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松堂自序
2008-4
人民出版社
冯友兰
427
无
古之作者，于其主要著作完成之后，每别作一篇，述先世，叙经历，发凡例，明指意，附于书尾，如《史记》之《太史公自序》，《汉书》之《叙传》，《论衡》之《自纪》，皆其例也。其意盖欲使后之读其书者，知其人，论其世，更易知其书短长之所在，得失之所由。传统体例，有足多者。本书所及之时代，起自19世纪90年代，迄于20世纪80年代，为中国历史急剧发展之时代，其波澜之壮阔，变化之奇诡，为前史所未有。书于其间，忆往思，述旧闻，怀古人，望来者。都凡四部分：曰“社会”，志环境也；曰“哲学”，明专业也；曰“大学”，论教育也；曰“展望”，申信心也。长短不同，旧日小说家所谓“有话即长，无话即短”也。揆之旧例，名曰“自序”。非一书之序，乃余以前著作之总序也。世之知人论世、知我罪我者，以观览焉。“三松堂”者，北京大学燕南园之一眷属宿舍也，余家寓此凡三十年矣。十年动乱殆将逐出，幸而得免。庭中有三松，抚而盘桓，较渊明犹多其二焉。余女宗璞，随寓此舍，尝名之曰“风庐”，谓余日：已名之为风庐矣，何不即题此书为风庐自序？余以为昔人所谓某堂某庐者，皆所以寄意耳，或以松，或以风，各寄所寄可也。宗璞然之。书中所记，有历历在目、宛如昨日者，而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余亦届耄耋，耳目丧其聪明，为书几不成字。除四、五、六章外，皆余所口述，原清华大学哲学系涂生又光笔受之，于书之完成，其功宏矣，书此志谢。冯友兰1981年11月
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一九一八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一九二○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系，师从杜威、伍德布里奇等名师，一九二四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菩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北京大学教授、他毕生的事业可以概括为“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他以《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新编》和《贞元六书》等著作，成为中国近代以来能够建立自己体系的哲学家之一。他是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杰出学者。 本书是冯友兰先生的回忆录，是冯友兰先生的自传。 本书是世纪哲人冯友兰先生在晚年回眸自己学林春秋的自述传记。历尽百年沧桑之后，冯友兰先生以一种淡定的态度，娓娓道来自己求学，治学的经历，同时也展现了作者面对那个西风落叶的时代所怀有的心态，以及同时代一批学人轻舟激水，奋发图强的精神。全书分社会、哲学、大学、展望四部分，分别叙述了作者的人生经历，学术成长、求学教学过程以及对“旧邦新命”的殷切瞩望。
自序一 社会 第一章 清末帝制时期 第二章 民国时期 第三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二 哲学 第四章 20年代 第五章 30年代 第六章 40年代 第七章 50年代及以后三 大学 第八章 北京大学 第九章 清华大学 第十章 西南联合大学四 展望 第十一章 明志附录 冯友兰先生年谱简编 第二次校勘后记 再版后记
1895年12月4日(农历乙未年十月十八)我生在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祖父的家里。祖父名玉文，字圣征，有三个儿子。我的父亲行二，名台异，字树侯。伯父名云异，字鹤亭。叔父名汉异，字爽亭。父亲后来成了清光绪戊戌(1898年)科进士。伯父、叔父都是秀才。在祖父教育下，我们这一家就成为当地的书香之家，进入了“耕读传家”的行列。听家里传说，祖上是从山西省高平县来到河南省唐河县做小生意的，后来就在唐河县的祁仪镇落户了。祖父曾经去考过秀才，本来是可以录取的，不知道怎么跟当时的县官闹了点别扭，有人劝祖父去疏通，祖父不肯，就没有录取。祖父从此就不再去应试了，一生没有取得任何功名。可是他的诗作得很好。他作的不是应付科举的试帖诗，而确实是一种文学作品，传下来的几十首诗，编为《梅村诗稿》。他的诗有一种冲淡闲适之趣。当时邻县的新野县有位名士赵一士，为这部诗稿题了一首诗：身处人间世，心怀太古春。风流伊上叟，击壤作尧民。是以邵雍的《击壤集》来相比的。我的伯父也能作诗，他把他自己的诗编为《知非斋诗集》。父亲也能作诗，有《复斋诗集》。我的一个姑母也能作诗，可惜十几岁就去世了，留下的诗，家里的人编为《梅花窗诗草》。我们这一门有一种作诗的家风。我有一个偏见，认为作诗必须有一点天赋才行。宋代的严羽说：“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沧浪诗话·诗辨·五》)这两句话说的是实际情况。有些人学问很大，可以下笔千言，但写出来的诗并不是诗，尽管可以完全符合格律，也可以分成一行一行地写出来，但就是不是诗。我祖父大概有一千五百亩土地，在我们那一带还不算大地主。在清朝末年，我们那一带土地很集中，大地主有两万多亩土地。有几千亩土地的地主很不少。祖父带着他的子孙生活，家里经常有二三十口人吃饭，也算是个封建大家庭了。照这个大家庭的规矩，男孩子从七岁起上学，家里请一个先生，教这些孩子读书。女孩子七岁以后，也同男孩子一起上学，过了十岁就不上学了。在我上学的时候，学生有七八个人，都是我的堂兄弟和表兄弟。我们先读《三字经》，再读《论语》，接着读《孟子》，最后读《大学》和《中庸》。一本书必须从头背到尾，才算读完，叫做“包本”。有些地方读“四书”不仅要背正文，还要背朱(熹)注，不过我们的家里没有这样要求。当时一般的私塾，叫学生读一些记诵典故和词藻以备作八股文、试帖诗之用的书，如《幼学琼林》、《龙文鞭影》之类，我们的家里也没有这样要求。在我们家的私塾中倒读过一本新出的书，叫做《地球韵言》，这是一种讲地理的普及读物。地理在当时也算是一种“新学”。我们家的那个私塾，也算是新旧兼备了。照我们家里规定的读书顺序，于“四书”读完之后，就读经书。首先读《诗经》，因为它是韵文，学生们读起来比较容易上口。我于读完《诗经》之后，就随母亲到武昌去了。我的父亲成进士以后，以知县任用，分发到省里去。照清朝的传统的办法，分发到哪一省，是由吏部抽签决定的。在清朝末年，这个朝廷公开卖官，一个人捐给朝廷多少钱，就可以得到一个什么官，当时称为“捐官”。即使是由科举得来的官，在吏部分发的时候，也可以出一笔钱，不由抽签，而由自家指定，愿意到哪一省，就到哪一省去。除了本人原籍那一省之外，其余的省可以自己指定，称为“指省”。我的父亲以母老为辞，不愿到边远地方去，用“指省”的办法，分发到湖北。因为湖北是河南的邻省，唐河县跟湖北省枣阳县是邻县，唐河这条河在襄樊入汉江，一直通往汉口。我们家乡这一带，按政治区域说属于河南，按经济区域说属于湖北。我们那一带的贸易往来和货物出入，都是通过唐河、汉江，到汉口的，所以汉口、武昌这些地名，对我们那一带人说都是很熟悉的。我的父亲是哪一年往汉口、武昌去的，我现在记不清楚了，只记得他是一个人先去的，去了以后还回来过一次，那一次他是到襄樊出差，公事完毕后到家里看看。当时父亲在武昌还没有得到固定的差使，只是一个人在那里候补。所谓“候补”，就是等着哪一个县的县官有了缺，去补那个缺。补上了缺，称为“得缺”。本来这些有资格候补的人，都是科举出身的，后来因为有捐官，所以候补的人越来越多了，可是缺还就是那么些，所以“得缺”越来越困难。朝廷又开了一种卖官的办法，就是候补的人可以再花一笔钱，买到一个优先补缺的权利，称为“遇缺先”。没有“遇缺先”特权的人，就成了“遇缺后”了。所以《官场现形记》写的那些情况都是有的。大概在光绪三十年左右，我父亲终于在武昌得到一个固定的差使。那时候，在武昌做两湖总督的是张之洞，他办了一些洋务，一些新政，其中有一样是办新式教育，在武昌办了一所外语学校，叫“方言学堂”。学校的监督(相当于后来的校长)由当时的一位大名士梁鼎芬担任。我父亲被委派为会计庶务委员(相当于后来的总务长)。梁鼎芬当时是武昌府知府，方言学堂监督是他的兼职，他大概也不经常到校办公，所以我父亲实际也管除了教务以外的学校各种事情。有了这个比较固定的差使，一个月有比较固定的收入，于是写信回来同祖母商议，叫我母亲带我和弟弟景兰、妹妹淑兰(沅君)三人上武昌安家。当时唐河老家这个大家庭的人，听到这个消息，都觉得是一种空前未有的头等大事。因为在地主阶级中，家眷向来是不出门的。当时我听见大家庭中的人纷纷议论，原则上同意我母亲带着我们去，可是路怎么走，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讨论。那时候京汉铁路已通，我们可以先坐马车到驻马店，再在驻马店上火车到汉口。我父亲上一次回家又去武昌时就是这样走的。可是有人说不行，因为像样的人家的妇女坐火车，起码坐二等，三等就男女混杂，不成体统。坐船倒可以，可以自家包一条船走，跟别人不混杂。可是船家必须很可靠才行。商量来，商量去，终于决定坐船。我有一个姑母，家住唐河河岸附近，她有个佃户有船，坐这个佃户的船，最可靠了，就决定托她向佃户说好，包他的船到汉口。这个姑母家离我家有三十多里，先到她家里，再到河边去上船。这条船是内河运货的小船，在船舱里只能坐着，不能站起来。一上船，船家就告诉我们船上的许多禁忌，特别是说话，有些字像“翻”字、“滚”字都不能说。上船后，走了两三天到襄樊。到襄樊的头一天晚上，船家又来告诉，说明天进汉江，这是大河，跟我们家乡小河不同，在小河里说句把错话还不要紧，在大河里可不能说错话。进了汉江，一路顺利，大概一个星期就到汉口了。船先停在汉口，派人到武昌给父亲送信。父亲来了，说武昌房子什么都预备好了，不过要过长江，若是下了这条船，再上渡船，又下渡船，太麻烦，最好就开这条船到武昌。船家一听说要他开船过江，吓得惶恐万状，说他这船从来没有进过大江。经过说服，他勉强答应了，但是嘱咐大家，把窗子都关上，一句话都不要说。渡过长江，搬到租的房子里边。从乡下来的大人小孩，一到这房子里边，都不舒服极了。
本次再版的《三松堂自序》，1984年由三联书店出版，1998年由人民出版社重新校勘发行。时隔近十年，大师之风犹存，学术之魂常新，故我们征得作者家属的同意，征考原典，反复校正，对第二次校勘的《三松堂自序》再做修订，并新增了三幅作者当年工作学习的照片，很有纪念意义。冯先生讲，“做一点带有创作性东西，最容易觉得累。无论是写一篇文章或写一幅字，都要集中全部精神才能做得出来。这些东西，可能无关宏旨，但都需要用全副的生命去做，至于传世之作那就更不用说了”。我们的工作，但求不负先生的宏旨。编者2007年6月
无
了解冯友兰
前面的叙述比较入画，后来作者思想类的看起来比较绕了
包装精美，送货快
同学很喜欢 很好 值得看 收藏
很诚心
早就想买的书 以前在图书馆看的 很喜欢
包装很好，喜欢，快递速度很快。
原想鄙视一下冯友兰, 但这自传, 特别是他对自己哲学上的贡献写得很中肯; 而且他于时局的主观印象也算第一手资料吧, 让我们看到一个做人无骨气, 但做学问不少精彩的形象.
对于当时的时代北京已经友兰先生的经历、思想有一定了解，有助于了解其思想著作。
在读中，还好吧。。。
对冯友兰的第一印象并不好，感觉他是个被毛主席批评“要以老实态度为宜”， 而且在文革期间参加梁效晚节不保的的倒霉蛋。所以在买中国哲学史的时候，毫不犹豫地选了胡适的版本——虽然大家都说冯友兰写得更好。
后来发现胡适的书简直不能读，于是又折返回去买了冯的中国哲学简史，发现写得确实优美简洁，说理清晰，比胡的强多了。这样对冯友兰产生了兴趣：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高尚和失节如何交织在他身上的。
冯友兰出生于官绅之家，祖上是地主，这似乎决定了他的政治取向是中立但有一些偏右的，说他中立是因为他自己对政治的兴趣并不大，并不愿在政府里任职，偏右是说他在不当官的前提下不反对和国民党有一定程度的合作。像这样的人在解放后敢于留在大陆，无怪胡适要说他蠢了。
冯友兰在政治上犯了错误，与其说其是投机，不如说是知识分子的通病，自古以来知识分子从总体来看都是软弱的，特别是哲学家，其政治思想和国家的意思形态关系太深，所以不得不与政治纠缠不清。很不幸，他的唯心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不搭界。
值得一说的是冯先生的哲学思想：新理学，可能和他犯错误有一定的关系。新理学是儒家的一个分支，它的特点是积极入世的，参与世界，改造世界，正如他在书上所说，在写批判孔子的文章时有哗众取宠之心，这和道家就不同，在文革这样的乱世中，一个人如果采用道家出世的态度就安全很多。
总之冯先生犯了错误，但是并不大，而且坦白得很直接。突然想到两个细节：1、书中提到当年国民党也搞过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运动，要求“不盲从”，即不盲从外来的革命主义。这和现在的“三个自信”有些相似。2、书中说冯先生曾经给罗素写过信，罗素还回复了，好像围城里面讽刺过中国哲学家给外国哲学家写信的情节。
章节安排颇有《左传》气味。以“修辞立其诚”与“有话则长”而判篇幅主题之侧重，也颇有意味。在“社会·民国时期”“哲学·三、四十年代””大学·八、九、十章“部分，学术自信、自得之心令人读之怡然，述及贞元六书部分，更有傲慢之态，迥异建国后章节气息。常有学者莽撞定论冯氏晚年为马列从者，绝对为愚钝无力分辨之徒。恰如《自序》”社会·建国后“部分，只叙述了自己的”后知后觉“，但字里行间并非惋惜，而是冷嘲其中；在”哲学·五十年代后“部分，则成了对”全局高压”下的“委屈”“自辩”，1957年的”抽象继承“之论，实为冯氏对马列与中国现实的隐晦批评。文中对当时马列最重要的宣传家之一陈伯达极尽嘲讽，”逻辑是哲学的基础“，而陈伯达其人”逻辑相当混乱“。建国前之“上宾”“院士”，此后常有“良机”以表“不屑”，使人不由同情其际遇两殊。于此亦可见冯氏对毛第二阶段后思想（见《中国现代哲学史》第七章）的究竟态度之一斑。综合全书，虽不乏有自辩之辞，亦不失为坦诚之心迹。2013.5.1
在《自序》中，冯友兰以该书为其“以前著作之总序”，欲便后人“知其人，论其世”，所以书中特别分“社会”、“哲学”、“大学”、“展望”四部，以期相应地达到“志环境”、“明专业”、“论教育”、“申信心”的目的，为了解冯氏及其周围的人、事提供了很多冯氏的亲身感受。冯氏在书中表明自己在各个阶段的个人见解，较为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转变及其缘由。虽然冯氏明言仿旧例，作此自序。但该书体现的冯氏见解，越往后越明显偏向于马列主义，与《史记·太史公自序》等，写法并不尽同。或许是因为太史公撰述时代相较承平，变化相对不大，其《太史公自序》并未表现出很多自己的思想转变。至于太史公一生的学术见解是否转变、转变如何，更多地需看各篇章来进行分析。从这一点来看，某一人的学术思想转变状况，若无较多的编年分析，则只能整体来理解。这种某人整体、某人分段的状况，很有意思。
另外，书中第209页写道，“写这部书（《新知言》——笔者注）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它在当时是要说明‘新理学’和维也纳学派的不同。当时有人说，‘新理学’跟维也纳学派是相同的。我想起1933年我在英国，到剑桥大学去讲演，碰见了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他请我到他住的地方去吃下午茶，颇觉意味相投。当时没有谈什么专门问题，但是谈得很投机。我觉得他也是对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问题有兴趣。不过维也纳学派把哲学当成一种语言或科学方法论的问题，而我则认为它讲的是哲学。为要说明这个意思，就写了一点东西。”
我得承认，看到维特根斯坦的时候，我被惊到了——原来冯友兰当时在国际哲学界已经到了这个级别。孤陋寡闻了。
不过，就该书中所言，虽然冯氏也关注自然方面，但其着力点，仍在社会与人，即较多注意人生哲学，而非自然哲学。四十年代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冯氏从横的方面看历史，在社会类型方面受到启发，对社会方面关注更多。其关注社会层面，是受到近代西方影响，在关注方法、途径上的改变。究其根本，中国古代重人事的思维习惯仍引领其整体的思考倾向，其关注点仍在天人关系下的人。冯氏在该书中也常说，自己要寻一安身立命之处，想着身心俱安。照老话说的，江山易改，禀性难移。这也可以算作一例吧。
周质平在《光焰不熄》里提到冯友兰晚年的自序，评价说他这本书还算通。兴致勃勃买来一看，失望透顶。
除开拉了一遍自己的简历外，没有什么东西了。哲学家的深刻完全没有，搞得还是49年来接受的那一套马列，作为哲学家，他的思想早就死掉了。原以为到老会清醒些，没料到仍操着老把戏，表忠心给谁看呢？
这一代知识分子，真可悲。
经老师的推荐，看了这本冯友兰先生的《三松堂自序》，感悟有三：
一、哲学上：
摘抄：西方人精神境界空虚，没有找着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地，才寄希望于宗教，而其实，中国哲学在这一点上代替了宗教。
感想：在书的前一部分讲生平的时候提到这句话，但在书里没有过多描述，然而，这和路老师认为的“中国人有信仰”并且“从儒家思想中获得了信仰”的观点中有部分一致，让我有一种想去翻阅中国古代典籍、寻找信仰的冲动，有空定得先把冯先生的其他书看一下。
二对于文革：
摘抄：
50年代，中国人民都有一种奋发有为的精神，只要共产党一声令下，全国人都是同心同德、全力以赴。毛主席所说“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大概就是这种精神。十年动乱，表面上是打着革命的大旗，实际上是打击了这种精神，挫伤了这种精神。因为这种精神是一种理想，一种信念鼓舞起来的，，一鼓作气，势不可挡。经过十年动乱，有些人的理想幻灭了，信念动摇了。气可鼓而不可泄，要是泄了气，在想鼓起来就不会像泄气那么容易，这是十年动乱给中华民族最大的创伤，最大的后遗症。
……
以上，我不厌其烦的讲了一些细节，以见“四人帮”是如何利用毛主席、党中央的威信，以欺骗人民，诱人跟着他们走极左路线的。我当时自以为是跟着毛主席、跟着党中央走的，鼓励我的那些群众也是这么想的，至少也是这样说的，可是我当时的确有哗众取宠之心。有了这种思想，我之所以走了一段极左路线，也就是自己范了错误，不能说全是上当受骗了。……还有一件大事牵挂着，那就是祖国的旧邦新命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前途。
感想：这是我所看到的关于关于文革的资料里最恰当的描述，从他的描述中，我有一次认识了文革，也领略到了大师的胸襟和风范。那一段历史，很多细节可能还没有办法评说，但是，如何去看待它并以后尽力的避免它，我觉得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一下的。
三、学术上：
摘抄：
通史有三个阶段，哲学亦然，大的哲学体系还未出来，我所研究的是子学时代（百家争鸣），经学时代（儒家经典），当时，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哲学的开山之作，后来我的《中国哲学史》获得了陈寅恪和金岳霖的好评，但是，我的这部书也有两大弱点……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无论什么事物，都是后来者居上，这是因为后来者可以以先来者为鉴，从其中取得经验教训，胡适的创始之功，不可埋没。
对于历史的解释，要尽可能把古代已经有的解释包括进去。比如说，《诗经》里的《国风》男女情欲在淫奔之诗，儒家重“男女之防”，那何以将淫奔之诗放于《诗经》？其实这一类诗本来是古代原始社会中男女求偶的聚会中所唱的诗，是当时的一种社会制度，一种礼，故无所谓淫奔。
感想：很少有人在书里公开指出自己的弱点和自己作品的错误，冯先生真让人佩服，他对学问的认识也是站在一种历史的高度的，可见他治学很严谨，值得学习。
碰巧晒书看到一张遗落在书本中的书单，读大学时所列，《三松堂自序》在其中。于是就借了一本，饶有兴致地读了起来。这本自序分四部分：社会（环境）、哲学（专业）、大学（教育）、展望（信心），长短不一，作者称之为“有话即长，无话即短”。社会部分尤为精彩，作者记录了清末帝制、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的工作学习经历，以波澜壮阔的变革为成长治学的社会背景，于娓娓道来中让读者窥见历史的细节——父亲任衙门大老爷的仕途之路；老家议员的选举闹剧；西南联大教学经历；文革时期知识分子改造……（这部分内容让我想起了何兆武的《上学记》）。
高中课本曾收录冯友兰关于“人生境界”的文章，我囫囵吞枣读完《三松堂自序》之后才知道“境界论”出自《新原人》（贞元六书之一）。冯友兰在《新原人》自序里写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身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愿学焉。”可见，“境界论”并非时下报纸杂志上“心灵鸡汤”，慰藉压力之下迷失自我的都市人；而是冯友兰在颠沛流离的战争岁月里对社会观察和思考之后形成的哲学理念。本书第六章作者讲述了一段经历：1947年我在美国，遇见一位哲学教授，他说：现在美国教哲学的人，最怕碰见学生家长。家长问：“你教这些东西，对孩子们有什么用处？”颇觉难以回答。这位哲学教授说的倒是实话。现在西方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所着重研究的多半是一些枝枝节节的小问题。问题越小，越可以成为专门的哲学。专业哲学家必须讲专门的哲学，在一些枝节问题上钻牛脚尖。对于可以使人“安身立命”的大道理，反而不讲了。解决这些大问题，本来是哲学的责任，哲学家们忘记了哲学的责任，把本来是哲学应该解决的问题，都推给宗教了。当下，到处都是“杜拉拉”，哲学类的书籍似乎被励志畅销书取代，这些升官发财之道、厚黑生存之术能否给人长久的指引，我不以为然。然而，脱离实际地高谈阔论又难免使人隔膜，忽略“当下要求”的境界追求无疑曲高和寡。《三松堂自序》的亲切在于它使我明白哲学体系并非凭空形成，周围环境和成长经历影响着作者的哲学观点，一个人的人生境界并非一层不变的，鲜活的生命和厚重的历史交相辉映，才使学术理论研究具有扎实的现实根基。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曾提到：就哲学家来说，知识和品德是不可分的。哲学要求信奉它的人以生命去实践……这种心灵的操练一刻也不能停止，因为一旦停止，自我就会抬头，内心的宇宙意识就会丧失。我猜想冯友兰的人生目标不单是达到“道德境界”，而且直指“天地境界”，故而才会如此强调生命的实践与心灵的操练。一方面，他能够以治学为业——阐旧邦以辅新命——从而找到“安身立命”所在；另一方面，单纯的奉献社会又不足以概况他的追求，在自序里他写道：“三松堂”者，北京大学燕南园之一眷属宿舍也，余家寓此凡三十年矣。十年动乱殆将逐出，幸而的免。庭中有三松，抚而盘桓，较渊明犹多其二焉。提及陶渊明，不免让我联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也许是他本人对于自然的理解和认识，骨子里仍旧有旧式文人归隐之风。
英国作家毛姆在《刀锋》里借主角拉里之口说出了“人的自我完善”才是生命的终极意义（大意），因人性的软弱人们才不得不在爱情和事业上寻求自我价值。每个人的人生境界都是不一样的，正如书中所言：各人的人生，是各人自己创造的。各人的历史，是各人自己写的。各人向各人自己负责。《三松堂自序》是一本朴素而有趣的书，如果哲学家不那么痛苦地作思考状，或许我们会更加愿意讨论人生。
PS:精彩摘录：《周易 乾卦》的《文言》说：修辞立其诚。我们说话、写文章都要表达自己真实的见解，这叫“立其诚”。自己有了确实的见解，又能虚心听取意见，改正错误，这叫走群众路线。如果是附和一时流行的意见，以求得到吹捧，这就是伪，就是哗众取宠。1973年我写的文章，主要是出于对毛主席的信任，总觉得毛主席党中央一定比我对。实际上自解放以来，我的绝大部分工作就是否定自己，批判自己。每批判一次，总以为前进一步。这是立其诚，现在看来也有并不可取之处，就是没有把所有观点放在平等地位来考察。而在被改造的同时得到吹捧，也确有欣幸之心，于是更加努力“进步”。这一部分思想就不是立其诚，而是哗众取宠了。（第三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是冯友兰的自传。了解一个人的哲学观，最好也能了解一下这个人的生平。读了后才发现原来冯友兰当年级别很高啊，相当于中国学霸级别的人物，当过清华的校长。因为毕竟他是级别很高的人物，而且学术界人士地位比较超然，所以读他的自传，了解一下当时民国直到解放的那段历史，从他那个角度来看，真的还蛮有趣的。但之后的叙述XXXXXXX那段历史就很无趣了，甚至让我有些感慨，这自传都是80年代写就的了，仍然感觉那么XXXXX，情何以堪啊。
做人做事有三个境界，自然而得为上，刻意图之为中，迫于形势为下。
冯友兰先生做学问，由中而上，由上转下；
先生做人，本想自然而得取其上，于是并无苛求，自然失之于中，实际往往迫于形势，碍于情面，最终取乎其下。
说做学问。
二三十年代冯先生的哲学史研究，乃至《中国哲学史》的创作，起于授课需要，直到后来成书，都可算成有意而为。不论文章优劣，未曾提笔，就只能算中间的境界了。
四十年代是冯友兰先生创作高峰期。这期间在联大写成的《贞元六书》，构成了先生完整的哲学体系。这部书也算是先生继探究中国哲学史之后自成一家的推演。在境界上高了一筹，可谓自然而得。
五十年代之后，如先生自己所说，“也写了一些东西，其内容主要的是忏悔”。大著作中仅有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也久久难以成书，让人不免联想，此时的学问，已经是迫于形势了吧。
说做人。
做学者，也可分三个境界，首先是“学者的材料”，其上是清醒的认识，第三层是坚持的性格。
第一层“学者的材料”，冯先生毋庸置疑；有了这一层，可成大学者。
第二层清醒的认识先生就缺失了。在几次历史抉择处，先生对时局、大方向的判断，对个人立场的把握，都显示出后知后觉，往往“碍于情面”，想要逃离“是非之地”，甚至受人左右利用。
没有清醒的认识，第三层就更无从谈及了。没有“不自由，毋宁死”的品格，没有坚持信念的勇气，至多成大学者，难成伟人。
说书。
我读的这本《冯友兰自述》是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的版本，并非人民大学2004年版本。大二时候在大学城书店淘来，当时还有一层塑封，至今不知道是否盗版。这次回家翻出来，打开还有一股浓浓的墨味。昨晚从70页熬到凌晨一点读到170页，今天来京途中才算读完。
冯先生这本自述成书于1981年冬，当时年近九十的老者对自己一生经历感悟诚诚恳恳娓娓道来，态度让人肃然起敬。尽管其中不乏针对过去是非评判的一些解释和回击，也还大有一种功过任世人评说的大度。
读这本书之前，先读了梁漱溟先生《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两本书购自同一时期）的前三章，又在网上搜罗了一下梁老的趣事，不禁感叹同为柔弱学者，品性竟可如此刚柔相别。
2010年8月22日午后
冯先生90大寿的时候，曾邀请梁先生，梁以冯曾“谄媚江qing”为由断然拒绝。冯与江的关系，冯已在自序中说明。网上经常看见对这件事情的评价，不少是有失偏颇的。这里我把书后附录的年谱摘录一段，是冯90大寿期间二人来往的记录，对感兴趣的朋友或许是个不错的材料。
-----------------以下摘抄-------------------------------------
11月（按：1985）
21日 钟璞打电话请梁漱溟出席先生寿宴，梁拒绝。
25日 梁漱溟21日来信，无上款，谓”尊处电话邀晤，……我却断然拒绝者，实以足下曾谄媚江qing。……如承枉驾来我家，自当以礼接待交谈，倾吐衷怀“。
12月
3日 晚6时在全聚德烤鸭店海淀分店举行90寿宴，……
6日 ……。 复梁漱溟书，其文曰：“十一月廿一日来信，敬悉一切。前寄奉近出《三松堂自序》，回忆录之类也。如蒙阅览，观过知仁，有所谅解，则当趋遏，面临教诲，欢若平生，乃可贵耳。若心无谅解，胸有芥蒂，虽能以礼相待，亦觉意味索然，复何贵乎？来书竟无上款，窥其意，盖不欲有所称谓也。相待以礼，复如是乎？嫉恶如仇之心有余，与人为善之心不足。忠恕之道，岂其然乎？譬犹嗟来之食，虽曰招致，意实拒之千里之外矣。‘如何金石交，一日更离伤’，诗人诚慨乎其言之也。非敢有憾于左右来书直率坦白，甚为感动，以为虽古之遗直不能过也。故亦不自隐其胸臆耳。实欲有一欢若平生之会，以为彼此暮年之一乐。区区之意，如此而已，言不尽意。”
13日 ……。的梁漱溟11日信，其文曰：“芝生老同学如晤：倾收到十二月六日大函，敬悉一切。《三松堂自序》亦收到并读过，甚愿把晤面谈，或即在尊寓午饭亦可，请先通电话联系，订好日期时间，其他如汽车等事，亦均由尊处准备是幸。”先生说“还是我去看他，不必麻烦他来”，遂由钟璞电话联系此事，订20日星期五往访。
18日 ……。梁漱溟来信，谓“星期五我须去政协开小组会，不克在家候教，希另定日期为便”。随即由钟璞通过电话与梁商定24日往访。
24日 由钟璞陪同至木樨地访梁漱溟。先生与梁谈“菩提”、“涅磐”。梁谈他年轻时既想出家与又有肉体要求的矛盾。钟璞向梁说明，梁上月21信“谄媚江qing”云云是不问事实的主观妄断，这种态度很要不得。梁以其所著《人心与人生》（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5年4月出版）相赠。
其实也不算读过吧，只是在图书馆翻了翻。像我这种专心不起来的人，拿着六级的书去图书馆，见到这本书被摆在一个书架上，就随手拿过来，六级就一眼不看了。
翻这种书，总觉得切合那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这种书是肤浅如我者读的么。一点也不爱智慧的人，去读哲学家的自述，是有点逾越了。不过，我一向是将高中政治书当笑话书看，将传播学概论当八卦杂志看的，这本书就更不在话下了。
原来冯友兰有个女儿叫宗璞，我们以前学过一篇写紫罗兰的课文就是她写的。应该是紫罗兰吧，记不清了。
冯友兰先生其实是个软弱的人。他的生活哲学跟他的哲学明显水平不一致。他从众，人家叫他签名他就碍于情面签了，也不管是什么签名。人家叫他入党（此处指国民党），他就入了。他说建国时觉得社会主义是崇仁的，就兴冲冲从外国回来了。然后他的命运就改变了。你说一个人如果被逼抛弃之前形成的成熟人生观世界观，那是多么悲惨的事。他不得不很真诚的接受思想改造，去学习马克思主义，还写信给毛主席，说要用马克思主义再写一本中国哲学史，然后收到毛主席的回信，叫他老实一点。大约从毛看来，冯这种立场不明确的文人是不够老实的。冯骨子里其实是典型的中国旧式文人，却避免不了被卷入时代洪流。
冯友兰的胡子原来是去西南联大路上留的，后来就没有剃了。闻一多的胡子也是，后来却没有机会剃了。
还有一个细节是冯友兰说西南联大校歌是他写的，还附上了考证的资料以证明自己记忆的正确，真是可爱。
冯友兰虽然软弱，但跟郭沫若不一样。他很真诚的。真诚的人都很可爱，很可敬爱。
文章的某些部分简直可以跳过
涉及到某些言论不便提起
读过的人应该都能感觉到
本就是唯心主义哲学
何必一定要强加上这些部分
如果是历史所逼
环境所迫
何苦一定要在晚年自序里提起?
人是要有傲骨的
文人起码也要有点风骨
要在这些文人中找个类比的
郭沫若是冯友兰的加强版
鲁迅说的不错
安分守己如冯友兰者
是褒是贬
见仁见智
好读老人书。
本书讲述冯氏身世、学问和教育事业。
为自序如对镜自照，所见必不完全。然老人多经验，少浮辞，足以弥补之。
传记是史一支，冯氏历经丧乱，兴学参政，以史观之，极有价值。于近代之学术思想史多有涉及，评及胡适之书，顾颉刚之史等，亦多可鉴。其中或有春秋笔法，留待日后再悟。
冯素有名位，功利投机之心时一现之。然虽有辩词，又颇坦诚。亦多纪大作，张岱所谓名根坚固也。
文革文体随处可见，感慨时代对人摧残之深。
很多学界人士，特别在当今学界，大学校园里的人，都非常鄙视冯友兰先生的人品，质疑其人格，愚以为，无人能像冯先生一样，在中年时期，内心自我批判，在晚年时期，坦然公之于众接受批判并与大众交流批判。
对于中国哲学，他是承上启下，并且眼光如炬，能够看见哲学未来的人。
他也是我学习哲学，以后也将从事哲学的一个偶像人物。
其人已逝，心向往之。记之，敬之，仰之。
把自己博克的这篇“乱写一气”转过来吧。
其实是上个周末看的一本书《冯友兰自述》，偶看书比较慢，连着看了三个晚上，前两天都到夜里快三点了，最后一个晚上，看到了两点，终于看完了。掩卷深思，感慨良久...感慨着感慨着，竟然就这样睡着了，半夜三点半又突然醒来，才发现灯还是亮着的...
对这个老先生感兴趣是从读它的《中国哲学简史》开始的，前段时间偶然遇到这本自述，便想拿来翻翻。一读竟不想放下了。写得时间跨度比较大，因为友兰同学生活所跨越的年代也比较长。写大学，从小的“包本”，到北大，哥伦比亚，到清华；写自己的学术研究，这个不想谈。--因为当我了解到最后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原来是在那样的背景写的之后，失望之极。--唉，不过，怎么说呢？你当然可以傲慢的鄙视传统知识分子的软弱，可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却无不痛心的发现所有坚持正义与真理的斗士往往不得善终，如“国民党反动派”的暗杀，--可是，那个时候的民主自由战士，如闻一多先生，虽死犹荣，至少亿万人民知道你是为民族和真理而牺牲！是光荣的战死在自己的战场上！可是十年浩劫呢？你是死在谁的手里？而且只能是屈辱的惨死！知识越多越反动，所以除了极个别的幸运儿，只有“装傻”的活了下来。呵呵，依然记得何兆武无奈的经历，他老人家因为翻译了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在“十年”中得到的“美名”是“为西方资本主义招魂”？！庆幸的是还有人听他解释这本书是毛主席老人家让他翻译的，这才幸免遇难。中国思想界才多保全了这样一位前辈。更多的人是根本不会给你解释的机会！这只是我们知道的，还有多少我们并不知晓的历史呢？“十年”现在说原因总是什么江青四人帮怎样怎样，可是我就信了那个邪，几个流氓就能让诺大的中国一整个儿的黑白颠倒？从来没有剖析这里面的根本原因，从来没有，所以，历史的悲剧在未来还有可能重演...我从来觉得人不怕犯错，怕的是不敢正视错误，不敢承认错误。这样说起来，冯友兰同学向毛泽东同志保证说要“改正自己以前的错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重写中国哲学史”－即中国哲学史新编，就不足为奇了...可，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到“十年”呢！再看看冯友兰同学国民时期的表现，好像就不难理解了。--当然，也许只是自己站着说话不腰痛。--有一点值得肯定是，冯先生对于自己的软弱竟然也勇敢的写了出来，这是无论如何都让我万分钦佩的！比起那些道貌岸然的文化伪君子不知道要高尚多少倍！
扯远了，言归正传。冯先生的自述，先从社会背景的角度来写，从清末，民国，写到咱们的新中国。折射出了许许多多的社会现象，让我更近的知道了当年的科举考试的尴尬与荒诞，晚清政体官场的腐朽；--虽然有张之洞等图强的一批人，可那样病入膏肓的晚清，灭亡似乎是他唯一的出路了。可是有一点值得思考的是，记得看过一过一个材料，据经济发展组织的研究，在1820年，当时中国的GDP近占全世界的30%！可咋就在二十年间就落败于鸦片战争了呢？唉...哦，冯先生还写到袁世凯大流氓的篡位，--的确是应该称呼为流氓，除了流氓，没有人能做出那种事情来，不过这又不是一个普通的流氓，真是一个精于心计的流氓，--在这样的流氓面前，民主，谈何容易。敬仰于孙中山先生，也憧憬于先生的伟大理想，只是，中国人太愚昧；民主，中国人还没有准备好...
让我感想最多的莫过于冯先生所提到的那个年代的大学了。冯老还引用蒋梦麟的话，蒋梦麟说自己在大学混了几十年发现一个规律，大学分三种力量：教授会，学生会，校长。当有两方面力量团结起来的时候，另外一方就玩不转。--也许也正因为如此才保全了那个时候北大清华的自立，以至于蒋介石每每想派新校长，却不得瞻前顾后。--还说，大学分三种人，神仙，老虎，狗。教授是神仙，学生是老虎，那些行政职员是狗。--让我看了真是啼笑皆非，现在呢？神仙是职员，老虎是职员，教书的和学生都是狗。那个时候的理念是“教授治校”，有规定：大学校长不得兼任任何政府的行政工作。可后来呢？在“十年”中，这些如此优秀的思想竟遭到了批判，自那时，它们就成为了历史...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人站出来为这些被历史湮没起来的真理呐喊...
历史，中国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甚至可以说到现在的这段历史绝对是值得反复研究的，无论是在文化还是思想领，我们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也许我们应该把历史的眼光放得长远一些，把这一切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整个世界的大背景下去审视，中国人也应该来认真研究一下“李约瑟难题”。只是前提是，对于历史，我们必须给它以真相。
------自嘲一下：又想多了吧，傻蛋。
研究哲学的人，通常都比较看通世界上的人事万物。所以做人就有点像红楼里的宝钗，懂得乖巧。冯友兰就大有点大智若愚的味道，不仅在他对待不同政局政治之间表现得明显，在学术上也是如此。 中庸中庸啊，只是明灯恐怕还是有的，只是他在心里罢了。
冯先生关于君子儒和小人儒的分析也很精彩
他如果不如此，就早翘掉了。时代的悲剧，不忍心指责了。
但是他不是80年代的人。PS 这不是自传，是自序，不一样的。
老冯是河南人。。。
我和河南人没过节——和其他很多地方都有
好！顶一下！
李约瑟 写中国的书 据说有好几十册 怎么看的完阿！
李约瑟难题历史解释不通，经济可以
en..韬韬晦晦..大智若愚..
先用主流意识形态点评,再点几个历史人物为例道破.
聪明人傻人左人右人都被冯老先生迎合啦.
一个大师如此韬晦,是有侮辱群众智商的嫌疑滴.
不过我还是认为这书很好.
展现了一个时代.
说的是什么.心里的那本普又是什么.
楼上说的好深刻，我没太看懂
我觉着冯先生身体力行了咱们中国的中庸之道，不愧为大哲学家啊
我觉得 冯友兰的 一生所作所为 特别和我胃口 ！！ 莫非我人生也要走中庸之道么？ 周星驰的唐伯虎点秋香里面 有首诗说“别人笑我太痴颠” 哈哈哈
做哲学史的也有像罗素这样，社会活动家，不怕街头运动的。这都是个人处事的不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