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2008-11
郑谦 人民出版社 (2008-11出版)
郑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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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前后，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改革之风劲吹。中国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了自己的改革并取得初步的成就。但在1957年之后，中国的改革虽然表现出诸多不同于苏联传统模式的特征，但也越来越脱离了正确的方向，直到1966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1968年，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以震动世界的法国“五月风暴”为代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一片激烈的造反之声。激进的造反者高举毛泽东、胡志明、格瓦拉等人的画像，高呼着“毛泽东思想万岁”等口号，在学校、工厂、街头与警察对峙。热情的中国群众则以各种各样大规模的集会表示赞美和声援。处于世界两端的人们相互引以为同道，共同憧憬着“再造一个巴黎公社”。苏联东欧等国的改革，虽然没有出现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曲折，却也是步履蹒跚，反反复复，未曾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及至20世纪末纷纷变质改制。但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历经磨难和曲折的社会主义改革却由经历了十年动乱的中国推向高潮。这其中的原委总令人费解。弗里德里克·杰姆逊曾说：20世纪60年代有段时间里，几乎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这个阶段是一个普遍解放、全球能量释放的时期。在这方面，毛泽东的形象对理解这一进程是最有启发意义的①。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步履蹒跚地行走在改革之路上时，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大革命”的原因何在，它要达到什么目的？ 1968年，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西方发达国家里也是一片狂热的造反之声。这只是偶然的巧合吗？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当苏联东欧等国家的改革因重重阻力而停滞不前以至纷纷换旗易帜时，社会主义改革事业却由刚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推向高潮，渐入佳境。应如何解释这种巨大的历史反差。 中国改革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正确在评价党和国家的历史，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政治、思想遗产是如何作用于中国改革进程的？
前言／11960年代的世界与中国／1社教运动的过程与体制性分析，41理想与空想之间／61对“文化大革命”发生原因的再认识／81从(《评新编历史剧》到《二月提纲》／139中共九大前后全国的备战高潮／159五七干校述论／181批林整风运动始末／209“文革”中的“斗、批、改”运动／2371970年前后国内形势的几个特点——以1970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为例／257一个关于平等的虚幻神话——“文化大革命”中的招生改革／275中国是怎样从“文革”走向改革的——中国改革的起点与路径选择／287先驱与滥觞——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30周年／313毛泽东与邓小平反对官僚主义理论的比较研究／327毛泽东与邓小平人民主体观比较研究／345毛泽东关于转化的哲学思想／361延伸与准备——1949—1978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进程与原因／377社会主义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个要素——以“九个月纠‘左’为例 ／397
当西方发达国家在1950年代后期至1960年代先后完成第一次现代化并酝酿或开始第二次现代化时，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正处在第一次现代化的不同阶段。在历史学家把二战后20年称作资本主义世界的“黄金时代”时，他们也都会承认，在战后第一个15年间，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远较西方为快。而当西方发达国家在战后进行以类似“新政”为主要内容的调整时，1950年代中期，一股改革的大潮也席卷了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多数国家。1960年代，当西方因“国家干预”已走到尽头，政治经济一片动荡并酝酿新的重大调整时，社会主义诸国的改革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有的则明显倒退。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标志着一种有别于资本主义道路的现代化选择。而社会主义改革时代的到来，则使社会主义适应了现代化进一步发展的时代要求。但这种改革之艰难曲折，则是当时所有人始料不及的。斯大林逝世后不久苏联进行的初步改革，在解放思想，消除个人崇拜、发展民主、加强法制、扩大地方权限、发展集约化生产、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和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如1958年前以“放权”、推行小组包工奖励制度、鼓励个人副业和贯彻物质利益原则等为基本内容的农业改革，在不长的时间里使长期落后的农业得到明显改观。经过初步改革，50年代中期后苏联经济一度出现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人民生活水平也有较大提高，苏联经济地位明显上升。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最初的改革带有明显的局限性。改革刚取得一些成绩，反复便接踵而至。1958年末，赫鲁晓夫又重新追求“一大二公”的农业模式，如强行合并集体农庄，提高农庄的公有化水平，重新规定庄员宅旁园地、自留地数量，限制个人副业等。1958年12月19日（与我国人民公社大体同时），苏共中央全会在《最近五年来农业发展和进一步增加农产品的任务》的决议中提出：“随着集体农庄公有制的发展，庄员的个人副业经济将逐渐失去它的意义”。①这些决策使个人副业急剧减少，压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农业的发展。在超越阶段、急于过渡方面，赫鲁晓夫也重复了斯大林的错误。1959年的苏共二十一大和1961年的苏共二十二大上，他甚至提出到1980年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大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在苏联的影响下，东欧各国党也滋长、发展了超越阶段、急于过渡的思想。改革的反复和盲目，造成经济下滑。从1958年至1963年，除少数部门外，几乎所有工业部门的生产增长率都呈下降局面。农业在1958年取得史无前例的丰收后开始逐渐下降，直至1962、1963年农产品出现负增长，以致不得不大量从国外进口粮食。“按生产原则”进行的党的领导体制改革，导致党政机关工作重叠，机构设置恶性膨胀。到1963年，全国管理机构总数比改革前增加三倍以上。在采取补救措施稳定局面的过程中，经济体制几乎又回到改组前的状况。②进入1960年代后，面对着初步改革受挫所出现的混乱局面和大量社会经济问题，苏共一方面采取措施纠改革之偏，另一方面希望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行新一轮的深入改革。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了新的改革方向，即扩大企业权限，加强经济刺激，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以及利用各种经济杠杆和加强经济核算等。大会所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中提出：“必须根据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时期所特有的新内容，对商品货币关系充分加以利用。”在赫鲁晓夫的支持下，《真理报》于1962年9月9日发表了利别尔曼教授的《计划、利润、奖金》一文。文章建议减少国家下达给企业的计划指标，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评价企业工作的制度，用利润杠杆刺激企业积极性，把奖金与企业的赢利状况联系起来。《真理报》在发表该文时加的编辑部“按语”指出，这篇文章“提出了重要的原则性问题”，号召展开讨论，从而引发了一场广泛、深刻并波及东欧诸国的经济改革大讨论。讨论提出了一些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的新思想，冲击了传统经济模式的一些基本理论。同年11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利润问题作为企业活动效果的经济指标具有重要意义”，要求有关部门“仔细研究这些建议”。1964年苏联科学院受苏共中央委托，对讨论进行总结，提出包括改进计划、评价刺激企业工作的价格指标和实物指标体系、改进对企业的计划领导制度、提高利润和奖金在企业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等九个方面的建议，并要求对此进行大规模试验。但试验未及全面展开，赫鲁晓夫便下台了。这次讨论及相关的改革虽然还未突破计划经济的基本框架，但的确在改革传统观念和模式方面走出了重要一步，为后来的柯西金改革和东欧国家的改革提供了借鉴和启示，是1960年代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改革的重要思想遗产。赫鲁晓夫感到了改革的紧迫性，不断出台各种改革方案、措施，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束缚，由于缺乏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也由于他个人的一些缺陷，改革仍是局部的，理论上未有大的突破，改革的各项措施凌乱，带有明显的随意性，未能从根本上触及传统体制的基本框架。这几乎是处于初期改革的社会主义各国的一般特征。1960年代初期，随着改革过程中失误的增多，苏联出现了混乱和大量社会经济问题。改革破坏了原有的平衡，但又未能建立起新的平衡和稳定，改革所必然引起的利益格局的变化，触犯了一些人的既得利益；人们在忍受传统体制弊端的同时，又不得不面对改革带来的混乱和不安。赫鲁晓夫改革的失败显然不能肤浅地归结为个人因素，而更应被理解为社会主义改革的艰难和转型的曲折，说明虽然改革的任务日渐紧迫，但社会主义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条件还未成熟，改革注定还要经过长期的艰难跋涉。
《中国:从"文革"走向改革》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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