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院教育與科舉關係研究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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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与科举在中国古代教育大舞台上共存了一千余年。在中国古代文化史和教育史上,书院与科举是两个相当独特的方面,二者互相联系又互有区别。唐末五代时期,士人为获得应进士科需要的诗赋文学知识,是作为教育组织形式存在的书院产生的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可以说书院是因科举而生。北宋王朝建立之后,书院成为官学的替代机构,承担了培养科举人才的重任。庆历、熙宁元丰和崇宁兴学过程中,书院与科举的关系变得相对疏远了。北宋中后期,不少新创建的书院成为研究、传播新儒学的基地,实现了自身的转型。南宋时期,在新儒家科举观的影响下,书院不仅通过培养人才为科举服务,而且反对片面追求科举的学风,书院的职能再次回归到为科举服务之上来。元朝书院的创建者、修复者、讲学者和支持者不仅是恢复科举取士制度的有力宣导者,而且也是科举制度的有力维护者。程端礼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为书院开展科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明初,朝廷将书院排斥在科举教育之外,导致其沉寂了将近100年的时间。明代中后期,书院为科举服务的倾向十分明显。清廷逐渐改变了初期限制书院发展的态度,绝大多数的书院都是直接为科举教学服务,并且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制度。讲求乾嘉汉学为主的书院虽然反对教授科举之学,但学习乾嘉汉学有利于生徒应举却是不争的事实。书院改制的进程与科举改革密切关联,1905年清廷废止科举的决定,极大地促进了书院改制的进程。书院对于其所在地的科举风气是能起推动作用的,各历史时期的书院数量与科举考试的重要指标——进土数、举人数都是成正相关的。
李兵(1971一),男,湖南浏阳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中国书院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教育学博士,以科举史和书院史为研究方向。在大陆、台湾的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有关科举与书院研究的论文二十余篇,与刘海峰教授合著((学优则仕:教育与科举》(长春出版社2004年版,为第二作者)、((中国科举史》 (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版,为第二作者)。现正主持教育部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书院与科举互动关系研究”、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书院与学
术学派研究”、湖南省教育规划“十五”重点课题“书院办学模式与现代大学管理改革研究”等课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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