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传真
2009-9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王维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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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林守望丛书》汇集的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成长起来的十几位出版家在长期为人作嫁的职业生涯中的思想火花、书坛掌故，集中反映了新时期出版工作者的精神风貌，不仅抓住了时代的新变化，也深刻把握了出版职业的新要求。这套丛书的作者，或者长于出版规划，或者长于鉴赏加工，或者长于经营管理，但都有将丰富的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的深沉思考。将这些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总结汇集起来，转化为鲜活的历史智慧和生命依托，对于未来的新型出版人才，无疑具有深远的精神哺育作用。我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吸引更多才华横溢、富有创造力的新军投身我们的出版事业，使中国出版人的文化守望薪火相传，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功立业。
王维玲，1932年生，山东蓬莱人。1950年至1994年供职于中国青年出版社，历任编辑、主任，中青社编委、副总编辑。主编过《青年文学》、《中华儿女》杂志。1987年被评为编审。是共青团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全国青联第七届委员。1994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曾任第一、第二届全国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奖评委。1984年主持首届青年文学奖评选活动。1985年主持联合国发起的国际青年年中国小说、报告文学征文评奖活动。1995年和2000年分别主持第一届和第二届中国优秀传记文学作品奖的评选活动。2005年主持中国当代优秀传记文学作家奖的评选活动。2007年任第二届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评委、第三届中国优秀传记文学作品奖评委会主任。自1991年至2007年任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会长，现为名誉会长。著有百余万字的评论文章和纪实文学。
柳青洒在《创业史》上的生死情 没有皇甫村的生活，就没有《创业史》。皇甫村和《创业史》都是柳青心上的肉 柳青把人生感悟，学识智慧，生活积累，全都献给梁生宝、献给《创业史》 作品无论有多高水平，应当照顾到一般情况，万不可自视特殊 只要自己还能出汗出血，就不要靠别人。靠收容队的思想，要不得 走过的路不算冤枉，要不怎么知道行不通呢?还不能保证以后再不走冤枉路 把我的住处捣毁了，把我的妻子逼死了，把我的身体搞垮了，除此，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 “文革”中柳青的影响反而越来越大，人们关心着他，惦念着他，想方设法保护他 重压之下针锋相对，逆境中宁愿挨批挨斗，也绝不同流合污 如果为了总结经验教训，把以后的事情办好，那是有意义的；如果反复咀嚼痛苦来折磨自己，那又何必呢 马葳一走，好比抽了我的筋！我是损失最大最大，已经家破人亡了 晚年孤独寂寞的精神生活，让他更加怀念马葳，他写了一首“新木兰词”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的力量是可以推倒一切的，任何朝代的兴衰，决定其命运的是人民 柳青最后的两年，是最舒畅、最愉快的两年，他对未来充满希望，对写作憋足了劲，但又事事不如人意 我好了点，能走动了，就到小汤山去住，上午你陪我到农村去散步，和农民们拉话，下午我写《创业史》 柳青逝世的噩耗在北京，在陕西，在全国传开了。柳青生前的友好、亲人，各界人士络绎不绝地赶来了 柳青的儿女们把对父亲的怀念和深爱，全都融化在父亲的事业中。他们个个要强上进，不愧是柳青的后代 柳青十分钟爱那些肯吃苦，又有才华的青年作者，他对他们的重视、关爱和指导感人至深 柳青对文学编辑讲过的许多话，都凝聚着他的思想精华和独到见解 围绕重评《创业史》的论争，让人们对《创业史》的认识更加清醒，对柳青的认识，更加全面梁斌心中的《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 回首往昔，最难忘的是农民父老的小米、渔船和热炕头。“豪气文章红旗谱，多情书画白洋淀”概括了梁斌一生的文学生涯 黄胄说：“梁斌的画，充满激情和希望，散发着时代的书卷气，表现意象凝重厚朴” 文艺界的情况，我也需要看看，半年来的观察，这是一盆糨糊，你来搅搅，他来搅搅，越搅越稀。看来没有权威，还是不行 多部头的作品，要像炒菜一样，鱼有鱼味，肉有肉味，蛋有蛋味。炒一个菜，有一个菜的味儿才好。如果三个菜都一个味，就没吃头了 ……姚雪垠与《李自成》结下的文学情缘刘白羽八十以后的感情世界说罗杨，话《红岩》管桦其人其事其书其画韶华，一个永驻青春追踪时代跋涉者路遥，一颗不该早损的星克芹英年早逝，遗恨人间初版后记新版后记
柳青洒在《创业史》上的生死情 追忆往事是有意义的，但有时也是痛苦的。我正是怀着这样一种矛盾的心情，追忆我和柳青近二十年的交往。 一九五九年，我担任了《创业史》的责任编辑，开始了与柳青长达二十年的友谊。除了经常的书信往来，我几乎每年都要去一次柳青的住地陕西省长安县皇甫村，直至“文化大革命”。在我们的交往中，他的思想、品格、为人、作风、修养、文学造诣……都是令我十分敬佩的。 没有皇甫村的生活，就没有《创业史》。皇甫村和《创业史》都是柳青心上的肉 新中国建立后，柳青担任《中国青年报》文艺部的第一任主编，与团中央书记同住在机关大院内的一栋小洋楼里。本来他可以安心地在北京住下去，谁也不会说他一句怪话。但是大城市的生活，没有吸引住他。在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的这个时期，他无比怀念家乡的人民，无比向往那里刚刚开始的新生活。他不甘心做一名旁观者，力图要在这个新时期有所作为。他决心到人民中去！到新生活中去！为新生活的诞生贡献自己的力量。对柳青来说，他能做的、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写作——把新生活的意义和为新生活而奋斗的新人形象，告诉人们。就这样，柳青告别了北京，于一九五二年和他的妻子马葳一起，离开了北京，来到了陕西省长安县皇甫村，在这里建立起了新的生活基地。向农民靠拢，和他们一同过艰苦的劳动生活，又恢复了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整风以后，他在陕北米脂县农村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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