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语诗学·复眼
2008年4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刘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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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墨斯，源出于古希腊神话，在他的诸多职能中，以作为神的信使最著名，因而“解释学”就是由他而来。在所有西方语言中，赫尔墨斯词源意味着：表达和辩术，转译和解释。但是，我们所理解的“赫尔墨斯”却并不仅仅是“解释”或仅仅局限于不及物的“认识”。解释学有待于重新解释
金惠敏，男，1961年生，河南淅川人，哲学博士。现为河南大学省（政府）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英国权威学术期刊Theory，Culture and Theory（London：Sage）编委。1982年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学士），1987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文系（硕士），1996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博士），1998年9月-1999年9月在美国加州大学批评理论研究所（Irvine）做博士后研究。主要著作有《媒介的后果——文学终结点上的批判理论》（台湾商务印书馆繁体字版，人民出版社简体字版，2005年），《后现代性与辩证解释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意志与超越——叔本华美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初版，2007年再版），《反形而上学与现代美学精神》（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译著有《解释学·美学·实践哲学》（商务印书馆，2005年，2007年）等。在欧洲权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前言孔子思想与后现代主义——以主体性和他者性而论引论第一章 主体性与孔子思想体系第二章 主体对他者的承担第三章 “仁”：本体性的，抑或实践性的结语外一篇 自然与文化的解构限度——思考在德里达“之后”一 乱伦禁忌作为语言学批判二 被“游戏”的乱伦禁忌三 置于“接缝”的结论后记
孔子思想与后现代主义——以主体性和他者性而论 引论 谁曾料想在主体和主体性问题上中国思想文化界会经历如此剧烈的逆转：70年代末至整个80年代我们一直都在热切地呼唤、在殚精竭虑地建构主体和主体性理论，——那是思想解放浪潮最美丽的一朵浪花。先是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的论争，其中例如我们把美当作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即是说，美是主体性或人性的集中表现；再是沉潜良久而终于在这场讨论中浮出水面的依据康德而建立主体性的尝试；推而广之，在文学批评领域对于重振作家主体性和作品自主性的殷殷之情；最后，那场意外地流产了的对五四运动70周年的纪念，即纪念其民主和科学的理性精神。90年代初后现代主义的登陆似乎一夜之间便改写了我们对于主体性的十数年的执著诉求：往好处说，主体性被作为一个陈旧的话题而冷落了，——90年代早期对人文精神的呼唤只是一个转瞬即逝的小小插曲；往坏处说，主体性成了当代社会各种弊端的罪魁祸首，甚至是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同义语。 当然，这一认识的转变并不完全是由于后现代主义视角的介入，因为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新潮实际上就已经形成了对“五四”精神的质疑和挑战，但是其所直接意识到的和谋求着叛逆的对象则是仿佛与“五四”毫不相涉的“文革”理式，即主体性的而同时又是个人意志的、理性的而同时又是专制的、激情的而同时又是空泛的、崇高的而同时又是非人性的。对后一方面的批判我曾经认为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继续和深化，也就是说，中国后现代主义的原初动机在于推进一个现代性的计划。而进一步的思考却反过来指向前一方面，即现代性本身以及“五四”以来启蒙主义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这里我是把“文革”理式作为中国现代启蒙主义的一个结果来谈论的。80年代末期有批评家已经敏锐地发现了这浪文学新潮例如实验小说的后结构主义踪迹，但是其所关注的问题一如其所评说的作家作品之公开或隐秘的述说是纯粹文学性的，即对于无论是经典现实主义或所谓革命现实主义均呈异质性的一些形式因素，如修辞、语态、叙事方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再现危机等等。只是到了1991年以后在我陆续发表的以“后人道主义”为总题的系列文章里，这类文学探索的文学史意义才被特别地彰显为思想史的意义，好像因为一场“政治风波”而中断了的主体性研究才被接续起来，但其所代表的已经不再是对过去的恢复而是一个反思并且由这一反思而进入的一个新的理论时期。
《词语诗学复眼》这是一本发人深思的书。金惠敏教授的“后现代”其实包含了现代，是一种“后后现代”；他说的“后儒学”是一种新儒学，却不同于当代新儒家，而趋向于“新新儒学”。为儒学的发展增添了风采。《词语诗学复眼》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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