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途
2008-7-1
人民出版社
张世英
313
245000
无
我出生在农村，“性本爱丘山”；小时受父亲：一个普通的中小学语文教师的思想影响，喜爱老庄和陶渊明，养成了“少无适俗韵”、自命清高的性格。念初中时，便以父亲的教导为座右铭：“不求闻达，要做学问中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武汉沦陷，我离开家庭，只身到鄂西山区念高中。流浪时期的彷徨，使我悟到了一些读书救亡的道理，高中毕业后，我怀着济世救民的宏愿，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既是一个学术空气浓厚的学术殿堂，又是一个要求政治自由的“民主堡垒”。在抗日战争的大形势和昆明学生运动蓬勃发展的影响下，我一向不问政治、自命清高、向往道家境界的思想受到了直接的冲击。特别是在念联大的后期，因结识我的夫人彭兰，并通过她，与闻一多先生有了较密切的接触，我逐渐走向现实，走向革命。与闻先生第一次见面时，他告诫我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走出象牙之塔”。从此以后，我一步步踏上了“走出象牙之塔”之后的旅程。1949年，全国解放，一些原先安心躲在“象牙之塔”内的老书生、老学者也一个个自愿地或不自愿地走出了“象牙之塔”，我那时刚近而立之年，算是先走出一步的青年“进步分子”。从解放到80年代初改革开放这大约30年的时间，是一个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以政治压倒学术、代替学术的年代。我虽然在政治运动的夹缝中也做了一些学术研究工作，但在当时“要求进步”的思想指导下，我的著作和论文大多打上了“左”的教条主义的烙印，“大批判”成了这些论著的指归。我的研究领域是西方哲学，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根据当时的规定，首先是批判，批判其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针对西方哲学中马克思主义以前古典的东西，尚可在大批判的前提下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地吸取其中的“合理内核”，我那时的几本关于黑格尔哲学的著作和西方哲学史方面的一些论文，就是在这个固定公式下写成的。至于西方哲学中的现当代哲学，则更被判定为反动的、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有如洪水猛兽，不敢问津，即使出于某种需要在课堂上讲到它，那也只能是批判又批判。我在那个年代里也讲授过现当代资产阶级哲学课程，但该课程的名称就叫做《现当代资产阶级哲学批判》，我发表的几篇关于现当代资产阶级哲学的文章，题目也多带“批判”二字。我的那些“左”的论著在当时曾得到社会上的好评与某些领导的赏识，许多报刊也常约我撰稿，由此可见那个时代的学术风尚之一斑。现在回想起来，我的那部分“大批判”文字不过是在当时政治形势下的“一唱亿和”之作。那个时代从事哲学专业的人，称为“哲学工作者”，不能心存“哲学家”之想，意思就是不能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只能做些注释和讲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工作，或者像我这样以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哲学为专业的人，就只能做些“大批判”的工作。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我虽然年轻，没有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没有这方面的历史包袱需要做自我批判，但我的思想检查仍然连连不断，那就是检查从小就养成的不问政治、自命清高的思想。我在那个年代里的为学道路，是一个与各种政治运动同行的过程，是一个与批判我个人不问政治、自命清高的思想检查同行的过程。两者同行的结果，无非是以政治压制学术、代替学术。我今天仍然认为学术应“走出象牙之塔”，但我从象牙之塔走出以后，却长期误人了一条“左”的教条主义的歧途。陶渊明诗云：“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我有感于我从解放到80年代初改革开放约30年里所经历过的人生道路，也写了两句：“三十年华转眼过，天涯浪迹岁蹉跎。”“三十年”者，言其成数也。“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我已经常在反思解放后我所走过的道路，而“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浪潮的推进，我的思想更是逐渐地从政治独断和教条主义束缚下解放出来。“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我仿若一个飘摇在外、“一去三十年”的游子，踏上了返回自己思想家园的归途。我感到长期套在哲学脖子上的枷锁正在打开，“光明在望”。从此以后，我回到了纯正的学术研究的道路，开始了一个真正做学问的时期。在新的形势下，我个人的业务进展也比较大，青年时期就已萌发的哲学追求也似乎找到了一点边际。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改革开放的80年代初，我已是60岁的老人了。苏老泉二十七发愤已恨晚，我和我的同辈人到花甲之年才有条件认真为学，未免可笑亦可悲。然而我为了找回已失去的盛年，仍以“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的精神，勤耕至今。所以我在“三十年华转眼过，天涯浪迹岁蹉跎”的诗句之后又续了两句：“故园别久思归去，犹盼Et西挥鲁戈。”我幻想挥戈返日，假我天年，得偿夙愿。改革开放以来这又一个30年的时间里，前八九年我仍以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哲学为主要研究方向，但已不是以“大批判”为指归，而是纯正的学术性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已出版的《黑格尔(小逻辑)绎注》、《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自我实现的历程：解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等著作和几篇有关论文中。还主编了《黑格尔辞典》，其中本人亲笔撰写10万余字。又从德文原文翻译了德国著名哲学史家KunoFischer的《近代哲学史》一书的部分章节，定名为《青年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我在《黑格尔(小逻辑)绎注》中，对《小逻辑》一书，除逐节逐段作了较通俗的讲解外，还特别在“注释”部分下了一番苦功：一是用黑格尔注释黑格尔，即就同一问题、同一术语，不仅把散见在《小逻辑》本书各节中的相关论述集结起来，而且把黑格尔其他著作中的相关材料也搜集在一起，俾使读者对同一问题、同一术语的解释可以从我的注释中得到相互参照、相互发明的便利。为了注释黑格尔的某个论点、某个术语，我常常翻遍了他的《全集》。二是借用西方一些研究黑格尔的学者的讲解和注释以注释黑格尔，这实际上是采用了中国传统的“集注”的办法。我对黑格尔哲学的整体把握和评价，在这段时期里，也有一个新的转变。和“文化大革命”前着重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不同，我更多地强调黑格尔哲学对他死后的西方现当代哲学的积极作用和影响，强调学习黑格尔哲学中关于人的主体性和自由本质的意义。我现在认为，黑格尔哲学既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顶峰，更蕴涵和预示了传统形而上学的颠覆和现当代哲学的某些重要思想，例如现当代现象学的口号“回到事情本身”，其内涵和实质就可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序言关于“实体本质上即是主体”的著名命题中得到真切的理解和说明。我过去总爱说黑格尔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之集大成者，其实，我们更应该说，黑格尔是他死后的西方现代当代哲学特别是人文主义思潮的先驱，现当代许多批评黑格尔哲学的大家们往往是踩着黑格尔的肩膀起飞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多次出国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或应邀到国外讲学，我所讲的内容多以西方哲学、黑格尔哲学为主题。我的学术视野大大地开阔了，这与改革开放的总的形势是分不开的。8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的研究范围逐渐由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哲学转向现当代西方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致力于中西哲学如何结合的问题特别是关于哲学何为与中国哲学向何处去等问题之研究。我的目标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探索到一条哲学的新方向，其成果体现在《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版，2007年第2版第4次印刷)和《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两书中。与此同时，还写了《北窗呓语:张世英随笔》的小册子(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以随笔、散文形式凝结了我那段时期的哲学思想。《天人之际》和《进入澄明之境》以及《北窗呓语》出版之后的几年里，我按新的哲学方向在继续探索的道路上，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属于我个人的思想观点，其所涉及的领域除哲学本身所讲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之外，还包括美学、伦理学、历史哲学，我越来越萌发了一点想清理和系统化自己的哲学思想的打算。正好这时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负责同志要我以老教授身份为一年级本科生开设哲学导论课程。教学相长。我借此良机，把原先打算清理和系统化自己的哲学思想的意愿贯穿其中，完成了《哲学导论》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2006年第5次印刷)，这是一本能代表我晚年哲学思想基本观点的著作。此书把我的哲学明确概括为“新的‘万物一体’的哲学”。它更系统地回答了《天人之际》与《进入澄明之境》两书中所提出的哲学何为与中国哲学向何处去的问题。“万物一体”(或“天人合一”)是中国本土文化的两大支柱儒家和道家的哲学思想之核心，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无论是儒家的还是道家的“万物一体”、“天人合一”，都缺乏西方“主体一客体”关系式的思想环节，苟子的“天人相分”有些类似“主体一客体”关系式，但苟子不像孟子那样属于儒家正统，“天人相分”始终没有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占主导地位。我把中国思想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称做“前主客关系的万物一体”或“前主客关系的天人合一”。这种古旧的“万物一体”、“天人合一”思想，因其不以区分主客为哲学原则，不重物我之分，不重认识论，不重作为主体的人对作为客体之自然物的认识与征服，因而也不能为发展科学提供哲学理论上的根据，徒有与自然和谐相处之主观精神境界，而缺乏认识自然、征服自然以达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具体途径。我由此而主张会通中西，提倡一种“新的‘万物一体’的哲学”，把万物一体、天人合一与主一客关系结合起来，具体地说，就是把主一客关系纳入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思想指导之下，我称这种超越主一客关系的万物一体、天人合一为“后主客关系的万物一体”或“后主客关系的天人合一”。这也就是我所谓“新的‘万物一体’的哲学”之“新”的含义。我以为中国哲学向何处去的问题可以从这里找到具体答案。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以为哲学就是提高境界之学，即提高到一种超越主客关系的万物一体或天人合一的境界，也可以叫做“后主客关系的万物一体或天人合一的境界”。但《哲学导论》一书中所讲的东西，主要是从个人精神修养方面看问题，缺少社会维度的思考。有的学者看了此书后，说我的哲学是“个人哲学”，称我为“个人哲学家”，委婉地含有批评之意。我在《哲学导论》一书出版后，逐渐认识到，个人的精神境界是在其所生长的自然条件下和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的熏染下形成的，而后者尤具决定性的影响。文化有社会性，它不只是个人的精神境界，而且更准确地说，是整个民族的精神境界。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无论个人的还是整个民族的)，与继承和弘扬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有深切的联系。这样，如何提高人的精神境界问题就变成了一个如何继承和弘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问题。我在新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境界与文化》一书中集中探讨了这个问题。我在这本书中着重讲了弘扬传统文化必须与吸收西方文化的优胜之处相结合而不能固步自封的问题。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们在克服中华传统文化中封建主义的糟粕、发扬人民民主、促进思想解放等方面，的确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我个人在浪迹天涯三十年之后踏上了返回自我思想家园的归途中所取得的上述一系列学术成果，都是与改革开放的形势分不开的。撇开这些成果的质量不说，即使就数量而言，我在改革开放后30年所写的字数就几乎六倍于改革开放以前30年，而这后30年，已是我的老迈之年。改革开放给先前套在哲学脖子上的绳索松绑以后，的确焕发了像我这样的“哲学工作者”的青春活力，让我深感庆幸。然而也正是这种改革开放的形势鼓舞着我，必须继续前行，我仍在漫漫归途中。改革开放，我把它理解为一场反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运动。中国传统文化诚然有其精华方面，但封建专制主义的糟粕也根深蒂固，欲继续改革开放，举步维艰。真正意义的民主、平等、自由，至今人多嗫嚅而不敢直言，诺诺者千夫，谔谔者一士难求。更有甚者，因“久在樊笼里”，安于主人喂食之欢耀，以致乐不思蜀，丧失“羁鸟恋旧林”的本能，则尤令人悲叹。针对这些情况，我在《境界与文化》一书中初步表达了我的一些意愿：如主张基本人权平等；增强平等之爱的道德意识；发扬自我批判、自我超越的精神；提倡科学的“自由”精神；培养对真理之爱的宗教感情；发掘道家传统中的科学基因；等等。实现这些意愿，意味着对封建传统势力的进一步清除，意味着一系列深刻的文化改革。但我以为只有这样，就个人来说，才有可能摆脱封建主义的“樊笼”，回归本己的精神家园；就民族来说，才有可能达到文化创新、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本书除按时间顺序新写的正文外，还用较多篇幅收录了本人已发表的相关随笔、短文和个别其他资料，作为各个时期我的哲学足迹及其时代背景的具体见证和进一步说明。收录文字均在正文相关处用阿拉伯数字标明，便于读者随时翻阅。本书承人民出版社张振明副主任热心关注和支持，还做了许多细致的编辑工作，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张世英2007年6月30日
张世英，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黑格尔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主编、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顾问、中西哲学与文化研究会会长、全国西方哲学学科重点第一学术带头人。 本书由张世英娓娓细述西南联大时的故人往事，是一位文化老人一次深刻心灵反思后的铮铮真言，并收录了张世英已发表的相关随笔、短文和个别其他资料。
张世英，1921年生，武汉市人。1946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1946—1952年在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任教。1952年至今，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研究所讲师、副教授、教授、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美学与
前言1 “无穷岁月增中减，有味诗书苦后甜”——我的哲学启蒙老师、父亲张石渠先生2 “苍天生我，殆为人间鸣不平者耶！”——流浪时期的彷徨3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从中学到大学4 “荷出污泥而不染”——贺麟先生引领我走上了哲学之路5 “存在就是被感知”——冯文潜先生指导我初会西方哲学原著6 “一即是多，多即是一”——旁听吴宓先生英诗课，对“万物一如”的哲学感受7 “近所谓东西文化之不同，在许多点上，实即中古文化与近古文化之差异”——冯友兰先生指引我初识中西哲学之差异8 “以无为本”——汤用彤先生引领我进入了“玄远之境”9 “我对分析哲学的兴趣是出于一种游戏的爱好”——金岳霖先生让我爱上了分析哲学10 “哲学与文学的联姻”——闻一多先生和他的高足彭兰女士促成了我人生的重大转折11 “换了人间”——走向马克思主义哲学12 “三十年华转眼过，天涯浪迹岁蹉跎”——在政治运动的夹缝中做学问13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回到自我的思想家园，回到学术研究的正道14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哲学的新方向15 “万有相通”的哲学——我的《哲学导论》一书16 “朝闻道，夕死可矣”——我的《境界与文化》一书附录张世英先生主要著作目录（合著未收入）
1 “无穷岁月增中减，有昧诗书苦后甜”我的哲学启蒙老师、父亲张石渠先生“无穷岁月增中减，有味诗书苦后甜”。这是父亲青少年时期亲自书写在自己书桌上的诗句。悠悠岁月，人生苦短。父亲已去世半个多世纪，我也届耄耋之年，虽有诗书伴我终生，先哲抚我心灵，然学而无成，唯叹惜时光之流逝，愧对精神之永恒。我于1921年5月生于武汉市北郊东西湖区的柏泉乡，距汉口（当时称为“汉口特别市”）约50余华里。解放前，柏泉乡是一个小岛，四周环水，难与外界相通，我从小就听父亲说，这块地方是“世外桃源”。在旧社会里，“世外桃源”就是乐土的别称。据我家族谱记载：相传大禹植柏于大别山巅，其根穿入柏泉乡，喷然出泉，故名。我小时经常听父亲教育我：生长在“柏泉”这块土地上，就要像松柏一样有岁寒后凋的精神。“柏泉”对我来说，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名，而是一处“秉坚凝之质”、可供人“独游泉石”的“仙境”。“飘零还柏酒，衰病只藜床”（杜甫：《元日诗》）。我一生在外飘游，至今还时兴“归去来兮”、再饮柏泉之想，就像我的哲学足迹，虽然遍历中西古今，最终还是向往少年时期所迷恋的老庄家园一样。我母亲是乡下妇女，聪慧，为人忠厚。祖父是个乡下裁缝工，无半亩薄田。父亲在私塾念书时，据说还要靠借债才能交得起一点书本费，但父亲立志向学，曾在自己的书桌上贴了一张纸条，写下了上述的诗句以自勉。一位从城里回乡的官人、族长“四老爷”偶然看到了父亲写的诗句，大为赞赏，便愿意资助父亲到城里念书，父亲由此而在武汉市念完中学，最终毕业于武昌高等师范（武汉大学前身）教育系。
《归途》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学校学，学术是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这也是学术得以自由的前提。有人问我，西南联大是怎么成就人才的？我说：“学术自由，如此而已！”唯自由才有学术。独立思考，见由已出，斯有真心真言与真才实学。——张世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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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这本书，心生感慨。1921年出生，1941年高中毕业，因突发事件没有拿到高中文凭，念了半年大学先修班却也进了西南联大，一个原是要奔理工科的，却选了经济，后因不满“生意经”，又转入社会系，再后来又厌烦，又转入哲学系，这才终于寻到一条终生以之的道路。若是1949年后，数学成绩只有15分的钱钟书怕是考不上清华，没有拿到高中文凭的张世英先生怕也进不了大学，就是进去了，怕也容不得他一而再再而三地非要找一个自己喜欢的科系。一些年来，常见有人在文章里怀念西南联大，而西南联大也值得怀念，在西南联大，可以驻足别个教室的窗外而忘了自己的课，可以休学谋差贴补生活，可以转入任一个自己喜欢的系。张世英先生回忆道，美学家冯文潜先生“在我病中了解到我因经济困难，在外‘兼差’，由于时间冲突，常常不能听他讲授的‘美学’课，便破例允许我可以不上课，以读书笔记和学年考试成绩结业，还说：‘学习不一定非得围着老师转不可。’”（P.34）张世英先生说：“西南联大允许自由转系的教学制度，为培养人才大开方便之门，为我的志愿选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良好的机缘。”（P.26）日前听说，有些大学的课堂已是开放式，不论是谁，都可以去旁听。私下里艳羡地想，若是没有闲杂事，又不用为衣食忧，选自己喜欢的，每天去听听，一路听下来，听上几年，会长多少学问啊。课堂开放，可能是跟西南联大学的吧。张世英先生说：“旁听在西南联大蔚然成风，不仅学生旁听老师的课，而且老师之间互相旁听之事，也经常有之……闻一多的‘易经’课上常见沈有鼎先生，沈有鼎先生的‘易经’课，也常见闻一多旁听。”（P.40）但也不是什么课都有人旁听。国民党也生于中国的土地上，既有本土传承，跟苏联又曾有所学，也爱弄些不遭人待见的东西。张世英先生说：“当时由于国民党教育部的规定，西南联大和其他大学一样设有政治课性质的‘公民’之类的课程，不但绝无一人旁听，而且听者也只是出于必修而求得混个学分而已。”张世英先生说：“被逼而修，有何学术自由可言！”（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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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还可以，不过建议不要再上课期间送来。
所述青年時求學西南聯大，當時教育氣象，令人懷念，今爲廣陵散矣。作者遇人不淑，被聞一多引入左派陣營，晚年改轍，致力於中西哲學會通，故尚有可觀之處。當今大陸，如此者已不可多得矣，然於向上一途，實未夢見。
对人生有太多启迪了，好。
这本书最值得一读的是张世英回忆西南联大时的师友，非常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