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史
台北三民
杜維運
无
中國史學兩千多年來綿延發展不絕，其起源之早、成熟之速，尤冠於全球。史官逐日即時記載天下事，是史學上的盛事；社會人群維護歷史的尊嚴，是民族文化重視史學的盛況；歷史著述，有無限堅實的資料作依據；歷史內容，冶真、善、美的史事於一爐；史學家的考據長技、卓越識見，能寫成「成一家言」的實錄；左傳、史記、漢書逐放萬丈光芒於史學叢林。史學在中國，自商周發源，至兩漢時代，即燦爛輝煌，臻於成熟，在世界史學史上，是極富意義的。西方同時期希臘、羅馬的史學，差之不可以道里計，中國史學實為世界最大遺產之一。
杜維運，山東人，曾任香港大學中文系教授，退休後轉到台灣政治大學研究所，主要講授中國史學史，著作頗豐，以史學史及中西史學比較為主。
无
不要罵我用正體字。剛教授問我什麽是歷史的歷史，我一時語塞，沒說到點子上，然後教授就說看看漢語的中國史學史吧，看了序就被吸引了，語言很是優美。是看簡化字無法感受到的美，作者對於中國文化和歷史的自豪感躍然紙上。教授說作者已經歸去了。民國16年生人，逝世于民國百一年。。可惜了。不過教授竟然這麼老了，民國60年生的。。41歲。看不出來啊，以為才32歲。
史学交流，是双方的事。中国史学西学，西方史学是否肯东学于中国，极是问题。中国史学西传，晚于西方史学东来，且所传去者有限，所发生的反响，令人沮丧。虽然治中国学问的西方汉学家，所知中国史学较多，但是他们系居于西方史学潮流之外；治亚洲史、非洲史或美洲史的西方史学家，对于中国史学富有同情的心理，而所知者无几；执西方史学牛耳的治欧洲史及欧洲国别史的西方史学家，对中国史学则采取藐视的态度，他们不认为欧洲以外，复有所谓博大精深的史学。
西方治欧洲史及欧洲国别史的史学家，往往被称为正统史学家（academic orthodox historians)（注一二）。在西方史学界，这是最能代表西方史学的一批史学家，也是最有西方成见的一批史学家。其论及中国史学，极尽蔑视嘲弄之能事，偶有称项，也鲜能触及中国史学的精华。
认为产生史学最基本的重视历史的态度与观念为西方文化所独有，而中国则极度缺乏，差不多是西方正统史学家一致的论调。
瑞查森（Alan Richardson）于《宗教史与世俗史》（History Sacred and Profane。）一书中云：
“事实上，亚洲与非洲正迅速欧化；其亿万人开始参与‘历史’。这种参与，不仅为接受近代的科学与技术，也意味着近代历史观念（modern historical一mindedness）的获得，虽然后者较不显著。在过去，亚洲文化很少历史的意识(sense of history）。”（注一三）
艾尔顿（G . R . Elton）于《历史的训练》（The Practice of History）一书中云：
“在印度与中国的古典思潮里，隐藏着显著漠视历史的态度。任何史学史有待注视希腊与扰太，一个主要学术大树（intellectual tree）的根底所在。没有其他原始宗教作品，像《旧约》（Old Testament）那样严格的编年，那样富历史性，明白记录上帝为后代的命运作安排；基督教的后裔在所有宗教中，为帷一自历史事件引出其典据（authority）者。在另一方面，有系统的研究人类过去与现在的事件，始自希腊。某类的历史，已在各地研究、撰写，从埃及与秘鲁的编年史，到爱斯基摩人（ESkimoS）与波里尼西亚人（Polynesi-ans）的神话，皆是。但是只有源自扰太与希腊的文化，历史受到重视，历史成为将来的导师，历史变作宗教的根据，历史协助说明人类的生存与目的。”（注一四）
卢克斯（John LukacS）于《历史意识》（Historical Con-sciousnes ,）一书中云：
“历史思想（historical thinking）仍然是属于‘欧洲的’或‘西方的’。”（注一五）“我相信在过去三、四世纪，我们的文化最重要的发展，不仅为科学方法的应用，同时为历史意识的增长。”（注一六）
白特费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于序其《人类论过去》(M改nonHi : Past）一书云：
“虽然我们常常自我提醒，西方文化独能发展自然科学，可是我们每每忽略西方文化同样地以富有历史观念(historical一mindedness)，而卓然与世不同。古代的中国，科学工艺甚发达，历史著作极丰富，但是未臻于相当于西方十七世纪科学革命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史学运动(The Historical Movement of the late eighteenth and ear-ly nineteenth CenturieS）的境界（亦未有若何迹象将能臻此境界）。”（注一七）
杜维运在后面写到知道1971年这种论调才稍有改变
白特费尔德论调的转变，关键在于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之间。他看了浦立本（E . G .Pulleyblank）与毕斯利（W . G .Beasley）合编的（（中日史学家》（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
pan）一书，他的以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而驰名世界的老友李约瑟（J oseph Needham)，也告诉了他一些有关中国历史与科学的知识。由此看起来，西方正统史学家对中国史学的种种不良批评，种因于固有的成见上，也种因于知识的限制上。不真知而又无网疑精神，自然就凿空立论了。
西方正统史学家很肯定地认为中国史学的发展，永远没有突破通往真历史的最后障碍―希望窥探往事的真相，永远没有发展批评史学，永远没有意思视历史为客观的了解。
在这方面，浦朗穆（J . H . Plumb）与白特费尔德发表的意见不知道这种情况现在是否改善了，尤其是在西方的欧洲史学中最多。浦朗穆于《过去的死亡》（The Death of the尸ast）一书中
云：
“自文艺复兴以来，史学家逐渐决定致力于了解曾经发生的往事，为了解而了解，不是为宗教，不是为国运，不是为道德，也不是为神圣化的制度；……史学家日趋于窥探往事的真相，而希望自此建立有历史根据的社会转变的轨迹。这是一西方的发展，本人认为如此。……中国史学的发展，永远没有突破通往真历史的最后障碍―希望窥探往事的真相，不顾由此引发与利用过去的时贤冲突。中国人追逐博学，然永远没有发展批评史学（the critical historiography）。
批评史学是过去两百年西方史学的重要成就。至于中国人永远没有意思视历史为客观的了解（objective understand-ing)，则更不待细说了。”（注二六）
白特费尔德则云：
“我们今天很难对一种未能深入史学家所用的原始资料且用复杂的设备以批评此类资料的史学，视之为一种真正的批评史学。……但是中国史学家是否发现了以新原始证据考核其史学传统的方式，或者追寻一种比传统自我符合更进一步的方法，不够清楚。中国史学与欧洲一四五0年至一七五O年间史学，盖在伯仲之间。近代西方用于粤始资料的批判性的设备，一定会使中国的历史写作与研究，发生很大的变化。”（注二七）
他们持论如此，在于他们认为中国有“一切确定”的观念，相信凡属历史记载，皆完全客观。浦朗穆云：
“欧洲知识分子，即使在第四、五世纪，亦有两个过去在竞争。在启蒙运动时代，他有三个。两个其他的过去经常在隐秘接触，或公开冲突，各深深自我陶醉，但在解释方面不同，在应用资料方面也不同―扰太人的过去与回教人的过去。因此欧洲人的过去，永远拥有一致（Coherence）或
统一（unity)，若中国人的一切确定者然。这就是欧洲为什么能发展批评历史（。ritical history）的关键所在了。欧洲真的是应当发展出批评史学的。”（注二八）
白特费尔德则云：
“在中国史学后面，有一假想，即凡属历史记载（histor-ical record)，皆完全客观。客观被认为仅仅将事实登录上(registering the facts）即可获得。……客观事实（the ob-jective facts）一旦被他们歹‘J入记载，即有其独立性，所有未来史学家所必须做的，是重复既已确定的叙述，或者或许是
从既已确定的叙述中去自己选取。”（注二九）这就无怪以杰作如史记，在他们心目中，为“令人百思不解之作”，非他们“所谓历史”（注三O）了！“其大部分为编纂，司马迁自其所能发现之古典资料中，逐一钞录，略作文字上的润色，大部分则无条件接受，传奇与真理混而为一。”（注三一）其持论之无稽，令人掷书三叹！
西方正统史学家也屡屡强调：
中国的考据学没有到达西方的境界，未能对证据作科学的评价与分析；中国历史永远没有发展自我批评与发现的方法、无情的考验通则。有目的地搜求文献以证明假设。
中国史学未能到达西方“综合”的境界，也没有发展历史解释的艺术。
中国的修史，太官方化；中国历史太有特征，被称为“资治历史”。
白特费尔德云：
“从公元前第二世纪起，中国即有考据学（t ext翻criticism)的产生。··，…惟此一考据学的发展，未能到达一较高境界，不配我们称之为批评。换言之，即为未能对证据作科学的评价与分析。其中原因之一，为中国的特殊修史制度，这是中国史学与世不同的主要原因之一，已曾有人作过重要的
研究。
决定性的因素，在于中国的修史太为一种官方事业了，太为官燎化的组织了，历史被视为统治者的有效辅导，绍本上历史亦由官吏而写，为官吏而写。中国历史太有特征狱称之为资治历史（Civill service history）了。”（注三二）“中国人能做庞大的分类工作，能编基惊人的百科全书并且能出产他们数不尽的琐碎饭打的地方史（local history),但是他们不能到达我们所谓的‘综合’(SynthesiS）的境界，他们没有发展历史解释的艺术（the art of historical explana-
tion）。不断地袭用旧史原文，任凭私意地选用文献而即目之为可信（取此而舍彼的原因不予以讨论），显示出一牢不可破的历史标准（afirmhistoricalcanon）已经确立，考据限于自我证明的工作上，而不科学地窥寻史学的真相与看看史料与实际发生的事实符合的程度。所谓官方历史（offi-
cial history)，实际上只含着一些历史的意味，是由委员会产生的，这够令人惊讶的了！中国丰富的史著，像是备官僚偶然的参考，而不是较广大群众的普通读物。我时常怀疑，当西方史学脱离兰克（Ranke）的一些健全的指导时，是否不走此同一的路线？这里或许是一个更进一步的原因，为
什么西方学者应该审查东方。研究东方学问的人可能不原惊我，但是如果我说西方学者必须注意中国仅是为了习知历史学（historical Scholarship）如何可能走错路就好了，他们将会了解我。”（注三三）
浦朗穆云：
“历史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与在西方所扮演的角色，其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以朝代相接，而积有大量历史档案，其浩繁与西欧的历史资料相将，且所涉及时间之长过之。惟中国运用此类资料的方法，与综合此类资料的方法，代代相因，无基本上的变化。二十世纪早期的中国学者运用历史资料，其实际目的，无殊于唐朝或汉朝。在其传统综合的基本原则范围内，他们偶尔能瞥及超乎朝代更替的制度的发展，但是中国历史永远没有发展自我批评与发现(Self一criticism and discovery）的方法，无情的考验通则（the relentless testing of generalization)，有目的地搜求文献以证明假设，而此为西方历史的特征。因此，当传统中国史学在十九世纪末叶开始崩溃之时，其结果是混乱的。中国史学家在留学中国的西方学生协助下，攫取西方的通则，以应用于中国资料，特别是马克斯主义者的通则。但是这颇像高等化学的细密概念（the detailed concepts of adVanced
chemistry）被应用到大量新发现的生物资料上去一样。西方历史的通则，是经过穷年累月耐心的辫难而得出的精确产品，在其间，通则与新资料不断切磋。有意的应用此类通则到相关的中国资料上，殆不切实际。一旦旧的通则被取代了，中国历史就碎尸万断了。自然朝代的叙事仍在，然其
解释则烟消雾失。”（注三四）
葛兰特（Michael Grant）云：
“波力比阿斯（Polybius）的作品，与其他尚存的古代作品相比较，很显然的是政治家的示例书（a case一book)，颇像稍后一两世纪出现而意在训练文官的中国史一样（创自司马迁，约公元前一世纪）。，'（注三五）又
卢克斯云：
“西方以外，史家学术（historianship）的不足，颇为显然，不仅由于方法的缺乏，也由于智力（mentality）的歧异；不仅由于‘记录’的残阔，也由于文化的不同，其所追忆其过去者亦殊异。这是西方历史所以在世界历史中比较重要的原因之一。纵使在今天，西方的某人，可以忽视大部分的东
方历史，而对于历史进展的了解，所失者甚少。相反则不然：没有东方智者（intelligent oriental)，可以不知西方历史，尤其是欧洲历史。”（注三六）
乞孟班
关于考据学在中国所发展到的境界，白特费尔德的论调，也是前后不同的，“有证据可以证明中国史学家雅欲批评其前代史学家的叙事，甚或具有了怀疑所有过去作者的态度，考据学发展到一崇高境界，似昭然若揭，中国史学家无疑问已臻于所谓智力的洗练（intellectual refinement)"（注三七），当白氏稍微通晓中国史学时，他已不再坚持中国考据学的发展，没有到达一较高的境界了。
（六）
西方正统史学家也终于承认了中国史学精细，中国史学重视文献，中国历史资料浩繁。浦朗穆既认为“中国以朝代与朝代相接，而积有大量历史档案，其浩繁与西欧的历史资料相坍，且所涉及时间之长过之”，又于《过去的死亡》一书中云：
“竭尽能力阅读翻译作品，我已知晓中国史学的精细，知晓中国史学的重视文献，知晓中国史学的发展其制度变迁的观念，已大致能排除借历史以衍出的夭命观念。中国唐代史学家显然远优于恩哈德（Einhard）或奥图（Otto of Freising)，或任何中世纪早期编年家，就像中国圣人在技艺或行政方面的优越一样。”（注三八）白特费尔德既认为中国“历史著作极丰富”,“巨大的中国文化，产生了可观的历史文献，对世界有其永恒价值”；也认为“中国人能做庞大的分类工作，能编纂惊人的百科全书，并且能出产他们数不尽的琐碎短钉的地方史”。虽然后者含有相当大的贬抑成分。像一九四O年代写《历史著作史》（AHistory。fHi ,-torical Writing）的汤普森（J . W . Thompson）那样，不清楚中国有所谓史书与史料者（注三九），在今天的西方，似乎（也应当）已少有其人了。
（七）
中国史学与欧洲一四五O年至一七五O年间史学，盖在伯仲之间，是西方正统史学家最大的一个结论。他们承认中国史学超过了西方的中世纪（中国唐代的史学家远优于恩哈德或奥图，或任何中世纪早期编年家），但是并不承认能与十八世纪末期以后的西方史学并驾齐驱。屡谈中国史学的白特费尔德持每如此，竭力想窥探中国史学之秘的浦朗穆，也以此作其最大的信念。所以整个看起来，西方正统史学家对中国史学虽有称誉的地方，基本上则是毁多于誉的。很明显的他们不承认中国史学能与西方史学分庭抗礼，超过了中世纪，徘徊于欧洲一四五0年至一七五O年之间，但是西方史学的伟大时代——两百年，测未能企及。他们所肯定的中国史学的缺陷，促使中国史学落于西方之后。相信凡属历史记载，皆完全客观，不希望窥探往事的真相，不采取批评的态度，复缺乏重视历史的观念，中国史学怎能比美西方史学？综合的境界不高，历史解释的艺术没有发展，修史又是官方事业，中国虽历史文献浩繁，历史著作丰富，其史学又岂能望及西方史学的项背？他们肯说“中国史学与欧洲一四五O年至一七五O年间史学，盖在伯仲之间”，已是一种过分的恭维了！
(八）
他山之石，可以攻错。西方史学家以另一文化背景，品评中国史学，对中国史学而言，是极富启发作用的。西方正统史学家直指中国史学没有到达西方综合的境界，没有发展历史解释的艺术，即是十分中肯之论。中国史学家应拜受其言，而思所以创新。但是西方史学家中的所谓正统史学家一群，他们对中国史学的了解，是极为间接的，仅凭阅读翻译作品及一般印象，又出于牢不可破的成见，其论断往往荒谬离奇，尽失学术水准。所以当他们颂扬近代西方文化最富历史观念，而批评中国文化极度缺乏重视历史的观念与态度时，殊不知重视历史的文化，中国已发展达数千年之久了；当他们认为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史学已突破通往真历史的最后障碍―希望窥探往事的真相，已发展出批评史学时，殊不知中国的希望窥探往事真相的史学意识，早在上古时代，即已形成，而其批评史学的出现，也已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了；中国的修史，非尽如他们所谓纯为官方事业；中国史
学的珍贵，也绝非仅在史料的浩繁。所以举证与西方史学家细细讨论，是学术上的真理之争，刻不容缓（注四O)；撰写一部翔实宽阔的中国史学史，借见中国史学在世界史学丛林中所占的地位，更是学术上的盛事。维运不敏，犯万难撰写此书，意在于此，意在于此！
这个序言是不全的，我自己用ocr出来的，其他的我都没有帖了，贴到这里累了，看前半段的时候我吐了，吐得一塌糊涂，傲慢与偏见显露无疑。一群自以为是的家伙。
后来只好不断的安慰自己，这或许是很多年以前的看法了，或许欧洲史观已经改变了不好。
但是谁知道呢，这种观念性的问题是最麻烦的。
梁启超在民国初年的时候曾建议写最少也一二十万字的史学史，但是我看杜维运这三册八十万字的史学史却还是觉得简略了一点···
作者认为史学史应该将重心放在史学思想、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的诊释及发明上。而中国很多史学史著作都流于史学与史学家的历史。
不过对于史学史，作者觉得虽然有希罗多德这样的史学家，但是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文化依然是非历史的（他说在西方史学家心中）
虽然不是一回事，但是我有点理解先贤所谓
“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子羞欲死”的情绪了
看完楼主扒出来的这一部分，不禁怒火中烧。万事都要靠人做，我们自己不作出些硬邦邦的东西来，真是没脸面对祖宗几千年的事业。
要改变偏见，只能靠自己的实力，平心而论，国朝史学的实力，甚至进取心，与祖宗比比，与鬼佬比比，现在是强大了，还是不进则退了？？！！
杜先生引的这些东西，真是应该被每一个中国史学人打印出来贴在墙上，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你在做什么？？！！你想要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