过了；大家总还记得他就是《茵梦湖》的作者。”也正是借《茵梦湖》之盛名，篪托姆作品汉译规模不断扩大。1931年，罗念生、陈林率合译其《傀儡师保尔》，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段可情又译成《一位沉静的音乐师》，发表在《文艺月刊》4卷6期（1933年12月1日）。他的另一篇施托姆作品中译《日光中》，则刊于《文艺月刊》7卷3号（1935年3月1日）。 1934年，施托姆另一部中篇名作《双影人，或恋爱与社会》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但取名《恋爱与社会》，似有凸显其社会意义的取向。译者李珠写于柏林的《小序》可证其实。文日： 这部译作看来颇受欢迎，两年后由商承祖重译，书名取原书名前半部，即《双影人》，南京正中书局1936年版。译本不仅含《斯托谟小传》，尚附《斯托谟的文学》和《序言》共3篇文章，详介作者生平及创作轮廓。作品评论，各得其妙。 施托姆中译者中另一名人为毛秋白。他译的《德意志短篇小说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也收有“许笃谟”的《杏革莉茄》。 以上译著，或是发表在杂志文集中的单篇，或是仅收一篇小说的薄薄一本。魏以新译《斯托姆小说集》，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则厚达400多页。有鹤立之势。书收《淹死的人》，《格利斯胡斯克》，《哈得斯雷本胡斯的婚礼》和《忏悔》等4个中篇。《译者引言》归纳施托姆创作艺术特征，说：“他的作品大都含有‘诗的香气’。其文字优美绝伦，无人能及。……我们谈他的作品，也真有林静山幽，万籁俱寂的感觉。”可谓信言。 施托姆另一个译文集出自巴金之手。其1943年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版《迟开的蔷薇》，除书名小说外，另收《马尔特和她的钟》、《蜂湖》，共3篇，90多页。巴金在德语小说中对施托姆作品偏爱有加，在《后记》中真切地说：“我不想把它介绍给广大的读者。不过对一些劳瘁的心灵，这清丽的文笔，简朴的结构，纯真的感情也许可以给少许安慰吧。”这个译本出版后巴金意犹未尽，还在《当代文艺》1卷2期（1944年2月1日）上发表施托姆小说汉译《在厅子里》。此译后被收入茅盾编、文通书局1946年版《现代翻译小说选》。 40年代，绮纹、即郑超麟尚译有施托姆的中篇《大学时代》，1946年上海进代化书局版。此泽未附前言后记，是个缺憾。
论言 本书的缘起是读了书橱中有关中国翻译文学史及一些相关的著作。它们虽不能说已是汗牛充栋，却也洵为大观，站满一行，显示出学界近20年来对这个领域的讨论热闹非凡。遗憾的是，关于单个语种史料详尽的研究鲜有所见，尤其是德语文学汉译史的研讨空白颇多。得来印象，我们的有些翻译文学史研究，同人文科学的不少课题一样，往往绕过原本不该绕过的个案，一路奔向终极目标，希求一网打尽。结果是，具体脉络尚不清楚，总体研究已告完成。内中空虚，自不待言。学界这一景观，令人惋惜，也已引出学者的批评。比如钱伯城几年前曾就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写道： 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就其著作出版情况来看，可说两多两少。两多是通史与专史多，两少是断代史与专题研究少（单篇论文不在内）。……这种情况说明，中国文学史研究长期以来有一种追求大而全的宏观气势的风尚。同时这也反映一种忽视具体课题研究，不愿作扎实、细致、艰苦工作的倾向。① 评判切实中肯，而情况至今大体依旧。 感慨之余，渐渐开始跑图书馆，翻故纸堆。有过发现材料时的喜出望外，也有过徒劳无功后的沮丧失望。面对史料的浩瀚，查阅的繁难，复制的限定，屡有关山万重难逾越之感。但忙里偷闲，搜遗钩沉，数年中资料毕竟越积越多。虽知即使今日的积累也远非完备，但自信落笔大致已能不落窠臼，可以为气势宏伟的史论全编的德语文学部分添砖加瓦，间或对一些现有论述补正纠偏。 如何描绘一段翻译文学史，范式上有其自身难点。盖因外国文学的汉译时序，不对应这些作品产生的年代。特别在西方文学初人中国之际，译什么往往是一种随意行为或偶然事件，缺乏内在的逻辑。也就是说，一般文学史写作所遵循的时间顺序，分期标准或思潮主线，很难作为翻译文学史布局的依傍。综观现今一些翻译文学史的框架，时而以原作者为中心，时而又以译者为主线；时而从翻译机构着手，时而从文学社团切人；时而以文学类型为本，时而又以地区地域为界。但无论采取哪个角度，似都无法在一本书中一以贯之。比如，无论陈玉刚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1981），还是郭延礼撰写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1998），都在几种视角间游移换位，杂用体例，寻找平衡，显出翻译文学史写作方法上的多样，其实还有无奈和尴尬。 故而，本书体例也无法做到始终如一。权衡再三，拟分3章。第一章以德语文学在中国译介的历史顺序为经，第二章以20多位汉译德语文学作家的单独介绍为纬，第三章对德语文学汉译史中的几个综合性问题进行抉发和讨论，试图以史、传、论的方式，组成全书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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