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凡人到大師諾貝爾經濟學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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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惠林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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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試閱 諾貝爾經濟學獎大師群英譜 對於台灣民眾來說，十月是「光輝燦爛」的，因為節日慶典特別多，充塞著喜氣洋洋的氣氛。對於全球人民而言，十月的共同盼望則是炫耀奪目的「諾貝爾獎」得主揭曉，這是自一九○一年以來就有的習俗，而諾貝爾獎則是依據阿佛烈．諾貝爾（Alfred Nobel，一八三三～九六）的遺囑設定的獎項，由於金額龐大以及評審過程的嚴謹，此桂冠一直是最被世人看重、最崇高的榮譽。 諾貝爾獎的由來 諾貝爾為何要出資設立此獎？據丹尼爾．尤金（Daniel Yergin）在一九九一年出版的鉅著《石油世紀》（The Prize）中記載，諾貝爾家族是石油大亨，發明火藥的阿佛烈．諾貝爾在兄弟中排行老三，在化學和財務上都天賦異稟，利用硝化甘油在十九世紀建立了一個從巴黎操控全局的火藥帝國，沒想到卻被野心家用作殺人利器，而且火藥也使戰爭更為殘酷，死傷者更眾，因而發明火藥的諾貝爾備受譴責。 就在一八八八年，阿佛烈的二哥路德威（Ludwig Nobel，一八三一～八八）在法國度假時，因心臟病突發逝世，有些歐洲報紙把諾貝爾兄弟搞混，誤將路德威當成阿佛烈，於是阿佛烈讀到自己的訃聞，也發現報紙把他稱作「火藥大王」，蓋棺論定他是憑發現新殺人方法以致富的「死亡販子」（或謂劊子手）。阿佛烈目睹此景頗感悲痛，也因而慚愧、省思，終於改寫遺囑，捐贈一大筆款項成立「諾貝爾獎」。 依諾貝爾遺囑所設立的獎項，原先只有物理、化學、醫學、文學以及和平獎等五種，諾貝爾希望獎勵的是特殊「成就」，並非傑出的個人。因此，在自然科學方面，諾貝爾獎是針對重大「發現」（discovery）、「發明」（invention），以及「改善」（improvement）給獎。 經濟學獎的出現 經由簡單的敘述之後，我們已經知道諾貝爾獎的設立，是諾貝爾為了贖其發明火藥，以致成為可怕的殺人利器之罪而撥款成立，但獲頒諾貝爾獎者無疑被世人極度另眼相待，被尊崇、被羨慕稀鬆平常，而歷年來的得獎者也大都認為得獎是其一生至高榮譽。既然諾貝爾的遺囑裏只設物理、化學、醫學、文學以及和平獎，現今每年頒發的經濟學獎當然是後人新設的。 原來它是瑞典中央銀行為慶祝成立三百週年，在一九六八年出資創設的「瑞典中央銀行紀念諾貝爾經濟學獎」，簡稱「諾貝爾經濟學獎」，於一九六九年開始頒發。此一新設的獎項，基本上給獎標準是比照原先的五種，依瑞典中央銀行的規定，該獎項每年頒發一位在經濟學上有傑出貢獻，且其重要性一如諾貝爾在遺囑中所言的人士。不過，有許多次，當年的得獎者不只一位，而儘管諾貝爾原先希望獎勵特殊的成就，而不是傑出的個人，但不可否認的是，成就是附著在人身上，終究似乎反客為主，世人反而較在乎得獎人。 雖然諾貝爾經濟學獎並非諾貝爾本人所設立，但其被世人重視的程度一如原始的五種獎項，尤其在經濟學界更被視為最高榮譽。可是自該獎誕生以來，「異聲」似乎未曾間斷，最大的反對聲浪是認為，經濟學獎不應與其他獎項一起頒發，因其非諾貝爾本意，意義顯然不同。這種反對意見並無實質內涵，只具「形式」意義而已。比較有力的反對意見，乃認為經濟學並非「科學」，連經濟學界都有人這麼主張。有趣的是，最具代表的人物卻是一九七四年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瑞典的左派經濟學家繆爾達（Gunnar Myrdal）。 繆爾達在接受了諾貝爾獎之後，愈想愈不妥，於是撰寫一系列的文章譴責此一獎項，也對自己曾經受獎表示遺憾（只不知他是否將高額獎金退還給主辦單位）。他表示，經濟學並不是一門和物理學、化學或醫學有著相同意義的科學。關於這一點，相信絕大多數經濟學家是不同意的，其中，一九七六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被一九七○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薩繆爾遜（P. A. Samuelson）稱為經濟學界鰻魚的弗利曼（Milton Friedman，一九一二～二○○六）的反駁最具代表性。
1969年，無疑是全球經濟學界極為風光的一年，因為該年10月頒發的全球最高榮譽獎項──諾貝爾獎，新納入「經濟學獎」，凸顯出經濟學「社會科學之后」的地位。本書以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獎時間為主線，解析獲獎者生平及其經濟理論，解讀世界經濟發展歷程。經濟學大師們的偉大理論，往往會給世界經濟走向帶來不小的影響，他們的思考邏輯及演變過程為何？是受誰、受何事所影響？透過閱讀本書，您可輕鬆貼近經濟學界最頂尖的腦袋，直接吸取他們最精華的理論。
吳惠林 學歷:台灣大學經濟系博士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系訪問研究現職：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三研究所研究員、世新大學兼任教授、台北科技大學技職所兼任教授經歷：曾任經建會專員，淡江大學、逢甲大學、輔仁大學、長庚大學、台灣大學兼任副教授、教授。專長：經濟學、勞動經濟學、經濟發展代表性著作：《台灣工資結構與經濟發展之關係》、《經濟學的天空》、《冷眼旁觀經濟風雲》、《台灣經濟何處去》、《自由經濟的坎坷路》、《到經濟地獄之路》、《台灣地區勞力短缺與外勞問題》、《掀開經濟學的蓋頭》、《公共政策停看聽》、《台灣經濟的奇蹟、危機與轉機》、《人生經濟學》(增修版)、《自由經濟大師神髓錄》(增修版)、《民主、自由、市場》、《生活經濟世界凝視》、《自由經濟的本質》、《當代財經傑出經典人物》(增修版)、《市場與亂象的批判》、《閒話東西經濟學》、《台灣經濟演義》、《台灣政經思維》、《放權讓利》、《飛越黑板經濟學》(增修版)、《台灣自由經濟之路》、《生活中的經濟學》、《中國經濟改革的表象與真相》、《財經心靈雞湯》等，另有學術文章專論一百多種，時事評論散見各大報章雜誌。
1969經濟計量學始祖──弗瑞希和丁伯根1970才華洋溢的薩繆爾遜1971國民所得之父顧志耐1972一般均衡理論的佼佼者──希克斯和亞羅1973I-O分析法的先驅者──梁鐵夫1974鮮明左派與強硬右派──繆爾達與海耶克1975規範經濟學理論的豪士──康脫羅維奇和庫普曼1976二十世紀唯一的一位經濟學家──弗利曼1977國際貿易理論與國際經濟政策的創始人──歐林和米德1978富有創新精神的通才──賽門1979一代學儒舒爾茲和黑人表率路易斯1980經濟預測的泰斗──克萊恩1981經濟學家中的經濟學家──托丙1982幽默的經濟學佈道家──史蒂格勒1983用詞精準的分析家──迪布魯1984國民會計之父──李察?史東1985王冠上的寶石──莫迪葛良尼1986布坎南以及公共選擇學說1987葡萄園裏的智者──梭羅1988胸羅萬機的阿雷教授1989排拒諾貝爾獎的隱士──哈維默1990財務經濟學的翹楚──馬可維茲、夏普和米勒1991排斥「黑板經濟學」的學者──寇斯1992擴展經濟學應用領域的奇才──貝克1993新經濟史學家揚眉吐氣──傅戈和諾斯1994不合作賽局理論的拓荒者──內許、哈桑義和席爾頓1995 理性預斯旋風來也──盧卡斯1996 資訊不對稱的後繼──維克瑞和米爾利斯1997 財務工程科技開創者──莫頓、修斯1998 經濟學良心的肩負者──聖恩1999 供給面學派的開山祖師──孟岱爾2000 個體計量經濟的實踐者──黑克曼和麥法登2001 資訊不對稱市場理論的奠基者──艾克羅夫、史賓斯和史蒂格里茲2002 理性與自利的挑戰者──卡尼曼和史密斯2003 與台灣學界淵源頗深的大師──恩格爾和葛蘭傑2004 當代總體經濟學的巨擘──基德蘭和普瑞史考特2005 不合作賽局理論的倡導者──奧曼和謝林2006 現代總體濟關鍵人物──費爾普斯2007 機制設計理論的舵手──赫維茲、馬斯金和邁爾森2008 新凱因斯學派代表──克魯曼2009 經濟治理的專家──歐斯壯和威廉森
2 1976 二十世紀唯一的一位經濟學家 弗利曼 諾貝爾掀波浪的一年 一九七六年十月，當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弗利曼（MiltonFriedman，一九一二～二○○六）為該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人後，年年平靜無波的局面就此打破，反對和抗議聲不斷發出。我們可舉斯德哥爾摩大學經濟學系和瑞典商業學院的教師及研究員的抗議信作代表，內容為：「儘管弗利曼在經濟理論方面有一些發展，但他完全不理會其所推薦的經濟政策所帶來的後果……弗利曼對實際政治的影響，是不應該嘉獎的。他和他的芝加哥學派，做了軍事獨裁者巴西和阿根廷的顧問，也替智利軍人政權擬出一條經濟政治路線。……這一切不但指出皇家科學院的政治幼稚病，也完全抹殺弗利曼的得獎資格。……」 除了書信的抗議之外，頒獎當天，場內有一人示威，場外更有四千人示威，而使截至該年為止，共七十五年的諾貝爾獎頒獎典禮首次遭到破壞，而且因為示威者的擋道，使諾貝爾獎頒獎結束後所舉行的傳統晚宴，首度延遲開席。這事件突顯了許多人將「意識型態」和「政治立場」引進學術領域內，他們不在弗利曼的經濟理論是否真有貢獻上爭論，卻將與該獎頒授無關的「政治」牽扯進來。 可以想像，即使像弗利曼這種見過大場面且修養合宜的人，在該場合應不免尷尬，不過，這卻恰可突出其受人重視的程度。我們知道，自從三○年代全球經濟大恐慌夢魘發生之後，凱因斯經濟理論就席捲全球，而在其「創造有效需求理論」的掩護下，政府躍上經濟舞台，而且當上了主角。一時之間，透過政府這隻「可見之手」就可「精密調節」整個經濟的說法廣被接受，不但當政者沾沾自喜有此能耐，就連大多數的經濟學家也如此認為。美國的《時代週刊》還曾在六○年代宣稱：經濟學家和政治家將共同合作來「管理」經濟，使經濟從景氣循環中掙脫出來。在此種樂觀氣氛瀰漫下，只見到處歌頌政府管理經濟的功能，置身於此種環境，想要提出異議者，實在非有無比的勇氣和堅強的實力不可，而弗利曼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從五○年代起，他就陸續提出異於當代思潮的想法，為人熟知者當然是「貨幣重要」、「固定貨幣供給增加率」，以及「以法則替代權衡」等等。而其主要思想乃回復古典經濟理論，對於政府的功能，尤其在經濟方面的作為有所質疑。 一生精彩的弗利曼 弗利曼於一九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在美國紐約州的布魯克林出生，念高中時，父親去世，家中經濟狀況下滑，想念大學就得自力更生，幸運的是，弗利曼獲得一筆獎學金，再以各式各樣的零工籌措學費，就這樣辛苦的在一九三二年畢業於路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弗利曼在讀大學期間，由於想成為一名保險精算師，一開始主修數學，後來才對經濟學產生興趣。大學畢業後，弗利曼進入芝加哥大學攻讀碩士學位。此時曾受教於范納（Jacob Viner）、奈特（Frank Knight）、舒爾茨（Henry Schultz）、明茲（Lolyd Mints）、賽蒙斯（Henry Simons）。碩士畢業後，由於舒爾茨的推薦，弗利曼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此時受教於霍特林、米契爾、克拉克等教授。 弗利曼在求學期間，曾在一九三五至三七年在美國自然資源委員會（NationalResources Committee）工作，主要從事消費者預算研究設計。這方面的工作成果也成為他日後出版《消費函數理論》（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的兩個主要組成部分之一。 一九三七至四○年間，弗利曼在哥倫比亞大學擔任非全日制講師，同時兼任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研究人員。在國家經濟研究局，主要協助顧志耐研究專業人士的所得。他們的研究結果就是《一九二九至三六年間的專業開業者的所得》這本著作，也成了弗利曼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論文。 一九四○至四一年，弗利曼擔任威斯康辛大學經濟學客座教授；一九四一至四三年，在美國財政部賦稅研究局工作，主要研究戰爭時期的稅收政策；一九四三至四五年，在哥倫比亞大學戰爭研究處擔任統計科副科長；一九四五至四六年擔任明尼蘇達大學副教授。弗利曼雖然早已完成博士論文，但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遲至一九四六年才獲得哥倫比亞大學頒發的博士學位，並於同年赴芝加哥大學擔任副教授；一九四八年升任教授，直至一九七七年退休。在芝加哥大學任教期間，弗利曼與史蒂格勒一起開展了芝加哥經濟學派。 在教學研究工作之外，弗利曼還從事大量的社會活動及學術交流，包括：一九五七至六九年擔任《經濟計量學期刊》編輯；一九六四年擔任高華德（Barry Goldwater）的總統競選顧問；一九六六至八四年，每三個星期為美國《新聞週刊》（Newsweek）雜誌針對時事寫一篇文章，並從此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一九六七年擔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客座教授，同年擔任美國經濟學會會長；一九六九至七一年擔任尼克森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委員；一九七○至七二年，擔任蒙貝勒蘭學會（the Mont Pelerine Society）會長；一九七七年退休後，轉赴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任高級研究員；一九八○年與其夫人蘿絲?弗利曼（Rose Friedman）製作了一個十集的電視連續節目《自由選擇》（Free to Choose），也讓他的知名度更加攀升。 弗利曼的工作得到了人們的肯定，這可從他獲得的一些獎項及榮譽得以印證：他曾獲得美國、日本、以色列、瓜地馬拉等國大學的多項榮譽博士，也曾榮獲羅塞（P. S. Russel）服務傑出經濟學教授。他是當代自由放任、政治經濟學最有力的代言人，芝加哥學派在其領導下聲名大噪。一九五一年得到克拉克獎、一九七六年榮獲諾貝爾獎、一九八八年獲得美國國家科學獎，以及同年獲頒的總統自由勳章（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 多樣性的學術成就及貢獻 弗利曼之所以獲得一九七六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乃因其在消費行為分析、貨幣史和貨幣理論、穩定政策的總合研究上之卓越貢獻。 弗利曼是位家喻戶曉的人物，其在學術上多方面及多樣化的貢獻，不僅由於其長期對經濟研究的清楚及透澈的累積與介紹，且為理論上的審慎思慮。再因弗利曼具有優越的文字素養及高超的表達技巧，使其在經濟學術界和一般社會中都富有名望。 弗利曼在學術上的貢獻，至少表現於四個層次： 1.藉著自己對小型模式以及貨幣角色的研究，重新燃起人們對方法論的興趣。 2.利用永久所得假說，重建消費函數的理論。 3.經由他對歷史資料的實證研究，使美國經濟史的重要性重新被評估。 4.將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有效性，引發重要且影響深遠的論戰。 弗利曼在《貨幣數量學說的重述》（The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 A Restatement）一書中，闡明在貨幣理論方面的觀點，也就是貨幣供給量對於短期經濟、物價水準並非無關緊要，而是相當重要。弗利曼認為，過去每一次物價的變動都是貨幣供給量變動的結果。由於他對政府在經濟實施精密調節的能力表示懷疑，所以建議將貨幣的供給量由立法解決，也就是將貨幣供給量與經濟發展速度連動。經濟發展速度愈快，則貨幣供給量愈大；經濟發展速度愈慢，則貨幣供給速度也應該愈低。如果貨幣發行速度超過經濟發展速度，則容易引起通貨膨脹。 《消費函數理論》則是弗利曼在消費行為分析方面的代表作，更是他獲得諾貝爾獎的原因之一。在這本書裏，被稱為永久或恆常所得假說（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的弗利曼理論，將凱因斯的當期消費主要受當期所得影響的理論修正。 弗利曼認為，人們當期的消費水準，是由當期及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的預期總所得來決定。也就是說，當期消費水準是由當期所得水準與預期的未來水準共同決定。如果人們預期到自己未來的所得水準將會下降，那麼，雖然當前的所得水準沒有下降，人們也會縮衣節食，以便為未來的「苦日子」做好準備。相反地，如果人們預期到自己未來的所得水準將會上升，那麼，即使當前的所得水準沒有上升，人們也會增加支出，提前消費。 弗利曼的這個理論不但從直覺上能說得過去，而且還用他書中所提供的實際例子加以驗證。這個理論還可解釋許多凱因斯理論所無法解釋的現象。例如，根據凱因斯的理論，隨著人們所得水準的上升，其消費占總所得的比例將會下降。但是，其他經濟學家卻發現，美國的消費比例是穩定的，並不會因為所得的提高而下降。弗利曼的理論就可以解釋這個現象：當人們預料到未來的所得水準將上升時，人們的消費水準也將相對地上升，從而使消費占總所得的比例保持不變。 弗利曼的永久所得假說不僅能解釋一些實際生活中所觀察到的現象，更重要的是，他反駁了凱因斯的某些觀點。根據凱因斯的觀點，當經濟處於蕭條時，政府應該增加支出以刺激經濟復甦。但弗利曼指出，如果人們預期到這種刺激經濟的措施帶來的所得提高是短暫的，而不是永久的，那麼人們仍然不會增加消費支出。當人們的支出都不增加時，政府試圖刺激經濟發展的措施就會失敗。 為了強調貨幣對經濟、物價水準的影響，更為了加強他的觀點，弗利曼和許瓦茲共同著作《美國貨幣史：一八六七～一九六○》（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60）。他們在書中證明，三○年代初期的經濟大恐慌，很大程度是由於糟糕的貨幣政策所導致。當時，美國聯準會最先是因為擔心股市的投機行為，所以採取緊縮銀根的措施。當人們在一九三○至三一年到銀行擠兌時，美國聯準會又無所作為，而當英國在一九三一年退出金本位制度時，聯準會又不得不提高利率。所有這些舉動都導致貨幣供給量的下降，從而導致消費的減少，最終引發經濟大恐慌。弗利曼在這裏又一次說明了貨幣供給量在短期內對經濟是有影響的。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弗利曼在美國經濟學會的會長演說〈貨幣政策的作用〉，提出一個新概念─自然失業率（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所謂自然失業率，就是當經濟處於均衡狀態時的失業率。不管政府採取什麼經濟政策，自然失業率都不會降為零，總是會有一部分人失業，或者會有一些人交替輪流處於失業狀態。 根據正統凱因斯經濟學的「菲利浦曲線」（Philips Curve），在失業率與通貨膨脹之間存在著一個此消彼長的抵換關係：如果要降低失業率，就必然要付出通貨膨脹的代價；要降低通貨膨脹，就必然會引發高失業率。根據菲利浦曲線，政府如果想要降低失業率，可以透過提高通貨膨脹率來實現。當七○年代「停滯膨脹」（stagflation）出現時，凱因斯經濟學卻失去解釋能力。所謂停滯膨脹，就是經濟發展停滯（伴隨著高失業率）與通貨膨脹同時發生。弗利曼用他的理論解釋了為什麼停滯膨脹會發生。 根據弗利曼的說法，工資的上升引發價格的上升，而工資的上升係因人們對未來物價上升程度的預期。如果人們預期到未來的物價水準將上升，也就會要求提高自己的工資。如果此時政府想透過實施財政政策刺激經濟發展，並同時降低失業率，或想透過付出高通貨膨脹率的代價來降低失業率，就會導致工資上升、物價上升。而工資的上升又導致用人單位盡量減少員工；物價的上升也會導致人們的消費水準下降，從而導致商品生產的減少，而生產的下降也會導致員工的減少。這兩種效果都使政府的政策無法降低失業率，失業率維持在自然失業率，但工資、物價卻上升了，於是出現停滯膨脹。 二十世紀唯一的一位經濟學家 二○○二年弗利曼九十歲大壽前夕，媒體引述美國《時代》雜誌總編輯波爾斯汀所說，弗利曼是「二十世紀唯一的一位經濟學家」，因為他的見解幾乎永遠正確，而且能見人所未見；他更是二十世紀少數不按馬克思風格，而以對千千萬萬美國人和全人類利益為出發點的經濟學家之一。 弗利曼的成就，在十多年前就得到其一生對抗的馬克思學派學者的充分肯定。一九八九年馬克思學派經濟學家海伯納曾在《紐約時報》撰文，開宗明義直言：「在正式開始後不到七十五年間，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競爭已告結束，資本主義已獲得勝利。」而弗利曼正是兩位純正資本主義的最重要倡導人之一，另一位是一九七四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的海耶克。 弗利曼除了學術著作獲肯定，而有崇高學術地位外，由於他也勤於作一般性演說和從事通俗文章寫作，因而在社會上擁有高知名度，尤其一九八○年他和夫人蘿絲在美國公共電視台製作電視迷你影集，並將腳本寫成暢銷書《自由選擇》（Free to Choose），更是知名度暴增。 弗利曼在一九八二年《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重印的序言中寫道：「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以來，思潮變化何其之大，我和太太合著的《自由選擇》這本書，不但部分內容被《書摘》重印，也上了封面，而其出版第一年，在美國就賣出四十萬本精裝本，並已被譯成十二種語文，一九八一年該書則以平裝本大量上市。有趣的是，該書與《資本主義與自由》中的基本哲理完全相同。先前那本書甚且更富哲理，而且也更為基本。」 同樣是自由經濟哲理，一九六二年（指《資本主義與自由》）乏人問津，一九八○年（指《自由選擇》）卻洛陽紙貴；而一九六四年高舉自由經濟大旗的高華德競選總統慘敗，一九八○年持相同主張的雷根卻大勝，印證自由經濟復活，而且不只英美大行自由經濟政策，連中國、蘇聯及東歐共產國家也從此如骨牌似地倒向自由經濟之路，迄二十一新世紀「全球化」熱潮再起，似乎自由經濟思潮已席捲全球。 但弗利曼在一九九三年二月《資本主義與自由》中文新譯本，特別為台灣讀者所寫的序文中提出預警，他說：「政府干預的行為並未隨觀念的改變而同等變化。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政府的角色自六○年代以來，非但沒有減弱，且有增強之勢，今天的政府花掉國民所得的一大部分，採取更多的管制，且更細膩地干預到個人的生活。美國和其他已開發國家的例子顯示，一旦透過市場機能贏得繁榮後，常有強烈傾向走向社會主義國家的型態，要維持市場機能的運作，可能比導入市場機能來得困難。」 或許就是有此顧慮，弗利曼在一九九八年亞洲金融風暴掀起漫天風雲，自由化受挫，政府管制再度抬頭之際，以八十七歲高齡為文、演說，極力抵擋逆流，對香港由「自由經濟堡壘」沉淪痛心疾首，甚至主張廢掉國際貨幣基金（IMF）。而二○○八年下半年全球金融海嘯來襲，自由經濟和自由市場飽受責難，政府管制又大行其道，印證弗利曼的先知。 權力的致命吸引力 為何弗利曼那麼反對政府干預經濟？可能源於他對「權力致命吸引力」的領悟，「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腐化」是阿克頓公爵的名言，而弗利曼在《資本主義與自由》一書的〈導論〉中說：「雖然支配權力的人，最初可能是出自善意，甚至起初也未因自己可以運作的權力而腐化，只是權力終將對人產生致命吸引力，終而將其改頭換面。」多麼傳神的描述，也許就是有此深刻體悟，弗利曼從不任公職，除擔任過高華德、尼克森和雷根的顧問外，從來不肯拿一文公家薪水。也因如此的清白，才一直理直氣壯高分貝提諍言，而其言論也因而具高度國際公信力。 不要因為弗利曼堅持信念，喜好辯論，就以為弗利曼好勇鬥狠，不近人情，他其實是和藹可親且具悲天憫人胸懷，是具備「溫暖的心、冷靜的腦」之典範。雖然眼見世事似乎不盡如人意，但始終抱持樂觀心境看待世人與世事。最令人敬佩和感動的是，他為世人福祉，不畏短期的被誤解，勇敢地做他認為對市井小民有利的事。最顯著的例子是，他曾幫智利皮諾契特軍政府實施自由經濟政策，卻背上「為虎作倀」惡名，而讓他獲諾貝爾獎時，破記錄遭受嚴重抗議。 弗利曼不計個人毀譽，仍然為真理勇往直前，抱持「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純真傻勁，不論是何種體制的政府，只要肯聽他的自由經濟建言，他都樂於獻策，完全不在乎被抹黑、醜化，而到頭來也總證明他是對的。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九日，弗利曼又風塵僕僕地趕往中國，向當時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宣揚和灌輸自由經濟理念。可惜趙紫陽仍迷信中共極權下可以自由開放，弗利曼當年還特別寫聖誕卡給諸親友，將他看衰的觀點作為卡片內容，供作歷史見證。 這位可敬又可愛的學者，在一九九八年以八百多頁的篇幅，用他獨特寫作方式和其夫人完成名為《兩個幸運的人》（Two Lucky People）的自傳，給想一窺這位擁有開放心靈的小巨人精彩一生的世人，有了一份珍貴的心靈饗宴。而《資本主義與自由》書中涵括的十二個課題，則是人類永遠需嚴肅面對的問題，答案其實就在對簡單自由經濟觀念的真實理解，但真正理解並不容易！ 弗利曼在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一日，應美國德州聖安東尼奧的三一大學（Trinity University）之邀，講述其「我成為經濟學者的演化之路」，講詞的結語說到：「……經濟學是一門迷人的學問。而最令人著迷的是，它的基本原理如此簡單，只要一張紙就可以寫完，而且任何人都可以了解，然而真正了解的人又何其稀少。」不過，精讀《資本主義與自由》一書卻是最佳的參悟終南捷徑。 人道的關懷者 關於弗利曼的學術成就和多采多姿的一生，的確讓世人懷念，而「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自由選擇」、「反對政府干預」等等膾炙人口語詞還是著重在經濟層面，但它們所蘊涵的「人道」面卻鮮少被提及。 當今世人對於資本主義、自由經濟或市場經濟的一般印象，似乎仍停留在衛護資本家、剝削勞工，於是成為貧富懸殊的元兇，尤其對比標榜「公平、正義」的社會主義，更予人「冷血、無人道」的烙印。對照現實世界，似乎印證這樣的感受，於是在實施所謂自由經濟體制的民主國度裏，就由政府出面以各式各樣的強制性勞工法令、社會福利措施等來「扶貧濟弱」。 姑且不論這些強制性手段都難免走向「愛之適足以害之」、「到地獄之路往往是好意所鋪成的」的終極不幸道路，必須了解的是，現實世界從來沒有真正實施過自由經濟，有的只是幾分相似而已。光由「烏托邦」這個稱呼，就可以明白人們不相信「真正的自由經濟」可以在人間實現，也因為缺乏信心，自由經濟一直未能有機會出現在凡間。 即使真正的自由經濟未被採用，但由曾號稱「自由經濟堡壘」的九七回歸前香港的發展，以及八○年代共產陣營紛紛倒向所謂的「自由經濟」，已印證即使不純的自由經濟也較能增進世人福祉。那麼，若能讓「純自由經濟」實現，人類豈不更幸福了嗎？ 真正的或純正的自由經濟是以「人具有誠信倫理」作為根本，不必有明文規定，人人信守承諾，不欺騙、不做假，在蓬勃、順暢的市場交易下，讓寶貴的地球資源作最有效率使用，「分工合作」順理成章，人人盡其所能，自助、人助、互助，以至於天助渾然天成。只是不知從何時起，「自私、貪婪」竟然廣被人間，強取豪奪成為普遍現象。即便如此，若無政府強力撐腰、「善意」的紓困，在市場自由運作下，人民的力量在存亡危機時刻總會將壞人淘汰，並逼使作惡者付出代價，若不深切反省改進，就會落入萬劫不復境地。因為市場的主人是千千萬萬、無數的「個人」，在不斷的學習、付費下，總會找到正路，尋回擁有誠信的自我。努力者出頭，墮落者下沉，真正的公平正義自然會來到。 弗利曼的一生就一直在有系統地做這種闡述。他發現「市場導向的思考」比任何慈善事業（更別提社會救濟）更人道，他甚至向友人表示「世界上有太多的慈善機構，這只會造成更大的財富累積，不能被投資到生產性事業」。 弗利曼在六○年代提出「負所得稅」替代社會救濟，而二○○六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尤努斯的「微額貸款」給窮人自力更生。兩者異曲同工，基本觀念就是「給最劣勢的人一種尊嚴感，而不是接受拖捨的卑賤感。」如此，劣勢者在責任心的驅使下，創造出輝煌成績，這不就是「人道」嗎？ 台北時間二○○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午，傳來弗利曼這位碩果僅存的自由經濟大師於當天早上過世的消息，這並不太叫人哀驚，因為他已享年九十四，「佚我以老、安我以死」的自然規律，人人必得接受。但是當我得知此訊息時，心中仍不免一陣悵然，因為中國仍未民主化，自由經濟未能真正落實，大師的重大使命仍未了也！
本書特色 透過無形的手，我們看到的供給與需求的智慧！ 號稱「社會科學之后」的經濟學獎，究竟在獎勵那一種人？ 有人認為經濟學並非「科學」， 也有人認為經濟學和現實世界毫無關係，甚至有人將這些獲得諾貝爾獎者視為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的超人！ 而我認為，他們是一群扮演影響公共政策的重要角色和意見領袖！ 本書集結各屆經濟學獎得主的生平、成就及貢獻，分析他們對經濟學的看法。 因為經濟學本來就是探究「人的行為」，與人的生活息息相關，其面向當然涵括各個生活層面！ 我希望讀者們在認識經濟大師之餘，能正確思考經濟學的本質，能夠不盲從、信服權威，並試著領略「經濟即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