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与近代文明
2006-4
河南大学出版社
王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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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00
无
19世纪以来，中国遭遇从来没有过的大变局，给中国社会以从来没有过的大影响，近代出版业也经历了从来没有过的大发展……在这样一个转变的历程中。近代出版的经济发展和思想文化各个层面如社会参与、价值表达、思想传播、知识扩散、文化阐发等诸多发面，都成为近代文明的主要载体……我赞成这样的结论：“如果当时没有开明、北新、良友、文化生活、海燕这样一批体现知识分子人格的出版社，那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将会改写。如果没有商务、中华、亚东这样一批出版社。那么，中国现代文化史也将会改写。”我想进一步指出，新闻出版人是人类文明事业的基础，近代出版是出版界知识人的理想事业和抱负。出版已经并且还将与历史一起运行。
对中国近代出版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代自序）出版与控文明思想文化史上的控出版中国控早期出版观探论中国出版的近代化近代出版与近代教育近代出版的群体研究知识分子群体与近代报刊申报馆：报业之外的图书出版上海何以成为近代中国出版的中心“五四”和新出版1936-1936年：中国近代出版的高峰年代大武汉：1937-1938年的全国出版中心鸳鸯蝴蝶派与中国近代出版现代出版史的一根主线书业竞争：考察近代出版史的一条辅线新中国出版事业的良好开端——1950年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当代中国出版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双子星座——北京大学和商务印书馆旧时代商务印书馆与政府关系之考察（1897-1949）旧时代商务印书馆内部关系分析商务印书馆编辑人的知识结构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新薪水和作者稿酬问题读商务史短札商务与中华：中国近代出版的冠军与亚军曾国藩与近代中国出版近代中国出版史上之梁启超孙中山与近代中国出版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博士论文开题报告沈雁冰、叶绍钧与巴金编辑生涯比较论出版是创造的文化活动现代出版敬业精神论出版决策人编辑这个文化角色编辑角色的多重内涵编辑应是读书人名家与编辑总编辑点滴名家做编辑四法研究编辑出版工作的失误书的旧事与启示出版史的启示后记
无
对于近代的出版业有较为详尽的说明
近代在我国出版史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中国近代史是从19世纪40年代发端的，下迄20世纪40年代末，近代出版史也大致与此对应。“变革与斗争”是这一时代出版业的主题。我认为近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三个文化解放和大发展时期，有春秋战国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风采，近代科学、西方思想文化是时代主题，具有文化启蒙的作用。出版业不仅受益于历史环境的推动，完成了自身向近代出版业的蜕变，同时又成为这文化启蒙运动的旗手，引领着人民的觉醒和社会的进步。由于对近代出版的浓厚兴趣，我选择了《出版与近代文明》这本书，试图对出版业与这段历史和社会的关系更全面和深入的认识。
《出版与近代文明》一书的作者王建辉现任长江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曾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就读，后又攻读了近代思想文化史方向的博士研究生，毕业后一直从事编辑工作。近代出版史是他的研究方向之一，曾著《文化与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一书。《出版与近代文明》是一部论文集，由单篇文章组成，有各自的主题，但都包涵在一个更大的主题之内，即近代出版。书的编排逻辑清晰，大体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的文章从宏观上讨论了出版与近代文明的关系，如《思想史上的近代出版》、《中国近代早期出版观探论》、《近代出版的群体研究》、《近代出版与近代教育》，以及近代出版的各个方面，如近代出版发展的主线和辅线，近代出版的中心的变迁，近代出版的高峰年代，以及申报馆、鸳鸯蝴蝶派与近代出版的关系等。第二部分是作者对商务印书馆的研究，7篇文章，包括了商务与中华的比较研究、商务与政府关系，商务内部关系，编辑薪水与作者稿酬问题这几个方面。第三部分讨论了几位重要人物与近代出版的关系。最后一部分是作者对出版与编辑工作规律的心得和总结，颇具指导意义。
从宏观上看，出版与近代社会的关系有着这样一种关系。近代出版首先得益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遂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门类。近代出版兴起后，带来了印刷业的变革，从西方引进的先进印刷技术得到应用。出版业的中心由官办书局和教会书局转移到民营出版业。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在出版业内全面推进，出版企业形成地理集聚，并建起同业组织，出版者以经济合同来形成协定关系，广告成为报业的营利方式，对利润的追求成为出版的重要目标。
其次，近代出版又是时代政治的感应器，几乎所有政治事件都能从出版活动中找到踪迹。从早期的洋务运动时，翻译出版西方科技书籍便成为一种图强政治活动。维新变法期间，办报办刊为“政治立言”助力。“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出版业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五四”运动推动了出版业格局的变革。第一是出版产品结构的改观——以科学、民主为内容以白话为形式的新式教科书代替了旧教科书；杂志和丛书的出版成为新出版的主要门类。第二是上海开始成为全国的出版中心。第三是民间出版成为中国近代出版的主体，以五大书局，即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局、亚东图书馆，为代表的民营出版业完成了它们向现代成熟的过度。“五四”运动促进了思想和出版的汇合，社会科学方面的图书大量增加，大众成为出版物的主要读者，商务印刷馆这样的出版社紧跟时代潮流，成为新出版重镇，刊物成为思想文化群体的精神指导，同时，马列主义思潮也借助出版进入了中国。
近代出版业既得益于思想文化的演进，又阑入于中国思想文化的变局之中，成为得风气之先的所在，出版物是近代思想传播的主要媒介。19世纪60—70年代，兴起的西学翻译高潮，以及20世纪初年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翻译，使翻译出版机构大量出现，这是近代出版业发展初期的一个特点。“五四”时期，《新青年》等刊物是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重要阵地，那时的文学社团，如文学研究所、创造社、语丝派等都离不开出版社的支持。思想文化与出版形成了一种联动。
近代出版与国民生活也有着前所未见的影响。市民文化的发展带来一个文化消费阶层的兴起，文化近代出版与传统出版最大的区别就是，近代出版的命运是由读者决定的，书报刊所提供的东西如与读者脱节，出版就会垮台。出版对于国民的影响体现在两个重要方面，第一是帮助读者求取知识，对国民智能的影响。另一方面是辅助读者获得休闲，对市民生活的影响。在《近代出版与教育》一文中，作者从几个方面论述了近代化的教育出版是如何提高国民素质、作育新人的。一是出版与时俱进的教科书，二是出版各学科的启蒙读物，三是出版教育杂志，四是将出版机关发展成为教育文化机关，提供社会教育和职工教育，此外，还造就了持教育出版观的出版家。在为大众提供休闲娱乐方面，“鸳鸯蝴蝶派”的盛行是个典型的例子。它是一个介于新旧之间的文学流派，在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夕达到极盛时期。它的主要作品有三类：言情小说、黑幕小说、武侠（侦探）小说，其作者队伍庞大、刊物如林、作品如山。那时，不仅新生的市民阶层喜欢阅读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就是社会底层的人民也喜欢。鸳鸯蝴蝶派主办编辑的期刊杂志约13种，小报和大报副刊不下50种，作品达1980部，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出版消费市场，成功开创了一个大众享受文化消费文化商品的时代。
《出版与近代文明》一书还专门对中国近代最重要出版重镇——商务印书馆，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出版的代表，曾和英国的麦克米伦公司以及美国的麦克劳希尔公司一起，号称世界三大出版家。作者认为，“在商言商”是商务的企业文化，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说法，作者说“这是个充满智慧的双关词，其内涵既是指商务印书馆作为出版社是要做生意的，同时它表明商务也是不激进的，这是商务的印书馆的经营之道，也是自守之路”，从商务的历史中也可以看出商务是一家较好地采取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出版企业，尤其是在王云五时代。它有保守一面，曾拒绝过出版孙中山的革命书籍。在用人方面，商务是兼容并包的，它贯彻了张元济的“仗群才”的思想，商务的编辑既是综合素质很高又有各门学科的专才，而且积极引进新人。
书中对近代几位重要人士与出版的关系的研究是我以前不曾关注的。作者认为，中国最早重视出版事业的是曾国藩等人，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出版的奠基人”。对此，过去没有人这样提出，这是他独到的见解。他说，1864年曾国藩主持创立了江南官方局(金陵官书局)，1865年曾又与李鸿章接受徐寿、华蘅芳等的建议，在上海筹办了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这都是当时有名的出版机构。他们首刻了《船山遗书》，还比较系统地引进介绍了西方科技读物，有数学、化学、天文学、矿物学、地质学、医学等。1868－1880年之间，共翻译出版了科技图书163种，销量达83454册。王建辉认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是洋务派在1867年兴办的译书机构，也是晚清由官办历时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出版机构”。“翻译馆的这些译著，几乎概括了19世纪西洋科学中的主要内容”。十分肯定翻译馆翻译引进西方科学著作的功绩。书中还说“江南制造局的知识群体都是近代中国新知识群体的雏形，也是中国出版的第一代知识群体”。这肯定了他们对中国出版人才的孕育培养之功。可以说，这一时期对近代出版的发展、对出版人才的培养，都是启蒙时期。
稍后，王韬、梁启超也对近代出版做出了重要贡献。王韬是中国最早的近现代出版家。他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民营出版机构――中华印务总局，郑观应的《易言》(后改名为《盛世危言》)就是他1879年出版的，这是最早的宣传民主思想、影响很大的出版物，王是开眼看世界，接受西方思想的重要人物，他在发展近代出版上，做出了重要贡献。梁启超则是在中国最早使用“出版”一词的。他1899年8月8日在日本写了一篇《自由书》序，他说“西儒约翰弥勒曰，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三大自由皆备于我，以名吾书”。可见他对出版也是很重视、积极支持的。
最后，作者阐述了他对编辑、出版的工作规律的总结，见解独到，有些很精辟。对还没有进行过编辑出版实践的人，是一个很好的指导。比如关于编辑这个角色的定位与内涵，如何成为一个优秀的编辑，为我指出了努力的方向。读史可以明智，知古可以鉴今，了解编辑出版史让我们对出版自身的发展和与社会发展的互动有个全面的认识，从而对探讨当今的出版问题提供规律性的参照，指导我们更好进行出版实践。
强哥说这本书里有很多错误....
可强哥多次推荐我们阅读。。。
......强哥跟我说，你还是别读这个读吴永贵的《民国出版史》吧......
啊！！！受不了他了！！哼~~~~
原来同是沦落人。强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