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
2009.12.03
時報出版
陳柔縉
无
讓我們一起追索，那些被遺落在過去，以及被深藏於現代的台灣人的歷史。 時代不專屬於誰，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記憶不能只靠幾座古蹟和英雄書上的幾個人，故事不計大小，都值得流傳。誰又能預料哪個故事會在哪個心靈發光與發熱呢？ 陳柔縉雖然得了許多獎，但還是勤跑圖書館，從報紙、史料和訪談中搜集資料，並以通達平實的筆調爬梳日治時期的台灣史，跳脫索然無味又僵化的思考框架，讓人讀來興味盎然。 這本新書不同於以往；以前寫物質文明，講物，這次講「人事地」。作者維持記者本性，新聞要跑獨家，歷史也要獨家，不炒冷飯，發人所未發，這些文章都是台灣歷史新發現，繼續擴展台灣人對自身歷史的新視界。
陳柔縉
台灣雲林縣生（1964），台灣大學法律系司法組畢業（1986）。
曾任：聯合報政治組記者、新新聞周刊資深記者，現為專欄作家。
著有：
《私房政治---25位政治名人的政壇秘聞》（1993）
《總統是我家親戚》（1994）
《總統的親戚》（1999）
《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2005）獲聯合報非文學類十大好書、新聞局最佳人文圖書金鼎獎
《宮前町九十番地》（2006）獲中國時報開卷中文類十大好書
《囍事台灣》（2007）
《台灣摩登老廣告》〈２００８〉
无
我都忘了我买此书的动机何在，因为这实在是过于冷门的读物。作者挖掘大量的历史报纸新闻，从一个个具体“故事”之角度，从“人影、时间、地点与声音、动作、感情”去重建当年的民众世界，写下属于日据时期台湾的世态民情。她在自序里是这样写下立文之意：“不追洋物，主题非关西方文明，而是观看与感觉那个时空下，‘人’与‘事’、‘地’交会，所展现具有时代风的世相人情，许多还深藏、绵延到当代。”
每个人都读过历史，但更多的，我们从小被灌输的历史是被垄断的故事，“几座古迹与英雄书上的几个人”掌握绝对的话语权，历史在他们的股掌中被推动、被前进，而另一些反英雄人物则面容狰狞地举起罪恶的大刀，叫嚣着砍下历史前进的车轮。而“我们”，永恒的看客，在旁观中无能为力的拍手叫好或泪流满面。
但这本仅200多页的小书里浮出的历史却完全不同，那是一座座被山间小溪冲过的城池小镇，那熙熙攘攘的广场里往来穿着时代服饰的喜怒哀乐，身上残留着当年细雨微风的渺小人物。他们的故事并没有因为他们的渺小而渺小，他们渺小的个体存在并非不能概括出一片历史的面貌。相反，与更强势的历史文字相比，这些画面组成的却是一个更为具体更为全面的大时代。
黑与白的画面里，走出的不应该只是黑与白的历史。
在作者笔下，日据时期的台湾不仅仅是只有抗议和不公，那里有为爱殉情的伤心恋人、有坚守旧历新年传统的家庭主妇、有在东京成名的第一代台湾西洋画家与音乐家、还有因学习汉文班而大为头疼的烟草女工……感谢作者的不预设立场，我们得以在她的细腻文字中徜徉这段特殊的历史故事。
在这样读物里，找回的是别致而敏感的历史信息，当代社会里那些剪不断割不去的历史链接实实在在地需要更多如此的文字去挖掘、去补充，体会这种历史的传递，虽然可能也充满尴尬与悲情，但历史承载的人间百味确是不以意志为转移地深扎在它的年轮旋转中。
是的，“每一个人身上都是一个时代，故事不计大小，都值得流传。谁又能预料哪个故事会在哪个心灵发光与发热呢？”
那么，我们的时代又是一场怎么样的百态人生？
《人人身上都是一个时代》，作者陈柔缙是个亲日派！通篇描写日据时代台湾的琐碎民情：电梯、便当、谈恋爱、火车，似乎那时的台湾远胜当时的大陆，即便如此，我也不能接受。对当时日本人对台湾人的同化政策及原住民的反抗只字不提。愤怒！
照例先说说书缘。花姐去奇旺旅行，发了微博晒了路上看的书，就是这本。关于小人物的喜悲人生，也是我心头所好。加上台湾、日据时期这几个关键词，更是立马上网下单入手了。周二正值开一天的会，小书正是“会议室之宝”，专心致志看到一半，停下来给xw发短信说，就是喜欢这种民国遗风的儒雅调调，可见斯书甚是合意。
《人人身上都是一个时代》很投合我对小人物生存状态的审美。在那部据传暗藏了台湾民众对日复杂心理密码的电影《海角七号》里头，每一个人都那么有故事。心情低落返乡的吉他手阿嘉、单纯善良的过气日本女模特、弹月琴的“国宝”茂伯、嗓门大大内心柔软的民意代表马如龙、喜欢上老板娘的伙计水蛙、为爱黯然神伤的原著民警察劳马、一个人躲在供职的酒店客房里抽闷烟的林晓培、勤奋努力推销小米酒的“马拉桑”……他们的故事都深深打动了我。人杰鬼雄、风云领袖，自有史书传记为他们捉刀，恰恰是草根百姓小人物，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折射出时代生动的烙印，反而少有人来记叙。陈柔缙先生的这本书，填补了我遐想逝去旧时光的空白。
像林达先生带一本书去巴黎，如果要带一本书去台湾，那么这本书必是可以在重点考虑之列。切问近思的态度，不仅在探寻抚台街洋楼的身世之谜那篇文章里，在全书的每个角落都展现殆尽。《跑啊！林和》里附录了1920年的台北市地图，勾画出当年马拉松比赛的线路并标注了标志性建筑，陈柔缙先生认真挖掘并乐在其中。《烟草女工眼里的蒋介石》附录了“1930年烟草女工的世界”的调查问卷，鲜活记录了普通家庭打工女性的喜怒哀愁，读来妙趣横生。她们不再是流水线上的工序甲工序乙，而是敬服工场长，害怕夜间独走乡下小路，担心生病无法上班，喜欢看电影、看城隍爷祭典绕境，期盼小孩听话、善行被表扬，为丈夫有情妇、被人说坏话而生气的传统贤惠的小妇人。
曾经一度，我以为日据时期的宝岛人民该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直到某年梁文道先生来闽开讲，说到日本对台湾倾大力图良治、开农垦、铺铁路、修水利的惠民政策，以及老一辈台湾人对日本既有国耻家仇又有感激依恋的微妙情愫，我才明白，台湾被殖民统治的历史，并不是单一的黑白底色，而是一块多棱镜，有些侧面只藏于史料，主流宣传中从来不会提及。《明治元勋欠钱记》里，来自日本的板垣退助赴台演讲，训斥在台的日本官方，“要把台湾人当弟弟，不可以老是一副征服者的姿态；另一边，也期盼台湾人敬重日本如兄长。”评价历史事实，关键是要体会处于当时那个情境中人们的反应和行为，而不能粗暴地以今人之判断代替之（可能一些爱国青年看到这里准备掀桌子了）。且不讨论这话背后是否含有险恶的政治博弈动机，当时的台湾人听了这话，“如被虏孤儿，听到慈母之音”，板垣回日本时带走了满满一皮箱台湾人的感谢状和陈情书。
纵然是写历史，也要有举重若轻的态度。《禁吃大蒜迎亲王》里写国运衰微，“半个月后，老佛爷慈禧驾崩，两百年皇朝气如游丝。日本却才刚崛起，正上桌和列强一起分食中国这颗大甜瓜。”“然而，若再退到百年后的今天看，中日又不同风景了。荣枯起落，不过排队而已。”这种如中国水墨画中留白无语但已千言的笔法，我不知要假以多少时日才能修炼运化而得。
人人身上都是一个时代。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因前辈们的笔耕不辍，时光才有迹可循而恒久隽永。
中午闷热，吹着空调，懒洋洋地读书，是由三联出版的台湾陈柔缙《人人身上都是一个时代》。快读完的时候，外面电闪雷鸣，大雨滂沱而下，我赶紧起身关好门窗，另外提了桶水到阳台上趁着大雨冲洗一下。忙完后，才又坐下来读完最后两篇。
现在台湾开放，很多历史伤疤可以拿出来检讨、反思，大家回头来看，事情为什么会发生，是什么样的因素促成，即使事情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这样的反思还是有意义，远不是一句“不翻历史旧帐”就可以糊弄过去。历史老人有一个帐本，条目清楚，无法篡改，之所以这么强大，是因为帐本写着天下的人心，正如嘎子哥对胖翻译说的那样，“别看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这清单就是人心。
在大陆得以出版的台湾书籍本不算少，但多数有删改，特别是在一些历史条目上较为敏感，事涉两岸对一些历史认知的不同，为求出版就不能不改。这本《人人身上都是一个时代》有没有删改我不太清楚，但是从所看到的内容来讲，相当翔实，并没有刻意美化或丑化日据时代的台湾，用字质朴，要不是立足点特别，本身算不上出色，但它在某种程度上还原了日据时代台湾的一些社会面貌，这就显得难能可贵。关于台湾的那个时代，我之前除了在龙应台那本大海上有过一些了解，其他一概不知道，即使是龙的书，牵涉到的相关章节也主要讲述二战末期前后的事情，并没有象这本书一样触及几十年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
台湾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始于一八九五年甲午战争，战后被满清割让，成为日本领土。台湾人对日本人的情感是复杂的，作为殖民地，不可避免的成为日本人之下的二等公民，但是台湾作为日本的一部分，却得以摆脱大陆四十年战乱之苦，社会安定商业繁荣，并由此发端走上现代化道路。
在一九一六年台湾马拉松全岛大赛，有台湾人和日本人参加，但许多团体赠送的奖品指定颁给日本组，结果却是台湾人力车夫林和夺得第一名。生活中一些方面，虽然不时提醒台湾人相对于日本人的次等身份，但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台湾人与日本人之间在多数情况下相安无事。我现在可以发现，当时许多台湾名门望族无不以把子弟送到日本留学为荣，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台湾留学生在日本生活的相当适意，完全没有殖民地二等公民的心理阴影，书里也提到日本显贵板垣退助伯爵在台湾期间欠下旅馆费用，由台湾人赴东京起诉追讨，日本法院秉公办事，判板垣败诉赔钱，并没有刻意欺压台湾业者。日据时期的台湾总督，甚至对农历传统节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不强求与日本一致，不过分干涉民间生活习惯，虽然反对者难免将其视之为笼络人心的手段，但对保存台湾传统风俗却功不可没。
台湾的社会生活因为搭上日本，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安定繁荣，远非同期战乱中的大陆可比，这本书里甚至有“许多人怀念日据时代夜不闭户”的说法。一九二七年，在中国正是战火不止的年头，全台湾的民众却热心投入到一场评选“台湾八景”的活动里，四百万台湾人，二十万日本人，三万大陆人，最后居然投出了三亿六千万张票，平均一人投了八十票以上，可见民众热情之大，现在大陆游客趋之若骛的日月潭就是那时正式成为“台湾八景”之一。
《海角七号》这部三年前在台湾大卖的电影，颇能印证《人人身上都是一个时代》这本书里所举出的台湾与日本的复杂关系，电影以日本战败时日侨遣返为楔子，引入两代两对台日青年的爱情故事，在电影最后台湾民众与遣返日侨依依惜别的场景被大陆的专家们看出来有“皇民化”阴影，从而不许可在大陆放映。但是在台湾，这却是连马英九也跑到电影院观赏的影片，这个故事，反映的是台湾的一段特定历史和历史中的一些普通人台湾人和日本人，它发生过，就由不得你喜不喜欢。对这段历史的看法，一方面可以象龙应台一样站出来揭露二战期间台湾人“踊跃加入日军”的伤疤，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高金素梅到日本抗议，要求把台籍日军牌位移出靖国神社。直面事实，把硬币的两面都给大家来看，才能反思历史，才能真正了解历史。
插图如果能多一些真实的就好了，插画我觉得没有真实影像有震撼力。还是觉得《我们台湾这些年》好看一些，比较贴近我们现在的状态。另外《野火集》也是不错的书，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
书名及封面相比较于内容，更吸引我。
《人人身上都是一个时代》：台湾的日据时代
出版方三联书店并没有给此书贴上一个能属于某系列的标签，但其兄弟姊妹们的名字都印在了封皮内侧，包括了齐邦媛的《巨流河》，以及待出的张典婉《太平轮一九四九》。以几本书作为这个时代在进步、宽容上绵薄努力的注释，我以为还是够格的。以本书为例，人人身上的“时代”，专指日据时期，并在此肯定了日本殖民时期的积极意义。
作者陈柔缙一直在追寻台湾人的生活历史。值得一提的是，1986年从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的陈柔缙，成为了班上唯一两个对律师和法官职业缺乏兴趣和参与动力的人，陈柔缙成为了《新新闻》周刊的资深记者，另一位叫作吴淡如的同学，则在娱乐圈大红大紫。
在我们大陆同胞的记忆中，日本统治台湾是整个民族国家的莫大耻辱。甲午一役，无论是海上还是陆上，老大中国都惨败给日本，于是按照《马关条约》，台湾被割让给日本作为战争赔偿的措施之一。之后便发生了刘永福率黑旗军在孤岛上联合各方势力抵抗日军的故事，但综合实力上众寡悬殊，抵抗运动很快退潮而去。从此台湾进入了我们想象中长达半个世纪的黑暗、绝望岁月。
陈柔缙的资料挖掘，再现了一段活生生的台湾历史，这里面没有道德批判的疾言厉色，也没有国族观念下的痛心疾首。有的尽是生活中的一草一木，一件衣服在风中飘曳的绰绰姿态，火车上日式便当的清甜爽口，味精从日本传到台湾后受追捧导致山寨产品辈出，这般微小的细节，都让人念念不忘。还特意记了这么一笔，身着制服，操纵电梯的小姐们，成为城市的一道靓丽风景线，很多人争相前来，只为一睹风采。
由此看来，日据时期的台湾历史叙事，其主要篇幅并不属于大大小小的抵抗运动，雾社事件中的血光映照的只是被逼上梁山的原住民。时代的定义，更多是属于多数人的普通生活状态，他们在日光下奔走劳碌，或者权衡算计，他们保留传统，强制接受日式文明，而这日式文明的很大部分不过是西式文明的照样画葫芦。张爱玲说：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这话很有道理，缅怀台湾的旧时风光人情，就如摩挲老照片上的上海、西贡，旧日繁华，有一去不返后日益落魄潦倒的，也有赶超历史的，但毕竟，过去了的时光无法挽回，人人都有怀旧的情怀。
历史学家许倬云在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说道：“日本人治台，跟治朝鲜、治东北不一样，相当花力气。有一个人叫后藤新平，主张把台湾建设成一个现代的地方：排除了瘟疫、盖好了水利、普及了教育、不贪不污的法院。这些事情，让台湾老百姓心里投降了。”因为日本是将台湾作为帝国扩张战略中的南进基地，需要以台湾的农业生产力开支持本土的工业化，为此需要建立良好的秩序，安抚人心。日本在台建设，尤以卫生、治安、农业为佳。也就是说，日本将台湾当做是国土的一部分，而不是供兵马冲突驰往的他人疆土。
台湾作家甘耀明跟我谈及殖民者在建设上的努力，他特别赞赏在嘉南地区构筑了繁复的水利建设的八田与一，对原住民调查贡献颇多的民族调查学者鹿野忠雄。所以，殖民者并非都面目可憎。
在书中可以看到一些戏剧化，却是合情合理的政治舆情。1914年年底，作为“明治元勋”的板垣退助，曾创立了日本第一个政党，他在已经退场过气的时候来到台湾视察，权力虽无，但威望犹在。板垣退助此行获得了台湾民众的热烈欢迎，他在同年春田来台时曾公开训斥日本官方要把台湾人当弟弟，不可以老是一副征服者的姿态；自然，他也规劝台湾人敬重日本如兄长。台湾同化会在此时落地成立，名字“同化”两字固然有自觉受奴役之嫌，形式上犹如清朝入关后颁布的剃发易服强令，祖宗传下的文物衣冠从此被外力强制变换、抛弃，作为被统治的一种仪式和符号。但你看它具体条文是什么，男人不留辫子，女人不绑小脚是同化会最起码的目标。况且，同化会只起到一种规劝作用，并没有国家意志赋予它的执法力。
更耐人寻味的是，成立同化会的主意来自梁启超，梁启超悲观地认为中国在三十年之内绝没有能力拯救台湾，他建议台湾人学习爱尔兰人放弃暴力抵抗，改以结交英国朝野以得到参政权的妙方。板垣退助的冬日来台，便是出自这些大喜过望的士绅们的邀请，他们欲图借助这位元老，将政党政治引入台湾。只是没想到板垣退助的实力已经所剩无几，连铁道旅馆的住宿费都支付不起，为此还闹了一场民事诉讼。不论同化会在日本国内寻得了多少道义上的资助，效果如何，但其姿态象征着非武力抗日的开端，对国人而言，这是前所未有的政治尝试。
在民俗上，1910、1920年代的台湾人觉得日本传来的殉情风俗，开始在岛上弥漫，不少青年男女因为爱情和孝道的格格不入而死，这对传统保守的婚姻观和家族生活秩序造成了致命冲击。自杀人数之多，以至于三公里长的台南运河两岸竖起三百烛光的路灯十盏，以“照亮晦暗的心灵”。那时的台湾，男女之间授受不亲，牵手属于通奸。西风一旦吹到日本本土，也迅疾登陆台湾，于是，爱情获得了解放，个体获得了独立，这与五四前后的中国，没有多大差别。
遥远角落里发生的泰坦尼克号沉没事，在台湾报纸上出现了详细的报道；在咫尺之遥的中国大陆，同时期的中国革命进程，也是报纸舆论的一个焦点，人们既关心辛亥前后的中国局势，也不忘放眼眺望世界。1930年，有人对台北烟草工场三百多名的一线女工做了问卷调查，问心目中的伟大古人和今人。最伟大的古人，依次是孔子、诸葛亮，然后是同票数量的孟丽君、孙中山、大正天皇、丰臣秀吉。最伟大的今人，桂冠属于蒋介石，其他名单有墨索里尼、爱迪生、研究飞艇的齐柏林伯爵。此处可嗅到强烈的时代气息，蒋介石刚在形式上统一全国，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政治实践满足了人们对强人强权政治的心理，受到了如潮的承认、好评、效仿。
雅斯贝斯说，每一个真实的生命都不容忽视的原因在于，任何一个人，无论他的世界多么小，总还是超出了单纯的他自身，他所身处的时代、环境、当前流行的精神价值观念，无一例外渗透其中。台湾的这段历史和历史中的人物，莫不如此。
巧合的是，近几年里，当大陆人孜孜不倦挖掘民国历史时，民国的人却同样不厌其烦地埋首日据时代历史。其还原的程度从政治、文化、经济，一直到饮食、建筑等细枝末节。可以说，台湾人对日本殖民者是又恨又爱，当日据时代与现代化进步密不可分时，其生活残痕也一直绵延在现今的生活中。从抵抗到无奈地顺从，教育下成长伴同化，直到二战胜利后身份一变。但在兄弟阋于墙的兵荒马乱中，等来的却是腐败的吏治，和悲情的二•二八，至此而言，身份的转变不过是国家统一、民族尊严提升的画饼充饥。所以，电影《海角七号》能获得巨大的票房，背后是有民族心理密码支撑的。这一切过往和遗产，都成为今日族群融合、政治宽容的研究、实践对象。
成稿于11-01-05
《人人身上都是一个时代》
陈柔缙文 梁旅珠图
三联书店
2011年1月版
2011年3月13日 星期日 刊《东莞时报》文化版B04
张爱玲说：“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的确如此，在《人人身上都是一个时代》的阅读过程中，笔者跟随作者的细节挖掘，看到一部在西风东渐的环境下逐渐变化的台湾民众生活图景，看到一个更加立体的日据台湾的历史情境。
个体时代的印记更具温暖的人情
对于历史的解读，大部分的著作以宏大叙事的高头大章作为文本，充斥的也只是血雨腥风的权力争夺，而往往忽视社会个体在社会推动中的作用。
再者，相对于宏大叙事的权力争夺，社会个体的时代印记，往往更具温暖与人情。作为一个社会个体的存在，相信谁也更对庶民的世态民情更为亲切。而且，历史主线提供的大背景，往往对庶民有着一种漠视的心态。这种冷漠姿态造就的，是宏大历史的模糊化，也给胜利者撰写神话提供良好的契机。在这种理解之下，笔者更喜于阅读那些大时代背景之下的小生命所承担的喜怒哀乐。
一味在宏大叙事上进行历史的书写，必然导致历史的叙事模糊、空白，甚至以讹传讹。甄别历史的错讹，一种有效的方式便是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去翻捡零碎的史料，从社会个体在当时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做过些什么，以及体验过什么来进行重新认识当时的历史。
民众的生活，或许不一定波澜壮阔，但却面目丰富、感情丰满，而不如宏大叙事那般残酷悲壮。多层面的事件与世态的重新认识，有助于趋近当时历史的心灵与社会。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或非学者都纷纷在宏大叙事的撰写疲劳之下，对当时社会个体的时代风尚、世相人情进行重新检索，从细微琐碎之处对历史进行解读。
想必现在的80后、90后都非常喜欢看台湾的偶像剧，而也正是这样一种娱乐时代的娱乐导向，少男少女们对台湾的历史除了历史教科书上提及的些许宏大叙事之外，逐渐对台湾的历史开始慢慢模糊。市面上谈论台湾的书籍，也大部分是着眼于移民垦殖、政经发展或四九革鼎前后大陆知识分子移居台湾的心灵史等主题框架之上，而往往忽视民生育乐等细微之处的书写与认识。这样一种书写方式，让我们无法看到一部较为完善的台湾历史。
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时代总量
陈柔缙女士在撰写《台湾西方文明初体验》、《囍事台湾》、《台湾摩登老广告》等著作之后，又推出了《人人身上都是一个时代》，叙述台湾在日据时代的一些冷门历史，描绘出当时台湾人民的“市井图”。这本书将情境与故事结合起来，让历史变得更加有趣，读来不至于枯燥。作者通过地毯式的搜集史料，检索易被忽略的光影，在细缝之处嗅出时代气味，穿针引线般勾勒日据时代台湾的浮世光影，叙说充满世相人情的庶民生活史。
张爱玲说：“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的确如此，在《人人身上都是一个时代》的阅读过程中，笔者跟随作者的细节挖掘，看到一部在西风东渐的环境下逐渐变化的台湾民众生活图景，看到一个更加立体的日据台湾的历史情境。在新闻考证与故事言说的结合之下，作者捕捉着编年正史中无从看到的历史细节，让大时代下的社会个体得以浮现，而不被隐没在历史的大背景之下。作者是在告诉读者：“历史不专属于谁，人人身上都是一个时代。”
该书最八卦的一篇文章，当属《台湾人殉情记》。日据时代，日本男人前脚到台湾当官、营商、做工，后脚就把政府的机关建筑、商店的楼房盖好。随之而来的是，店左店右立即竖起了妓院，周围摇荡着花枝招展的风尘少女。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度，有了日久的交往也必然生情。如若双方没有羁绊还好，否则只有悲剧下场了。而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文明情境，情侣携手同归尘土的方式也受环境事物的牵引，采取的手段也与往日不同。在日据时代，民家楼房顶多三两层，跳楼殉情则不足致命，故而跳楼自杀稍有听闻。作者在书中便介绍了几种殉情方式：吞食鸦片、头发缠颈、卧轨身亡和跳江殉情等。
在政治方面，日据时代的请愿运动值得一说。在《东京火车站的呼吼》一文中，作者通过一幅照片，发掘出日据时期台湾议会的请愿运动。请愿运动的发生，说明台湾人在当时开始了学习现代的政治运作模式，以打破台湾总督府集行政、立法与司法于一身的独裁统治，也代表着长达十四年的对抗殖民专权统治运动。在战后初期，去台的国民党政府高官多经历民初破旧立新的时代，都不大乐意给过春节，不准官员在春节期间相互拜年。在战后，台湾作为战胜国国民的一员，去日本颇似站在狮子后面的老鼠，丝毫不损威风。
台湾与世界潮流
而诸如此类的其他历史细节，作者更是大费苦心，从旧报纸中一一甄别之后，方才道与读者闻。例如：那时候的商业广告诉说着当时社会的晴雨表象。少年仔去百货公司的最主要目的不是购物，而是出于好奇跑去看电梯小姐。在一九三零年，由于蒋介石率军北伐而一统中国，被台湾的女工推选为最伟大的人。在日本统治之下，连烟草女工都知道伟人还有爱迪生、墨索里尼、齐柏林等外国人，还有台湾报纸报道“泰坦尼克号”事件等，都证明了当时的台湾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岛屿。因为台湾当时可以以报纸为翼，放眼就看得到、伸手就摸得到台湾以外的世界。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日本在明治维新、全面西化、学习欧洲之后，通过中日战争得到台湾这片殖民地的。对于台湾来说，四百万人虽然沦为异族入主之辱而齐声恸哭，但同时也意外地成为一个逐渐强势的帝国的一部分，日本占领了台湾，日本统治者也开拓了台湾人的视界与触角，而台湾也从日本人身上学习了近代的新价值与新观念。从作者的笔下，可以看出，日据时代的台湾人，对于时代潮流的追赶，对于现代文明的学习，是何等急切，是何等激动。
除此之外，我们还能通过书中的篇目知晓台湾民众的生活在日据时代是如何逐步接受“西风东渐”的。譬如在《恋爱？乱爱！》一文中，作者考据出“自由恋爱”一词首次在台湾出现，是因为日据时代最大的报纸《台湾日日新报》上的一篇谈论俄罗斯的新闻提出的。在那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知道，台湾本土随着世界民主解放的思潮涌来，一九二零年方始提出婚姻自由之观念。而也因为守旧派的固执，让自由恋爱的青年经常制造着那个时代的爱情悲剧。并且，作者在考证之下得出结论：“不可否认，台湾的现代艺术、音乐、雕塑，甚至法学、齿科医学，也以东京为摇篮，培养出第一代的西洋画家、音乐家、律师等。这种情况直到一九三零年的昭和时期仍未改变。”诸如此类的考证，看似有趣，其实背后却需要有足够的史学功力和宽阔的阅读量才能支撑起来。
人人身上都是一个时代
透过那些温暖而又朴实的语言，我们似乎坐在教室里，认真而又有滋有味地聆听陈柔缙女士的娓娓道来。她的文字似乎带有一种魔力，带领我们打开历史边缘的大门，触摸日据时代的台湾民众的心跳与体温。在大门的背后，则是一段段被隐藏的时光，一篇篇被遗忘的故事。这些时光里的故事，作为高头大章的一种边角料，丰富着台湾的历史，让我们看到在台湾民众在日据时代里的所思、所想、所闻与所见。
人人身上都是一个时代，时代的记忆不是史书单纯重写的几位英雄，故事的大小与否，都是构成历史的一部分，都值得流传与翻捡。正如作者所说：“谁又能预料哪个故事会在哪个心灵发光与发热呢？”在作者以报纸旧闻与口述重建为方式的书写之下，拨开历史厚重的尘烟，观赏着一个个面目丰满的生活样态，一幅幅感情满怀的旧闻报纸。在海峡彼岸的我们读来，如同海风吹来的风烟，即使细微，也难停歇，一种亲切的时代气息如同醇过多年的美酒，在历史的鸿沟中深藏、绵延，直至当代。
对于历史的解读，大部分的著作以宏大叙事的高头大章作为文本，充斥的也只是血雨腥风的权力争夺，而往往忽视社会个体在社会推动中的作用。波普尔说：“无数的、和那些少数人一样有价值的人，总是被历史遗忘，或许他们才更有价值。”的确如此，尽管大时代背景之下，时代裹挟的你争我斗可能主宰甚至虐杀社会个体的生活与生命，但社会前进的脚步却是一步步向前走的，每一个脚印都是一个社会个体的行为所产生的。再者，相对于宏大叙事的权力争夺，社会个体的时代印记，往往更具温暖与人情。作为一个社会个体的存在，相信谁也更对庶民的世态民情更为亲切。而且，历史主线提供的大背景，往往对庶民有着一种漠视的心态。这种冷漠姿态造就的，是宏大历史的模糊化，也给胜利者撰写神话提供良好的契机。在这种理解之下，笔者更喜于阅读那些大时代背景之下的小生命所承担的喜怒哀乐。
一味在宏大叙事上进行历史的书写，必然导致历史的叙事模糊、空白，甚至以讹传讹。甄别历史的错讹，一种有效的方式便是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去翻检零碎的史料，从社会个体在当时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做过些什么，以及体验过什么来进行重新认识当时的历史。民众的生活，或许不一定波澜壮阔，但却面目丰富、感情丰满，而不如宏大叙事那般残酷悲壮。多层面的事件与世态的重新认识，有助于趋近当时历史的心灵与社会。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或非学者都纷纷在宏大叙事的撰写疲劳之下，对当时社会个体的时代风尚、世相人情进行重新检索，从细微琐碎之处对历史进行解读。
对于台湾的历史，大部分是着眼于移民垦殖、政经发展等主题框架之上，而往往忽视民生育乐等细微之处的书写与认识。陈柔缙女士在撰写《台湾西方文明初体验》、《囍事台湾》、《台湾摩登老广告》等著作之后，又推出了《人人身上都是一个时代》。作者通过地毯式的搜集史料，检索易被忽略的光影，在细缝之处嗅出时代气味，穿针引线般勾勒日据时代台湾的浮世光影，叙说充满世相人情的庶民生活史。
张爱玲说：“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的确如此，在《人人身上都是一个时代》的阅读过程中，笔者跟随作者的细节挖掘，看到一个更加立体的日据台湾的历史情境。在新闻考证与故事言说的结合之下，作者捕捉着编年正史中无从看到的历史细节，让大时代下的社会个体得以浮现，而不被隐没在历史的大背景之下。作者是在告诉读者：“历史不专属于谁，人人身上都是一个时代。”
该书最八卦的一篇文章，当属《台湾人殉情记》。日据时代，日本男人前脚到台湾当官、营商、做工，后脚就把政府的机关建筑、商店的楼房盖好。随之而来的是，店左店右立即竖起了妓院，周围摇荡着花枝招展的风尘少女。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度，有了日久的交往也必然生情。如若双方没有羁绊还好，否则只有悲剧下场了。而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文明情境，情侣携手同归尘土的方式也受环境事物的牵引，采取的手段也与往日不同。在日据时代，民家楼房顶多三两层，跳楼殉情则不足致命，故而跳楼自杀稍有听闻。作者在书中便介绍了几种殉情方式：吞食鸦片、头发缠颈、卧轨身亡和跳江殉情等。
在政治方面，日据时代的请愿运动值得一说。请愿运动的发生，说明台湾人在当时开始了学习现代的政治运作模式，以打破台湾总督府集行政、立法与司法于一身的独裁统治，也代表着长达十四年的对抗殖民专权统治运动。在战后初期，去台的国民党政府高官多经历民初破旧立新的时代，都不大乐意给过春节，不准官员在春节期间相互拜年。在战后，台湾作为战胜国国民的一员，去日本颇似站在狮子后面的老鼠，丝毫不损威风。
而诸如此类的其他历史细节，作者更是大费苦心，从旧报纸中一一甄别之后，方才道与读者闻。例如：那时候的商业广告诉说着当时社会的晴雨表象。少年仔去百货公司的最主要目的不是购物，而是出于好奇跑去看电梯小姐。在一九三零难离，由于蒋介石率军北伐而一统中国，被台湾的女工推选为最伟大的人。在日本统治之下，连烟草女工都知道伟人还有爱迪生、墨索里尼、齐柏林等外国人，还有台湾台湾报道“泰坦尼克号”事件等，都证明了当时的台湾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岛屿。因为台湾当时可以以报纸为翼，放眼就看得到、伸手就摸得到台湾以外的世界。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日本在明治维新、全面细化战后才得到台湾这片殖民地的，对于台湾来说，四百万人虽然沦为异族入主之辱而齐声恸哭，但同时也意外地成为一个逐渐强势帝国的一部分，利弊一分为二：日本占领了台湾，台湾也从日本人身上学习了近代的新价值与新观念。从作者的笔下，可以看出，日据时代的台湾人，对于时代潮流的追赶，对于现代文明的学习，是何等急切，是何等激动。
人人身上都是一个时代，时代的记忆不是史书单纯重写的几位英雄，故事的大小与否，都值得流传与翻检。正如作者所说：“谁又能预料哪个故事会在哪个心灵发光与发热呢？”在作者以报纸旧闻与口述重建为方式的书写之下，看到的是一个个生动丰满的生活样态，海峡彼岸的我们读来，如同海风吹来的风烟，即使细微，也难停歇，一种亲切的时代气息如同醇过多年的美酒，在历史的鸿沟中深藏、绵延，直至当代。
这是一本台湾人写的怀旧书，出自国内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陈柔缙，一位资深的媒体人，怀念的是台湾日据时期的世态民情。这本书跟齐邦瑗的《巨流河》一同被三联出版社引进，我估计有所删节。不过从装帧和内容看，还是一本不错的书。从书上可以了解台湾这个日本统治将近50年的殖民地人的生活，有的很有趣，比如马拉松跑了第一名的车夫林和。真敬佩作者能够从一本本即将湮灭的《台湾日日新报》旧报堆中和实地走访去核实，寻访当年遗迹旧闻。同时，作者文笔也很好，读起来令人不禁莞尔一笑。有一种感觉，日本人当年对台湾人很亲善，台湾人也多少“蒙恩”于统治者日本人，对双方好像没有啥血海深仇的记录吧，比如到台湾人到日本本土去争取合法权利一文也写得和和气气的。使我想起来美国和日本对台湾的近现代西方文明的影响，当然，台湾依然有着我们内地罕见的传统文化。比如封面就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普通台湾家族合影。
书上一段话，值得分享给读友：时代不专属于谁，人人身上都是一个时代。记忆不能只靠几座古迹和英雄书上的几个人，故事不计大小，都值得流传。谁又能预料哪个故事会在哪个心灵发光与发热呢？
对于日据时期台湾史有所了解的读者，一般都会想起林少猫、余清芳等人的武装抗争，与其同时的还有以林献堂为首的台中士绅阶层，她们以和平方式与日本当局周旋。继之雾社地区泰雅族原住民部落在莫纳•鲁道领导下，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发动过一场大规模武装抗日活动，最后因伤亡惨重、弹尽粮绝的而告终。曾任联合报政治组记者、新新闻周刊资深记者,现为专栏作家的陈柔缙女士，她写的这部书非关历史大事，也未以西风东渐为主轴，而是更多关注的是当时台湾的世态民情。她遍访多为老人，挖出他们脑中几近散佚的记忆，其间很多绵密的细节，令人读罢豁然，同时廓清了人们意识中的模糊地带。
台塑王国的缔造者王永庆大名鼎鼎，很多人说道他认为他是赤贫起家，实际他父亲资助他的二百元，并不是小数字，相当一般职业（如警察、教师等）将近一年的薪俸。他还写到最贵单身汉，家世殷实仪表不俗的李建禧，留洋归来对婚事一拖再拖，成为当时的超级“剩男”，最后他与出身名门年方二十一的三好百合子玉成好事。作者善于在旧报章中追索，嗅出当时风尚的晴雨表，通过调查烟草女工，洞悉到她们的“信仰”世界，蒋介石由于北伐成功也被他们列为那时的风骚伟人，当时的少年仔去百货大楼并非热衷购物，而是争睹“明星”般的电梯小姐。
其中有一篇《台湾人殉情记》让笔者印象极深：无论在日本还是台湾，因爱禁断，恋人携手赴死者众。在文坛上以“小说家有岛武郎与爱人波多野秋子同往轻井泽，选在别庄“静月庵”上吊自杀”最为轰动。在台有从大阪来的男女投宿铁道旅馆，男人佯病，闭门不出，后被发现双双服毒自杀。当时殉情“圣地”当属台南一条将近3.8公里的运河，运河开通不到四年，就有数十人跳河自杀，后来为防患此类事件，河边多设有路灯，立了一尊地藏王像，可这还是起不到劝退作用，仍有痴男怨女誓死斩断红尘的羁绊。关于上面殉情的故事让人读来沉重，另有篇《怪怪小偷和大盗》则令人忍俊不禁。有位嘉义怪盗，半夜闯入一栋日式建筑，正与女主人遇个正着，怪盗礼貌地提出想借些旅费去满洲，女主人将钱和手表给他，怪盗提醒她若报官需二天后，不然就杀死她。临走还留了张字条给当地警署，上面写道：初到贵地打扰，非常抱歉。
通览全书，读者会发现作者陈柔缙思维缜密，有着女人特有的细腻和敏感，将各类资料融会贯通，她考证出《海角七号》中的黑白照片四周不该裁出花边，电影中的友子身着白衣头戴贝雷帽也不符合当时的背景。在查阅《台湾日日新报》研读泰坦尼克沉船新闻中，她发现当时的介绍相当详尽，这不难想象当时的台湾已向西方开化，并且将视角延伸到世界。此书尾部是对风貌建筑的解读，引出台前幕后的故事，尤其作者在查证抚台街洋楼时，在微卷中寻找，翻开旧报章，终于得出真相，可见作者真知灼见背后，下了很多功夫。做厚此书付梓还要提一下插图作者，由于旧照片模糊，陈女士请来同学兼好友梁旅珠，为此书摹画图片，她的笔触温暖富有层次感，这正是陈女士想传达的人情感觉，鲜活的插图与书的内容配合得天衣无缝。
历史学家许倬云在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说道：“日本人治台，跟治朝鲜、治东北不一样，相当花力气。
--持不同观点. 就同化程度而言,朝鲜大于台湾, 东北基本就没有同化[关东州--旅大除外].
就用心和花力气而言,东北>朝鲜>台湾.
日本失掉了东北,等于失掉了成为大国的机会.
日本在东北和朝鲜花力气比台湾大，但不如治台的政策柔和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