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
2004-4-1
河南大学出版社
鲍耀明
无
鲍耀明
知堂老人曾在《日记与尺牍》一文中说：“日记与尺牍是文学中特别有趣味的东西，因为比别的文章更鲜明的表出作者的个性，诗文小说戏曲都是做给第三者看的，所以艺术虽然更加精炼，也就多有一点做作的痕迹。信札只是写给第二个人，日记则给自己看的，(写了日记预备将来石印出书的算作例外，)自然是更真实更天然的了。”(《雨天的书》)
时光过得真快，《周作人晚年书信》自一九九七年十月上梓后，快将七年，为什么要自编自费出版这本书?当时我已在该书《编者前言》中说得很清楚，目的不外纪念我与知堂老人之间的一场神交，进而提供资料给研究周作人的学者参考而已。出版后在社会上似乎也掀起了小小的波纹，不少朋友来信或发表文字给我批评与鼓励，试举其中一二：“这是一本好书”(刘以鬯)；“您确实做了一件大善事，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保留了很好的文献史料”(裘士雄)；“这是中国现代人文的珍贵史料，也是一段难得的情缘，都是不可不读的”(王得后)；“鲍先生从一九六O年三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跟周作人不断通信，总共收集知堂老人的信四O二封。这部《晚年书信》当然是研究周作人的大好史料”(董桥)；“周、鲍二人素无谋面，纯粹依靠文字作为媒介，牵连着相隔两地的忘年情谊……鲍先生花了许多功夫整理校正，不只是原件影印，其工序繁重，可以想像，如果不是个人信念支持，恐怕不易完成”(小思)；“鲍耀明虽然始终
没有见过周作人一面，却有着这样频繁的通信，不但在周作人晚年是少有的，就在他一生中，也再没有这样的第二个朋友了”(罗孚)；“观人论世，如能以小见大，即于琐碎微末之中，每每可以想像其为人……这是一个极新颖的整理，出版方法，编者是有心人，工作又做得极为仔细，从而令读之者在脉络分明的时与事推移之中，看到一个古稀老人生命的最后几年，在‘物资’与‘精神’两方面，有哪些‘试探’与‘考验”’(戴天)；“最近欣承邮友鲍耀明先生以他编著出版的《周作人晚年书信》一巨册见赠，连日挑灯夜读，一口气把它读完之后，还是爱不释手，要再读、三读，细赏细析，深觉余味无穷，认为确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奇书，值得推荐给有意于研究近代文艺和历史的读者”(潘安生)；“知堂晚年书信，是极珍贵的材料，先生决心自费出书，实是一大功德”(舒芜)；“《书信》的史料，价值弥足珍贵，昨晚我已通读了一遍，这是我多年想读的一本书，获益匪浅”(李勇)；“顷接尊编《周作人晚年书信》，甚感欣慰，先生诚有心人也”(刘绍唐)；“《晚年书信》收到了，这是极有价值的文献，得之甚为
高兴，感谢不尽”(钟叔河)；“谈周作人，要提一本书，那是的耀明先生所编的《周作人晚年书信》……这部书为知堂老，人最后六年多的思想、心境，提供了最原始的资料可作研究”(岑逸飞)。……
朋友们誉多于贬，令我感到惭愧，有些批评则属于政治性的，我就不再录了。不过，姑勿论内容如何，我都愿意认为是出自于善意。如所周知，周作人是一位颇具争议性的人物，虽已“盖棺”却难予“定论”，但从他的书信和日记，可以看到他晚年的生活与心态。其实他亦与平凡的普通人无异，他曾为患狂易的妻子而生苦恼；因经济的拮据而发牢骚；为了生计不得不忍痛出售珍藏多年的书籍与文物；为稿费的减少而亲自上门去要求改善；在处境险恶时他又不得不去求助于“权贵”……另一方面，他博览群书，满腹经纶，在民俗、歌谣、妇女儿童问题、文学运动等领域，他写出了诸多具见卓识的好文章，更大量翻译东欧少数民族以及日本和希腊的古典名著，连鲁迅、胡适等也极口称赞他的文字，郭沫若甚至在《国难声中怀知堂》一文中说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的话。知堂老人在乎凡中是否亦有不平凡之处，相信未来历史会有公允的评价的。
《周作人晚年书信》这次重版改题为《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能在内陆重版印行，完全得力于王世家先生的努力斡旋。王先生除了为我物色出版社外，更亲自将原版对照手稿逐一仔细校订，改正了不少原版的错讹，使拙编在文本上更加严谨准确，在此谨向王先生致以由衷的感谢。
二00四年三月十日
无
1962年1月5日，周作人致鲍耀明：
承示丰子恺君拟译源氏，所谓老而益壮，甚可佩服，但恐未必适宜，此事看来唯钱稻孙最适当，唯过于细磨细琢，出版社嫌他太慢，现在译近松的净琉璃，世话物、时代物各二篇也。丰君译啄木小说集，其中はしゃぐ一语有误译处，因之不免对于他稍有疑问耳。
1962年12月30日，鲍耀明致周作人：
阅报得悉丰子恺先生已自六二年元旦起，着手翻译《源氏物语》，虽庆得人，但若由先生握管未知是否更为理想？
1963年4月4日，周作人致鲍耀明：
《儿童杂事诗》……上面有丰子恺为插画，乃系报馆的好意请其作画者，丰君的画，我向来不甚赞成，形似学竹久梦二者，但是浮滑肤浅，不懂“滑稽”趣味，殆所谓海派者，插画中可取者，觉得不过十分之一，但我这里没有插画本，故只能笼统的说罢了。
1963年10月11日，周作人致鲍耀明：
所云钱稻孙的译源氏，恐系旧话，已经早成为过去了（曾译了一两篇，只在《译文》上登载过，现在亦也找不到了。）目下是丰子恺译，请钱君一阅，算是校阅，日前曾问他，答说只求文意与故事不错，也就算了。其语颇为幽默，其实丰君是不能胜任的。——曾见他翻译石川啄木的小说，里面说一个女人“ハシャグ”，意思便弄错了，这是我私下说话，所以无妨说了。大概出版社是取其译述颇快这一点，因钱君太是古板执滞，几个月也搞不出一帖来。不过钱君系据原文，不是据与谢野或谷川的现代语本耳。
1964年2月27日日记
上午开始阅源氏校记，发见译文极不成，喜用俗恶成语，对于平安朝文学的空气全无了解……寄……文洁若信，对于丰子恺译源氏表示不可信任。……
1964年3月5日日记
……略阅源氏校记，丰子恺文只是很漂亮，滥用成语，不顾与原文空气相合与否，此上海派手法也。文洁若予以校正，但恨欠少，其实此译根本不可用。……
1964年3月16日日记
……文洁若来访，力请写意见，因领导上（楼适夷）反以丰译俗恶为佳也，虽颇麻烦，只得应之。……
1964年7月13日，周作人致鲍耀明：
……”十三妹“最近论丰子恺，却并不高明，因近见丰氏源氏译稿乃是茶店说书，似尚不明白源氏是什么书也。
1966年5月10日日记
……稻孙来访，以所译《伊势物语》见示。……
《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此书刚买来时看过，还把知堂评论人物的话抄了一遍，可谓印象深刻。看此书，仿佛坐在知堂旁边，听他们谈话，而且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没有藏着掖着的。也许书信最大的魅力就在于此。
知堂与鲍耀明都精通日语，所以二人的通信中夹杂着大量日文，而编者似乎不太懂日语，把许多日语汉字当作繁体字进行简化，或者把日语汉字写成中文的样子，让人看了不爽。像知堂称谷崎润一郎，常说“谷崎様”，印成书后却成了“谷崎样”，实际上这个“様”（さま）是日语，是不能简化的，意思与中文的“先生”有点像，只是比“先生”更尊敬一点。
像“無遠慮”，书中成了“无远虑”，编者肯定把这三字当繁体字来简化了。实际上这也是日语，读作ぶえんりょ，意思是“不客气”，简化成“无远虑”，与信中的原义风牛马不相及了。
通信集中很大一块内容是知堂要求鲍耀明代为“注文”（ちゅうもん）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已“落掌”（らくしょう）等等，于是，信中多次出现一个词“小包”（こづつみ），这个词书中成了“小包”，这二个词有细微区别，中文的“包”字中间封口，而日文的不封口，知堂用的“包”字中间是不封口的，显然是日文，“小包”在日文里是 “邮包、包裹”的意思。
像“船便”（ふなびん），书中一律写成“船便”，区别是中文的“船”字，右上部是个“几”字，而日语的是个“八”字，中文里写成“船便”几乎没有什么意义，而日文的“船便”，是“船运邮件”的意思，显然应依日语的样子来写。
还有像信中多次提到的一本书《遊女の対話》，书中成了《游女の対話》，前半部分印成中文，后半部分又成日文，不伦不类了。“遊女”（たいご）在日语里的意思是“妓女”。
这里举的只是一小部分，书中还有很多类似的错误，有待发掘订正。此书因未征得知堂家属同意擅自出版，被告上法庭，到现在还未有后续消息，不知今后有否修订再版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