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2009-6
人民出版社
张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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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学的结合，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历史学现代化和科学化的历史进程。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由李大钊、郭沫若等开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曾历经艰难和曲折。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由涓涓细流已然成长为中国历史学发展的主流。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但由于“左”倾政治思想的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遭受了严重的曲折。新时期以来党中央在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使中国历史学获得了新生，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得以进一步开拓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受到了挑战，国内也出现了“告别革命”的思潮，有人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称作“左的教条”，或简单地称为“阶级斗争史学”和“战时史学”，从现实社会强调和平建设的需要出发，有的学者提出了“告别战时时代”的看法，由此，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年代发展起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价值和命运，也就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大问题。进入新世纪，在全球化背景下，在国内外多种思潮的挑战面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能否抓住这一难得发展机遇，泰然面对各种挑战，关键在于能否正确地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和历史缺陷，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做出正确的评价。因而，系统总结和深入反思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道路和成果，就成为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新时期以来，不少学者对20世纪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行多角度的反思和研究，出版了桂遵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陈其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等数十部专著，以及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评传，发表了近千篇相关学术论文。这些为进一步开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由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博大精深，系统的审视和研究才刚刚起步，各方面的工作仍十分繁重，在这种情况下，大力开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新中国历史学的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和重要。
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 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根本不是有的学者所说的“用西欧历史框架中国历史”，说它的讨论是“假问题”是毫无根据的。 郭沫若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开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纪元，极大地推进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 范文澜结合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研究中国历史的体会，从史学方法论的高度阐述了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从事中国历史研究，如何正确理解和恰当运用阶级观点及历史主义原则具体分析人类社会发展史等重大问题。 《史记》是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他在这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对新中国以来司马迁及《史记》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新世纪的史学工作者，应该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积极吸收和借鉴世界先进文化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开拓进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将会坦然地面对各种挑战，在科学化、社会化、现代化的道路上取得更大的发展。
张剑平 1964年生于陕西咸阳，1987年本科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系，2003年博士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获得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专业博士学位。1998年破格评为副教授，2003年任教授。现为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审专家，北京
《河北大学历史学丛书》出版缘起前言总论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命运简论 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的价值论说 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历史研究关系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发展历程上篇：马克思主义史家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 李大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性贡献 郭沫若古史分期的方法及其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认识 吴玉章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地位 范文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 翦伯赞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 侯外庐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的成就中篇：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何干之在延安的史学贡献 范文澜在延安 尹达在延安的史学成就 吕振羽在延安的史学生涯 李绵的历史情怀 晋察冀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史学 《科学历史观教程》的理论价值 谈《中国通史简编》在延安的问世 《甲申三百年祭》史事及其影响 陕甘宁边区的中等学校历史教育 延安时期的干部历史教育 抗战时期延安的历史剧简论 抗战时期延安的回族研究 “整风运动”中的延安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探下篇：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中国 新中国“十七年”历史学研究评价问题 试论古史分期问题探讨的价值 郭沫若古史分期学说的完善及其科学性的检验 范文澜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论述及其启示 范文澜太平天国史研究的价值——兼论新时期关于太平天国和曾国藩的评价 童书业史学研究的新境界 童书业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理论探讨 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罗尔纲史学研究的影响 罗尔纲在历史编撰上的成就 白寿彝先生对《史记》的研究 《甲申三百年祭》两次风波述评 《中国经济通史》的撰著特色 新时期历史认识论研究的新成就附录 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风采的再现——《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评介 《风雨伴君行》价值探析
上篇：马克思主义史家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李大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性贡献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史上，李大钊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中国系统地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二是尝试着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和说明中国的历史；三是对于如何创建马克思义的历史学提出了一系列天才的构想。一、系统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进程，李大钊正是在这一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及其学说的。1918年1月，“李大钊受聘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从此，他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与陈独秀等创办了《每周评论》，主编《晨报副刊》，他利用这些阵地，积极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十月革命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和影响的正确阐发。具有强烈爱国心和关心国际政治的李大钊，早在俄国“二月革命”之后，就一直关注着俄国局势的变化，1917年3月1921日，《甲寅》日刊连载了李大钊的《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3月27日，该报又刊发了李大钊的《俄国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纲领》；3月29日，李大钊又在该报发表了《俄国大革命之影响》一文。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受北洋军阀专制政治的影响，当时报刊上宣传的是“过激派的阴谋”、“布尔扎维克的阴谋”、“过激派侵入的危险”，当时北洋政府舆论的主流视“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为洪水猛兽。针对国人这种杞人忧天的思想状况，李大钊在1918年7月出版的《言治》季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和作用，李大钊明确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的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革命而并著世界革命之彩色者也。“今俄人因革命之风云，冲决‘神’与‘独裁君主’之势力范围，而以人道、自由为基础，将统治一切之权利，全收之于民众之手。世界中将来能创造一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者，盖舍俄罗斯人莫属。”关于俄国革命的影响，李大钊说：“法兰西之革命，非独法兰西人心变动之表征，是十九世纪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表征。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吾人对于俄国今日之事变，唯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之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为了纪念十月革命胜利一周年，李大钊1918年10月出版的《新青年》第5卷第5号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Bo1shevism的胜利》，在《庶民的胜利》一文中，李大钊明确指出：“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这回大战，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社会的。政治的结果，是‘大……主义’失败，民主主义战胜。”“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李大钊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予以阐发，他说：“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遏这资本家政府的战争。”关于十月革命，李大钊再次指出：“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号召人们为这种民主劳工社会的到来不懈的努力。在（B01．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李大钊进一步指出：这次胜利，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平和思想的胜利，是公理的胜利，是自由的胜利，是民主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Hohenzo11en[Bo1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廿世纪劳工阶级的胜利。这件功业，与其说是威尔逊（Wi1son）等的功业，毋宁说是列宁（1enin）、陀罗慈基（Trotsky）、郭冷苔（CoUontay）的功业；是列卜涅西（1iebknecht）、夏蝶曼（Scheidemann）的功业，是马客士（Marx）的功业。“李大钊又进一步解释了Bo1shevism的含义，他说：“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旨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关于世界革命的新局面，李大钊兴奋地说：“赤色旗到处翻飞，劳工会纷纷成立，可以说完全是俄罗斯式的革命，可以说是廿世纪式的革命。像这般涛涛滚滚的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能防遏得住的。”最后，他满怀信心地说：“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钊对于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及其影响的论述，不仅澄清了当时一般人的错误和偏见，宣传了十月革命，鼓舞了人民的革命意识和斗志，随之而来的就是对“十月革命”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学说的宣传和探讨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李大钊是第一位系统介绍和评述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朱执信、梁启超等虽曾提到过马克思及其学说，但系统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却是李大钊。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新局面，正如李大钊所言：“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自1918年马克思诞生百年纪念以来，各国学者研究他的兴味复活，批评介绍他的很多。”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后，李大钊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较为系统的研究工作。他在《新青年》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在《晨报》副刊开辟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连续刊载了日本人河上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及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雇佣劳动与资本》等著作。在1919年7月发表的《阶级竞争与互助》一文中，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思想作了论述。《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5、6号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李大钊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其发表标志着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有了系统的明晰的理解和认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新阶段的到来。《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首先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提出了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的重要观点。他说：“至于马氏才用科学的论式，把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的可能性与必然性，证明与从来的个人主义经济学截然分立，而别树一帜，社会主义经济学才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故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不能不推马克思。”其次，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李大钊指出：“马氏社会主义的理论，可大别为三部：一是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是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李大钊进一步指出，这三部分理论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马克思特有的史观具有基础的重要地位，“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特别是阶级斗争学说的地位。再次，该文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予以较为全面深入的论述。李大钊指出，唯物史观也称历史的唯物主义，许多人也称其为经济史观。唯物史观也不是马克思的首创，孔道西（孔多塞）、桑西门（圣西门）、浦鲁东都有这种思想，“至于马氏用他特有的理论，把从前的历史唯物论者不能解释的地方，予以创建的说明，遂以造成马氏特有的唯物史观，而于从前的唯物史观有伟大的功绩。”李大钊转引了日本河上肇的关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论述的著作，包括《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经济学批判导言》的相关论述，较为准确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要点，李大钊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二要点：其一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明；其二即社会组织进化论。其一是说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的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其二是说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李大钊对马克思的经济斗争学说作了较为深人的论述，他指出：“政治变动，由马克思解释，其根本原因都在殊异经济阶级间的竞争。我们看那马克思与昂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中‘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的话，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批评》序文中，也说‘从来的历史尽是在阶级对立——固然是在种种时代呈种种形式——中进行的’，就可以证明他的阶级竞争说，与他的唯物史观有密切关系了。”李大钊又强调指出：“马氏并非承认这经济竞争是与人类历史相终始的，他只把他的经济竞争说应用于人类历史的前史，不是通用于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全部。与其说他的经济竞争说是他的唯物史观的要素，不如说是对于过去历史的一个应用。”最后，李大钊较为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即“剩余价值”学说。包括马克思的“余工余值说”亦即“价值论”，“平均利润率论”，“资本说”、“资本集中论”。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创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走过了近九十年的风雨历程，它是如何一步步地成长壮大，其成就如何，其命运又将怎样；这些都是二十一世纪的我们深深思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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