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者與他者
2008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許倬雲
无
「我是誰？誰是他？」今天對何謂「中國」及「中國人」，我們都已有一定的共識，但原來在歷史上，「中國」及「中國人」的身份從來都不是一成不變的概念，而是變動不居，要不斷通過與邊陲族群及其他國族的互動、交往，「異端」思想的挑戰，以及西潮的衝擊，才能夠使這兩個概念日漸明晰。這個對「中國」及「中國人」定義的歷史考察，正是史學大師許倬雲教授繼《萬古江河》後，在這部新作中的核心主題。
在本書中，作者以治史數十載的深厚功力，摒棄了中國文化本位主義，打破純粹以疆域、族群的界定方法，同時結合社會科學角度，從世界文化的視野闡釋由史前時代至當代，「我─他」關係於中國歷史上的發展歷程、互動和轉折。本書的主角─「我者」與「他者」，「我者」是指位居中原核心並掌握文字記錄及豐厚資源的族群；相對而言，「他者」則被視為「非我族類」，僻處邊陲。這種「我─他」關係除具身份問題的意義外，也涵蓋多個範疇，包括：中國─其他國族、中原─其他族群、中央政權─地方社會、社會上層─平民、文化正統─新興信仰等。經過與「他者」的不斷衝擊和交往，中國這個「我者」日漸壯大起來，內涵也更形豐富。
展卷閱讀，我們既能對自身「中國人」身份的形成過程有更具深度的歷史反思，也能對我們處身於其中的中國社會和文化的未來發展走向，採取一個更宏觀的視點，抱有更開放的態度，畢竟今天的中國文化，正是經過與歷史上無數的「他者」的糾纏融合，推陳出新而形成的。
許倬雲，先後執教於台灣大學、美國匹茲堡大學，1986年榮任美國人文學社榮譽會士。許氏著述等身，不但在中國文化史、社會史和中國上古史等領域有精深造詣，同時也嫻熟西方歷史，更善於運用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作品有《中國古代社會史論》、《西周史》、《漢代農業》、《萬古江河：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等近40部專著。
无
我者与他者是个非常有趣的话题，也是一个可以下至市井上至哲理的话题，可惜许先生野心太大，从上古谈起，气力太小，区区一百多页，结果既没有深入，也没有浅出，了然无味地炒了炒冷饭而已。
许先生还是要多用些力气，把基本功作得更扎实一些吧，即便是一本学术通俗书，也要认真写对得起自己的盛名啊。
老家在湖南，北方同学开玩笑时，偶尔会称我是“南蛮子”，我自然会辩称，楚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是诸侯国之一，怎么可能属于“南蛮”呢？楚南公还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呢（不过孟子确实曾把楚国归入“南蛮”之列）。今天读《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没想到我这种思路还暗合了许倬云先生的想法。
历史上的中国人把自己的疆域自称华夏，住在这里面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其他地方的非我族类，都不是人，叫他们什么好呢，于是就有了“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这样的称呼。这样一种说法的背后，暗含了一个假设，那就是“大一统”的中国史，这样一种历史视角，中国史难免会落入中国与其他族类互动的套路，不管是因为研究方法所致，还是出于政治统治的考量，这种研究范式都值得商榷。
写一部通史，大概是很多历史学家梦寐以求的，但是完成这样的任务不仅仅是努力就能够达成的，学者的才识、视野都很重要，我们可以想象，要写出一本《国史大纲》那样的中国通史，或者写出一套《全球通史》那样的世界通史，需要有多大的才气和毅力。但是史家还有另外一种选择，那就是选一个角度切入写历史，虽然没有通史那般恢宏大气，却能够很好地发挥学者本身的专长，也能让读者眼前一亮。
所谓一元视角，就是从一个主题出发阐释问题。许先生从“我者”与“他者”之间互动的角度阐释中国史，就是一例。这本书是许先生在参加第一届“香港中文大学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的基础上扩充出来的，不是纯学术著作，算是一本通俗易懂读物。
本书探讨的重点是中国历代皇朝的中外关系，其中包括：一、中国与其他国族的互动，二、中国本部与边陲族群的互动，三、中央政权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四、社会上层与下层的互动，五、市场经济网络的运作，六、文化学术层面，主流“正统”与“异端”的挑战者之间的互动 (p139) 。如此看来，这种研究方法先是把问题“降维”到一元，然后再把问题从内部“升维”，拆解成不同模块。
显然，许先生并不赞同“大一统”的研究范式，他认为“中国的历史，不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历史而已；中国文化系统也不是单一文化的观点足以涵盖。不论是作为政治共的同体，抑或文化性的综合体，‘中国’是不断变化的系统，不断发展的秩序。(p2)”
有了上面的思路和框架，许先生再将史前时代到现代的中国历史分为十几个小部分，逐一分析。例如他分析儒家时提到，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确立了其思想统治的霸主地位，东汉中叶以后，佛教和道教相继起势，使得西汉确立的“独尊儒术”有了根本变化，儒家不再是君权合法性与行政系统价值所寄。到了南北朝时期，外来的佛教一度反客为主，成了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本来是“我者”地位的儒家，在讨论议题上，竟成了“他者”。
上面所列仅是一例，许先生从“我者”与“他者”的角度分析历代的外族入侵、融合、叛离，政治制度的变迁，中央与地方的互动等等，都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数千年来，这样一种我者与他者的互动，始终万变不离其宗，大致在“东亚”这一范围内进行，历史的发展也有迹可寻，直到西方国家从海上入侵中国，这一切才完全发生改变。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历史上的我者与他者已经超出东亚的范围，直接面对的是比自己强大很多的西方“他者”，在这样的互动中，中国逐渐放弃了“我者”的地位，慢慢融入了“他者”的身份之中。
到了现代中国，经过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三次连续推动之后，原来多元互动的社会结构模式蜕变成个人权威，经由独占意识形态解释权，排解了文化、经济与社会诸种力量的相互平衡。如此一个集权的机构，失去了应有的互动而不断调试的能力。绝对的权力，实际是绝对的僵化(p139)。即便有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前途依然不明朗。
许先生在最后提出，“当前要务，却是如何重新整顿世界文明共同遗产中这一大片，融入世界未来的共同文化，使其内涵更丰富，更开阔。”中国的主流文化之间，也不必再有“我—他”与“主—客”之分。
许倬云先生希望在过去多元社会的基础上，再造一个融入世界的多元中国，这不管是对于当权者还是知识分子，都应当有一些启发。
《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三联书店2010年8月版，定价19元。
读书要找准定位，此书作为一份补写了一二的讲稿，自不能以专著苛责，有观点似待商榷（如明朝防备帖木儿而下西洋云云），有些言语似嫌苛烈（很显然许先生对清朝极无好感，对其论述有点“新清史学”的影子，但又摆脱不了“满清”的定见，当然，这大概是为了服务于“我者与他者”的主题）但仍颇具可读性，先秦部分与近代部份，尤令我时有醍醐灌顶之感，譬如对中国城乡关系在晚清随着西方经济侵略而产生的疏离的提示，令我对黄仁宇的“国共上下层改造”的观点明晰不少。其将草根大众的种种反抗纳入一种身份的框架，看似有点“阶级斗争”的影子，却又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
我暂以为：天子，应秉天命而治，其德行应与天道合一，执天命而施仁政。失德之王室，失命于天，理应被另一德者所承……
许先生在本书中谈及中国历代的中央与地方、核心与边陲、内与外所形成的“我者与他者”在地域、文化、行政、军事、商业、信仰等方面的相互关系。薄薄的一本小书，结论式的内容。
所谓我者与他者的区别就是借由你我的差别来重新认识我是谁。
现在的中国是否还是以前的中国，我们重新定义的中国是如何从历史中形成的。
许试图从文化、政治结构和经济网络来对中国进行论述，因此天下是文化上的，而朝代是政治上的。天下是以中原为圆心，向四周扩散。而朝代则是与其他国家一同并存的。比如天可汗的称呼不是指君王，而是指列国的共主，比如宋朝的国家意识，等等。而中国之所以最后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则归功于经济网络的桥连。
许强调一个社会的多元性，这既包括了国与国的多元，中心与边陲的多远，中央与地方的多远，农村与城市的多元，而这些方面，正好是我们近年来需要去努力营造的。
许倬云先生《我者與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基本读过，连同此前的许先生极爱的《万古江河》，感觉差不多。
作为历史的一般框架，了解一下，尚可，视角参考一下，亦可。（也仅为一家之言，不可视为定论）
但论文万不能如此写，有些观点细看之下，可能还经不起推敲。
大师之作，所谓后生初学，牛犊之勇，万不能如此，否则画虎不成反误已身，再更正就难矣。
个人以为，还是内地传统老学者的文风值得学习，毕竟成不了大师，也姑且能略尽学生好好学习之本份。
作者试图以一本小小书理清中华五千年内外变化流转的脉络，立意引人注目，但是终究没有实现。并不是说作者功力不够，作者乃是大师，晚辈哪敢班门弄斧，只是篇幅所限，许多东西只能浅尝辄止，读起来不痛快，不通透，许多章节就像是刚开了一个序篇，后面什么却都没有。所述内容庞杂，外交、民族演变、国家内部经济文化、宗教等方方面面的我他之分都有涉及，混杂在一起，反而掩盖了作者以时间为脉络，纵贯历史的初衷。
不过一本不到10万字的小小书也只能这样了吧，功力所至，章句之间仍可见真金。
虽说“我者”和“他者”本身就值得商榷，因为在各自的内部其实很难是同质的，而这样的称呼又恰恰容易误导读者。但放在一种动态的结构解释中，还是能比较清晰地展现行动者对于环境的变化作出的倾向上的不同反应。只是行动者的反应并非完全随外部因素而动的，如何恰到好处的描述内外不同的刺激物对行动者的影响，恐怕就不是“我者-他者”模式能够完全胜任的问题。正如书中所言，“我者”和“他者”是随时空变换的，与“内在普罗”和“外在普罗”用词差不多，一言以蔽之，这样的用语只能勾勒外廓，而不能描绘细节。
题目很吸引人，想知道许老如何从高处看中国文化中“内外分际”的问题？但也仅仅是角度有点意思而已。“大视野”同时也就代表了泛而空，一整本书读下来，感觉除了把原来就知道的史实中有关的部分都找了出来放在一起，并无什么新鲜或深刻的洞见。
这种Ctrl+F的形式也算是一种整理吧。不过，大可不必由别人来做这件事——读了通史一类的书后，脑中本就该有很多线索串起的事实。
一本九万字的小书，内容却落英缤纷包罗万象，许倬云老师胸中有宏大的历史棋局，轻松解释了中国历史上几次大的民族融合及中国和外部的关系。吐血推荐给同龄人当枕边书，它能让你读过的历史课本成为废纸。他说：“其实我们都是蛮夷。”
时下学者对“中国经验”、“中国模式”已多有议论，有关“经验是什么”、“模式是什么”的总结与争鸣蔚为大观，围绕着中国有何特殊性有何普遍性，各门各派聚讼不休。可是，他们往往忽略了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中国是什么？”身为史学家的许倬云学贯中西，精研古史又常抱经世致用之情怀，其著《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一书，就是要从历史中发掘答案。
一、“中国”的身份危机
这种“我是谁”式的主体性反思古已有之，而“我者”之确认，往往需要外在的“他者”作为参照。如果说儒家长期以来的“内华夏、外诸夷”的夷夏之辨为过去提供了有效的“中国”认识，那么历经一百七十余年的欧风美雨后，“中国”身份再次模糊起来，我们遭遇着前所未有的身份困扰。
今日之身份危机固然没有鸦片战争后“亡国亡种”乃至被“开除球籍”般严峻，但于我们安身立命需要的迫切性依旧不减。亨廷顿说，非西方国家要成功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必须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推进现代化进程同时也西方化，抛下自身传统模仿西方，努力向西方看齐；一旦在第一阶段里很好地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后，这些非西方国家又会强烈地回归传统，即过渡到第二阶段的“去西方化”和复兴“本土文化”中去。愈来愈多的迹象表明中国正处于两个阶段交接时期，官方文件反复强调“中国特色”，知识分子呼吁社会科学“中国化”，普通大众已经平常看待舶来之物，海外人士也努力调整心态重新审视中国。于是，“天下观念”、“朝贡体系”在讨论国际关系时不断被重提，“文明—国家”图式被想象成与“民族—国家”相对，“天人合一”被视为解决人与自然冲突的良方。
只是往者不可复、他者犹难追，先哲的旧思想尚未创出合宜的新形式，外来的新思想也没完全被吸收内化，“当代中国”成了一个非古非西的观念，既无法用超国家体系的文明体来概括，也不能以民族自决的主权国家来描述，它所呈现出来的还主要是基于近代独立富强要求的政治共同体。以多元一体的民族结构为例，在理论上如何处理“中国”内部的“中华民族”与五十六个“民族”之间的关系，即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前者主要发轫于民族危亡的政治召唤，而后者更多是对前苏联民族识别的效仿。早在1939年，历史学家顾颉刚就倡导“中华民族是一个”观点，反对盛行的“中国由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组成”的五族共和说；2003年，葛剑雄先生撰文坚决反对国家公祭黄帝，因炎黄不能代表全部“中国”；2004年，马戎先生建议将民族身份“文化化”，保留“中华民族”，改五十六个“民族”为“族群”，去除其政治意味；零八、零九的两起边疆事件使我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整合与认同依然任重而道远。
二、“中国”的历史解题
许倬云先生说过，“历史的演变未必有任何天定的规律，却仍有若干找寻的轨迹”，“以史为鉴”之要义就在于认清自己，它也是治疗集体健忘症的药方。如果我们暂且抛开现世的纷扰而进入长时段的观测，回顾上下五千余年的历史，则这个“中国”在不断变动的内外分际中依稀可辨，“我者”总在众多的“他者”间显现，并且一脉相承。
在许老先生的历史叙事中，“中国”是以文化为内核，以亲缘团体、精细农业与文官制度为三原色，又如有机体一般沿着“接触→冲突→交流→适应→整合”五阶段循环演进。“中国”这个“我者”靠着连绵不绝地吸纳“他者”，才会像梁启超所言，从上古的“中原之中国”扩大到战国时期的“中国之中国”，再到秦汉之后的“东亚之中国”，直至乾隆以降的“世界之中国”。各种文化间即便有政治与经济上的对立与斗争，也抵挡不了因频繁接触而引发的交流与融合。许先生正是按照历史中的我他互动思路，重新勾勒了“中国”主体的轮廓。
先看文化之间的“我者”与“他者”。至史前时代起，华夏就不是“中国”之惟一，其与夷狄并非对立，而是相互转化，蛮可化华，华亦可变蛮。殷商是诸夏的“他者”，“楚秦吴越”是周人之“他者”，它们又先后融入中原，成为华夏文明的一员。秦汉是“中国”主体形成时期，隋唐则在一波长达三百年的我他大混合之后，成为“中国”之集大成者。自宋代以后，“中国”开始偏重内向凝聚，无法像往前那般开张堂皇。普世性的“天下”观念在汉唐时期或可有较具体意义，宋元明清时期，“中国”仅为亚洲诸文化之一，“天朝上国”理想孕育的只是列国体制下的国族认同。及至近代经过八个项目的改辙转舵，“中国”看上去已是面目全非，以至于要问“原来的‘中国’是否还存在？”
再看文化之内的“我者”与“他者”。即便是大一统时期，“中国”文化亦可按照中央与地方、上层与下层、正统与异端等方式分出异质性的“我者”与“他者”。许老先生认为，佛教传入前“中国”文化体系以儒家为主，佛教进入之后转为多元。陈寅恪先生曾言，“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现有伊斯兰文化、蒙藏文化等诸多“他者”同列“中国”之内，我他之分更是无法一言以蔽之了。“中国”地域广阔，中央之外的地方性文化总有空间发展，宋代就是地方小区的“他者”掌握着基层社会。另有一些山区、远地，虽已纳入“中国”行政版图，却始终扮演着主流之外的“他者”。况且，“中国”的重心也时常变更，永嘉南渡与靖康之变都使文化中心从中原迁至江南，“我者”与“他者”地位大为转变。
也就是说，在许老先生看来，“中国”是一个变动不居且逐渐扩大的生成性概念，无论文化之间的“他者”，还是文化之内的“他者”，其最后都进入“中国”之内，熔铸出下一阶段的“我者”，老树开新花，此亦即每一时期我们所要寻找的“中国是什么”。那么当下的任务，当然是要在吸纳“他者”的西方文化后，得出中国“我者”的身份意识。
许老先生好以江河汇流来譬喻文化之融合，对“我者”之“中国”持续接纳“他者”的能力赞誉有加，认为“中国”文化之要点，“不是以其优秀的文明去启发与同化四邻，而是有容纳之量与消化之功”，这也正是其如此推崇儒家思想之所在。然而许先生并非意在为保守主义张目。作为一名“学术界的世界公民”，他追求于这种文化上的包容性，在自身文化与西方文化双双陷入僵化之期，试图为解决当前此起彼伏的“文化冲突”提供历史借鉴，而当前之要务，是文化大中国理念与人文普世价值的重建，以使中国“融入世界未来的共同文化，使其内涵更丰富，更开阔”。
原作发表于新京报http://ent.bjnews.com.cn/2010/0918/33258.shtml
和其他学科强调研究“自我世界”不同的是，人类学注重“推人及己”而非“推己及人”，站在“他者”的角度来形成对一种普遍意义的理解，即所谓“他者的目光”。说实话，买这本书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书的题目，太像一个人类学的课题，而非历史学。
我至今记得我研究生的第一课是《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人类学这门学科要做到“离去之感”，而“离去之感”的发生过程，就是祛除民族中心主义世界观的过程。民族中心主义指的就是把本民族的文化价值当成全人类的价值、把本民族的精神当成全人类的精神、将自己的文化视为世界文明的最高成就的那种心态。正如书中许先生所言：“儒家界定的普世价值，没有绝对的他者，只有相对的我人。几千年来，所谓‘天下’，并不是中国自以为‘世界只有如此大’，而是以为，光天化日之下，只有同一人文的伦理秩序。中国自以为是这一文明的首善之区”。“中国将‘天下’视作文化，将朝代视作国家。”
其实，“现代性”这个概念，原来也是起源于“西方主义”，它表达了欧洲近代以来形成的对于自己的近代文化的推崇，它的根源与进化的文化观一致。现代性将欧洲近代史当城市世界史的总体未来，将现代国家的预期混同为社会的现实，相信其他不同的文化传统只有接受或接近这种新的政治方式之后，才能够拥有“适者生存”的能力。许先生在书中把六种关系放入了“我者与他者”这个架构中，分别是“一、中国与其他国族的互动；二、中国本部与边陲族群的互动；三、中国政权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四、社会上层与下层的互动；五、市场经济网络的运作；六、文化学术层面，主流“正统”与“异端”的挑战者之间的互动。”，在我看来，其实最重要的关系就是中国文化和其他文化在历史上的互相交融和分际。而最后许先生得出的答案是：“复杂系统的‘我——他’关系，最重要处，不在族群之间的分合，而在文化价值的认知。中国大陆与台湾，都已卷入西潮，于是西方文化，已为今日中国人视为主流。‘他’已转化为‘我’。而中国文化本身，竟已遭摈弃”。这是个令人唏嘘的结尾，虽然从自我的文化自觉达到对所有“他我”的文化自觉，是进一步更高的境界。但是如果“中国文化，不过一缕微烟，即将随风而去。西方主流文化呢？却又未在中国真正生根。今天中国人是在邯郸学步后，匍匐而不能归。”
从之前的“唯我独尊”，到今日的“现代中心主义”与我们希望达到的“发达目标”构成了难以割舍的关系，它是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最大问题之一。“中国文化融入世界文化，这一过程，迂回曲折，若从‘我者’和‘他者’的相对性而言，竟是‘我者’和‘他者’的调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是好事，可是他山之石，却成为自家的玉石，毋宁是一场滑稽。
一口气读完，畅快至极。这样的视野，这样的探索，这样的文字，除了痛快，难有别的描述。
中国在今天的世界里，身份是什么？
这个问题，国关学界这几年也开始热烈讨论，但就事论事而已，偶尔能追溯到朝贡体系，已属不易。
许倬云的书，从夏商周开始。先是中国的中国，然后是亚洲的中国，然后是世界的中国。流通系统、经济系统、政治系统、文化系统，交相辉映，融合变异。我者与他者，消长、换位、改变……
读完掩卷深思今天中国的身份定位，我者为谁，他者为谁。
這書一如演講稿(有點單薄).由上古.說到現代.談的是中國歷史演進中的我與他.中心與邊陲.內在與外在的演變.......我對許倬雲先生的學識.與其傳道解惑的能力是拜服的....對歷史一點一滴地吸收.是我通曉人生極重要的一環....這是本簡單且易於吸收的史學讀本!
一般情况下我是极少给二星的，但这次确实是难以掩饰地感到失望。这本书仅9万字，却想把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塞到一个框架里去，视野太大，以至于无法驾驭。不能说毫无见地，但大部分只能说胜义不多。如果是写给中学生作为历史扫盲读物也罢了，权当在地铁上翻翻，但这却是“余英时历史讲座”的演讲而来的，那至少也是个学术讲座吧。难道香港人的历史常识已经差到这种程度、以至于需要这样浅到见底的读本？
书后说得明白，讨论重点是“中国历代皇朝的中外关系，我又将中外关系，分别界定为：一、中国与其他国族的互动；二、中国本部与边陲族群的互动；三、中国政权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四、社会上层与下层的互动；五、市场经济网络的运作；六、文化学术层面，主流“正统”与“异端”的挑战者之间的互动。”这里每一部分都大得吓人，但最重要的是，在我看来，至少后面四个部分都很难塞进“我者与他者”这个架构中去。当然作者是做到了，只是我很怀疑他这样做的必要性，甚至觉得这多少有点滥用了“他者”这个时髦的名词。要谈的东西太多，到头来这一“大历史”，写得还不如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如果说“浅”就是“好”的标准，那我猜想金庸或许都能写得更好。
如果专注于讲“我者与他者”的“内外分际”，可能会清晰一些，那也就是一种“中国”认同的演化轨迹问题。但从本书来看，这也并非作者所擅长的，而且他似乎对人类学也所涉不多，在这方面王明珂的《华夏边缘》要好得多，甚至王铭铭的《西方作为他者》也要强不少。如果说王铭铭那本书证明仅仅作为人类学家而缺少历史学根基难以驾驭这一话题，那么许先生这里就证明仅仅作为历史学家而没有人类学根基同样难以做好。
最后，书中仍不免有些瑕疵，有些错别字明显是手民误植，有些看来则须许先生本人负责：
p.13：宗周灭亡，王纲解组：此处“组”显然当作“纽”，如p.57作“皇纲解纽”
p.14：孔子，这一位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1969）“轴心时代”的思想家：这一句有些不完整，“轴心时代”是雅斯贝尔斯提出的概念
p.83：隐隐有了一个东亚经济国：按当作“经济圈”
p.86：“桃花石”在当时的中原与内亚，意指“中国”（至于为何中国有此别名，至今还未有确解）。……在宋元之际，亚洲腹地一般人的理解，世上有四个“桃花石”，一个是喀喇汗国，一个是西辽，一个是“秦”，亦即中国北部，一个是“蛮子”，亦即南宋统治的中国南部：这里两处错：1）中原不用“桃花石”一词称“中国”，这实际上是中亚突厥文化圈对中国的指称；2）“桃花石”的范围在宋元之际是有特定范围的，至少“蛮子”不被涵括，甚至中国北部也常常不在其中
p.89：老臣木华梨：按通作“木华黎”
p.90：甚至蒙古文字，还是在成吉思汗攻下花剌子模后，由俘囚中的知识分子阔阔出，为蒙古汗国借回纥文字创制蒙古文字：这一句有三处错：1）并非“攻下花剌子模”，而是征讨乃蛮部之后；2）阔阔出是当时萨满，并非俘囚，也不是他创立蒙古文，而是回鹘人塔塔统阿；3）“回纥”当作“回鹘”。
p.91：[冒姓数百家]集体改为蒙古籍：似作“改为蒙古族”为宜
一次讲座衍生出来的一本小书。作者对五千年国史、特别是民族史、交通史、社会思想史方面的概括，体现了强大的功力，有如钱穆论历代政治得失的通透。作者提出，中国自古至汉唐，尚有强烈的天下莫非王土，但到宋、明之际，中国已经是东亚列国体系中的一员。如果我们一味认为，1840年以前，中国一直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恐怕会冤枉古人。关于国共，作者指出在孙中山按列宁建党学说重整国民党后，国共体现出了相似性。许多观点未必是新发，但对阅读不多的我来说，还是觉得挺有意思的。
小书回顾了历史上的中外分际。提出了但没有回答一些更大的问题：近代中国长期从世界、特别是西方这个“他者”寻找药方。今后这条路径还可行吗？行得通吗？中国对自身、对世界该有什么样的理想？中外之间，“我者”与“他者”可以调和吗？中国可以有哪些独特的价值贡献于世界？
许倬云是王力宏的舅姥爷，额，瞧我八卦的~
为了博士学位出版的凑数的论文吧。
2010-10-13 09:14:49 ╮(￣▽￣")╭
为了博士学位出版的凑数的论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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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你可以百度一下作者
據說許老的研究都是以千年為單位的。。。
dqu前些日子也批评过这本书了。
许老年轻时不是这样的，难道越老越糊涂？他的《汉代农业》写得非常好啊。
刚才留言的时候的确没有注意到作者的名字。
想到了袁伟时的《中国现代思想散论》，袁这本书是很有启发性的，但是也看出袁作为历史学家缺少政治学的功底，在写作书中某些部分时也有些露怯。
哦，没看到dqu的批评。唉，我本来是兴冲冲买回来看的，原先期望也大了一些。许老之前的《西周史》、《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汉代农业》三本都很好，也涵盖了他最擅长的那一千年。这次或许因为是讲座，他怕太学术了人家听不懂？但即便这样，这个架构还是有点大而无当。
2010-10-13 09:29:35 ╮(￣▽￣")╭
刚才留言的时候的确没有注意到作者的名字。
想到了袁伟时的《中国现代思想散论》，袁这本书是很有启发性的，但是也看出袁作为历史学家缺少政治学的功底，在写作书中某些部分时也有些露怯。-----------------
这位小同学，你恰好说反了。袁先生作为哲学系出身，恰好缺乏史学的训练和专业眼光。所以袁先生有时候很多提法比较架空历史。比如前些年他在广州热衷召开的晚清宪政改革的研讨会议，总体来说这些都是史学界早就讨论过很多的议题了。
哦。不了解。我的重点是说他对政治学不太熟悉。我一直以为他是史学家。不好意思。
我的意思是他一些概念上不够严谨，但是他的观点有启发性。概念不严谨并不妨碍他观点的可读性。
在《突厥语大词典》中，作为地域名称的“桃花石”是指南中国的宋（即所谓“马秦”或“上秦”），北中国的辽称为“契丹”（“中秦”），喀喇汗国的喀什噶尔则是“下秦”。至于说时人把西辽也视作“桃花石”，并无任何直接史料作为证据，容易引起误解和争议。
谢琴僧兄不吝赐教！这一处是我未予详查，刚看了下，确实是。
《突厥语大词典》“桃花石”条：“桃花石——此乃摩秦的名称。摩秦距离契丹有四个月路程。秦本来分为三部：上秦在东，是为桃花石；中秦为契丹；下秦为八儿罕。而八儿罕就是喀什噶尔。但在今日，桃花石被称为摩秦，契丹被称为秦。”
按这个解释，南中国被称为“桃花石”，而北中国则没有被这么称。西部中国虽然被称为“下秦”，但“桃花石”之名似也不少见，喀喇汗国国王常自称“桃花石汗”，甚至西夏一度也被这么称呼——如约1120年去世的马卫西，记录撒马尔罕至银川的历程，就称自己最终抵达中国皇帝桃花石汗都城兴庆。
同感。很同意维舟。再进一步，知人论世就更好了！
我想是阅读期待不同。我倒没有那麽失望，因为觉得这是他在学问做进去以后又出来时形成的对“中国”的看法的一个总结，目的不是掰开来分析具体的历史。所以我的目的是去看他如何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找到一条可以贯穿的线，沿着它讲中国的身份认同。当然讲座的形式限制了深度，但是我还是觉得他的看法都不是随便讲讲的，而这个问题本身并不是一个伪问题：几千年下来，什么是中国？其实他讲的就是中国身份认同是文化性的认同这个前几年若干西方学者讲得很多的事。我倒以为他比这些西方学者讲得更好些。
上周末在三联生活书店，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读完了这本书。还不错，一气呵成。没有让我厌恶到放下书走人的地步，但却同样没能让我感到酣畅淋漓。
实话讲，思路尚算清晰，文笔也还不错。最重要的是它有一个不错的角度，也就是最近流行所谓的大历史观。整体架构很宏观，作者也试图给人一个大的视野。我想对于喜爱历史的朋友，这会是一本不错的书，它的很多立论还是比较新颖独到的。其中足可见作者的深厚的学养。
但，不得不说从一次讲座延伸出的一本书，内容实在显得太过单薄。论据显得有些不足以支撑论点，结构及内容上都有些含混不清。很多的部分展开不够，没能将问题充分说清楚。
这本书，可以一看。也可以算是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起点。它还是很能启发人的。但确实算不上经典的历史著作。最近在看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那才是真的大家风范。后来者，也许很难有人可以望其项背。
作者这书明显是应付之作，所以也别抱太大期望。我感觉，华裔汉学家，特别是后来去了美国发展的那批，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发展轨迹——在美国出版一两部经典的学术著作，然后成名，之后评为中研院院士，最后开始大量出书，质量和数量呈反比曲线...
维舟老兄也没必要这么看好香港人功底吧。香港是个好地方，教师待遇阿红，但是我听说香港人超级不喜欢学习，大学木有学术氛围
楼上你在香港的大学呆过么？？？香港人和香港的大学是两个概念，香港的大学里学术氛围很好！！
读葛兆光先生《宅兹中国》之后找来这本小册子看，许老对“我者和他者”关系的说明似乎不甚通透。可惜了一个好的话题。
与其说是孙中山按列宁建党学说重整国民党，还不如说是苏联强力在华支撑起国民党，孙只是比较识时务，孙做事本来就不强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