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喜憂國
2002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张大春
无
★本书荣获亚洲周刊「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 《四喜忧国》荣获亚洲周刊「二十世纪华文小说100强」。〈四喜忧国〉于一九八七年发表后，被誉为张大春「黑色幽默」的代表作。 目无余子的写作姿态、耍痞嘲弄的叙事风格，当八O年代台北开始跟上国际都会节奏之际，二十出头的张大春凭着旧学根柢与对都会新气息的敏锐，写出一篇又一篇擒尽国内文学大奖、却又时髦的小说。预示了张大春即将引领风骚的文坛角色。 鲜明的叙事风格背后有着对写实传统的不断思索、这使得张大春的作品与时代脉动强烈合拍，此外他既能学舌马奎兹、又能戏仿司马中原狂风沙，以戏弄的笔法演义人世荒谬、站在流行的端头吟哦古文历史，加以他创作量丰沛、杂学古今中西可以说是现当代最能写的台湾作家。英美日及大陆等地的出版社这两年也都即将(英美已经出版)出版这位台湾极具有代表性作家的作品。 八O年代以来，评家、读者们跟着张大春走过、的早期惊艳，经历过令成人少年都捧读传诵的大头春风光、一路到他紧追新闻、以文字颠覆政治的新闻写作系列、为武侠开创新局的五十七万字巨作《城邦暴力团》，甚至是令学界瞩目的创作者文论《小说稗类》，张大春坚持专业写作的姿态，对台湾文坛起着现今仍难以估量的影响力。 「最初的张大春三本经典选集」，囊括了他初期成名代表作：时报文学奖五位评审一致高票推崇的、忧国的外省荣民写下「告全国军民同胞书」的、科幻小说首奖的、令人不禁玩起解读游戏的……等等，一篇篇热闹又有门道的短篇作品。此外休息了近两年的张大春，还为这套书写了短篇小说代序，今年阅读张大春当然要从「最初」三本经典选集系列开始。
张大春，台湾作家，曾任辅仁大学中文系讲师，制作、主持电视读书节目，现任电台主持人。曾获联合报小说奖、时报文学奖、吴三连文艺奖等，主要作品有《城邦暴力团》（被倪匡誉为金庸之后最精彩的武侠小说）、《聆听父亲》（被选为2003年中国时报开卷10大好书之一）、《小说稗类》、《公寓导游》、《大说谎家》、《四喜忧国》等。
将军碑
晨间新闻
长发の假面
自莽林跃出
如果林秀雄
四喜忧国
最后的先知
饥饿
写作年表
无
好几年没读小说了，今年夏天渐渐重新开始读，于是得出一个歪理，对于没接触过的作家，先读其短篇，若觉得对胃口，再读其长篇，大概都不会太差。最近对华语文学特别感兴趣，误打误撞从张大春入手，先翻了他的《聆听父亲》，觉得他的文字功底和叙述能力很强，但是那本书我不怎么喜欢，读了一半就不想读，然后开始读他的小说，就是这本短篇小说集《四喜忧国》。
台湾远流出版社的出的《四喜忧国》和大陆版收录的文章略有不同，远流版收录了八篇小说《将军碑》《晨间新闻》《长发の假面》《自莽林跃出》《如果林秀雄》《四喜忧国》《最后的先知》和《饥饿》。詹宏志在序言中说张大春的这几篇文章都是围绕对语言作为符号提出的质疑为主题而写作的。这个说法虽然略有偏颇，但也不失其准确性。例如《将军碑》中对于历史的结构，其中老将军叙述的历史，老将军的儿子对女记者叙述的历史，女记者写成的演讲稿都是不同的。若历史就是语言的记载和叙述，我们就会反问，到底什么才是历史？《晨间新闻》也可以看出是对语言符号的反思，张大春精心构建了一个强尼这个新闻播报员而发生的看似没有直接联系却又被强尼这个虚无的人物联系在一起的其他人的生活。小说中一直强调强尼报到的新闻的真实性是可疑的，最终强尼这个人物本身也成为一个符号。但是小说中的人物都被这些虚无的符号所联系在一起。 《长发の假面》最后的反转更是对语言符号的讽刺。小说与其说是“长发的假面”不如说是“语言的假面”。最后的反转不仅仅瞬间击碎了男主角的话语所构建的“假面”，更加击碎了男主角的社会角色本身的“假面”。其他五篇小说都能看出对语言符号的质疑，但是所有的小说也不全然只有这一个主题。
如果全本短篇小说集的风格各异，另读者眼花缭乱，尤其《晨间新闻》和《长发の假面》依然残留一些不太娴熟的模仿技法，那么从《自莽林跃出》之后的小说则更加熟练。我最喜欢的几篇是《将军碑》《自莽林跃出》和《最后的先知》。《自莽林跃出》是一个虚实交织的世界观，尽显张大春擅长讲故事的本领。另一篇虚实交织时间交错的故事是《最后的先知》。这两篇小说可以说都是对现代理性的反思。若我们以科学的方式解说雨林里的奇遇或者伊拉太家族的传说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就变得非常无聊了。
另外几篇小说也是很有意思的《如果林秀雄》中展现了林秀雄的平行人生，这种平行的叙述手法在《将军碑》里更娴熟。老将军不受时间的阻碍自由穿越过去和未来，与过去未来的人事平行进行，这样的写法足显张大春的文字驾驭功力。《四喜忧国》则是一个落寞的故事，但是在张大春笔下则充满了黑色幽默，尤其是杨文龙死的那一幕真是又可悲又好笑。《饥饿》则是《最后的先知》的另一种展现，虽然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但是巴库的能力，他的工作，他的结局也充满了讽刺和黑色幽默，而且多少会让人想到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
因此可以看到张大春是一个非常会讲故事的人，而且很精明。即使是悲伤落寞的故事，也喜欢用讽刺的方式讲出来，这种幽默感让我觉得十分难得并且非常喜欢。总的来说，这本小说集里的小说大约都是张大春的早期作品，如今读来其技法并不新奇，甚至一些故事也并不新奇了。但是他的语言张力（虽然他用小说来质疑语言符号，但是他作为一个作家又逃不出语言符号，这本书就是一个讽刺）与叙述手法如今读来依然非常吸引读者读下去。
这样的题目，早为人所熟稔，也早已用滥。
不过，杨人龙是谁？
先说个故事。台湾一名退伍老兵，在国民党“戒严”时期亢奋于从邻居老光棍文人杨人龙解读给他的蒋“总统”的“文告”，要收复大陆，解救同胞。等到时空转换，他还不能适应，仍然活在理想之中，将所有的自家不幸和时代的聒噪归罪于“总统”雄声的无人问津，一再书写“告全国军民同胞书”，续写声音，鼓吹反共抗俄，却终将神话变成众人的笑话。
老兵叫四喜，朱四喜。
如果没有杨人龙，朱四喜该是普通人的生活，扫他的街，跟老婆古兰花摇竹床，跟大杂院的王昌远拉闲话，看儿子来财来福来寿写字读书。但是，在对着女明星照片跑马一夜之余，在竹床咿呀乱响之外，他开始对《中央日报》着迷。于是崇拜来台之前念过师范的邻居杨人龙。后者教四喜识字，内容当然是念文告，念社论。只可惜，四喜才未成，先生已逝，并是赤裸着死去。四喜不明白，这个老杨，劝他找个女人成个家他不干，闪烁其词，结果死时却春情发作一般，满是大奶子女人的裸照就扔在腰旁，而他那双指画惯了报纸文告的手还紧紧握着粗大挺直的屌棒子。不久，邻居王昌远——他曾出主意，让四喜将古兰花绑在竹床上造就下一代，不过他入教后就不承认这桩事了——接了信教的寡妇，寡妇有杂货。铺生得儿子，名曰王彼得。开店的王夫人到得大杂院后，名正言顺地传起主的福音来，称众人为“弟兄”、“姊妹”。
梦来了，是杨人龙。他告诉四喜，他看不惯王昌远的假洋鬼子相，又说，国家有难，共产党迟早要包围打台湾，早知道就讨个老婆，多生孩子，报效国家，又可以给自己烧柱香。四喜恐惧死人的回来后，开始兴奋，并觉得自己责任重大，并晓谕妻子，共产党要来咯，你懂么？
洪水来了，大杂院被淹。除了王昌远家，大家都说，“总统”不在了，什么毛病都出来了。杨人龙又来了，在梦里说，往后日子更难过，你不想回去啦？四喜说，他老人家不在了，谁带我们回去？
发了大水，冲了四喜家，儿子来福又被老师婉转劝说应送去特殊学校，来福智商有问题，要被留级，四喜觉得霉运当头，时代乱了。没有总统文告了，怎么成，难怪杨人龙说日子难过了。王太太劝他读《圣经》，劝他入教，他当然不理会，倒是古兰花加入了。时代早逝，文告也不好找了。暴躁的四喜，焦躁不安，狂怒地将古兰花压在竹床上，咿呀作响。王太太说，四喜中了撒旦的诱惑，我们要努力为他祈祷，赶走撒旦。
杨人龙又来，并知道四喜病因所在，他来训示：你尽看裸体女人的杂志，报纸上尽是些仇杀、情杀、红杏、恋奸情热……国家多难，社会上又那么乱，共产党迟早要包围台湾的。你这个样子，能打仗？国家多难，社会才乱，你家也有麻烦，怨不得报上尽登些男盗女娼的玩意儿，是没人明白国家的难处啊。
四喜于是大悟，自写文告，投给报社，却被一封一封退回来。世事转变，杨人龙只是一个死人，但是他是操控朱四喜意识的“中央”所在，是朱四喜挥之不去的言语和道德焦虑所在。杨人龙是谁，我们还会陌生？世事转变，王昌远早已精明地做起为大学生复印的营生，大发利市，四喜还在苦苦哀求他帮忙找个报社发表文告。连来复印的大学生都深谙这是一稿不能多投的时代，四喜还在幻想如老“总统”那样，家家户户都登他的《告全国军民同胞书》。西西弗斯固然守着他的推石上山的事业，但是那是他哥子经过分析审慎后的选择和承担。朱四喜没有，他只是在杨人龙的“教唆”下行事，连时代究竟是什么他都未置一思，却空守着无尸墓穴一般的一纸文告，苍白如水。连来财都在质疑那个父亲口中的杨大爷是否是gay的年代，朱四喜花了粉刷墙板的钱，终于续写文告，得以发表，乃复印千份，奔走街道，分发众户：全国军民同胞们：这是一个非常的时代，我们都是非常的国民，大家要知道，国家有难，……多登文告，少登坏事、坏消息，大家就不会学坏了……
简单的宣告如泥牛一般，沉入多头并出的时代。古兰花早已发福变胖，来洗车的客人也早已对她的一对奶子不感兴趣了。四喜的竹床也早已没有咿呀作响。时间是无情的，四喜也许就那么终老。拔头长高的儿子，也早学起了英文。
张大春据前辈作家的一个段子和一则新闻拼起来，于是有了《四喜忧国》，将正经和调侃，独声与喧哗熔于一炉。
偶然间，我们看到，四喜贴错了艾森豪威尔、中国小姐刘秀嫚、戴防毒面具的国军士兵和一千条大猪公的指示文字，本是左起，却搞成右起，结果变成：艾森豪威尔是大猪公，小姐戴着面具，士兵成了中国小姐。正经与反讽，犹如一条河流的两岸。杨人龙早不满意，怨气怎么偏偏是这个大怂包跟他学文告？
不过，回荡在朱四喜梦中的左控着他生活的杨人龙，究竟是谁？
不是还可以问一句，在大杂院里宣道劝人入教的王太太，又究竟是谁？
2013年2月16日
凌晨于狮子山
十七岁的马尔克斯，第一次在阁楼上翻开卡夫卡的《变形记》。那充满魔力的第一句“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就深深触动了这个爱幻想的少年——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
当去年十一月的一个寒夜，我读完台湾作家张大春的《四喜忧国》，躺在床上瞎想睡不着，也被他近乎炫技式多变的文体深深触动——如果小说可以这样写，那小说还是挺好玩的。事实上，张大春、卡夫卡和马尔克斯这三者还真有某种神秘的关联，且看《最后的先知》，神话与现实对世界的不同阐释，一个家族眼里荒诞的时代生活，把我们直带入那个陌生而原始的阿美部落，那个子承父名，时间乃至世代的意义几乎消解了的社会。
这本三百余页的小说集，既有《晨间新闻》故意拿捏的仿英文翻译腔调，也有《自莽林跃出》浓重的猎奇游记风；既有《新闻锁》不动声色不带希望的控诉与冷冰冰直逼人落泪的结局，也有《鸡翎图》中像二愣子一样认死理一腔热血招人喜欢的蔡其实——只他这个人物就叫人欢喜得不得了。
谈到作为小说集标题的《四喜忧国》，通篇被黑色幽默的气息笼罩：大字不识一个的老兵朱四喜指望着自己写的《告全国军民同胞书》，能挽回“总统不在了，什么都出毛病了”的世道；而四喜敬仰有如圣贤的杨人龙竟在一回手淫后丑陋地死去，更是这个失去了光辉的“圣贤”教训四喜“天下太平了，人人才有好日子过”。四喜固然是活在一个完全脱离五光十色现实的世界里，而失去光鲜外衣的死鬼杨人龙，更是在拟摹不再光芒万丈却仍试图钳制思想深处的自由的威权政府。
张大春肆无忌惮地讥讽蔑视布满灰尘还高高在上的神像，更警惕那些撤去了实体神像，却仍高伏在愚民心头的无形神像。他尖刻甚至刻薄对待历史和强权的态度，大概可以追溯到其成名作《将军碑》。且听这一段“除了季节交会的那几天之外，将军已经无视于时间的存在了……将军能够穿透时间，周游于过去与未来的事一直是个秘密。”回忆在老将军手中已经成为可以随意修改的东西，他就像一个飘荡在现世的幽灵，监督着世人对他的身后评价。而结局的那段——“于是将军无所不在，也无所谓褒贬了。他开始全心全意地守候着：有一天，维扬终究也要懂得这一切的；因为他们都是可以无视于时间，并随意修改回忆的人”——读来更有一种巨大的恐惧：我们如何寻找真实，甚至那真实是否存在？
撇开与现实和历史深深连结的这两篇，其实《如果林秀雄》才是我最喜欢的一篇。正如张大春在《偶然之必要》中所说：“原来我们所曾坚信的、固守的、顺理成章而以为着的一切，可能通通是误会——也就是说，原来我们曾经在每一个人生的片段里都错过了我们的人生。讲得更浅显些，人生是一连串的错过，而创作则是对于这错过的发现。”
《如果林秀雄》中他不断挑战着曾经发生的现实，寻找那些美丽与不美丽的错过——“如果林秀雄从未出生……”“如果林秀雄在七岁那年加入了布袋戏班子……”“如果林秀雄不是那么惯爱眨眼的话……”。一个个如果把林秀雄的人生割裂为一个个片段，为我们展现了人生的多种可能。在他可以铺设的迷宫之中，我们终于凌乱，我们竟终于落入他架设的陷阱之中，深切怀疑林秀雄是不是真在七岁那年加入了布袋戏班子，是不是真的被分到甲班和未来的写实小说作家杨春和成为要好的朋友，是不是真在八年之后跟“可能的”同班同学杨春和与出生九湾的头城妓女在一节车厢重逢。假设和真实终于重合，而我们与他手牵手在狭窄的折线型巷道里狂奔，试图破开他虚实交杂的叙事，探究林秀雄最后发生了什么。但是就如我看到的一则书评中所说“而答案终于在故事的最后赫然呈现。你会不自觉地叹息并想起那个开头：如果林秀雄从未出生。”
正如他曾经说过的“每一则人生的片段都可能大于人生的总体”，相较于他那些多姿多彩的错过，复述林秀雄出生、过继、入学、上大学、抗议政府破坏生态的故事，平淡到乏味。
我们不由想到海德格尔的那句“人是被凭空抛掷到这个世界上的”，而我们的全部经历，充满着偶然，充满着错过，但正是这些必要的偶然与错过，造就了现在的我们。没有什么是理所应当，没有什么是顺理成章。是时候挑战甚至推翻一切我们视之为生活与世界基础的理念了。
诚然，我们顺势容易想到“世界是盲目的意志，人生是这意志的表象”，不仅我们生命的开始与过程不受我们自己的控制，甚至连我们充满希望与欣喜谈论着的未来也无非沉入深深的绝望之中。我们不禁探寻这混沌的人生究竟有何意义，或许“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别无他途。
而张大春背对着我们，伫立在巷道尽头，还像个老顽童一样，仿佛在引诱我们发现另一段错过的平行小巷中的精彩故事。
作者张大春，被称为汉语小说写作第一人。读过他的《聆听父亲》《认得几个字》，很不错，前者可见他谋篇布局的本领，后者可见他掉书袋的能力，但都不是小说。真正读了他的小说作品之后，却觉得有些失望，并不是不好，而是没那么好。好比慕名前往一家著名的高档酒楼尝鲜，结果吃到的都是家常菜，失望是一定的。
这本短篇小说集里收录的作品，涉猎范围不可谓不广，从军人的思乡情结到小民的忧国忧民再到海岛原住民的悲惨命运，甚至还有亚马逊探险。不过读过之后，没有哪一篇令我印象深刻的。非要说出一篇的话，《如果林秀雄》可以勉强凑数。这一篇是作者对自己的“小说是一种可能性”理论的一次实践，算是有些新意，不过每一次如果都浅尝辄止，到最后感觉有些混乱了，倒不如就在一次如果处岔开，两种可能穿插写下去，也许更有趣一些。
张大春的《四喜忧国》快要读完了。
又有了这样纠缠不清的心思：到底读完了，终于读完了，怎么就读完了呢。于是剩下的三篇就得掖着藏着了，不肯速读，不能了结。
大头春，他的笔调好像很散漫，他的文字看似不考究，也许亏了我半年来已经被朱氏姐妹形形色色美文养刁的胃口。他这《四喜忧国》，上手除了那简体字版自序美好扣了我的心门，前几个短篇却几乎让我栽在床上一睡不醒。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已经不喜爱这样无事之事的描述，这样心理流程的再现。虽然他真是精细，连内心隐秘处的秘藏都被他挖了出来，大大方方的晾晒贩售，路过的看了都要惊心：他何时偷了我的年少与岁暮？
这样漫不经心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他竟让我正襟危坐了起来。
可能是《新闻稿》罢？开始没太在意，文字从眼前过却不走心，突然地灵光一现，或者是颈子后的冷风一吹，他在写什么呢？我怎么好似没有读懂呢，不能吧？急切翻回首页开始重读，从小号字开始读，才到：原来这样。
原来这样，这个故事我读过的，在他的《聆听父亲》里，前因后果全不记得，但是有这么个恍惚的轮廓在。谎言如何偕同了权力和威信，绑架善良与无辜无处突围的轮廓。《聆听父亲》被我留在了家里，不则是真想马上翻出来一一对照佐证的——到底谁是谁的镜像呢。
阅读中的这种发现，是比千言万语的华章更能让我兴奋的。
接下来，作为小说家的张大春开始大展身手了。毛尖说张大春和小说是相见欢，是最好年纪的少年遇上最好年纪的姑娘。这等妙语俏皮的评论，张大春是要验证的呀，辜负不得。于是我看到了《将军碑》，知道于时间的深谷中穿梭往来是多么寂寞的事情，千万人与你相关却终于无关，过去未来唾手可得却没了意义。将军回得到过去看自己戎马倥偬的荣耀，又走得到未来看风光身后事。那又怎么样呢？儿子在追悼会上的发言稿都是旁人写的，这种穿梭既无法告慰自己的落寞，也无法填平父子之间的鸿沟。可怜的一点点懂得要放在心上，儿子说，我们都很矛盾，他在心里明白，儿子早晚也要落入这样寂寞的游走中，这是血缘的剪不断理还乱，是宿命。
我看到了《晨间新闻》，他写一个美国的新闻播报员，把纯熟的汉语变身为不折不扣的翻译腔。我当然对语言学毫无天赋和造诣。但是文字扑面而来，充盈着感官，瞬间产生的阅读体验是非常直接鲜活的。他让我产生这样一种错觉，我正在读的是一篇写美国的故事，它用英语写成，然后被翻译成汉语；译者的语言底子不差，译文非常流畅，但无论如何还是译文，与无数新近流行的翻译小说并无差别。
我不知道这样的错觉是我的个人体验还是张大春的故意为之。但是我知道其中肆意的人称变换，片段之间的相互印证与解释，肯定是他构建的叙事密室。读者被封闭在他的小说里，一面跟着文本向前行走参观屋中的种种陈设，一面寻找着开锁的钥匙，也许“寻找”都是不合适的，是等待着与开锁的钥匙相遇，他可一点也不晦涩，他把钥匙大摇大摆地放在显要处，转几个弯之后，等你来迎头相撞，等你恍然大悟时发一个“哦”的长音或短音，等你折回头去，拿着这钥匙再端详一遍曾经走过的房间。
我才不上当呢，看到第一把钥匙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千万不回读，只凭着记忆去回顾一下曾经的造访就好。
我不回读，但是不能阻止自己恍然的失声发笑。彼时我正坐在光华东辅楼的报告厅里等赵汀阳现身，期待着一睹这神人的庐山真面目。笑出声的时候我的动静其实不大，但是足够引起旁边国关博士的好奇：你看什么呢。
那天晚上的论坛自然很精彩。赵汀阳许纪霖刘清平三位先生思想碰撞火花四射，连我这哲学废柴都觉得剑气逼人。听完出来竟不知从何处生出一些豪壮之气，心情飞扬了很久。
张大春也继续精彩。他写个发生在日本的荒诞事，题目就要用《长发の假面》。他写亚马逊流域的见闻，笔调真真严肃哟，仿佛这就是老老实实的游记，最后更添了一个真假之辩的尾巴来迷惑人。而我只想知道这些飞动的想象是打哪儿来的，那些言之凿凿的叙述，打哪儿来的？他写《如果林秀雄》，人生没有如果，但是小说可以有啊。小说的美妙就在它的虚构，在它存在于道德审判置悬的边界，在它无法被推翻也无法被证明。那么何妨如果一个人生呢，因为这林秀雄，他本身的生命轨迹也是作家生造出来的嘛，添上几个如果又如何？作者写如果给我们看，顺便告诉我们事实如何，多么便利的事情。
如果人生也能发生在文本里，也能重新被假设，被书写，那么真可以做到不应有恨。但是人生真真没有如果，所以人生有缘分。这两个字承载了一切喜悦的相逢，也承载了一切不甘的错过。《淡江记》有一个题目，仙缘如花。这四个字真是令见者喜悦。仙缘如花，不知开在何时、何处，只等有缘人看结果，无缘人，写如果。
前年的文，从空间搬过来。
读本书时，令我最感困惑的就是那总也无法消解的陌生感。这种陌生感总是让我在阅读时紧皱眉头，总是在读过五、六页之后就停下来咀嚼、回忆，总是让我放下书时不知身在何处。这种陌生感有时甚至会比我读卡佛的《大教堂》、或者藤泽周平的《黄昏清兵卫》这些外国作家的短篇小说时还要强烈，还要令人手足无措。那种感觉完全不像在阅读一位华人作家用汉语写成的故事。这种陌生感让我心生忧虑，难道历史的隔绝使得同宗同祖的人们开始彼此陌生，难道现实的差异，会使原本共同的文化走上各自的岔路。
之前曾读过张大春的《离魂》，只觉得他那种类似文言文的故事写法，读起来古色古香，韵味十足，想来当时的我是把它当作《聊斋》来读了。当时并没有这样的陌生感，想来那都是些带着传奇色彩的古事，读来少了些刨根问底的本能反应，也就没了非要破解的陌生感。而像本书这样一回到“现实”中来，那种置身事外的看客角度也就自然消失了，陌生感便若隐若现地浮现了出来。
《悬荡》、《咱俩一块儿去》和《再见阿郎再见》都颇有些技法，但总觉得技法超越了故事，通篇似乎都在欣赏作者精巧的写作手法，故事只有《咱俩一块儿去》戳中了我的一俩个心酸点，读来心里有些堵。
《鸡翎图》是那些我曾经努力想了解、却怎么也了解不完的老兵故事，我有点无法理解蔡其实的做法，也许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过那种背井离乡的经历吧？更没有此一别便是天涯海角、永不能相见的经历吧？所以我能如何理解蔡其实这样的离乡老兵呢？
又如《将军碑》中的老将军，我同样充满了陌生感，我们的历史记述中虽然也不乏这样戎马一生、战功彪炳的老将军，但也许区别就在于那最后的内战中，有人成为了胜利者，而有人成为了失败者，而我们的记述中又几乎都是胜利者，所以我对《将军碑》中的老将军是如此的不熟悉。我不理解他的想法，看不透他的执拗，经历了如此之多的生死风雨，却为何还对某些东西、某些观念，如此耿耿于怀，反观那些胜利者们似乎已没有他那般苦执，也许有的时候反而是失败者对于自己的信仰会更加执着，而胜利者们却容易忘了初衷。
还有故事中的儿子，我同样无法理解，老将军的儿子怎么会对如此身份显赫的父亲疏离、冷淡至此呢？父亲之间为何如此敌对反感、误会重重呢？也许是因为制度的不同；也许真的是因为儿子口中说的那样“那是您的历史”，“而且都已经过去了。”，可是历史真的能分你的、我的、这边的，或者那边的吗？如果能，那么如此割裂，产生陌生感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喜忧国》无论哪一边我们似乎都有过相似的年代，总有人愿意替我们思考，总有人愿意告诉我们要去怎么做，那究竟是谁的悲哀，那究竟是怎样的年代，张大春已经开始用黑色幽默来思考。而我们，是不是越近的历史就越陌生，不是消失得无影无踪，就是改写得面目全非，只怕将来我们只能向“陌生人”讨教自己的历史了。
《最后的先知》和《饥饿》则更像是两篇神话，我不了解那样的文化和故事中的故事，及故事中的想法，由此也便更令我倍感陌生了。
好久之前看到这本书的书评，就一直惦记着。其实是分了两段时间把它看完，中间还看了部《百年孤独》。看了后面两篇，《最厚的先知》和《饥饿》，围绕着一个岛上的几个“山地人”展开的故事，神奇、陌生、魔幻，是一个让我很不了解的台湾。行文叙事之中，颇有些《百年孤独》的味道。看了下目录，本来想找出几篇最喜欢的，却发现其实都很喜欢。这本书看得很零碎，有时候是在边岛养鸡，有时候是在亚马逊穿越，有时候好像就在家门口，看着邻居们的喜怒哀乐，笑一笑，说着闲话。有时候看着看着，觉得很没意思，特别是《晨间新闻》，也可能当时自己不够静心看不下去；但大部分时间看得爱不释手，很享受里面看似平凡却很耐看的文字，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这是一种和王小波小说完全不一样的想象力，更加自然，看着看着，觉得理所当然，实际又不可思议。
看完这本书已经很久了，当时是借得同学的书，匆匆看完，也没留下来找时间写写记记。其实还是因为觉得没怎么看懂，有些地方很不理解作者深意。
今天翻笔记本，突然看到当时记下来的书里的两句话。
“我陡然学会了抗拒热闹，却还来不及透悟真正的冷清。”
“原来我们所曾坚信的、固守的、顺理成章而以为着的一切，可能通通是误会——也就是说，原来我们曾经在每一个人生的片段里都错过了我们的人生。”
刚好又在微博上看到一句话，有时候，我们明知道没路了，却还在前行，因为习惯了。
只是刚好，想要找找张大春的其他书来看看。
在真正进入正文之前，一直徘徊在作者的自序里。看看想想，停停看看，回家后的两天时间都在这自序前止步不前。倒也不是因为序很深很难读，大春在序里说了说走上创作路的起源和初衷，而对写作这回事的描述“试图使人惊奇而人未必惊奇，试图令人眩惑而人未必眩惑，遥远地想来这一切似乎只是出于一个孩子的寂寞”，把一个又一个结构或精巧或粗疏的小说看做是一种“偶然”，不知何时遇见，也不知何时会浮现。诚然，这篇序确实有不少我需要停下来思考才能理解或者体会的地方，但是看到这缓慢的进度，我还是猴急地决定：先看小说再说。
在接触张大春作品之前，我先翻看了他的小说理论书《小说稗类》，从而对文学有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也勾起了对其作品的莫大兴趣：有这样有趣的文学观念的作者写的作品，会是怎么样的呢？后来买了《城邦暴力团》，被作者构建起来的这个后民国时代的武侠世界震到了。要怎样的周全和不受束缚才能把这个神奇却让你觉得有理有据的世界一草一木地搭建起来呢？遗憾的是，像读《红楼梦》始终搞不清人物关系一样，看了上部之后我被这个世界千丝万缕的前因后果累到了，下部就一直在书架上蒙灰了一个学期。
《四喜忧国》是我暑假读书计划中的第一本，这两天断断续续的把它读完了。这是张大春的一个短篇小说合集，每一篇小说的结构和叙述方式都各有特色，颇耐人咀嚼。
《如果林秀雄》这篇是我读得最不专心的一篇。不是因为分心去看电视或者聊天，而是不专心于故事本身，难得的专业了一把，思考了一下作者的布局和叙述方式。小说的情节很简单，就是一个叫林秀雄的人的成长经历而已。虽然根据林秀雄的成长划分了几个阶段，但是每一个新的章节开始的第一句总是：“如果林秀雄……”把人物生活轨迹的一种可能性展示给我们看，告诉我们这个男人他可以长成一个怎样的人，而在虚构中的语气又是那么的真实，好像这个人真的把这种经历走了一遭印象最深的是《将军碑》一般。一不留神，读者就要被绕进故事里，真以为林秀雄八岁那年跟着布袋戏团走南闯北或者考空军那年成了一名稳当有成的军人。人的一生中有千百万种可能，但是真正生活的可能性只有一种，尽管这种与那种可能之间的偏差仅仅是一次不经意的眨眼，下文就已经在这眨与不眨之间决定了。我想大春也是在表现一种偶然，可能性的偶然。生活就是这样，偶然我找到了这份工作，偶然我成为了现在的我。问问你自己，你又何尝不是一种偶然的排列组合呢？正是因为对人世的人与事这种偶然的认识，张大春在自序里说了读苏东坡赋《满庭芳》起句：“三十三年，今谁存者？算只君与长江。”典故而快译大哭的渊源。这么多年过去了，青春里无数可能的未来都已经烟消云散，只有经时间沉淀后的衰老之身和亘古不变江山在此，如何不哭？
幻想是书中许多篇小说的共有元素。初看确实让人有一种玄幻的感觉，但是目的并不全在此。玄幻给我的感觉是给读者一个可供YY的材料世界，但是这些短篇小说的幻想并没有给我这样的感觉，有的让人读了沉重，有的给读者一个入口去窥看人物的内心，有的是故意让你看穿情节的线索……印象最深的是《将军碑》。
老将军有一种能耐，能穿梭于过去未来。他能看到自己死后社会各界为他立的碑，也能回到战时硝烟四起的战场。为了让帮自己写回忆录的石小姐看到自己是如何战功累累，他带着女孩回到某场战役的现场；为了让不亲近不了解自己的儿子明白自己是如何威严把去给母亲上坟的儿子拉到了炮火满天飞的台儿庄现场。在这一个个对过去的再经历中，将军的形象一点点浮现：任性（也许是老了的缘故）、心如铁石、不近人情、忠于战争信仰……这种穿梭未来的能耐，并没有让我们看到了修改过去影响未来的可能，而是看到了人的记忆是如何的主观和不可靠，而我们认为和别人认识的自己又是如何的无法重合……在这里，幻想不是目的，而是工具。
还有很多值得一说的篇目，《晨间新闻》、《四喜忧国》等等，读起来都很有趣味：技巧纯熟百变；但也不是浮云的恶趣味，篇篇言之有物，发人深思，甚至有些沉重……
好书一本。练手一篇。
故事关于一个二年级新闻研究生因不讨教授欢喜，以致招来“予以退学”。男主角叫娄敬，按时上课（文中没有提到是否全上了，不全上课也是被默认吗？在研究生的范畴不清楚，大学生圈子里，是的），写写论文，一切按质按量，只是写的、问问题的主旨与那位“新开写作研究”教授（赵公）的有偏差了，前者揣着问题上课，而后者是意在追溯当年勇的回忆录上课的，“赵公刚才听晚的问题，便继续回到他早籼稻话题——他在多少年前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重拾传播事业和教育事业……”。我承认我喜欢听往事，娄敬也有这么点嗜好，可重播多了，我是会开始找点事干的，那种“择不善而改之”的念头会暂缓下来。
关于赵公的描述并不多，而出场却有种明星出场的架势：逆光近镜特写。这种“一色的黑皮鞋”“蓝底细纹的西裤”配以“拍拭袖口灰尘”的动作，华丽气派。而冠冕堂皇与他尖酸的内心是种对比吧，尤其从娄敬的好友唐隐书的描述中得知，不但窥见到赵公“优雅”的教授形象在学生、家长中的伟岸形象，不仅是唐，在我们的心中，那些搞专门专业的人周边总弥漫着一种气场，搞教育的就是一本正经、敦厚而大方，稍微圆润的身躯里囤积着智慧……但有时真的，只是脂肪俄罗斯而已，或者一堆谎言。当教务长拿着两篇写着偌大个赵公御笔的“丙”的论文去跟赵公“商议扼要”的时候，赵公将起初的“没有”做了点修正——“有一点”“有一次”，这是质的飞跃！我甚至可以想象到文章没有提及的“商议”会上场面，赵公近乎词穷的辩论、或者是东看西看的默言。
赵公是个现象，不单是老师会带着权威来决定事情，而教务长对赵公供认不韪的谎言的行为表现得老鼠拉龟，这是种“默认权威”，感觉像电视里医生说“抢救无效”的感觉，他们真的努力了，人走了后，他们或许都会低落捶墙，可明天，又有一个新的工作日程了。教务长也说了“每年退学很多很多，每年好几个，你不是唯一的——。”我们不是唯一的，于是事情要变得“豁然”，但事已至此，豁然与否先得不重要了吧，其中令人胆寒的，应该是：我们不是唯一的，也不会是最后的。
文章人物都尽职尽责的告诉我们，“社会”这游戏的某些单向玩法，及其他们的职位与他们手中有哪些“功能牌”，但大部分游戏的“功能牌”都是隐藏的，于是“功能牌”越多的时候，往往就是“有事发生”的时候，总有人按耐不住，有人用此引诱别人，也有人是要将人活生生掐死，同时也不乏从中“加持”的战略性伙伴。唯一玩着这游戏规则，也看着舒服的游戏就算是UNO吧，最终清算身家时候，“功能牌”却是最大的累赘。
游戏总有多种玩法的，然而也有些玩法是确实双向的。会因为我们而改变，而是对此《新闻锁》惊讶的地方，是娄妈妈的态度，从一开始的震惊，到熟知事情后，对自己委屈儿子的自责。她的出现只是某种必须剧情安排，可她最后的自责与以及与儿子统一战线的话，这是种我们最认可、最渴望的人性。而真实的母亲遇到此事会否同样，不好说，个人感觉，总不能如此洒脱，并且她的话是跟唐说的，她唯一通向儿子的途径只能靠唐了。
家人、朋友、教务长这上中下的三方的支持，娄敬最后挥一挥衣袖地谢绝学校，决定退学，要的只是大家的了解与理解，澄清自己不是“杀一儆百”地离去的。就连教务长与赵公的秘密商议内容他也不愿再听，就让这秘密跟他离开学校时候，所看到的那校工把新闻大楼锁上一样，就关到里头了。连同新闻系追求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一同禁锢起来，那不是现在可以享用的东西。你或许从“褐色的玻璃门”隐约看到些什么，却，真的不是我们现在.
《新闻锁》关上新闻大楼，关上了关于娄敬的退学故事，关上了言论自由，关上了不允许触碰的禁忌……而故事的主旨和开篇保持一致：本校新闻研究所二年级研究生娄敬……应予退学。尽管故事省略好几万字，但被记载与记得的，就只有这好几个字。
太喜欢了.
最近忙论文,很久没敢看'闲书'了.昨天论文一交,我立即在当当上下了以单,大部分是张大春.
这一本,看着序言就要叫好的.很过瘾却自称'没事'的人.一个因为太聪明,尽管时时想掩藏,却忍不住又露出黠慧的大孩子.
短篇小说是截取了生活的偶然，一个片段便是一部传奇。这些将一秒的可能性扩充至千字成文的故事是经不起解读，解读起来也是荒谬的。张大春在《四喜忧国》短篇小说集的简体字版序中提到“我的一部分作品，就是在这一顿挤眉弄眼的瞎折腾里被贴上了后现代的标签”，经历过后现代创作者的率尔操觚和评论者的适意为之之后，“抄袭可以解读成致敬，谵呓可以解读成愤懑，杂凑可以解读成带有趣味的创新，庸俗可以解读成消解权威价值的抗争”。是的，这些我都知道，自己也常常带着手术刀一样的眼镜去“剖析”文章，甚至，已经形成了习惯。我明白张先生的话，也知道用读者的眼光去肆意揣测作者的用意是荒谬的，是一点意义也没有的。可是偏偏自己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
说起短篇小说，突然想起自己曾经也心血来潮、忽而执笔写过一篇关于“自杀”的东西。之所以称之为“东西”，是因为我至今还没弄清楚这篇曾经被自己看作是小说的东西到底该归到哪一类。迷惑，在看得到张先生的文章后，我更迷惑了。短篇“多少具备一种无以名状的随机性特质，它发生在某个人生的段落上，与真实生命的整体脱离，无论令人愉悦、惊奇、哀叹、兴奋或是迷惘，都孤孑地、突兀地一闪而逝”。而我的那篇东西，人生的发展似乎并不“随机”，我承认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不断拼贴合理情节与合理人物，只是为了让故事的逻辑性和可读性不断加强。这似乎是长篇小说的构筑技巧。好了，现在我终于给自己设置了一个怪圈，并且成功地套住了自己。
好吧，废话不多说。现在我要反张先生的意愿而为之，用我贫乏的知识和愚笨的大脑去揣测一下几篇小说，或者只能将一下文字当成我的读书笔记或者心得体会。
广西师大版的《四喜忧国》这本小说集中，有几篇关注了同一个问题——沟通与表达的问题。人拥有语言的能力，沟通与表达必然是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在《咱俩一块去》中，作者叙述了一对一起生活了多年，很多东西不说出来，但心里却如明镜一般的老夫妇的故事；《再见阿郎再见》讲的是作家与妓女之间没有真正的交流的故事；《将军碑》说的是父亲与儿子的交流障碍问题；《自莽林跃出》和《最后的先知》讲的是文明的表达问题。
《自莽林跃出》
与我们小时候接触到的书写流传下来的历史不同，这里的文明是不需要用符号来承载的，这些古老的故事沉淀在当地导游或者是卖假货的商人，又或许是什么也不会干的妇人心里，古文明的价值观融化在丛林潮湿的空气中。当你呼吸斐波塔度呼出的空气时，你回全身心地腾起，会感受到诸如影像、声音、文字甚至是气味在这儿都是毫无意义的。也许你会感叹此等文明非亲身体会不能懂，因而传承之难不言而喻。但是也只有这种最难懂，最苛刻的文明才最原始，最真实。
人类创造了符号，用来记录自己记录别人，也同时创造了符号的束缚，约束了自己也约束了别人。感受是人类最直观的体验，可是它稍纵即逝，不能长久，而一切滞后于感受的记录都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最原始的状态。为何要记录，为何要留下一个并不贴切并不真实的证据呢？古文明亦是如此，若真想体验，喝不到亚马逊平原走一遭，看一看自己是否有足够的运气，能够遇到传说中的斐波塔度。看着报纸上，树上描绘的亚马逊，或许红鼻子大酋长会笑你，泡在缸里的孩子会翻个筋斗用屁股对着你。也许你会说，如果没有记录，我们又何来对从前的知识呢？是的，这就是个无法解释的悖论。
《再见阿郎再见》
直至今日，我还在认为：真正的文学是该反映社会现实，展现美，引人追随，揭示丑，呼吁变革。但事实上，生活并不能被书写，真正的生活，连最真实的新闻也无法刻画。张爱玲说过“生命是孤独的个体，个体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理解与沟通——即使是爱情也不能超越——这就是人性的真相。”她是一个多么聪慧敏感的人啊，她早就用她洞察一切的眼睛看透了这世上的纷纷扰扰。任何人，包括拥有话语能力的作家在内，都不能逃过这宿命。
当一个愤青小作家妄图用笔去记录妓女的生活，揭露妓女被压榨的本质之时，他是勇敢的，但也是鲁莽的。对话中频频出现的“你们”“我们”更是一种他自己都没有觉察到的身份的暗示。这便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在二人之间划下了一条线，没有平等，也谈不上关怀。也许他是以鲁迅为榜样的，但鲁迅的怜悯之心，他没有学到。妓女将他唤作阿郎，冥冥之中已经透露出这二者之间永远只有“再见”，永远无法发声真正的交流。
人与人之间存在永远无法打破的隔膜，这不仅存在于交流上，还体现在感受上。我不可能感受到你的感受，你也不能告诉我你的感觉，我更加无法为你写出你的故事。于此，文学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如果林秀雄》
看过此文，也许你会感慨“人生没有如果”。是啊！人生哪来的如果呢？就像这世界从来没有后悔药卖一样。人生活在一条时间轴上，从零开始走，一直走下去，直至死亡的那天。你的时间轴戛然而止，但年轻人，活着的人的时间轴却仍在不断延伸。宇宙二字，说来极妙，空间为“宇”，时间为“宙”。“宇”永远在“宙”之前，一个人生命之“宙”消失了，作为承载生命的“宇”却还在那里。因此，如果“如果”发生了，那么便是破坏了宇宙规律，便是颠倒了宇宙，故而，没有如果。张大春在谈论这篇小说时说了一句“人类从未获得真正的自由，从未作出真正的抉择”。也许你总在后悔自己当初为什么不那样那样做，总在想象那样做之后能够见到的风景，却不想想那样已经永远消失在宇宙空间中。人为何要这样浪费时间呢？生命之路看上去纵横交错，实际上却只有一条，选左选右都注定要放弃一条，又何必在乎过去走错过哪条路呢？又何不关注脚下的路呢？人啊，永远都在关心自己错过了什么，殊不知这错过是早已命定的。
张大春在他的短篇集《四喜忧国》简体字版序言中写过这样一个细节：四五岁时，他常乐此不疲地在眷村的巷陌间玩一个游戏。每当有人同向而行，他便闪入横巷飞奔绕路，兜到那名路人的前方。孩子的玩闹心只为一博别人惊异的神色，却在无意间折射出写作者的性情。张大春早年的小说也不乏“抄小道”的神趣。他奔突往复，看似就在眼前，下一个瞬间却已离你十丈远。也因为作者的这番玩心，每个故事都有错综的回眸。但他又不仅仅是炫技的。恰似《将军碑》中那位沉浸时间涂改记忆的老将军，在其过往的剪不断理还乱之间，隐隐有一重无法被修饰的真实浮现。
一辑十三则短篇，创作年代始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延伸到八十年代后半。如此漫长的一段时间，写故事的人自有其成长和变化，读来历历在目。作为处女作的《悬荡》透出戏谑和文字的早熟，路人甲乙丙丁因缆车事故挂在半空，历经惊惧、烦躁和等待，又回到彼此的日常。张大春本人在序言中也说过，《悬荡》是一篇模仿之作，但这不妨碍其中透出他日后作品所具有的老辣。补考少年在缆车中想象自己的讣告，泛起有点儿矫揉的酸楚，他环顾甲乙丙丁，在心里逐一品评。少年人的眼和心被捕捉得透彻，再加上那群乘客的众生相，如同用X光照过虚构的缆车世界。有此发端，不难看出作家的路数，他必定是个爱用方寸容纳江河日月的人。
到了《如果林秀雄》，这种叙述上的野心更是表露无遗。“如果林秀雄从未出生……”“如果林秀雄在七岁那年加入了布袋戏班子……”“如果林秀雄不是那么惯爱眨眼的话……”一个个段落之初的反句揭示了人生的诸多可能性，构成又一重巷道游戏，不同的是，张大春不再偷跑到前方，而是拉着读者的手走入平行的侧巷。在他亦实亦虚的叙述间，你忍不住有种较劲的心——林秀雄的真实命运到底怎样嘛？而答案终于在故事的最后赫然呈现。你会不自觉地叹息并想起那个开头：如果林秀雄从未出生。
作为一名对张大春了解尚浅的读者，仅就这一本集子的印象而言，他早年间的写作似乎更偏重于坊间的日常。《鸡翎图》的主角是一名来自大陆的国军士兵，部队换防前，他不像其他同僚那样论斤卖掉从小养大的鸡只，宁可让自己视作手足的鸡群血溅三尺。一句“俺没有贱价”，透着斑斑的往事痕迹。他当年还是个十三岁的孩子，和兄弟为一只毽子争斗，第二天出门当了兵，从此天涯。《新闻锁》则是某新闻系二年级研究生被退学的故事。爱争辩爱自由的学生被老师诬陷，又遭遇校领导的敷衍，故事以陪他讨个说法的理科生的视野展开。从当兵的粗汉到浸透理论的书生，主角的身份经历截然不同，背后的耿直不屈却是如出一辙。又如《四喜忧国》中的朱四喜，一个识字不多的眷村老兵，当年共赴台湾的同伴零落纷纷：老文青死于所谓“干儿子”的毒手，使“坏招”教朱四喜生儿子的老王娶了信天主的本地女人。朱四喜的这一生其实等同于荒诞剧，当然他自己不会承认。否则，他也就不会在四个儿子陆续长大后一门心思分发他的《告全国军民同胞书》。朱四喜试图维护的世界只存在于他的脑海，现实则是他永远无法真正进入的另一个异世界。
在这些映照台湾真实世界的篇章之外，张大春以他穿越者的玩心编织出更密更大的网。我个人格外钟爱《最后的先知》，尽管这则描写阿美族部落民的荒诞故事明显带有马尔克斯的影子。在那个父亲继承长子名字的世界里，戴隐形眼镜的女记者被先知说成是“眼睛里有鱼鳞的女人”。外界对旧世界的侵蚀无处不在，既是部落聚居地被规划为核物质堆放场的今天，也是日据时代的遥远过往。在先知凌乱如《将军碑》老将军的记忆中，他的父亲的父亲死于天上砸下的星子。他被外界文明“污染”了的儿子却坚持说，曾祖死于美军的炮火。最后的先知无法动摇部族衰微的现实，他所能做的就只有在儿子对现实失望并失踪后，披挂起儿子遗下的藤铠甲，为死去的老友送葬。
张大春的短篇有着触手可及的重，每一则都可看作一部电影。我之所以爱读好看的短篇，也就在于投入少，回报多——花上短短十几分钟，就能短暂地进入语言的幻境，来一番神奇历险。这位穿梭者以他的厚积薄发带我们穿过无穷的巷道，一回身，来路已是他乡。
好像很多人喜欢张大春的文章，于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我买来看了，但发现书的叙述方式我接受不了，忽前忽后的，两句话;看不懂在写什么。不知道好在哪里。 以后再试着翻翻吧
再说我也不特别渴求永久，其实我也无法忠于单一感受。
最近都在看张大春的书。第三本《四喜忧国》，是觉得先看了《聆听父亲》再看后两本的这个顺序真当是明智。因为只有当对作者的成长行文风格乃至价值取向粗有了解的时候才会对其笔下的小说感同身受。我想我大概不会忘记那个因读了短篇《新闻锁》而忍不住啜泣的阳光洒满空荡教室的窗户的午后。我愤懑、伤感、同情，以至于再不肯在那样一个时刻继续下一个篇幅的阅读，仿佛淡忘了当下的伤痛就是对书本里文字的亵渎一样。
我一直认为真正好的作品，不论文字、音乐、绘画或是任何其他可能的表现形式，如果能够唤醒受者对往昔的追忆及对未来的怀想就都是成功的，也是我乐于体味的。
重复大概是我潜意识里比较倾心的修辞手法。大概是借于重复这一简单取不失为简陋的笔法架结出一种结构引发出或温柔绵长或激越强劲的语调以此来表达我时下的情绪或希冀。
酒喝多了的人说话也喜欢重复，就像我的爸爸，总爱将一件事一个故事反反复复絮絮叨叨，每讲一次都仿佛他从来没有讲过我也从来没有听过一样。想来是要借着重复的言语随时重温着熏熏染的快意吧。所以我总是作为一个比较忠实的听众出席，不像我的妈妈。
同样的，和别人聊天我都渴望说些严肃话题。棋逢对手，就遇知己，酣畅淋漓即使很容易过度消耗也势必奉陪到底！我们有时都会为了延续一场对话而说太多我们并不真正懂得的道理，却是因为太寂寞的缘故。
其实我也无所谓，你们说什么都对，我也仔细听过你说大道理不是吗？
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渴求，以及对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这人生中三种极其单纯而强烈的激情是支持着我一路迷茫却坚定地行进到这里的缘由。我知道的，我也相信，我怀疑的生活最重会值得我为之受苦。
前一段时间做了一个相对权威的价值观测试。让我自己比较意外的是追求刺激的程度，一直我以为自己会是一个追求绝对刺激的人，也并不曾想过真实内心支配的行为要求我做一个更有担待的人！差一点就看不清自己。
是不是我们也该像练习游泳一样练习一下我们的价值感——无论要做什么，都把完成那事的目的放在自己的对面，清清楚楚地看着它，和自己能不能相对，能不能相当。
我真不能活得太被动了。我该对自己的这种特质怀有更深刻的焦虑。
深杯酒满，小圃花开。我握着我大春的笔，就要开始一年里最好的时光。
这个集子里看起来大多是作者早期的“习作”，有点儿幼稚，读着不太爽。跟《聆听父亲》或者《城邦》比差距很明显。不过这也会让人觉得，高手不是一天炼成的，写吧写吧你就成了，从这个意义上，这本书价值提高了。（操，到底要写多少个字才不算少啊？真够SB的）
编辑做书辛苦，先表敬意。浏览一遍，发现些微笔误，惶恐摘出，望编家留意。
《新闻锁》一篇里，主人公的笔记，繁体的“新聞”错简化为“新开”（“开”的繁体为“開”，与“聞”非常相近）。扫描仪、转化软件、黑马，各发坏人卡一张。
《四喜忧国》P232：朱四喜搔了搔光脑壳儿，道：“我，我还是还是要找文告……自凡是有“总统”照片儿的……”，双引号套双引号。
P233：“古兰花”误为“胡兰花”。
另外，作者的序言里，P15：“不过，当我对每一个被摭拾的片段产生更深邃或绵密的好奇，对应它与真实生命持续的、乏味的、庸碌的本质”，后半句语法似有误。虽然并不影响理解，但读来却如同在平坦大路上走着，突然打了个趔趄。
多年前，刘心武说，他梦中得佳句：“江湖夜雨十年灯”。有人出来讽刺他，说他抄黄庭坚的诗而不知羞。刘心武辩解，他真的没读过黄庭坚这首诗，也不知道《寄黄几复》。于是，这成了一段公案。不过，我是信刘心武的。因为，在读初二的时候，我也有过类似的遭遇。那时，我痴恋诗歌，日夜做诗，快成疯魔。一天早起，向诗友炫耀我梦中所得佳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诗友狂笑，说这是顾城的诗。顾城？我真不知道是何许人也，更没读过他的诗。但诗友一口咬定我抄袭了，并到处宣讲，弄得我足足有半年在学校文学社众社员前抬不起头来。
无独有偶，张大春也有类似遭遇。他在《四喜忧国》简体版序《偶然之必然》中提到，有一回，高阳约他夜饮达旦，散席时，他向高阳感慨：“许叔，跟你这样混，简直是荒废，新得一句‘人生过处唯存悔’！”结果，高阳斥道：“这明明是王国维的句子”。
就文学而言，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原创”这回事？真是难讲。“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苏东坡说的对极了。小说这东西，创作这回事，到底是咋回事，其实很难说得清楚。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是踩在前人的印痕中，还是新添的足迹里。即使自己添的，又有谁能保证，跟别人的不像呢？
但文学的创作中，又确实是存在原创的。否则，那千古文章，岂不真变成一大抄了？但高明的创作，与拙劣的拼贴，还是有天渊之别的。同样的感受，类似的经历，相像的故事，在经过高明作者的重新熔炼、提炼、加工后，犹如千锤百炼后，刚刚出炉的宝剑，别有摄人的光泽。记得，当年，俺掩着破被子，夜读《约翰·克里斯托夫》，激动得浑身发烫。俺觉得，俺真是像极了约翰·克里斯托夫，于是跟一位文学博士讲：我觉得我跟约翰·克里斯托夫很像，也许，我也能成他那样的人物。他答：大部分普通读者都觉得跟他很像，这就是罗曼罗兰的伟大之处。我听了，差点晕倒。
阅读小说时，产生这种相像的感觉，多年没有了。这次，却轻而易举延伸到了《四喜忧国》中的多篇小说里。《悬荡》中那主人公的遭遇和想法，跟俺当年没上成大学，南下游荡前的遭遇和想法，何其相似，简直一模一样。如果张大春虚构的不是缆车，而是悬崖上的汽车，那简直写的就是我了。我真会怀疑他是不是拿我当了素材。其实仔细想，人类的很多感觉和体验，确实是很相似的。
读《四喜忧国》的时候，是星期天的早上。小媳妇在睡懒觉，我怕打搅了她，独自坐在客厅里。小媳妇醒来，不见了我，叫我。后来，她要我陪她出去，我说，忙了一周，我想待在家里。于是，她不高兴了。其时，我正在读《咱俩一块儿》去。故事讲的是老两口，但那种细腻的心理和想法，却像极了当时的我们俩。我一边读，一边忍不住在客厅里放声大笑。读完，回去哄小媳妇，一起出去了。
张大春，就有这种打通读者心灵、感受的笔力和能力。但他拥有的，不仅只是描摹生活的超强能力，还有多变的技法。一部短篇小说集，是一部小说技法的集大成者。虽然张本人说，他不喜欢“提供另一种可能”这句话，但显然，他的小说，《将军碑》、《晨间新闻》、《如果林秀雄》、《四喜忧国》、《饥饿》，篇篇都提供了小说创作的另一种可能，更是超豪华地展示了他爆发性的原创力。读他的小说时的感觉，简直就是“桃李春风一杯酒”啊，醇且弥香。
写到这里，似乎该照应一下开头了。也许，梦中的刘心武，确实没有抄袭，但在他漫长的几十年的阅读、汲取、熔炼中，可能听到或者读到过这句诗，只是他不记得了而已。他确实没有抄袭的意图，但灵感和创造力，也确实是自己的，在那个恰当的时刻，这句诗正好崩了出来，符合了他当时的创作。我写诗也类似？大春酒后述胸臆的时候也类似？那么，这不足为怪。但区别是，刘心武在之后，去写没啥创造力的《红楼梦》原型人物艳史集了。而我，更是荒废到连字都不会写的程度。但张大春，却在之后，陆续写出了《聆听父亲》、《城邦暴力团》等部部让人惊叹的作品，倒变成了真正的“江湖夜雨十年灯”了。这该可以看作是“创作”与“非创作”的区别了吧？！
张大春的五色胡须
顾文豪
刊于2010年10月23日《新京报》
1986年，张大春以《将军碑》斩获时报小说奖首奖，时任评审的刘绍铭曾说《将军碑》与其他得奖作品相差“不是一个马鼻的距离”，意指其小说之绝佳。单论小说技艺，我偏见，台湾当今作家尚无出其右者，举凡各种章法、桥段、机巧，张大春都好似信手拈来，把玩自如。小说与他早已为相契之交，不是他写小说，而是他与小说作相见欢似的嬉戏倾谈。那种从内里勃郁而出的活泛与张力，看似野马横行，随性逾矩，其实自有渊源，几乎无一步无来历——张大春心里有一本清清楚楚的小说技艺谱系。
就其作品的引进情况来看，目下较多的还是散文作品，无论是对于家族记忆的远年追认，还是对于汉字文化的别有怀抱，读者看到的多是一个腹笥宽广、温厚深情的张大春，而近年来他埋头古典，接续传统说部的小说创作也无形中加深了这一形象。但在书如乱山中上下搜觅的张大春其实不仅是个好老师、好爸爸，还是个老顽童，此点从《四喜忧国》一书中尤易看出。所谓顽童，或以为只是依仗聪明游戏文笔、插科打诨调笑无碍，然则张大春那迅如风雷、旋转旋收的文字却从不容许自己止步于轻薄浅薄单薄，书中那些荒诞离奇的故事自有潜藏于历史轨迹的深思与讽喻。换言之，张氏小说的玩笑从不只是玩笑，而是一种对各种故作神圣的虚假教条的深刻讥刺、轻蔑与嘲讽，同时，又怀抱着对愚忠与盲信的凡庸小人物的同情与矜怜。可以这样说，顽童之笔与辛辣之言的背后，是对权力的警惕和对公义的恳认。
单说本书同名小说《四喜忧国》，以一位退伍老兵朱四喜为主轴，描写台湾“反共复国”年代眷村的生活与故事。前时，眷村竟在大陆火了起来，要之，在台湾，眷村是一个由当初大陆人兵败来台聚集形成的小区。其特殊意义在于，身份认同上，此地皆为不得已来台的凄惶败卒；文化形态上，又自成一外来移民文化的小共同体；而最重要的是，在意识形态上，眷村实为国共内战的产物，复国与返乡、落寞与悲凉、奢望与绝望，种种不可言说的心情与不得追索的记忆交缠裹缚在每个人的心头。
朱四喜就是一个典型的眷村老兵，目不识丁，以挑水肥为生，娶了一个土气粗鄙的原住民古兰花当老婆，“他的老婆仍像平日一样隔着甘蔗板向外间屋抛送鼾声，并且不时将竹床压得咿呀作响”，生养了四个儿子──来福、来财、来宝、来寿，“要不是朱四喜强把古兰花薙光了半边头发、拿鞋带子绑在竹床上硬搞了那么几回，恐怕来福根本不会出生呢”。
小说开头描写朱四喜完成了《告全国军民同胞书》，然后一路回溯，叙述其何以要写这篇劳什子东西。按理说，《告全国军民同胞书》是蒋介石每年国庆时公开发表的正式文告，几乎是一篇卑之无甚新意的反复念诵的反共八股，虽无聊不堪，但也绝非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老兵可以操刀撰写的，如此反讽的布局凸显出作者试图制造一种政治荒诞，以讽喻那个时代的迷信与虚妄。
原来，“蒋总统”去世后，一时万物失序，人人皆说“总统不在了，什么都出毛病了”。一生忠君爱国的朱四喜，“忙把祖宗牌位、杨人龙的相片框连总统玉照等一干偶像先救起来，顶在脑门上”，可仍旧于事无补。于是朱四喜兴动念写作《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因为“没有文告，日子就越来越难过”，《文告》好比道家的灵符，此君一出，万世太平。无形中，《文告》从政治权力的迷魂汤一变而为驱魔辟邪的万灵单，凛然不可侵犯的具有政治意义的蒋公训示徒然只是百姓万般惶急中的一根救命稻草。完成《文告》的那天晚上，朱四喜浑然重生换骨，“他用大牙撬开一瓶红标米酒，忽然间精神抖擞起来，觉得世界真是饱满来劲儿，一切彷佛正要从新开始”。
朱四喜的友人杨人龙，“从前在老家念过师范，能一口气念下半篇社论来，连眼子也不眨一眨”。在朱眼里，杨是饱读诗书，学问满腹之人。可没想到，杨人龙却在一次手淫中暴毙，两排齐洁的白牙朝天张露，抱着“满是大奶子女人裸照的杂志”，手握“一根粗大挺直的屌棒子”，含“乐”而死。被目为“杨圣贤”的人，最后的死法真让人哭笑不得，同时又暗喻着堂皇冠冕的政治无非是又一出“春梦”，又一回“手淫”。但小说最狠的设计是，即便杨人龙死了，他还能继续对朱四喜洗脑，一忽儿告诉他共党迟早包围台湾，要多养几个壮丁；一忽儿要他明白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大道理；又或是满口光复大陆、解救同胞的官腔。这一出带有鲜明魔幻色彩的“阴阳对话”，其精义在于以似真实假的梦呓来解构一场巨大的政治神话并哀怜这群卑微渺小的人物。同时矛头直刺“偶像统治”。多读了几本书的杨人龙好像天赋般的成为知识的启蒙者，虽死却生，虚幻地对现实与生者进行统治与思想控制。
就全书而言，《四喜》是一部文字杂耍，也是一部黑色讽刺，是历史写实，也是魔幻批判。张大春神定气闲地熔铸历史碎片、残破记忆、现实怪象，以笑谑式的杂陈与拼凑，解构一种虚假的正统意识、没落的政治骗局，而时代错位、神话崩解、政治虚幻的挖苦和窃笑，更凸显出笑中有泪、喜中带泣的效果。
在名为《偶然之必要》的万字新版序言中，张大春动情地回顾了自己的小说创作。我非常喜欢这篇创作谈，一点没有功成名就的事后诸葛，也没有亟亟为自己作铺排锦绣的追认文脉，有的只是对于创作这件事的惶惑与敬意——创作不是个人天启式的横空跃出，毋宁说“我们总是在足迹杂沓的泥砂上留下既被他人覆盖、复被后人踏掩的乱痕”而已。而当年好似严整天成的创作，待凡俗意义一一褪去，还是最初那众多凌乱足迹之一瞬教人感动牵记。
不再在乎读者，不再在乎自己的作品究竟有多大深意的张大春仍旧葆蓄了他独有的顽童习气。他在序言中说了这样一个故事：明人张幼于，行为诡奇，生得一副好银髯，可每当出游，总随身携带五色胡须，藏于袖中，行不数步，即换戴一副，以邀路人惊艳。这则看似平平道出的小故事，细看，还真贴合张大春，他不就是小说界“行为诡奇”的张幼于吗？只不过他的五色胡须就是他的作品，每一部都很特别，《四喜》即为其一。
这是当代最优秀的华语小说家张大春的短篇小说合集，张大春这两年在大陆风头强劲：2008年的《聆听父亲》、2009年的《认得几个字》、2010年的《离魂》和《四喜忧国》、2011年的《城邦暴力团》……都可视为经典作品。
《离魂》是典型的中国小说，笔记体，中国风，可惜太少，若是把台湾版的《欢喜贼》、《春灯公子》等引进过来，那才是大快朵颐，当然还得不删一字。可喜的是《四喜忧国》让我们看到了早期的张大春和他多变的笔法。
还是看主打文章《四喜忧国》吧。张大春的小说，向来于谐趣中看时事，在时事里找真相，在真相中隐悲伤。比如《将军碑》，以穿越式的回忆躲避现实的故事内容把一个离退休老干部峥嵘岁月和两代人的反差与和解写得惟妙惟肖。而《四喜忧国》恰恰以朱四喜这个平凡普通的人怀忧国之心来对世事进行嘲讽。
读张大春或同时期的台湾小说家作品，得了解眷村，可参照书籍有《宝岛眷村》、《行走台湾》、《长干行》、《离开同方》等。眷村是指1949年起国民党退据台湾，为安排被迫迁徙至台湾的国民党军及其眷属所兴建的房舍，即“军眷住宅”的意思。眷村孕育无数台湾当代文化名人，也是影响台湾文化走向的重要场所。
因着这眷村，也便有了无数忧国忧民的眷村人，也就有了《四喜忧国》中的朱四喜。四喜是国共内战期间渡海来台的外省人，几乎目不识丁，跟着邻居杨人龙读报纸学了几个字，对报纸上的“总统文告”奉若圣旨。
但自蒋介石去世，蒋经国年代，台湾威权逐渐松懈，社会多元，经济发展。朱四喜却不能适应时代，虽然换了相对好的工作，却害怕没了文告的日子，于是模仿出一篇《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复印了四处发放。
张大春是习惯了从大历史角度看小市民生存的人，对朱四喜的刻画，着笔于他的愚昧无知、不谙世事、奴性十足，他的一举一动，无不充满自私自利的思想，于是他的忧国举动，也变成了一种积极迎合愚民政策的行为。张大春将高堂之金玉其外，与江湖之败絮其中融合，瞬间撕破历史的伪装。
在朱四喜之外，还有善读“总统文告”、会写时论的杨大哥，却爱自我纵欲；骗财、贪利的妇人，基督教信仰的虔诚追随者王太太，居然还得到官方暗中鼓励。这些人物，都是极具反讽特质。可以说，小说里发生的事、出现的人，瞬间击破了原有的表面事实，虚伪的事物被放大展现在阳光之下。
但朱四喜就不该忧国吗？或者说如朱四喜一样的小市民就不该忧国吗？我看也未必，至少还能看到朱四喜这样的人并没有麻木，他错在写了一篇文告：“可是要知道光是有钱，荣耀总是不够的，因为有了钱，大家还会乱来，上酒家，跳舞，玩女人了，为了钱，干儿子能把干老子都毒死……”这文告写得不像话，错在接受太多愚民政策，实在没有方向。
可这又不是朱四喜的错，一个目不识丁的人能有什么错了。假如他身边有个像于建嵘一样的人，给他讲《抗争性政治》，或者说有个像贺卫方一样的人，和他《四手联弹》，也不至于不熟悉大环境，不懂得自己应该争取什么。相比之下，他还比一些所谓的愤青要更有干劲，不会是光说不练的那种。
朱四喜正在经历一个“越来越糟”的世界，在他那个世界里，有人在抗争，有人在准备，最后到了美丽岛。张大春以似真实假的梦呓来解构一场巨大的政治神话并哀怜这群卑微渺小的人物。然而我们该如何来破灭类似的神话呢？其实也需要争取像朱四喜这样的人的支持才能努力破灭。
前不久给袁复生主持的“2010年烂书榜”提名，提名了廖保平的《打捞中国“愤青”》，对比《四喜忧国》来说，似乎我们需要的不是打捞愤青，而是如何让愤青不只是无能的愤怒和无力的愤怒，更应该有理性的存在和正确的需求。
《将军碑》：很像另一篇我喜欢的小说，詹姆斯•瑟伯的《沃尔特•米蒂的隐秘生活》(《小说鉴赏》中收)，梦和现实之间的穿越；《自莽林跃出》：一篇很精彩的仿游记小说，精彩极了；《如果林秀雄》：用“如果”展开人物的一生，就像用铅笔在纸上涂抹阴影，烘托出命运的力量——立体、出人意料且不可更改。这是我看着很心酸的一个故事；《最后的先知》和《饥饿》属于一个系列：两个故事的主人公分别是一个原始小镇古老部族的两代人，体例上像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村；而《饥饿》读起来有《百年孤独》的魔幻现实味道，能闻到一股追逐史诗的劲头；《长发之假面》：故事一般，但是我喜欢作者模拟日本小说翻译体中人物说话的调子；与之类似，《晨间新闻》所用的访英文翻译体也很到位，叙述方式很有趣。
明人好为笔记小说，多琐闻掌故，往往有奇人诡事因此得以流传坊间，其中长洲人张幼于事迹颇为有趣，堪居古代行为艺术家前十大之列。其中一则出现在郑仲夔笔下，说他每每出游，总在袖中暗藏五色胡须，不时更替，“以邀路人惊艳”。对于这位几百年前的本家，台湾作家张大春心有戚戚，向往之余，颇有攀交之心。
“奇诡之士”也好，放荡不羁也罢，张幼于的耍宝行径有几分类似少年张大春的一个小把戏。在《四喜忧国》大陆版的长长自序中，四五岁的张大春曾经“每当有人与我同向而行，我总会加紧脚步走在他的前面，遇到左右拐弯之处便岔入横巷，骤然飞奔一段，拉开距离，随即恢复正常的行进速度，继续前行。”目的为何，无非也是希翼博取路人“惊艳”：一旦发现他瞬间置身数十尺之外，是否怀疑他有超能神术在身呢？
雨过河源，如今中年张大春回想起来，认为两手空空的自己并没有骗过路人，却几乎使得自己快要相信自己的神奇功夫——这是文人惯有的自谦，倒是梁文道的赞誉更招徕目光：“张大春可能是华文小说家里头装备最全面、技法最多变的高手——要什么有什么，而且样样精通。”他认为张大春掌握的小说技巧、小说写法之丰富、繁杂还没有在第二个华文小说家身上见过——当我们阅读张大春早年成名小说集《四喜忧国》之际，这种技巧的追求更为明显，其炫目程度也不在话下。
自然，《四喜忧国》可以看出很多风格的混搭：有致敬先辈朱西宁的，也有戏仿马尔克斯的，也不乏契科夫、黄春明等人的依稀踪迹，可以看出当日少负才名的张大春在试图穷尽小说叙述与技巧可能的努力，“一旦入迷深刻，往往积重不返，浑以为小说之能事尽在于斯”，恍惚可见在眷村小巷引人注目的寂寞少年。
与此同时，我们不禁可以阅读八十年代的张大春，也通过他对于彼时政治乃至社会的讽刺与颠覆来认识到当时当地的台湾——那也是台湾剧烈转型的时期，不乏后现代、后工业、后殖民、后结构、后马克斯、后蒋经国等等修饰，或许也是一个最为贴近我们今天的台湾。近些年来，随着《我们台湾这些年》、《李戡戡乱记》等书籍的引入，带动民间对于台湾认知的通俗化，内地民众对于似曾相识的时代也自心有默契：乍看起来，两地或是平行对称发展，细究袭来，却又难免处处互为镜像。
《四喜忧国》往往被认为是张大春为大陆引进的第一本小说，事实上张大春对于内地的渊源，据说最早可以追溯到1988年。据说张大春当年来北京探望叔父，因为叔父是书法家，就顺道在一贯出字帖的保文堂出版社出版了张大春的小说选。比起八十年代寂寂无闻的引入，这一次内地版本显然更为引人注目，不仅包含台湾版的所有7篇小说，还增添了6篇小说，获幼狮文艺小说优胜奖的《悬荡》、获第一届时报文学小说优等奖的《鸡翎图》、时报文学奖五位评审一致高票推崇的《将军碑》也收录其中，而张大春为大陆版撰写的万字序言《偶然之必要》更是亮点，道尽其所谓“作品无终局，人生实偶然”衷肠。
按照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荒诞派的张幼于最后也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怪异结尾：“携妓居荒圃中，盗逾垣杀之”。死亡不过最终的平等，随着历史的进行，一切曾经宏大严肃的体制都会消弭，乃至可笑滑稽，对于滑稽的嘲弄、反抗成为流行，但这是否很快也不再时髦呢，或者说，过于时髦？这几是必然，每一轮潮流往复，总能在沙滩下留下不可胜数的滑稽话语。
作为小说家的张大春，如何避免历史的追逐与遗弃？聪明如此人，自然早早认识到唯时髦论根本是思想的堕落。在大言炎炎、小言詹詹的众声喧哗之后，张大春对于无数个“偶然”的临摹仍旧在这个时代以及今后赢得相应尊重，就像他的同行朱天心多次对他引用的昆德拉名言：“如今历史前进的速度却快得多，历史奔跑，逃离人类，导致生命的连续性、一致性四分五裂，于是小说家感受到这种需求……保留那属于我们先人的、近乎被遗忘的亲密的生活方式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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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四喜玩了一把SM，“把古兰花薙光了半边头发，拿鞋带子绑在竹床上硬搞了那么几回”，来福出生了。四喜在写《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前，他是不曾忧国的。顶多在古兰花身上发劲儿冲刺时，把眼睛盯在带防毒面具的战士身上保持战斗力的持久。
假如朱四喜没有住在王昌远家附近，他便不会满墙壁糊满报纸，他识更多字的几率也减少了；假如他不认识杨人龙，也便不会听杨念报纸认字儿……所以，认识几个字便会想要写几个东西，写了几个东西就认为自己有文化够气魄足以能忧国忧民。
让我们还是回到朱四喜不认识字的时候，他睡在竹床上，冲着明星照跑了一夜的马，竹床是好床，从不会咿呀乱响。在自淫时期的朱四喜家中贴了十几二十个电影明星画报，朱四喜一次次的“挺着根屌棒子跑马”，将自己青春期的欲望一次次无聊的挥洒出去。
等到朱四喜和古兰花结婚后，他依然有着性幻想的对象——只不过不再对着中国小姐刘秀嫚有太大的兴趣，他渴望像战士一样充满战斗力，无穷无尽的战斗力。在和古兰花一次次的折腾中，他未能生出孩子，大概是因为没有激情的原因，或者生活总需要一点刺激。于是在王昌远的建议下，四喜学会了SM，这下好了，大儿子来福生了出来。我们揣摩着SM这样物什就如同鸦片，一旦接触便会上瘾，于是更刺激的、更加刺激的就接踵而至。
这里不由得要探讨一下杨人龙的死去，对着黄色小杂志裸着身体的杨人龙精力耗竭过度而死，这正是证明了手淫是多么危害身体健康的。我想朱四喜与杨人龙的死是有着直接联系的，或许是因为爱看墙上报纸的杨偶尔看着报纸发现了朱的折腾，这激起了杨的兴趣，让他沉迷其中不得自拔。
那么，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转换过程，朱四喜由整天跑马变成对报纸和文字的兴趣；杨人龙由整天读报变成对跑马的兴趣，彼此的人生形成了一个轮回和错位。朱四喜对杨人龙的死去一直抱着愧疚，直到第二年听闻杨的干儿子新拜了干爹而少校干爹也拜拜了，他的内疚逐渐才转换为思念。此时，朱四喜如同杨人龙附体，总是在梦中人鬼情未了。
显然，挑水肥养家糊口的朱四喜能够脱颖而出，主要不因为他妻子古兰花的祈祷，而是杨人龙的思念，使他荒废了与古兰花的战斗，从而将大把的时间投入到工作中，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奋斗中。同时，阅读报纸的社论让朱四喜变得视野开阔，不再满足于现状。朱四喜成为了清洁队员后，趴在古兰花身上做活儿的机会越来越少，长期的夜班，让他们的时间颠倒。当然，在若干年后，朱四喜撞见了老婆古兰花和一个小伙子打情骂俏，不由得吃了一大坛子山西老陈醋，当晚“好些年没动的竹床又开始咿呀作响”。读报纸，让朱四喜知道了世界上还有情杀仇杀，还有情夫小白脸，这让他担心起自己的婚姻生活。
读报纸的朱四喜开始由家想到了国，由国想到了国难，想到天下太平才有家的太平；读报纸的朱四喜开始写文章，儿子的作业本激起了他表达的欲望。忧国忧民的朱四喜变得一点都不可爱了……
假如朱四喜不忧国，不写那个文告书，他的生活会是怎么样？张大春的《四喜忧国》，写出了一个普通男人的性经历，由性幻想，到手淫幻想；结婚后，由性亢奋，到SM，到性厌倦……似乎每个男人都将会经历这样的过程，从自由的跑马，到无忌的征服，到最后居然有一种被贬低、被霸占、被剥夺的感觉。被妻子轻视——妻子信耶稣而不信丈夫；被孩子轻视——孩子说他崇拜的杨人龙是GAY；被王昌远轻视——印文章居然还要收钱；被自己轻视——内心充满着读报读来的罪恶感。于是，他开始忧国，在性上的淡薄和淡忘，让他不得不转移注意力——人嘛，总该有点追求的，不追求肉体，那就追求精神吧。
文|黑子
如果正统小说家们是把小说这种东西当做自己的对象，那张大春这样的在他们的眼里大概就是半路跳出来抢人的情敌这种角色吧。鲜活生猛嚣张明艳让人咬牙，自己明明有底气说咱才是元配那是野路子，瞧那妆浓得都看不出本来面目，但是就是拼不过人家站在那儿就夺去了所有的注意力啊。
《四喜忧国》里的几个短篇看下来，就是这么个感觉。理所当然地被吸引，却在看故事的时候三番五次走神要拐到对那文字的羡慕嫉妒恨上面去。完了再心理阴暗地挑刺：不过是张爱玲浸泡大的台巴子腔升级华丽版，这篇那篇有谁谁的影子，那个一直狂吃的人最后爆破肚子梗好老旧blahblah……
可到底是要承认他的东西字里行间是有种魅力的。并且是明知道他在玩，在炫技，可是炫的技巧一点也不冷冰冰，底下还是有一份火热跳动的存在，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也还年轻？
《悬荡》真的是那种一开始写小说的人会写出来的东西，觉得自己可以就一场突发的荒谬深入浅出写出无限趣味并且深信那个戛然而止的点就是最美，才不管别人能不能体会。到了《最后的先知》和《饥饿》，尚不清楚短篇和长篇的分界，模模糊糊觉得太多好意象一个容器里盛不下舍不得倾倒，所以要再搓土捏一个出来装。要说最喜欢的话还是《新闻锁》，尽管完全不了解他写这篇的时代背景和是否有隐喻。只是看到那么一个有一点狂的年轻书生赤手空拳和一件太阳底下的小事搏斗了一番后，好像被一个锤子在心里当地敲了一下。娄敬走进教务处的时候是那么一个人，走出去的时候也丝毫没变……是的，就是那样。是他，还是唐隐书更像自己？《鸡翎图》则是读了好几遍，又生动又欢喜，最后看到蔡其实拧鸡脖子那里的一揪心也是爽快的。文中写那只鸡“昂头耸冠，披一身鲜明的光纹，任海风呼呼地翻拨着它胸颈间的羽浪。”，总觉得是作家不小心描绘出了自己的样貌来了。
你的本色作品啊~
怎么理解“本色”这个词呀？
详见你qq昵称~
哈哈哈，我当时是想看这书，所以起的那名。现在用久了觉得也不错~
这么回事啊~起源啊~
城邦暴力团正在看，确实是一本奇书，佩服的紧
看了下了么？好看么？我一直没有勇气继续看……
分析得很好，刚刚还很想不通，看到你写的，顿时懂了。
难得写一下读书笔记，获得认同，很受鼓励！谢啦
个个段落之初的反句揭示了人生的诸多可能性，构成又一重巷道游戏，不同的是，张大春不再偷跑到前方，而是拉着读者的手走入平行的侧巷。在他亦实亦虚的叙述间，你忍不住有种较劲的心——林秀雄的真实命运到底怎样嘛？而答案终于在故事的最后赫然呈现。你会不自觉地叹息并想起那个开头：如果林秀雄从未出生。
同感。
我也最喜欢《最后的先知》。
所以说，人的潜意识，真是很奇妙的。
是的。有天，我在梦里，听一个人的演讲，觉得他的言辞幽默、有趣极了，正听到精彩处，却被电话吵醒。后来，无聊如何也回忆不起那些精彩的演讲内容是什么了。
正准备看呢，看完后，再看你的书评
好的表达有时是那么的相似;
不足怪.
你都开始写这么长的读后感了,语言的表达能力估计是要大大下坠了.
和诗歌给予人的相比,小说和长篇应该会让你变得厌倦才对.
你说的对极了。现在，我发现我写东西，废话越来越多了。
海伦凯勒也有这样的故事
本章本天成 妙手偶得知
请问您在学校念书的时候，每个月要读多少书呢？
刘心武辩解，他真的没读过黄庭坚这首诗，也不知道《寄黄几复》。于是，这成了一段公案。可以说你不知道这首诗的作者，但你不能因为你不知道就说是你写的啊,人可以无知，但不可以无品。
其实《四喜忧国》整本书的精华在后半部，将军碑确实写得好，但开篇的悬荡、咱俩一块儿去什么的，力度不足，字眼繁琐，看得头晕。
不同意更多。这两篇主要是心理描写吧，很生活很真实。咱俩一块去，这种晚年生活的描写本身就是很幸福的感觉。
《悬荡》和《咱俩一块去》真有点雷蒙德 卡佛 加 胡同口说书人 的味道。
我感觉不太有卡佛的味道。。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