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思潮导论
2002-12
人民出版社
于文秀
398
26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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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思潮在20世纪下半叶异军突起已成为目前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它作为跨学科目前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它作为跨学科的具有广阔视域的新思潮，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课题。本书主要从反权力话语这一视角切入，确立阐释了它的主要论题，以期达到从宏观层面对“文化研究”思潮的总体把握。“文化研究”思潮主要的理论基础和话语资源为马克思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它以性别、种族、阶级、性倾向等亚文化视角出为，考察和批判人类社会文化的文本与实践构成中的权力性因素和机制。“文化研究”思潮作为反权力话语。主要由大众文化研究、后殖民批判、性别政治、知识分子角色重构理论等四个基本论题构成。在这些理论领域，“文化研究”思潮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框架和基本思想。
于文秀，女，1965年生于吉林省通榆县，1987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中文系，1990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2002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黑龙江大学中语言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近年来曾在《哲学研究》、《文艺研究》、《文艺报》等
导言第一章 从马克思哲学到20世纪文化批判理论的演进历程：“文化研究”思潮的知识图谱 一、马克思哲学的文化内蕴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文化批判理论 三、后现代主义第二章 “文化研究”思潮的理论基础和话语资源 一、理论来源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 二、理论来源之二：后现代主义差异理论第三章 反权力话语之一：大众文化理论 一、对经典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继承与超越 二、“文化研究”学派大众文化理论范式之一：积极性的大众文化理论 三、“文化研究”学派大众文化理论范式之二：批判性的大众媒介理论第四章 反权力话语之二：后殖民文化批判理论 一、后殖民文化批判理论发展轨迹与早期经典 二、“东方主义”理论 三、反殖民批判辨析第五章 反权力话语之三：性别文化政治理论 一、女性主义早期理论与“文化研究”思潮 二、颠覆父权制文化：社会性别理论 三、解构双重话语霸权：他者妇女理论第六章 反权力话语之四：知识分子角色重构理论 一、理论来源之一：现代知识分子理论 二、理论来源之二：后现代知识分子理论 三、“文化研究”学派的知识分子理论结语 西方理论与本土语境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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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学派作为对经典大众文化理论的承继者，对其进行了巨大的发展。他们注重从制度话语与思想意识、权力等微观政治角度来考察和分析大众文化，将大众文化置于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网中；并且一反将大众视为被动的、他律的“文化的白痴”，重视大众在接收过程中的自主能动性。????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基本上覆盖了生产、传播和消费三个主要环节。经典的大众文化理论主要立足于对大众文化在生产中夹杂的意识形态、产品的特性等生产端的考察；“文化研究”学派则主要对大众文化的载体和受众进行研究：一是对受众的研究，从积极的意义上来研究大众在接受大众文化时具有的解码能动性，包括对大众文化的选择、抵抗甚至对立否定；一是对传播环节的研究，从消极的意义上对大众媒介和符号霸权进行解构和重构。这两种理论范式联合构成了“文化研究”学派大众文化理论的大厦。????文化研究学派不再一味秉承经典的精英立场居高临下地俯视大众文化的消费群体，不再坚持大众/精英的二元对分，而是试图从平民立场出发，去发觉受众对大众文化的积极反应。文化研究学派将这种积极反应命名为“解码的能动性”。大众的确存在被动接受的一面，许多时候被蒙蔽和愚弄，但这不是本质和全部；大众是以复杂、矛盾而积极的方式体验着他们的生活位置，复制从属和抵抗从属，在他们身上有着抵抗力量，对支配性力量的反作用力。大众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权力场，大众和他们的外部力量在此做复杂的斗争。文化研究的受众理论范式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雷蒙•威廉斯（1921——1988）在《漫长的革命》中对文化概念做了新的阐释。他将文化界定为三种。第一是理想的文化定义。这种定义从精英主义的立场出发，视文化为伟大传统中最优秀的思想和言论，即经典大众文化理论中的文化。第二是文献式的文化，指所有有记录的文化作品和活动，是一种固定的文化。第三是文化的社会定义，即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不仅指思想和言论，也包括其他的知识形式、制度、风俗、习惯等，总之涵盖了人们全部的思想行为方式。如今我们主要考察的是第三种定义上的文化。????二、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斯图亚特•霍尔在考察大众文化内部的复杂结构时发现，其中存在着双重作用力和反向运动（权力与反权力、权力支配因素与反抗因素），他以“编码/解码”这一概念组合对之进行命名，被看作是文化研究学派对大众文化的研究的里程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斯图亚特•霍尔的理论主要是从大众文化的传播流通环节开始的。流行的传播理论认为，传播是一种从发送者直接到接收者的直线运动，信息的流通具有线形特征，信息在从发送端到达接收端的过程中不会发生变化，总是保持着原来的面貌。斯图亚特•霍尔则敏锐地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在信息流通过程中存在许多干扰破坏了信息的原貌，而接收者并非机械被动的接收，他不是机器，而是有着能动性的人。所以，事情开始变的复杂了。“编码/解码”理论虽然最开始是以电视话语作为具体的研究对象，但它具有广泛的应用性，适用于大众文化研究。大众文化产品的生产、传播和接收三个阶段，就是“编码”、“成品”、“解码”的三个阶段。在编码——意义生成阶段，主体对原材料进行选择和加工，这与生产主体自身的知识结构、教育背景、生产技术等主客观因素有着直接的关系。“未经加工的历史”是不会进入大众传播的。成品被生产出来以后，进入传播渠道。消费者在面对成品时，有一个解码——意义接收阶段。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关系如何将决定产品中意义的解码结果如何。斯图亚特•霍尔归纳出三种不同的接收解码模式：一是主导——霸权型（dominant-hegemonicposition）。在这种类型中，传播和接收呈现了线性的作用特征，接收者完全按照编码的意图来解读和获取信息，比如观众从电视节目中获取新闻信息或时事。二是谈判型（negotiatedcode）。接收者对编码一方既有认同，也有抗拒，不完全接受也不完全否定。三是对抗型（oppositionalcode）。接收者对编码意义采取完全意义上的颠覆性解读，解码完全是对编码意图的有意的抵抗和批判，在抵抗中产生出全新的意义。我们看到，编码者与解码者在知识结构、阶级性别、种族地缘等方面存在的或细微或巨大的差别都将导致解码的结果与编码的意图发生分歧。????三是约翰•费斯克提出的在大众文化的文本阅读中生产意义和快感的理论。在约翰•费斯克看来，大众是一个语义复杂的集合体，是各种差异性存在的聚合，由各种各样的亚文化群体组成。大众从来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有着裂隙与分歧的共同体。他进而认为，大众文化不是别的什么外部力量创造以后加在大众身上的，而是大众自己创造的；它产生于内部与底层，而非来自上方。文化工业只能制造文化的文本“库存”或文化资源，而大众则在生产自身的大众文化的持续过程中，对之加以使用或者拒绝。大众并非被动无助、无分辨能力的“文化瘾君子”，“它总是在宰制与被宰制之间，在权力以及对权力所进行的各种形式的抵抗和规避之间，在军事战略与游击战术之间，显露出持续斗争的痕迹。”（约翰•费斯克《解读大众文化》第25页）约翰•费斯克将这种解码能动性称为大众文化文本阅读中的意义和快感的生产，具体有两种表现形式：逃避与抵制。显然，约翰•费斯克与斯图亚特•霍尔的理论存在相似之处，不过是言说的角度和策略不同罢了。
本书是作者的博士论文，是当年年度优秀博士论文入选作品，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