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的直观
2009-6
暨南大学出版社
范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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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范龙的《媒介的直观——论麦克卢汉传播学研究的现象学方法》一书是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增补、修订形成的。身为他的导师，我为范龙的这一研究成果的取得感到由衷的高兴，更要对这一研究成果的出版表示热烈的祝贺！ 严格说来，范龙是我招收的第一个非定向全日制的博士研究生，也是我连续指导时间最长的学生。他自1999年起便跟随我攻读新闻学硕士学位，三年后又接着攻读该专业的博士学位。屈指算来，到去年他博士研究生毕业为止，我作为他的导师已与他共同走过了八年的光阴。八年弹指一挥间，但很多往事却仍历历在目。记得他刚来华中科技大学（其时校名尚为“华中理工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报到时，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个谦逊有礼、言语不多而略显内向的青年。与他接触了一段时间后，特别是在和他共同完成了一项关于网络文化的课题后，我发现，这个性格内敛、不事张扬的学生具有两个突出的优点：一是认真，二是敢闯。所谓“认真”，是指他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办事，都兢兢业业、踏实不苟，交给他的各种任务，总能按时保质地完成，从不拖沓，也少有疏漏。所谓“敢闯”，是指他眼光独到、思维敏捷，对于很多问题都有自己个人的理解和看法，做学问的独立性和探索意识很强，看似“老实”，其实绝不安于墨守成规。对于范龙的这两个特点，当时在我院任教的杨伯溆教授曾通过与他合作撰写《因特网与社会——论网络对当代西方社会及国际传播的影响》一书而有深切感受，并大加赞赏。
作为一位在传播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的学者，麦克卢汉的声名曾经大起大落，几度沉浮。有关他的评论无论是褒是贬，大都局限为一种随意性的言说，少有学理层面的探讨，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价值；而对于其思维方法的认识则尤为肤浅混乱，长期充斥着各种不合事实、不负责任的狭隘偏颇的观点，严重阻碍了“麦克卢汉研究”的发展和深入。 针对上述状况，本书提出可以通过将麦克卢汉的思维方法纳入现象学的视野加以考察而对之作出某种相对确切和深刻的理解与判断。本书认为，现象学作为现代西方最主要的哲学思潮之一，具有极其重大的方法论意义，从根本上标志着一种以本质直观为核心的哲学方法。通过对麦克卢汉著作的文本学解读，本书发现，麦克卢汉的传播学研究明显体现出“面向事情本身”的现象学精神，其最具代表性的“媒介即讯息”的论点宣示了可被直观把握到的媒介本质，它作为对关于媒介效应的自我意识体验加以现象学的描述和反思的必然结果，实际上正表现了麦克卢汉在有关媒介的认识领域中对于本质直观的成功运用。基于上述认识，本书指出，麦克卢汉可被视为一位主观上虽未参加现象学运动，而客观上却在其学术实践中遵循和运用了现象学的基本原则与方法的“广义现象学家”，其传播学研究与现象学方法之间存在着显著联系。 在将麦克卢汉传播学研究的主要方法解释为现象学方法的基础上，本书进一步指出，作为传播学研究的两大传统方法的实证方法和批判方法，本质上分别是进行事实归纳的经验方法和进行理论演绎的思辨方法。通过比较，本书认为，现象学由于从哲学方法论上解决了传统的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所无法解决的“个别”与“一般”的关系问题，用强调“现象即本质”的本质直观弥合了“现象界”与“本体界”之间的鸿沟，因此有助于消除实证方法的“经验一般化”困境并补足批判方法的“总体性”缺陷，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对这两种传统的传播学研究方法的超越。 鉴于现象学方法相对于传统方法所具有的上述优越性，本书提出有必要将现象学方法引入传播学研究，其意义在于现象学方法可以丰富传播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凸现传播学研究的时代特征并敞开传播学研究的思维视域。本书指出，在研究方法的薄弱业已成为阻碍我国传播学发展的巨大路障的情形下，必须兼容并包地借鉴包括现象学在内的西方传播学的方法论思想，以扎实的方法论研究来推进我国传播学的理论建设。
范龙，男，1976年生，湖北武汉人。1999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2002年和2007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分获新闻学硕士、博士学位。2007年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在站博士后、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传播理论和教育传播。曾获2008年湖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已在《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新闻前哨》、《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中国大学教学》、《现代教育科学》、《浙江大学学报》、《华中科技大学学报》、《重庆大学学报》、《湖北大学学报》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外国哲学》、《文化研究》全文转载或收入索引。现主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研究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青年研究项目、华中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研究项目和华中科技大学人才引进基金研究项目各一项，并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项目一项。
摘要Abstract序言一序言二1 绪论：一项着眼于“方法”的麦克卢汉研究 1.1 研究缘起 1.2 文献综述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1.4 研究方法2 麦克卢汉：一位由特殊经历造就的传播学家 2.1 从文学批评到传播学研究 2.2 “新批评”与伊尼斯巧合的双重影响3 现象学：一种本质直观的哲学方法 3.1 作为“方法”的现象学 3.1.1 “方法”与“方法论” 3.1.2 现象学运动统一于它的“方法” 3.2 本质直观是现象学方法的核心 3.2.1 直接直观的基本原则 3.2.2 直观基础上的本质洞察 3.2.3 本质直观的方法论地位4“媒介即讯息”：现象学方法在麦克卢汉传播学研究中的运用 4.1 回溯直观自明的媒介现象 4.1.1 最广义的媒介观 4.1.2 在自我意识体验中“理解媒介” 4.2 洞察原初先验的媒介本质 4.2.1 一段经典的现象学描述 4.2.2 “媒介即讯息”宣示了可被直观把握到的媒介本质 4.2.3 以现象学反思祛除“那喀索斯综合症”5 比较：现象学方法对传播学研究的传统方法的超越 5.1 现象学拒斥实证方法的缘由 5.1.1 麦克卢汉眼中的实证方法 5.1.2 实证方法的“经验一般化”困境 5.2 现象学摈弃批判方法的途径 5.2.1 麦克卢汉眼中的批判方法 5.2.2 批判方法的“总体性”缺陷 5.3 现象学方法代表了一种“真正的哲学态度”6 启示：传播学研究中引入现象学方法的意义 6.1 现象学方法丰富了传播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 6.2 现象学方法凸现了传播学研究的时代特征 6.3 现象学方法敞开了传播学研究的思维视域7 余论：以方法论研究推进我国传播学的理论建设 7.1 “方法”是制约我国传播学发展的“瓶颈” 7.2 兼容并包地借鉴西方传播学的方法论思想附录一：麦克卢汉生平大事记附录二：麦克卢汉传播学著作要目参考文献人名索引后记
2 麦克卢汉：一位由特殊经历造就的传播学家 本章简要回顾了麦克卢汉早期从事文学批评的历史及其转向传播学研究的经过，指出分别在文学和传播学领域内对麦克卢汉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新批评”与伊尼斯，均因在其各自的学术研究中表现出面向事情本身的实事性的认识态度而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现象学的方法论精神，可能对麦克卢汉日后运用现象学方法来进行传播学研究起到了某种引导作用。 2.1 从文学批评到传播学研究 众所周知，作为一位典型的“半路出家”的传播学家，麦克卢汉的学术生涯可被明晰地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属于文学批评，后一阶段则属于传播学研究。 以文学批评家的面目出现的麦克卢汉，显然没有给世人留下什么印象，然而这段看似无关的经历却对其日后的传播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对麦克卢汉早年的文学岁月作一粗略的回顾是必要的。有关传记（由加拿大作家马尔尚所撰写的《麦克卢汉：媒介及信使》以其翔实的史料和精辟的分析而被公认为迄今为止最具权威性的麦克卢汉传记。鉴于此，本书对于麦克卢汉相关经历的介绍大都取材于该书）告诉我们：1911年6月21日，麦克卢汉出生于加拿大阿尔伯达省埃德蒙顿市的一个普通商人家庭。1928年至1934年，他在就读于曼尼托巴大学期间，逐渐表现出对于文学的浓厚兴趣，并将其确定为自己的主攻专业。 ……
《媒介的直观：论麦克卢汉传播学研究的现象学方法》提出可以通过将麦克卢汉的思维方法纳入现象学的视野加以考察而对之作出某种相对确切和深刻的理解与判断。作为一位在传播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的学者，麦克卢汉的声名曾经大起大落，几度沉浮。有关他的评论无论是褒是贬，大都局限为一种随意性的言说，少有学理层面的探讨，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价值；而对于其思维方法的认识则尤为肤浅混乱，长期充斥着各种不合事实、不负责任的狭隘偏颇的观点，严重阻碍了“麦克卢汉研究”的发展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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