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自由主义及其他
2008-4
河南大学出版社
徐友渔
267
180000
无
西方的学说和理论对于理解、解决中国的问题很有帮助，但得到启发和帮助的方式决不是直接应用那些学说和理论的结论，其间的联系是非常复杂、曲折的，要经过不少中间环节，而在每一个中间环节都需要我们的独立思考、现实感和责任感。本书作者正是在这样思想下解读西方自由主义，这本小书，可以为有心了解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真实内容和思索它们与当代中国现实问题之间关系的人有所裨益。
徐友渔，男，1947年生于成都。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曾在英国牛津大学、布里斯托尔大学、雷丁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等作访问学者，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和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任客座教授。长期研究语言哲学，现研究当代西方政
前言对自由主义的重新阐释自由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及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立的根源——柯亨《自我所有、自由与平等》一书评介自由、秩序与法律——哈耶克的政治哲学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新问题和新发展关于自由和平等的当代思考社群主义评介重新理解“自由主义一社群主义”之争自由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浅议宪政原理评法律实证主义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关于平等的讨论政治哲学与形而上学——略论政治思想中的德国传统罗尔斯的正义论和平等观
对自由主义的重新阐释 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人们可以观察到，在物质生活层面，中国的状态当然与本世纪初不可同日而语，但就思想文化状况而言，却有不少相似之处：旧意识形态逐渐式微，旧文化秩序迅速瓦解，现代化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但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之间革故鼎新、衔接容纳的问题，却没有解决。100年来，世界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突飞猛进。但我们思考中国文化前途的出发点，却似乎没有实质性的进步，这不得不使人感到遗憾。当然，这种局面不应使我们气馁，而应激励我们警觉和反省。 尽管在20世纪首末两端，中国人面临的思想文化问题具有相似性和同构性，但有一点差别却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自由主义思潮在思想文化界的地位。当初，国运衰颓，西风强劲，富强的英美堪为志士仁人拯邦救国的楷模，自由主义几乎成了“西学”的同义语。而现在，除了占据正统主流的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保守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萨依德（E.W.Said）式的东方主义都颇有大行其道之势，而惟独听不到自由主义的声音。在目前正在形成的多元的思想文化空间中，自由主义这一维度的缺失，是不正常和足堪忧虑的。 在本世纪的后半部分，自由主义对于中国知识界是“久违”了，它的含义、性质、作用，长期未得到深入研究和开发，它在前半个世纪由盛而衰的命运，似乎证明它不适合中国国情。在当今，自由主义在其发源地引起剧烈的争论和遇到强烈的挑战，于是有人认为它已成明日黄花，在中国今日和明日的思想文化舞台上无一席之地。但是，若对当今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动向有深入体察，透过表面喧哗的浪花，就可以感到一股强大深沉的潜流。事实上，自由主义是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和政治文化抱负。 自由主义在西方经历了长期复杂的发展变化，在中国屡遭挫折，命途多舛，但随着现代化进程，其重要性将日益凸显。世纪之交中国知识分子的重大任务之一，是重提自由主义的话题，并在新形势下重作体认与诠释。
无
一直以来，我觉得哲学书的最高境界就是可以写得通俗易懂，最没有本事的则是乱用所谓的专业词汇，故弄玄虚。徐友渔最大的特点正是不卖弄，踏踏实实，一板一眼。在这本不太厚重的论文集中，徐友渔以其一贯的平和、理性，如做外科手术一般精确地阐述着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我想这份冷静、宽容也正是暗合着自由主义的真谛吧。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理论小册子，尤其适合对自由主义一向有误解的中国民众。可惜最近很难见到朱学勤的书了，很怀念朱学勤的那份犀利和激情。秦晖的文章现在也难见到啦！唉，一声叹息呀------不幸之中，聊以自慰的是：总还可以见到徐友渔的博客和文章，虽然也不是太常见到。建议有时间抽空看看徐友渔的文章，权当作听听一个不同于正统的言说吧，或许还真能如我一般有不少收获呢！呵呵------
徐友渔、朱学勤、秦晖，中国三个自由主义大佬。
徐友渔文《存在的意义和道德的政治》摘录
1968年“布拉格之春”，推行改革的总书记杜布切克被掳掠，然后靠边。……
1975年4月，哈维尔发表致总统胡萨克的公开信，揭示安定掩盖下的危机，全民族付出的道德代价。……
哈维尔指出，人们愈是彻底放弃全面改革的希望，不再对超越个人的目标和价值感兴趣，放弃“向外”发挥影响的机会，他们就会愈加把精力转向阻力最小的方面，大练“内功”，把心思用在家庭、居室方面。他们装修住宅、购豪华别墅、寻小车，……而没有分享经济决策，参与政治生活和发挥才智的自由。……
哈维尔尖锐地指出，秩序建立了，但代价是精神的麻木，心灵的寂灭，表面的安定取得了，但代价是社会的精神和道德危机。……”
在哈维尔看来，七七宪章运动的特色是公民意识的再生，是公民良心和自觉的苏醒。……
宪章运动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自由和权利是不可分割的：一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受到侵害意味着全体人的自由和权利受到威胁，如果一个社会人们因冷漠而孤立， 对身边发生的剥夺与迫害漠不关心，那么任何人都休想从压制中解放出来。
徐友渔先生在其《重读自由主义及其他》中就汪晖对自由主义的看法评论到：
”有人在了解情况很少，毫无深入研究的情况下就迫不及待地大谈自由主义遇到的“挑战”、所处的“困境”和“危机”，比如，汪晖断言：‘当代自由主义没有能力在一个同质化和异质话相互交织的世界里提供普遍主义的全力理论’，‘当代自由主义刚刚还沉浸在‘历史终结论’的兴奋之中，却迅速地感到了较之以往更为深刻和严重的危机’。我认为，考察社群主义者一开使对自由主义某些观点的批评，以及争论的发展，并不能得出汪晖想使人相信的结论”（152）。
笔者认为徐友渔对汪晖的批评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却忽视了汪晖所说的“历史终结论”之根本和自由主义中某些方面的弊端。就“历史终结论”来说，其之初是基督教历史观，而近现代最广为人知的代表则是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就自由主义而言，最早表达这种观点的是法国自由主义者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所解释的“普遍历史之曙光”（Dawn of Universal History）。阿隆分析，无论是苏联也好、欧美也好，都在进行着一种工业化的进程。虽然在其《历史哲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中继承了韦伯的多元论和相对主义，但根本来说和韦伯一样观察倒了一种理性化（工业化）的进程。这种进程未必是某种学理能预测或先定的，但却又能多多少少通过实际的方法被观察出来。故阿隆称之为”概率性的决定论(probabilistic determinism)”。所以起码就阿隆来说历史终结论和自由主义的原则是可以并行的。
在美国此理论在阿隆的基础上则走向了另外一种道路。丹尼尔·贝尔在其《意识形态的终结》（the End of Ideology）中所表现的不是一种多元性的精神，而是一种建立于某种经验主义和对学理不信任情况下的决定论，认为美国在50年代已经用尽了政治理论，在极左和极右的冲突下饱和化，终究形成了一种“后工业社会”。贝尔本人虽然不是一简单的新保守主义者，但新保守主义的创始人克里斯托(Irvine Kristol）却是其同事和好友，而其“历史终结论”也最终变成了法兰西斯·福山笔下的“历史的终结”。这种历史的终结是根本性的和决定论的，无法容忍其余的可能性。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它是一种特定环境（冷战终结后欧美的乐观主义）的产物——十多年后的今天自然站不住脚。
这种美国式的历史终结论显示出了自由主义内在的矛盾之一，就是多元论和对普世自由的追求之问题。多元论应允许不同的可能性之存在，而自由的普世性追求则是决定论的、一元的，康德黑格尔式的。换句话说就是柏林“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区别。历史终结论是后者的表现。
笔者认为汪晖所批判的正是这种形态的“历史终结论”，其本身是自由主义一部分的代表。虽然这部分（新保守主义）并不代表自由主义的全部，但起码它却是自由主义学理发展的可能性之一。汪所说的自由主义感到的危机确实是其学理本身的矛盾所引起的。自由派可能并不想承认其学理对“积极自由”的包容性，但我们不能忘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二者的出处是一致的——启蒙运动对自由的追求。
http://decennis.com/ruoshuitang/2008/06/09/%e8%87%aa%e7%94%b1%e4%b8%bb%e4%b9%89%e4%b8%8e%e5%8e%86%e5%8f%b2%e7%bb%88%e7%bb%93%e8%ae%ba/
这难道就是中国自由主义对“新左派”的批判？感觉总结下来，还是西方的思想在斗争。
自由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所谓历史的终结指的是所有政治思想和实践的纷争都将在一个尊重自由的共同前提下进行的理想状态；所谓的社群主义也有相当一部分被纳入了自由主义的体系范畴。那并不是专制或威权下强力维持的单一色彩社会，因为自由主义者乐观的相信人类的智慧能够为我们找到一条终结战争、压迫和恐怖统治的道路。
汪晖……总写些别人得费劲去猜他到底是什么意思的文章。中国的自由主义学者若选他作对手，这场仗也太无聊了。
不论是左派还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果按照这么一个掉书袋的路子走下去，将彻底丧失对民众的动员力，从而彻底失去社会运动的基础。思想运动如果没有社会运动的基础，就变成了纯粹的文字游戏，就是个屁。
马克思也“历史终结”？自由主义也算“开放”？
无语，很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