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串起来的历史
2009-5
人民出版社
袁晞
335
无
《人民日报》社论曾经是可以呼风唤雨的。 这本书是写给经历过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看的，因为那时候的《人民日报》社论影响着中国社会，甚至改变了许多个人的一生。这本书也是为更多想了解中国过去、关注中国现在和思考中国未来的人写的，鉴往可以昭来。
袁唏，祖籍沈阳，生于北京，在成都上小学、初中，当过农民、工人，先后毕业于四川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曾在新华社工作，现在人民日报社工作。
著有《批判纪事》、《渐渐清晰的世界》、《一蓑烟雨任平生》、《陶行知：捧着心来不带草去》等书。
写在前面我认识的老范和未完成的书稿第一部分 探索（1952年—1957年） 一 建设武汉长江大桥 二 修筑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 三 从“不要蛮干”到反冒进 四 从那时开始的春运第二部分 遵命（1957年—1966年） 一 “乘风破浪”的年代 二 大炼钢铁放“卫星” 三 批判彭德怀继续“大跃进” 四 攀登珠穆朗玛峰 五 “鞍钢宪法”和“工业七十条” 六 学工、学农、学军第三部分 灾难（1966年—）后记
1973年登载的是一条新华社简讯：“上海铁路局蚌埠铁路分局广大职工积极采取措施，提早把大批春耕生产急需的物资运往各地农村，努力做到不误农时。据不完全统计，一月份，这个分局在完成繁重的煤炭运输和春节客运工作的同时，共运出了种子、化肥、农药等支农物资八万六千多吨。” “文化大革命”一结束，中国社会立刻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生活。《人民日报》又开始增加与春节旅客运输有关的报道了。 1977年2月11日刊登的是一条新华社的长篇消息，其中一段说，“兰州铁路局许多干部和铁道兵某部干部战士，春节期间一起深入到列车员公寓，乘务员食堂，车站货场，施工工地，和工人们同学习、同批判、同劳动，关心群众生活，听取群众意见……担任兰州车站执勤任务的某部五连、七连指战员，积极为搞好春节客运工作贡献力量。他们利用执勤空隙时间，以雷锋精神争做好事，有的努力搞好环境卫生，扶老携幼迎送旅客；有的刨冰扫雪，清理道岔；有的烧茶炉，把开水送上旅客列车；有的到食堂帮厨，为乘务员搞好伙食；有的走访工人家庭，慰问职工家属。子弟兵和职工们满怀豪情地说：全国要大治，铁路必须大治；工农业要大上，铁路必须先行。对‘四人帮’我们一批再批，生产运输上了再上，为社会主义祖国争气，为英明领袖华主席争光！” 1978年是条本报讯，“在欢庆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胜利召开的日子里，广大铁路职工在超额完成一、二月份运输任务的基础上，抓革命、促生产，连续创造新成绩。三月一日至五日，每天装车和卸车都比二月份增加两千多辆，客货列车正点率、运输效率也比二月份提高了。今年一、二月份，铁路职工们战胜风雪、严寒和春节客运量大量增加等困难，装车、卸车都比去年同期提高百分之三十以上。他们决心乘胜前进，努力完成华国锋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在三月份创造出更优异的成绩。”
内容涉及许多《人民日报》的往事，也涉及多方面的报道，因此写这《社论串起来的历史》少不了报社同事们的帮助，从年长的前辈、多年的同事到年轻的同行，很多人为我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帮助，衷心地感谢他们。
无
视角很好，是了解中国发展建设的好题材
了解了解！
内容翔实评论独到
前段时间在当当网上买了一本《社论串起来的历史——从范荣康先生的讲述中回首往事》，这本书是由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范荣康先生口述袁晞同志整理的。第一次读到了许多新中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史片段，让我们这些70后出生的人通过社论直接的去认识历史，犹如一同回到历史中，再从历史感受今天和思考未来。范荣康从50年代初调入人民日报任工业组记者和编辑，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的秘书，到担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和人民日报分管评论、理论、文艺的副总编辑直至离休，近四十年间，“亲笔撰写和主持起草了《人民日报》许多重要社论”。人民日报作为中国***的机关报，在我国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和作用，而其社论的“威力”尤其巨大。因此，读这样一段“社论串起来的历史”，虽是片段，却不难从中窥见当时中国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一个整体轮廓。按照袁晞以及他的同事、提出这个写作创意的作家李辉与范荣康事先的商定，范荣康设想了“探索（1952-1957）”、“遵命（1957-1966）”、“灾难（1966-1977）”、“改革（1978-1989）”四个部分的讲述内容，但从2000年春节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每周一次的讲述只来得及完成了前两个部分，第三部分刚刚开了个头，便因范荣康的去世戛然而止。范荣康在1956年秋冬之际写的《不要蛮干》、《不要随风倒》等几篇社论，都是针对当时建设发展中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落笔，前者对宝成铁路建设中不顾下雨塌方，为保证“七一”接轨而忽视安全进行施工，造成工伤事故提出了批评，后者在关注职工生活困难补助的同时表达了实事求是的思想，也是人民日报为当时的反冒进所做的一种努力。但这些实事求是、注重科学、追求均衡发展的想法和努力，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气候下，却招致了难以想象的政治压力。以小说《保卫延安》成名的作家杜鹏程在读到《不要蛮干》后给人民日报写信，说这篇社论否认了宝成铁路筑路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如果联系到当时中央提出的中国十五年、二十年超英赶美的目标来看，提出“不要蛮干”、“反冒进”都是与当时那种宣扬大干快上、超英赶美的“时代主旋律”不相谐和的。袁晞在他撰写的“回望历史”中，用许多当事人回忆的史实材料，对当时的反冒进以及对反冒进的批评，进行了一个生动的勾勒，让读者真切感受到当时“把经济方针问题混淆为政治战线问题”的政治气氛，感受到党内生活从那以后发生了不再有以平等态度讨论问题这种可能的极大变化。我细细地读那些章节中的回忆口述、社论原文和回望历史的文字，阅读的心情已从读开篇的长江大桥、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建设时带来的振奋，变成难以承受的沉重了。范荣康讲述和袁晞回望的这些章节，在我们今天看来，许多内容都是不可想象的。在今天，仅仅是出于常识，人们也不会相信这些，但在当时那个疯狂的年代，这些荒唐的浮夸吹牛都被当成事实出现在人民日报的报道和社论里。几十年后，袁晞有机会同康濯在一起谈起这些往事时，康濯对当时的境况和政策也是哀声叹气和深恶痛绝。他说他写的稿子见报时数字都变高了，是人民日报给当地县委书记打电话询问后往高里加的，他直接去问县委书记，说要实事求是，县委书记说，不行，要紧跟形势，不跟形势就完蛋了。袁晞说：“康濯、范荣康，都是我尊敬的前辈，他们为中国文学和历史都留下一些真实的、精彩的文字，但在1958年他们和很多同行也写了一些自己后来也觉得荒唐的东西。那以后的很多年，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思考：在那全民疯狂的年代为什么昏了头？为什么会停止了独立思考？成了历史逆流的推波助澜者？”我们今天或许可以从袁晞在书中引用的《中国***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为这些追问找到一些答案——“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遗憾的是，因为范荣康的去世，他曾经设想的后面两个部分“灾难”和“改革”，前者刚开了个头、在书中留下了一个令人思索的引子，却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正如袁晞在作为序言的《我认识的老范和未完成的书稿》那篇文章中所说：这“对他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对许多和我一样想了解中国过去并关注中国未来的人也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对于老范和我们，这个遗憾是永远的”。合上书，仿佛觉得自己刚从那段历史中走出来，虽然那个年代我还没有出生，但已经感觉到当年的人们所处的环境给他们带来的喜与悲，快乐与痛苦，为他们感到一种淡淡的哀伤，这也许就是一个国家从弱到强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只有失去了才知道去珍惜，只有失误了才知道需要努力的方向，这也许就是成与败的辨证吧。
有一些价值,但主要是史料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