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蝴蝶
2009-5
诗歌与人
朵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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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朵渔的十年诗选。
朵渔，(1973-)，原名高照亮，著名青年诗人、学者。199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2000年参与发起“下半身”诗歌运动。现居天津。 主要作品 诗集《暗街》《高原上》《非常爱》等；文史随笔集 《史间道》《禅机》《十张脸》等。 现主编诗歌民刊《诗歌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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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蝴蝶(后记)朵渔
一
写诗如同散步，风景总在前面，仿佛有什么在闪光，草色遥看近却无，于是接着再往前走。一种莫名其妙的诱惑，让我为之不停奔赴。
张爱玲曾对胡兰成说，“西洋人有一种阻隔，像月光下一只蝴蝶停在戴有白手套的手背上，真是隔得叫人难受。”她说的是托尔斯泰的小说。“现代的东西纵有千般不是，它到底是我们的，于我们亲。”这一“隔”一“亲”，真是一个很好玩的说法。一只蝴蝶停在白手套上，于我们来说真是“隔”得很，它不如停在栏杆上、花丛里、草地上来得自然。而在我的经验里，那只蝴蝶倒是更应该停在一堵土墙上。在我的家乡，土墙一座挨着一座，表面凹凸不平，阳光的阴影斑斑驳驳。我经常坐在树荫里，对着那土墙发呆。世界就是这么单调，要么碧绿，要么土黄。此时一只蝴蝶飞过来，翩翩优雅，落在土墙上，翅羽在阳光里闪着幻彩。在另一只蝴蝶到来之前，我可以观察它那么几分钟，数着它的翅膀开开合合。两只蝴蝶是不可能同时停在一堵墙上的，它们会联袂飞走，一上一下。我的发呆结束了，幻想则在继续：蝴蝶到底去了哪里？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这是新诗的开始，也是我创作生涯的开端——从孤独开始。
我真正开始新诗练习，大概是读大学的时候吧。刚开始时，虚荣心是一种强大的支撑，也正因此，表面的、感伤的、潮流性的东西最能影响一个人，这其实是非常有害的。因为潮流性的东西，其浮躁、速成、无个人性，对一个初学者来说都不能算是一个好的开始。我（们）没有接受过一种好的诗歌教育。在传统断裂的地方，一种新的传统还没有形成。也许只是一个很偶然的契机：一次阅读、一个感动、一次恋爱、一封情书……一个准诗人的生涯就开始了。至于接下来如何，真是充满了偶然性，充满了神秘感。那坚持写下来的，必是诗神附体。诗神就如那上下翻飞的蝴蝶，那么迷人，轻盈，充满了诱惑性，来无影去无踪。你只能在偶尔的机缘下化作另一只蝴蝶，才能瞥见她的身影。没有谁能教会你写诗，也不可能有一个好导师，你跟着谁走都必然要迷路，除非跟着那蝴蝶。而蝴蝶的路径又是那么神秘。我因此在黑暗中独自摸索了很久，通过自我教育，来调整写作的路向。如果一个人不能很好地校正自己，反思自己，也许早就无以为继了。
在寻找蝴蝶的过程中，生活对我进行了一再的教育。诗歌不仅是一种高视阔步的东西，事实上它比这要更自由，它在飞！而生活的重力使一切向下，它要求你脚踏实地、勤勤恳恳、戒骄戒躁、谦虚谨慎、敬老爱幼、热爱集体、尊重领导、爱护邻里……严峻的时刻，它还要求你俯下身子来，吃土。一个对蝴蝶的去向充满内心向往的人，是很难安下心来与众人一起吃土的。而不安心的结果可能就是被扫地出门。我曾在一家杂志社干了十年，办公室从中间一直挪到了墙角，直至离开那里。我的确是不适合集体生活的人，不合作，永远有意见，别别扭扭，领导不待见，同事也觉得你好奇怪。我怎么办呢？我只能离开那里。我非常非常讨厌那个“没有任何借口”的说法，这非常之操蛋。我们是天下人，平等的观念与生俱来。我们是追蝴蝶的人，捕风的人。你看那刘邦与项羽，见始皇南巡，一个说：“嗟乎，大丈夫不当如是耶？”一个说：“彼可取而代也。”就连那陈涉也要辍耕至陇上，忽有鸿鹄之志。鸿鹄之志原来是谁都可以有的呀。我们今天是怎么啦？为了一口饭，能够无耻到底。我们曾经历过的那个集体生活真是太奇怪了，有多少恶的质素从中滋生啊。一个长时间陷入集体中的人，会被一种特殊的状态同化，集体的毒汁会杀死全天下的蝴蝶。我天生我材，不听那一套，我就是不合作，而且非常之讨厌。
“那就给你自由！”一个声音说。
我自由了，并准备和蝴蝶一样，去喝东南风。
我一个人躲到了家里。躲起来是因为疲惫。大家都很疲惫，其实有两种疲惫，一种是劳碌奔波疲于奔命的疲惫，还有一种是比疲惫更为可怕的疲惫，那就是倦怠。我是对这熙熙攘攘的世界倦怠了，“看着就累”，说的就是我这种累。只有追蝴蝶的过程才充满了乐趣，也充满了价值感。你们先忙吧，我去追蝴蝶。只有这工作是不累的，但是随时都有幻灭感，都有自我的犹疑。要追到那神圣而高蹈的蝴蝶，需要你全部的耐心、才华，和责任感；需要你不停地改变路向、姿势、技巧。写诗这么多年，变化总是自然而然地发生。在这过程中，我可曾捕到过一只蝴蝶？很难讲。到手的蝴蝶，过不多久就会死掉，会失去颜色，变成一具尸体。而那更加美丽的一只，仍然在前方飞。
捕蝶：一个讨巧的说辞。事实上写作比这要严肃得多。当代人已不习惯听从严肃的说法，他们宁愿去围观一个“捕蝶的疯子”，也不愿思考隐于其中的那伟大的东西。我们如此之忙，以致没有时间严肃对待那称之为“诗”的东西。诗人和时代在相互取笑，似乎在此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对立。作为一个诗人，你要么继续前进，一直走到那蝴蝶停落之地；要么停下来，整个的被物的世界包围。始于孤独，并终于孤独。
（2007、10）
二
以上文字，写得花里胡哨，终归不像一篇“自述”。接着再写。追蝴蝶，依然是往前看的，而不是回顾。写诗这么些年，我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说自己真正的写作开始于1998年，从《高原上》开始我自觉的诗人生涯。其间大概经历过三个阶段：身体、发现、现场。“身体性”不仅仅是对身体的发现，更是对这个无性的国家的一种解决，以一种新的无教养来颠覆另一种无教养。我的“下半身”大概持续到2003年，这期间的一场病对我既是启示也是劝阻，警示我身体的乌托邦更甚于语言的乌托邦，对“身体性”的偏执强调对自我是一种打开也是一种封闭。“下半身”无论如何是一种开始，是一种普遍的激情，接近于天使与魔鬼媾和下的浪漫主义，所谓的“身体”、“性情”、“情怀”也包涵其中。当年诗歌率性而为，但稍欠张力，视野囿于肚皮和脚趾之间，缺乏对人性的照亮。自我的觉醒何其缓慢，对“真理”的认识要迟至2003年。我写过一段话，大意是，诗歌首先是“看到”，比如场景、细节、声音、光线、情绪等；然后是发现，是洞察，从这些世界的现象中发现真相，并从真相里看到普遍的道理，我谓之诗歌的真理，真正成功的作品，必是有所发现的。所谓“拒绝隐喻”（于坚），“诗到语言为止”（韩东），就是强调“直接看到”，语言即命名，即秩序，即创造。我可曾发现了什么？我发现了蝴蝶的踪影，我发现了蝴蝶的翅膀也掀起了大海的风暴。但在一种更高的价值创造、文化创造上，我深感羞愧。这种无力感纠缠着我，使我在历史的纵深感和时代的现场之间徘徊犹疑。2005年我开始呆在家里，决定以此方式完成自我启蒙。为预防羞愧和焦虑，我大量读书，自我安慰的说法是“再读一个大学”。因为远离体制，才最终看清了体制的形状。有一段时间非常孤愤，与人通信也显得大义凛然。如果诗歌成了孤愤与狂躁，那么它可能已不再是诗歌。我开始让自己的诗歌转向“现场”，并与朋友们办一份叫做《诗歌现场》的民刊。面向“现场”的诗歌，不必是激愤的，但要有一种大力灌注其中；不必是战斗的，但要有一个合适的对手；不必是自我辩护的，而要有一颗自由的心灵。面向现场的事物，但现场不是自然呈现的，现场是在“视野、眼光、判断力”之下呈现的。什么样的识断，就会有什么样的现场。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有了视野与面对，有了历史感（而非历史主义）和现场感，才会有所承担。
一个诗人能够承担什么呢？诗人能够承担起最虚无的价值，和最无用的理想。在一个铁的时代，一个恶的质素四处蔓延的国度，诗人通过唤回自我身上那种“充满激情的状态”（尼采），逼迫人们倾听自己的内心；诗人通过放下一切物质的重负去追逐那自由虚幻的蝴蝶，将那最幻美的形象呈示给人们。诗人是偏离轨道的人，但无论如何，他都是要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美好，而非相反。……诗歌不是让人学会仇恨，而是让人变得善良。那追蝴蝶的人，必天真烂漫，必自由无邪。在面向时代的写作中，这是一种自我纠正。
（2008、10）
三
以上文字原是应朋友之约，断断续续写了两年，现偷懒移作“后记”之用。这本诗集本已编就多时，但出版过程却“好事多磨”，最终磨得我没了脾气。这是我短暂诗歌生涯的小结，也是我的第一个“十年”。我对出版诗集一直心存犹疑，但总得将过去打包送走。
关于这本诗集，我要特别感谢老于，多年来我们亦师亦友，他的序文写于两年之前，现在终于派上用场；感谢余丛，我诚挚的伙伴；感谢铁骨，我热情的朋友；感谢老方，赐我美丽的蝴蝶；更要感谢礼孩兄的好意，由《诗歌与人》印行这本诗集，我视作一种荣誉。在现行的出版审查制度下，这里的很多作品都将被删去。如果删去它们，出版将失去意义。在自由出版时代来临之前，我决计以此种方式出版我所有的作品。
（2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