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文学论稿
2004-1-1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张晶
无
自序对我而言，大概文学研究是毕其一生的归宿。从十几岁起喜欢中国的古典诗词，上了中学开始写诗，文学便像血液一样没有离开过我的生命。在我“插队落户”的山村，昏暗的油灯下，《古代诗歌选》、《唐诗三百首》中的那些名篇佳什，伴随我熬过了多少难眠的寒夜。1977年那个令人终生难忘的初冬，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次考试，我毫不犹豫地在高考志愿表上填上了“文学专业”。从此，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文学这块心灵的沃土!从大学三年级始，我便因了这份执着的情愫，而开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以后的硕士、博士阶段的学习，都未曾离开过这个领域。而对辽金元文学的兴趣，则是从研究生毕业后开始的。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我在教学工作之余，对辽金文学的资料做搜集和研究工作。先是做了一些个案的研究，发表了关于辽金作家的研究文章，后来又从宏观的角度对辽金文学做史的建构。在90年代中期，先后出版了《辽金诗史》和《辽金元诗歌史论》等专著。同时，也对辽金文学从个案和宏观的角度陆陆续续做了为数不少的研究，这样，对辽金文学有了既是具体的、又是整体的认识。对元代文学的研究，是对辽金文学的延续，因为元代在时间上承继辽金之后的，而且又都是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在文化上有很多一脉相承的东西。在对辽金文学进入较深研究的情况下，进一步关注元代文学，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时至今日，对于辽金元文学的涉猎己有十七八年的时间了，近年来我的专业方向主要是在文艺美学，所以有很大精力是投放到文艺美学方面，于辽金元文学用力的工夫就少些了，但是一直情缘未断，索绕于怀。加之我前年获得批准的国家社会基金项目是《辽金诗学思想研究》，我和傅璇琮先生、蒋寅教授等人共同申请并获准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文学通论》，我负责的部分是《辽金元文学通论》，所以这段时间又以相当多的精力来思考辽金元文学的问题。《辽金元文学论稿》，可以看作是我若干年来有关辽金元文学探索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我的兴趣，更多地偏重于诗学和文学思想方面，而在戏曲、小说等方面乃是我的所短，所以从这部书稿的内容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痕迹。金元时期的讲唱文学和戏剧是非常丰富的，而且达到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峰巅状态，而我在这方面几乎是没有什么“研究”的，所以本书对元代文学的探讨，就多是以诗词和文学思想为研究对象的。这当然是显出我的偏狭之处，但元代的诗词研究也恰是我们过去学术界较少涉及的，也算是“一孔之见”。辽金元文学是中国文学史的一个有机部分，在中国文学的流变中，对其前面的文学如魏晋南北朝文学、唐宋文学都有明显的继承性，对其后面的文学有其深刻的影响力。从传统的艺术角度来看，也许辽金文学(以诗文为主)的成就不能和唐宋相提并论，但从史的观点来看，辽金文学所起的作用却也是其它时代的文学无法取代的。北方民族的强悍的生命力，使辽金文学有了虽然不够成熟、却充满生新活力的质素，这恰恰是文学进入新境的有力因素。契丹、女真的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是辽金文学的特殊风貌的直接的原因。元代文学的情况则更为复杂，所表现的思想倾向是非常多元化的。散曲与杂剧，为元代文学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为中国文学开拓更为广阔的道路，实际也是升华到新的境界。而诗文的状况是与其文化氛围及理学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辽金元文学的研究到了新世纪后，向着更为深化的方向来发展。本来也不是什么“显学”，似乎从来也没有“显过”，尤其是辽代和金代的研究，从来也没有“大红大紫”过。唯其不“显”，做的才扎实。上个世纪的后20年，辽金文学研究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涌现了一批以研究辽金文学见长的专家学者，但据我很孤陋寡闻了解，还没有大言欺人的，哗众取宠的，唯我独尊的，招摇撞骗的，因为这个领域是需要默默耕耘才能有所收获的。我对自己在辽金元文学研究中的现有成绩，是颇不满意的，量的增加有之，而从学术方法、整体深度上的突破，就眼下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这些，都需要静下来，再全面地重新考察，才能跃上一个新的阶梯。 那么，这本小书，庶几可以作为一个起点吧。知予，罪予，可由二三子评说，亦可请世人指点。有以教我者，乃予之知音也!自以为序，以道其衷!
《辽金元文学论稿》是文艺学与美学丛书•第三辑。在中国文学的圣殿里，辽、金、元三代文学是独具魅力的存在。它们植根于塞北的沃土，呼吸着苍莽的雄风，演绎了无数令人沉醉的奇美篇章。在《辽金元文学论稿》作者的笔下，敞亮了一个新奇而丰饶的世界。透过这部著作的字里行间，我们会得到来自遥远时空的启示。
自序《辽金元文学通论》导论辽金文学精神辽金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不应忽视的辽代诗歌论辽代契丹女诗人的创作成就及其民族文化成因“国朝文派”：金诗的整体特征金诗的北方文化特质及其发展轨迹论金诗的历史进程朱弁“体物”的诗学思想与其诗歌创作试论金代女真民族文化心理的变迁——兼议女真人的诗歌创作论周昂的诗学思想论王若虚的诗学思想论金代诗人王庭筠的诗歌创作金代诗人赵秉文诗论刍议金代诗人李经初论从李纯甫的诗学倾向看金代后期诗坛论争的性质金代女真诗人完颜踌初论论元好问的诗学思想元好问的诗歌成就及其北方文化基质金代民族文化关系与金诗的特殊风貌乾坤清气得来难——试论金词的发展与词史价值金代女真词人创作的文化品格金代文学批评述论元代诗歌概述耶律楚材诗歌别论元代诗人刘因初论论戴表元的诗学思想及其在宋元文学转型中的历史地位“四大家”：元代诗风的主要体现者“铁崖体”：元代后期诗风的深刻变异论元散曲的“陌生化”元词论略关于元代文学批评的几个问题元代正统文学思想与理学的因缘元代后期少数民族诗人在元诗史中的地位附录一论金代教育的儒学化倾向及其文化功能附录二试论金代女真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与排拒后记
清人庄仲方在《金文雅序》中曾言：“金初无文字也，自太祖得辽人韩昉而言始文；太宗入汴州，取经籍图书。宋宇文虚中、张斛、蔡松年、高士谈辈先后归之，而文字煨兴，然犹借才异代也。”这便是有名的“借才异代”之说。“借才异代”，颇为恰当地道出了金初诗坛的性质，同时，也揭示了金初诗歌创作和宋诗的“血缘”关系。“借才异代”指金初文坛尚无生长于金源文化土壤中的属于金朝自己的作家，而基本上都是来自于辽宋等异朝的汉族文人。这其中由辽入金的文人主要有韩防、虞仲文、张通古、左企弓等；由宋入金的文人主要有宇文虚中、高士谈、蔡松年、张斛等。由辽入金的文人所存诗作寥寥，在入金后几无诗作可言，他们更多的是发挥其政治才具，如韩防作为金熙宗的启蒙老师，在政治思想、治国方略上对熙宗影响颇深，在文章方面，“善属文，最长于诏册”，①却未见其诗。其他几位也很少有诗翰传世。金初诗坛上的诗人，几乎都是由宋入金的汉族文士，他们曾长期生活在诗歌创作气氛浓厚的北宋，谙熟诗歌创作技巧，有的（如宇文虚中）在宋时便是有名的诗人。入金以后，他们创作了许多诗什如《中州集》中录存宇文诗五十首，吴激诗二十五首，张斛诗十八首，蔡松年诗五十九首，高士谈诗三十首，几乎囊括了整个金初诗坛。他们的诗歌创作，无论是从风格、体貌上，还是从意象传统上，都带有很浓的宋诗色彩。尽管由于环境转换等因素产生了一定的变异，但它毕竟是“移植”于宋诗，与宋诗有直接的“姻缘”，在诗的体式风貌上与宋诗相仿佛。然而，“借才异代”只能说明金诗的启动阶段，却不足以概括金诗的整体性质。在长达一百多年的历史流程中，金源诗歌不断发展变化，逐渐形成了不同于宋诗的独特气派、风貌。为此，金代大诗人、诗论家元好问在其编选的金诗总集《中州集》卷一《蔡畦小传》中提出“国朝文派”之说：国初文士如宇文大学（虚中）、蔡丞相（松年）、吴深州（激）之等，不可不谓豪杰之士，然皆宋儒，难以国朝文派论之。故断自正甫（蔡五）为正传之宗，党竹溪（怀英）次之，礼部闲闲公（赵秉文）又次之。自萧户部真卿倡此论，天下迄无异议云。这段话同“借才异代”的议论联系起来，正可以看出金诗从初期到中期的发展脉络。由此又可以得知，“国朝文派”的提法，是由大定、明昌时期的诗人萧贡首倡的。萧贡字真卿，咸阳人。大定二十二年进士，曾任监察御史等职，以户部尚书致仕。故称“萧户部”。《金史》卷一。五有传。萧贡不仅有良好的政声，而且识见卓拔，议论剀切。他是当时的重要词臣之一，首任国子祭酒，在当时文坛上是有地位、有影响的。元好问评价他说“博学能文，不减前辈蔡正甫。”萧贡称蔡珪始为“国朝文派”的奠基人的观点，看来得到当日诗坛的普遍认同，元好问说是“天下迄无异议”。遗憾的是萧贡的原话早已湮没不闻。然而，元好问在金亡后为保存一代诗歌文献编纂的《中州集》中再提这个观点，并持完全赞同的看法，使之具有总结概括的性质。元好问生当金末元初丧乱之际，其搜集整理一代文献不遗余力，有着巨大的历史责任感。同时，他又不仅是一般性的搜集整理，而是站在一代历史的端点，对其文学发展的脉络进行全景式的审辨与总结。元好问自叙其编选《中州集》的经过与动机说：“岁壬辰（1232），予掾东曹，冯内翰子骏、刘邓州光甫约为此集。时京师方受围，危急存亡之际，不暇及也。明年留滞聊城，杜门深居，颇以翰墨为事，冯刘之言，日往来于心。亦念百余年来，诗人为多。苦心之士，积日力之久，故其诗往往可传。兵火散亡，计所存者，才什一耳。不总萃之，则将遂湮灭而无闻，为可惜也。乃记忆前辈及交游诸人之诗，随即录之。会平叔之子孟卿，携其先公手抄本来东平。因得合予所录为一编，目曰《中州集》。”他是抱着存留一代诗史于人世的强烈责任感来进行这项工作的。在《自题中州集后》第五首诗中，元好问又这样抒写了编选《中州集》时那种宏远而强烈的历史意识：“平世何曾有稗官，乱来史笔亦烧残。百年遗稿天留在，抱向空山掩泪看。”这里面充满了对金源一代文学的深情，要使之永恒存在于时空之中。“国朝文派”的概念，虽然并未反复出现于元好问的讨论之中，但它可以提摄金诗的文化特质，我们应以元好问的这种历史感为参照来认识其丰富内蕴。二、“国朝文派”的涵义及历时性描述“国朝文派”的开端，萧贡说是蔡珪，当日诗坛广泛认同。元好问从总结诗史的角度重新肯定此说。那么，我们不免要问：“国朝文派”是以什么标准来划分的呢？易言之，这个概念的内涵又是什么呢？从元好问的论述来看，首先，诗人是不是地道的“国朝”人。金初诗坛主将宇文虚中、蔡松年、吴激等都是宋儒，由宋而入金，所以不能称为“国朝文派”。清人顾奎光的说法可佐说明：“宇文虚中叔通，吴激彦高，蔡松年伯坚、高士谈子文辈，楚材晋用，本皆宋人，犹是南渡派别。”可见这是一个很明确的尺度。蔡珪则不然，他虽是蔡松年之子，但他生长在金源土地上，由金朝科举出身，是金朝自己培养的士大夫。因此，“国朝文派”从蔡珪开始。是不是地道的“国朝”人，这是一个硬杠杠，也可以说是“国朝文派”这个概念的内涵之一。然而，这决非“国朝文派”的全部含义。出身与地缘仅是一个外在标准，这个标准是较易把握的。“国朝文派”尚有更重要、更根本的标准，就是金代诗歌所具有的那种属于自己的风骨、神韵、面目。元好问所说“断自正甫（蔡珪字）为正传之宗”，并非仅指出身与地缘，而且更包含着诗的内在气质。宋人杨万里评论江西诗派时说：“江西宗派诗者，诗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诗曰江西者何？系之也。系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这对我们理解“国朝文派”是很有借鉴意义的。“国朝文派”除了人须是地道的“国朝”出身而外，诗也须有“国朝味”。那么，这一层内涵又该如何概括呢？这是一个难题。用知性分析的方法在这里有些行不通，无法用几句话来界定明晰。因为在我们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中，“国朝文派”不是仅指金诗中某一流派，也不是指某一时期的创作，而是指金源诗歌区别于宋诗乃至于其它断代诗史的整体特色。它在这个层面上的内涵是很丰富的，同时，又是动态发展变化的。与其简单地进行抽象界定，莫如略选几例进行“活”的描述，然后再进一步加以归结。先看蔡珪的情况。从《中州集》卷一《蔡珪小传》可以看出，蔡珪在金源前期文人中是极为博学的，在古文、金石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诣，著述甚丰。他中进士后不赴选调的举动，说明了他有非同寻常的抱负。蔡珪诗作，《中州集》收录了四十六首。这些诗作有很鲜明的风格特征，确乎与金初“借才异代”的宋儒之诗风貌迥异。《野鹰来》一诗有突出的表现：南山有奇鹰，置穴千仞山。网罗虽欲施，藤石不可攀。鹰朝飞，耸肩下视平芜低。健狐跃兔藏何迟；鹰暮来，腹肉一饱精神开，招呼不上刘表台。
自序对我而言，大概文学研究是毕其一生的归宿。从十几岁起喜欢中国的古典诗词，上了中学开始写诗，文学便像血液一样没有离开过我的生命。在我“插队落户”的山村，昏暗的油灯下，《古代诗歌选》、《唐诗三百首》中的那些名篇佳什，伴随我熬过了多少难眠的寒夜。1977年那个令人终生难忘的初冬，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次考试，我毫不犹豫地在高考志愿表上填上了“文学专业”。从此，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文学这块心灵的沃土!从大学三年级始，我便因了这份执着的情愫，而开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以后的硕士、博士阶段的学习，都未曾离开过这个领域。而对辽金元文学的兴趣，则是从研究生毕业后开始的。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我在教学工作之余，对辽金文学的资料做搜集和研究工作。先是做了一些个案的研究，发表了关于辽金作家的研究文章，后来又从宏观的角度对辽金文学做史的建构。在90年代中期，先后出版了《辽金诗史》和《辽金元诗歌史论》等专著。同时，也对辽金文学从个案和宏观的角度陆陆续续做了为数不少的研究，这样，对辽金文学有了既是具体的、又是整体的认识。对元代文学的研究，是对辽金文学的延续，因为元代在时间上承继辽金之后的，而且又都是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在文化上有很多一脉相承的东西。在对辽金文学进入较深研究的情况下，进一步关注元代文学，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时至今日，对于辽金元文学的涉猎己有十七八年的时间了，近年来我的专业方向主要是在文艺美学，所以有很大精力是投放到文艺美学方面，于辽金元文学用力的工夫就少些了，但是一直情缘未断，索绕于怀。加之我前年获得批准的国家社会基金项目是《辽金诗学思想研究》，我和傅璇琮先生、蒋寅教授等人共同申请并获准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文学通论》，我负责的部分是《辽金元文学通论》，所以这段时间又以相当多的精力来思考辽金元文学的问题。《辽金元文学论稿》，可以看作是我若干年来有关辽金元文学探索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 我的兴趣，更多地偏重于诗学和文学思想方面，而在戏曲、小说等方面乃是我的所短，所以从这部书稿的内容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痕迹。金元时期的讲唱文学和戏剧是非常丰富的，而且达到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峰巅状态，而我在这方面几乎是没有什么“研究”的，所以本书对元代文学的探讨，就多是以诗词和文学思想为研究对象的。这当然是显出我的偏狭之处，但元代的诗词研究也恰是我们过去学术界较少涉及的，也算是“一孔之见”。 辽金元文学是中国文学史的一个有机部分，在中国文学的流变中，对其前面的文学如魏晋南北朝文学、唐宋文学都有明显的继承性，对其后面的文学有其深刻的影响力。从传统的艺术角度来看，也许辽金文学(以诗文为主)的成就不能和唐宋相提并论，但从史的观点来看，辽金文学所起的作用却也是其它时代的文学无法取代的。北方民族的强悍的生命力，使辽金文学有了虽然不够成熟、却充满生新活力的质素，这恰恰是文学进入新境的有力因素。契丹、女真的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是辽金文学的特殊风貌的直接的原因。元代文学的情况则更为复杂，所表现的思想倾向是非常多元化的。散曲与杂剧，为元代文学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为中国文学开拓更为广阔的道路，实际也是升华到新的境界。而诗文的状况是与其文化氛围及理学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 辽金元文学的研究到了新世纪后，向着更为深化的方向来发展。本来也不是什么“显学”，似乎从来也没有“显过”，尤其是辽代和金代的研究，从来也没有“大红大紫”过。唯其不“显”，做的才扎实。上个世纪的后20年，辽金文学研究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涌现了一批以研究辽金文学见长的专家学者，但据我很孤陋寡闻了解，还没有大言欺人的，哗众取宠的，唯我独尊的，招摇撞骗的，因为这个领域是需要默默耕耘才能有所收获的。我对自己在辽金元文学研究中的现有成绩，是颇不满意的，量的增加有之，而从学术方法、整体深度上的突破，就眼下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这些，都需要静下来，再全面地重新考察，才能跃上一个新的阶梯。 那么，这本小书，庶几可以作为一个起点吧。知予，罪予，可由二三子评说，亦可请世人指点。有以教我者，乃予之知音也! 自以为序，以道其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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