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門口的陌生人
1993-6
時英出版社
魏斐德
王小荷
无
无
尽管本书主标题为“大门口的陌生人”，但通读后会发现，副标题“ 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才更贴近全书的主要内容。
发生于19世纪50、60年代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长河的分水线”，该如何认识呢？无疑，“了解这次叛乱时了解中国近代史的首要条件”。为了探求根源，“必须在时间上向后退，在空间上向东方转，回到那一争斗和混乱的熔炉中去”，也就是本书述论的“鸦片战争以后需的头二十年的广东”。“作为中国人与欧洲人交往的地点”，广州、广东、华南——称为分析的历史单位。尽管出发点是为了“研究太平天国的根源”，于是乎导出了“另一种研究”，即“地方史的研究”。恰如书中所揭示的，“在这些苦心经营的商人及行政机构的周围，还有着更广大的南中国社会，在那动乱的年代里也在酝酿发酵中，文人为中国军队的无能而烦躁，地主组织团练，佃户参加秘密社团，各个家族为争夺当地的财富与势力互相争斗。简而言之，在官方历史的表层之下，萌发着民众的恐惧、希望和运动。”
——《大门口的陌生人》阅读指南
《大门口的陌生人》是美国历史学家魏斐德写的一本书，它以两次鸦片战争为线索，研究这一历史时期广州和广东省的社会动态，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广东的各阶级、各社会集团如官府、绅士、团练、农民、宗族、秘密社团等对外国的态度、各自的活动、相互间的关系以及这些态度、活动和关系的变化。这本书因为参考了中英两方面的史料，因此提供了许多在别处见不到的细节，很多值得玩味的东西，但因为他的写作头绪太多，互相穿插，又并无一条清晰的主线，因此读起来很费解。读第一遍的时候，我看完了每一个字，记住了里面讲到的不少八卦，但对全书要讲什么仍是云里雾里。于是我又读了一遍，读的时候做了很多笔记，终于将其整理清楚了。
现在我把我对这本书的整理写在下面，一方面是再次梳理自己的思路，另一方面也方便一下后来者，让别的读这本书的人能更容易理解这本书。这书不是什么跨时代之作，我不是因为太崇拜它而这样做，而是因为这书里很多鲜为人知的八卦，值得更多人去看一看，否则就浪费了，所以才做这个整理。
本书粗的脉络如下：
一，1841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战败与《穿鼻条约》的签订（私人插播：书里都没讲《穿鼻条约》是怎么回事，类似的地方还很多，读这本书需要很多事前准备，也是这书很难读懂的原因之一）导致广东地区仇外情绪严重，新任总督奕山暗中鼓励民间自组团练以抗外敌，自发的团练们进行了“三元里”抗英行动，使团练运动风起云涌，并受到朝廷的暗中鼓励→→团练运动走上前台，地方士绅捐踊跃银组建团练→→
二，1842年8月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10月，南海、番禺等县接上级命令解散团练，但此时团练已经发生变化，一些人靠团练为生，已不是可以随便解散的了→→
三，1842年，《南京条约》签署后，反洋人情绪更加强烈，广东地方士绅开始抗议活动。从1842年底到1846年，官方数次提出按照条约要求让洋人进城，都激起了极大的反应，有几次造成骚乱，有时甚至引发暴动。大街小巷张贴告示称“只要洋人进城一步，立即格杀勿论；行商敢保护洋人，将遭同样下场”，民间出现除汉奸运动，受民意压力政府许多官僚认为应在进城问题上持强硬态度，在反洋人运动中起领导作用，否则可能失去民心，也失去对民间团练的控制→→
四，1847年4月，英军攻击虎门，占领炮台，时任两广总督耆英屈服，宣布英军两年后入城。消息引发全城恐慌，商户打算凑钱雇乡勇护城。农村地区不断发生反洋人事件，1847年12月6名英国人上岸打鸟被杀→→
五，朝廷换强硬派徐广缙取代耆英，徐对英国人入城要求不予理睬，并暗令民间继续组建团练以备战争。商人积极出钱参与。彼时英正好换了新的全权大使文翰，他采取了较为软弱的态度，对不能按照约定进城仅只“表示遗憾”。中国方面认为这是一次重大的外交成功，广东市民被授予“众志成城”匾额，上下喜气洋洋，认为“民心可用”→→
六，成功激励了团练运动。皇上任命徐广缙单独掌管朝廷夷务。团练需要钱，1850年1月，他下令增收茶叶税以贴补团练→→
（此时插播另一条线：
A，1845年，英国出现经济危机，持续至1847年。经济危机影响到与中国的贸易，多家新近从事外贸的中国商号破产。经济危机很快恢复，但因为广州商号大量破产和上海等口岸加入外贸，许多外贸转向上海→→
B，外贸中心为广州时，货品的运输都要翻越梅岭，数十万脚夫以此为生。贸易的转移使至少十万脚夫失业，成为秘密会社和匪帮的招募对象→→
C，匪帮增多造成梅岭运输不安全，进一步影响了广州贸易，更多的贸易转向上海等口岸。）
（此时插播又一条线：
a，广东地区自古以来实行宗族管理，宗族照顾贫穷的族人。团练的出现虽然基于宗族体制，但英军入城危机使得团练日益扩大，不得不横向联合，于是打破宗族。乡村政治的管理权由宗族长者转向团练领导人→→
b，宗族体制的破坏使贫穷者失去救助，阶级分裂扩大，贫穷者转向加入地下会社，三合会、太平天国等兴起。）
七，1850年夏，地下会社形成的叛匪侵掠广东，占领一些县城，徐广缙调团练平叛，徐因维稳不利被叶名琛替换。军费日紧，1853年3月起，地方名流被要求捐一个月财产税，后成定例→→
八，1850年夏皇帝曾下诏免两广地区次年田赋，但维稳费用的紧缺使得地方政府隐匿了这一诏令。1852年消息泄露，士绅们要求退税，抗税运动蔓延。1853年刚好赶上广州陷入金融紧缩，更多脚夫、苦力和洋买办失业，加入三合会→→
九，1853年春，危机中的叶名琛官府散播洋人即将入城的谣言，打算以此将民众重新团结起来。但此招已经不奏效了，街上出现了反政府的传单→→
十，三角洲附近村庄出现小的起义，治安恶化，绑票、抢劫不断发生，官民冲突天天发生。广州城内恐慌蔓延，政府调更多团练保卫，维稳要求更大，费用需要更多→→
十一，1853年10月，一次小冲突成为导火索，惠州起义，多地响应，红巾起义爆发，数支叛军包围广州城→→
十二，秩序益发混乱，经济受损，商人们失去对政府的信心，不断的捐输又耗尽了他们的财产。叶名琛和商人们都从不同途径寻求英国人的插手，英国人表示将严守中立→→
十三，造反军也对占领地区的民众索取捐献、抢掠，对反抗的地方烧杀，逐渐丧失民众的好感，民众转而支持政府→→
十四，1855年1月，叛乱平定→→
十五，政府开始平叛后的清洗，凡与叛军合作过的人都被杀，仅广州城就被杀7万人。清洗运动使负责团练的士绅彻底掌握农村的统治权→→
十六，团练制度化，建立团练总局进行管理。团练局征收厘金、占据富饶土地以维持运行，聚敛大量财富，但财产大多被地方大族的士绅和官员侵吞。农民负担加重→→
十七，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受此影响，广州保卫费用不断增高，叶名琛向商人们派捐，团练被赋予将捐得不够的人秘密拘捕的权力→→
十八，民众和商人们厌烦了，认为不应该再维持团练。这种情绪下广州拆除了城门外的防御工事，结果英军开始炮击广州城→→
十九，1858年1月5日，联军进广州，逮捕叶名琛，广州巡抚柏贵成为英军傀儡。朝廷得信后将叶名琛解职→→
二十，三名大臣组织地方团练进行秘密的反洋人运动，每天晚上都有建筑物被纵火。1858年6月11日，接替叶名琛的黄宗汉到广东，会见三大臣，赞赏广东人民“忠义之忱”，答应奖赏团练→→
二十一，抵抗运动加快，到处出现反洋告示，许多恐怖分子化装进城。1858年7月，朝廷一道密旨下达，鼓励团练抵抗，21日7000乡勇攻城，被英军大炮重创→→
二十二，朝廷抚夷派占上风，又一道旨意下达，否定攻城。消息传开，富户们对团练心存疑虑，资金来源开始枯竭。无粮饷，乡勇立刻转化为土匪，混乱重新开始→→
二十三，朝廷鼓励团练的密旨泄露，英国人提出抗议，朝廷否认发出过这道旨意，将黄宗汉撤职，并要求捉拿“伪造圣旨”的人→→
二十四，在此形势下抵抗者成了不稳定分子，反洋人主义开始销声匿迹。在很多村庄，英国巡逻兵一出现，乡绅们就列队欢迎→→
二十五，此后，中国百姓开始向英国占领者请愿，希望他们革除地方上的不公正和腐败。英军不胜其烦，1861年10月21日，英军主动撤出。
就是这样，一个荒诞的民族主义兴起到消失的故事。这里面还有很多小的线索，比如“三元里抗英事件”的真实过程，比如林则徐与关天培的反腐败运动等等，头绪极其多。而且它的叙述方式很乱，经常说着说着185几年的事，忽然开始说180几年的事；说着说着英军入城问题，忽然说起中国外贸问题。再加上它信息量极其大，就成了一团互相缠绕的麻。从论证方面这书不算优秀，基本上什么也没说清楚。它的好就在于提供了非常多的事实，这些事实如上梳理出来，不需要什么论证就足够人回味半天了。
显而易见的是，这只是一篇毫无创见，只是为了方便理解的概述而已。
如果我们仔细思量的话，我们能够在许多我们司空见惯的历史中找到问题，而从这些问题中找到有趣的线索。魏斐德先生的《大门口的陌生人》便很好地完成了这样一个求索的过程。鸦片战争、三元里抗英、抵制入城斗争、红巾叛乱、第二次鸦片战争……对这些基本史事，就连街边买菜的大姨妈都能道出个一二，记性好的说不定还能记得课本上说的鸦片战争如何开启了中国的大门，然后中国人民如何奋力抗争，于是就有了三元里、抵制入城与红巾叛乱，于是为了进一步掠取利益，又有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云云。
通过这些历史事件，勾勒出历史线索，不仅我朝的官方史书上有，在魏斐德等诸先生之前，美国汉学界也有费正清所主导的如日中天的“冲击—反应”理论。所以关键在于，魏斐德的线索与结论有何独特，能为我们提供别样的历史认识呢？王庆成先生在前言中指出，魏斐德教授是以“社会史的观点研究外交史”，但私意以为，毋宁说这是以“外交史的角度研究社会史”。尽管魏斐德教授在序言中说，他研究的始因是为了要探明太平叛乱的原因，但显而易见的是，在最后着重处理的却是另一个问题：即从英国人的到来如何改变了华南尤其是珠三角当地的社会结构，进而将以华南为代表的中国拉进了一个与以往的“王朝更迭”截然不同的历史进程之中。
全书分为四篇。第一篇以三元里为轴心，探讨了在英国人到来后，官府、乡村绅士、城市市民如何一步步地对英国人产生了排外情绪乃至是“反洋人主义”；第二篇则以反入城运动为轴心，探讨了中英双方政府、团练组织、商人在《南京条约》后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如何导向了反入城斗争，而斗争的胜利，又如何使团练的地位得以上升、清廷的态度变得傲慢……总而言之，使华南对于洋人的抵制强化；第三篇，先是分别阐述了洋人的到来对华南地区乡村结构、秘密社会、商贸网络造成了怎样的影响，而这与太平叛乱和红巾叛乱又有什么关系，而平定的过程，又如何使乡村绅士的力量进一步加强乃至超越的地方官，“地方主义”如何崛起；第四篇，则探讨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地方主义的绅士们，如何从对联军漠不关心变成将之视之为对手，而农民们又如何接纳了洋人做为实际统治者，洋人之于华南，又成为了一种常态的存在。于是，当联军离开广州城的时候，广州城“没有欣慰，没有愤怒，没有抗议，甚至也没有希望”，“看着英法联军离去”。而这时，改变了的不仅是广州人对待洋人的态度，更有这种态度后的社会结构、观念、风俗的变化，而这两者，都使华南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进程中。而当洋人，这些“大门口的陌生人”越过大门，一步步走进我们的家园时，其他地区也会发生和广东相似的变化，所以说“当时广东的现状是欧洲帝国主义发展到顶峰是将在全中国发生的情况的缩影。”这也就是所谓的：广东的今天，就会成为中国的明天。
当年魏教授的荣休庆祝会上，有人曾经开玩笑地提出，我们要继承“伯克利学派（Berkeley School)”，做“魏氏传人(Wakemanian)”。后来魏教授当年最早的一批学生之一，周锡瑞补充道：“如果有什么可以被称作伯克利学派的话，那就是一种国际视野（global perspective）。” 我还想加上一句，如果你想看看什么是国际视野的范本的话，请看《大门口的陌生人》。
这本书是魏教授博士论文改写成的，1966年出版时作者只有29岁。当年他选这个题目的初衷是想发现太平天国运动兴起的社会根源，我们也的确可以看到书中在这方面有所涉及。但是，这本书要回答的问题其实远远大于这个初衷。
首先，我们要理解这本书的写作背景。1950、60年代的美国中国研究学界，是费正清“冲击-反应”模式的天下，讨论的焦点在西方如何冲击封闭落后的中国，而中国又是如何做出（失败的）反应。但是在费正清的学生辈中，新的研究思路正在兴起。随着美国战后历史学界的重心转向社会史，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焦点也从传统的外交和政治领域转向社会。对晚清社会研究的日益深入，让这群年轻的学者开始怀疑这种“冲击-反应”模式的有效性，尤其是鸦片战争的划时代意义。有明显证据显示社会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开始崩坏。1960-70年代，好几个后来非常有名的学者（当时都还是博士研究生）都在做关于19世纪农民起义和造反的研究。其中包括孔飞力（Philip Kuhn）的《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韩书瑞（Susan Naquin）对1813年华北八卦教叛乱的研究、裴宜理对淮河流域叛乱和造反活动长达一百年的结构性研究。他们都希望在中国社会本身寻找变革内驱力。换句话说，他们都是柯文概括的那批“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历史学家。
然而，魏斐德对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社会在两次鸦片战争之间种种变化冲突的研究，可以算是这一新范式的一部分，却又不能完全被“中国中心观”所概括。这个研究在60年代完成，当时他可以用的中文材料相当有限，只有已经编辑出版的《筹备夷务始末》和华南各地方志外，几乎没有其他更详细可靠的档案材料可用。但是，魏教授从英国政府档案中发掘了大量英国外交官和海军军官的回忆录和报告，作为对中文史料的补充，从而弥补了档案史料不足的缺陷。因此，魏斐德的研究并不是“中国中心”的，毋宁说他是站在了局外，一方面是从外而内，从中英两国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华南当地社会的变化，另一方面又是从内而外，从华南社会的结构变化来解读当时清廷的对外政策和当地的中外关系。正是这种非中非西的视角，造成了魏式学派独特的“国际视野”。
（未完待续）
一二、广东与太平叛乱
··中西对比：鸦片战争对两广山村影响 ，秘密社团、组织 == 美国南北战争对中西部、西南部 ，杨格、詹姆斯
··背景：
1) 帝国军事命运的晴雨表——广东匪事
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后期，粤、桂、湘三省交界的地区主要有五股不安分的力量在活动：
@任丈炳的上万名广东河匪活动于平南附近
@梧州有田芳帮
@湖南南边界的棒棒会
@广西陶八的林匪
@罗定州周围的凌十八。
这些团伙在三省交界地区内来回活动，抢个劫，收过路费。而制造的混乱则帮助了太平叛乱的发生。
此时，这帮盗贼们颇为明智地不去骚扰城市，而把活动范围局限在郊区的农村和山地，不得不说，该打法颇类似日后我party极为擅长的游击战。这么一来，便使得地方官员无法集中力量彻底将其消灭，甚至双方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一张一弛”的均势状态：政府强，则匪盗收缩，退回山区；政府弱，则匪盗聚众出击，下山掠夺。
按老魏的说法，两广边地的匪盗，成了“帝国军事运气的晴雨表”，a barometer of empire‘s military fortunes 。
【按1】：还是google翻译的好：“一个帝国的军事命运的晴雨表”。
更重要的是，这5股力量为华南暴乱提供了舞台。一方面，造成了广州，这个南中国地区的最大城市，在财政的支出与人力的维持上越来越紧张；另一方面，使得两广边界地区的农村成了一个个兵营，而当农民成了战斗力，嘿嘿，就是伟大的、揭竿而起的、主席热爱的“农民起义”的前奏了。
2）社会的两极分化——本地的地主团练 与 客家佃户的拜上帝会
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广州周围的混乱，使得大部分鸦片供销网移到广州。这件事本身就吸引了秘密社会及广州的盗贼。而且，战争后的两年间，省里许多银矿相继关闭，造成了一支失业大军。最后，更糟糕的是，１８４８——１８５０年连续3年干旱，广西历史最悠久的城市——桂平，发生了米骚动和可怕的通货膨胀。
所有这些，与从广东蔓延过来的上匪交织在一起，在治安混乱、经济萧条的形势下，OK，于1950/1951年，就诞生了日后改变历史进程的“团练”。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中华帝国南方，同样是反叛势力，为何，历史悠久的天地会、白莲教等地方秘密社团没有直捣中央、掀起大波澜，而作为后起之秀的拜上帝教则发起了轰轰烈烈震颤整个china的太平天国运动呢？
OK，擒贼先擒王，老魏开始思考洪秀全的个人思想史了。
中国历史似乎一直在同一种循环里，一个朝代接一个朝代开展。如果说它们兴衰成败都包含着循环性因素，那么，循环到清朝后期，“旧的循环的进程突然变成了直线式的发展（导言）”。清王朝衰败在传统性的衰败意义外，“卷入了世界历史中，这是它以前从未经历过的（导言）”。外部力量介入了朝代的历程，鸦片战争，一场两个世界的碰撞与冲突，打开了神秘自负却又落后无知的古老帝国。动荡充斥着这个国家的最后统治年月。
如一些观察者所看到那样，自唐宋以降，批评家们所持的一般立场是，对待蛮夷的最好办法就是驱逐他们。因为“所有的外来文化都是被视为野蛮的，不值得重视的，也不值得惧怕。（导言）”
但是，这些不值一顾的野蛮人,却在这个时刻扮演了重要角色。“西方入侵将一个富于传统性的王朝衰落转变为一场社会和思想的革命”。(《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孔飞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外界因素影响，在这个时期已经变成了中国历史演进的决定力量．当时的一名地方官员谈到，我们正处在一场大革命的前夜。许多人都感受到这一点。但是，不知道动力将来自外部还是内部（一百四十二页）。明显地，这种悲观情绪并非是个人感受，官员的看法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大趋势。
事实上，对外政策与国内社会环境是相对等的。国内危机相对缓和，对外政策就相对灵活。反之，则应当采取强硬立场。能够了解这种变化的官员，是他们能否长期成功执政，并联系着权力乃至生命时间的长短。这段期间的主要官员，包括耆英，徐广缙，叶名琛等人，正确判断出各方的实际情绪，是仕途一帆风顺的首要问题．否则付出的代价是会相当惨痛的。不幸的是，他们人生的乐与痛，和整个时代与地区息息相关。
在一场特殊的军事战争后，陌生的西方人用他们的“野蛮”方式换取了大清政府的无私条约。可是，不论清廷在条约上展现出多么的慷慨，也只是今后更多让步的前奏。清政府一步步退缩凸显的是民众进一步自强决心。
时间是一八四一年初夏，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第一页在广州的三元里翻开。与攻占巴士底狱的象征性意义一样，三元里事件也不过是一场小冲突。但对从鸦片战争屈辱的军事失败中，这却是一场伟大的民众的胜利。作为中国的角度说来，找出一个民族主义运动，具有的意义则不仅是精神上的。三元里事件的重要性，恰恰说明了那段历史的不堪。总之，事件的结论，本不如是之甚。是以它居之上流，就像“一百零三乡最终集中于三元里的旗帜之下了（三十九页）”，三元里本身的具大内涵也一样。这次事件成为一个典型，把最光荣的说法集中在历史的记述与一代代人心中。
十九世纪中期，虽然没有占据帝国的全部注意力，但南中国无疑是大清王朝一个巨大的聚集点。帝国的秩序，华南一部分地区甚至已被叛乱力量所控制。秘密组织就像鸦片对人体的伤害一样影响着国家运转。动乱的南方，众多的秘密组织发动了大规模起义。尽管他们只是一群乌合之众，但掀起的波澜却足够大，清廷对局部地方失去了控制。按照通例，暴动迅速传报到紫禁城。但这不过是皇帝宝座御案上，未来高高一堆八百里加急军事文书的头一叠。对整个国家来说，红巾叛乱只是揭开真正灾祸的帷幕，一场最具灾难与破坏性的内战，太平天国粉墨登场。团练，此时对于帝国和它的统治者，再没有比现在更为重要了。
尽管遭到统治者的不信任和某些政府官员反对，团练制度还是坚持下来了。这显然是由于它的效用，它被认为是对于自卫与有效的武装力量的必要手段。在理论上，民间各集团利益有赖于这种方式来保护，这样，就没有理由不将拥有自己人的一支队伍，至少是间接地保持下来，并且这种行为常常以传统和地方结合的方式进行。许多事实表明，作为一种实际措施，团练是必不可少的地方安全保障。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政府在关键与无奈的局势下，纳取了这个制度。团练对抗外国人，镇压国内叛乱，然后团练合法化。
然则，团练正以救世主与毁灭者的两极身份改变着帝国命运。一方面，它扑灭了叛乱，另一方面却加剧了地方与朝廷间的分化。后者对清王朝的垮台负有相当责任。地方主义断裂了专制统治，分散了帝国的权力。魏斐德先生让我们看到问题的真正所在，各种秘密结社的泛滥，地方主义的政治，阶级与宗族的特殊，证明了北京政府和华南特别是广东广西地方之间可能的，甚至是经常出现的脱节。还有，启发冲突的结构与造成这种失衡的状态，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分裂在城市，乡村之间，而不是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四十八页）”与此同时，“团练，反洋人主义以及造反破坏了政治，分裂了社会。（一百七十八页）”
《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魏斐德/著，王小荷/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清朝时期，中国的大门口是“广州”以及其附近一带。旧有的王朝的循环仍在继续：天命要传给新的王朝建立者时，人和一个皇族都会命该灭亡。可是，“stranger”外国人的到来使中国旧的王朝循环进程发生了直线式的发展，尽管清朝已经走向衰亡，但是由于有外国的刺激和“辅助”下仍苟延残喘，旧的循环并没有因此破坏，只是循环的期限得以延长了。
鸦片战争爆发，突然，中国与世界历史交错，变得更为混乱。在外来的冲击下，熟悉的旧事物被赋予了新的、未被认识的意义。例如太平天国起义。表面上它是传统的农民起义，但是它却用宗教力量使百姓反抗清朝。
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都是一种乌托邦型。百姓因承受不了统治者的剥削通常选择揭竿而起，希望能通过更替统治者获得更好的生活。但是，显然农民战争胜利后则又重归于旧的历史循环中——建立新的封建政权。封建统治者的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依旧没变化，但他们在建立政权初期都特别注重“抚民”，如汉武帝所推行的休养生息政策。但是，剥削阶级的贪婪本性会逐渐向下层百姓要求更多，对百姓的剥削也日益加重，于是由于贫穷与不满又再把新的王朝推向衰落。而太平天国起义，则是在旧的王朝循环中必然产生的产物。但是，由于受外来的侵略者思想以及文化的影响，如它推行的“公有制财产制度”，它与过往的一切农民起义性质又有所不同。
外国人来到中国的“大门口”广州，所遭受的重大挫折首先是三元里事件。作为长期中国对外开放的唯一窗口，广州表面上与外国人应该有共同利益。但是却是在广州发生了三元里事件。这需要了解战争原因。《大门口的陌生人》中提及，第一个原因是第37马德拉斯本地步兵团的一个军官在参观双山寺下令挖掘坟墓，说是想看看中国如何进行尸体防腐处理。愤怒的中国人指责对方是为了寻找墓穴中的珍贵陪葬品。第二个原因是在任何的军事占领中都会发生的——强奸——冒犯。毫无疑问，英军做了跟它在其他殖民地同样的事情，但是却捅破了中国人“孝”与“义”的底线，于是便触发了（表面上）自发的、农民领导的、民族主义的民众运动。民族精神被激励，于是绅士与团练在历史舞台中开始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绅士与三元里事件关系密切。 “一个地方有绅士实力的存在就保证官方价值的稳定，因为他们体现并传授了各种那个社会信仰，这些信仰是如此长久、成功地合成了一种文明。”任何农民起义的领袖，在其活动或均是控制的地区中，只有获得重要绅士的指教和协作，才能指望“改朝换代”，所以清朝的政策主要重点是不允许知识阶层与群众力量有过多的接触。但是封建官府办理地方事务，只能借助于绅士的力量。因而，“凡地方公事，大都由绅士处理……，绅士之可否，即为地方事业之兴废。”“绅士为四民之首，为乡民所仰望。”因此三元里事件中，表面上是群众忍无可忍的自发运动，但是实际上来自于绅士的谨慎支持和准许。
行商在鸦片时期与外界频繁接触，如十三行，操纵当时中外贸易的大权。外商经行商之手以购入中国之绢、茶等货,输入的外国商品也经由行商之手以流通国内。外国商货入境征收税项,以及外国商人的管理等事往往亦由行商负责。它的双重身份是保证了对外贸易的垄断权以及它是税收的保证。但它的身份也引起了广州人的仇视，认为他们是虚伪的商人，卖国求荣。当然这与当时的“排外”情绪是能联系在一起的。英国对进城一事步步紧逼，更激起了广州人的顽强抵抗和对买办、行商的人的厌恶，他们一律被称为“汉奸”。连斡旋于外国人的官员也被冠上这一名称。迫于巨大的舆论压力，余宝纯去支付部分赎城费时还不得不化妆见义律，如被发现，会发生一场难以控制的民众暴乱。对广州人来说，“汉奸”一词凝聚了所有反对城市、反对商人、反对洋人的感情。
“排外”是一种自然的反映，当广东人的政治一体的安全感被英国打碎时这是必然的结果。尤其是面对英国对广州的步步紧逼和紧迫的打开中国市场的图谋。
二十四，在此形势下抵抗者成了不稳定分子，反洋人主义开始销声匿迹。在很多村庄，英国巡逻兵一出现，乡绅们就列队欢迎→→
二十五，此后，中国百姓开始向英国占领者请愿，希望他们革除地方上的不公正和腐败。英军不胜其烦，1861年10月21日，英军主动撤出。
= =
前后的对比啊。。。
fateface老师，请教一个问题哦。在柯文对冲击-反应、帝国主义、传统-近代框架的批判之后，提出在“在中国发现历史”，看似很超离“欧洲中心论”，但是如何实施呢？还有他又怎么使用方法论呢？新社会史研究是否和这种转向有关？现在学界又说什么“新文化史”，彼得-伯克的著作好几本被翻译成中文，我一直不明白“新文化史”和“新社会史”的区别，从字面上来看，前者是对文化、符号、语言等的研究，后者是对某区域社会、经济、组织形态的研究。研究对象上的区分可能倒简单，但是如果涉及研究方法上来说，我就不明白了。
你看过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吗？我觉得写得挺清楚了啊。
新文化史转型带来的中国近代史范式变化，要看杜赞奇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历史方法的变化，请看《二十世纪的历史学》
好的。谢谢fateface老师！！
FF老师，咱这个一年多的大坑啥时候能填上哇？
大门口的陌生人》中提及，第一个原因是第37马德拉斯本地步兵团的一个军官在参观双山寺下令挖掘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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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天朝的崩溃》，英军应是出于好奇打开暂厝双山寺的棺木察看
你这个读书笔记怎么只做到前小半本就为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