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与随想
1993-5
人民文学出版社
(俄)赫尔岑
1495
项星耀
无
《往事与随想（上中下）（插图本）》是赫尔岑用血和泪写成的回忆录，它不仅忠实而真诚地记载了他的一生，而且正如他所说，这是"历史在一个偶然走上它的道路的人身上的反映"。全书的覆盖面相当广，从1812年的卫国战争，十二月党人的起义，40年代俄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1848年欧洲的革命风云，反动的资产阶级政权对人民的血腥镇压，直到50年代伦敦各国流亡者的活动和宗派斗争，60年代俄国的社会政治面貌和新一代革命者——赫尔岑所说的"未来风暴的年轻舵手"的成长，几乎包括了19世纪初叶至巴黎公社前夕的整个历史时期。赫尔岑在俄国的经历使他接触了上自王公大臣，下至贩夫走卒的形形色色的人们，他的描绘构成了一部"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他来到西欧后，又碰到了1848年的革命高潮，目睹了欧洲民族民主运动波澜壮阔的群众场面，也经历了斗争失败后的惨痛景象。他是作为历史见证人写他的回忆录的，它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便在于他不是从个人的角度，而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描绘一切，评价一切。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不是简单的编年史或大事记；它有统一的出发点，那就是对人民解放事业的深切关怀和对进步社会思想的热情探索。赫尔岑经历了错综复杂的一生，他的回忆录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它的艺术感染力更使它不仅成为俄罗斯文学中，也成为世界文学中一份珍贵的遗产。我们今天阅读这样一部书，除了它在文学写作上的卓越成就外，还可以了解到许多东西。赫尔岑不仅是艺术家，也是政论家。早在40年代别林斯基即已指出，赫尔岑的艺术作品的最大特点在于“思想的威力”。他的回忆录也是这样。赫尔岑总是站在维护进步事业的高度，评价一切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活动。在赫尔岑看来，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是首要的，这规定了他的写作意图和目的，写作不是作家个人的事，而是人类整个社会事业的一部分，因此在他的回忆录中，政论性和哲理性插话几乎随处可见，这也构成了本书的一个基本特点。他把书名定为“往事与随想”，便是这个道理。
赫尔岑（1812～1870）Herzen，Aleksandr 俄国哲学家，作家，革命家。1812年4月6日生于莫斯科一个富裕的官僚贵族家庭，1870年1月21日卒于巴黎。少年时代受十二月党人思想影响，立志走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道路。1829年秋进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数理科学习。学习期间，他和朋友奥加辽夫一起组织政治小组，研究社会政治问题，宣传空想社会主义和共和政体思想。1833年大学毕业后，曾计划出版宣传革命思想的刊物，因1834年被捕入狱未实现。1835年，他以“对社会有极大危险的自由思想者”的罪名被流放。在长达6年的流放期间，他目睹外省官场的腐败和广大劳动者的苦难生活，进一步加深了对农奴制罪恶的认识。1842年回到莫斯科，立即重新投入战斗。努力研究哲学、历史和自然科学，写了《科学上的一知半解》和《自然科学研究通信》等哲学著作，认为自然界的事物是不依赖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它的存在是无限的。意识是自然界派生的，思维的规律是被意识到的存在的规律。宣传辩证法和唯物主义，鼓吹“社会革命的必要性”，很快和当时在彼得堡的别林斯基齐名，成了俄国进步思想界领袖。
赫尔岑于30年代末被流放时开始文学创作。早期中篇小说《一个年轻人的札记》带自传性质。40年代中后期，他在别林斯基主编的《现代人》杂志上接连发表3部小说。长篇《谁之罪？》写3个男女主人公来自3个不同的社会阶层，都是俄罗斯的优秀分子，最后却都陷入同样的“灾祸和不幸”。谁之罪？小说没有正面回答。但作者通过3人的不同身世、经历和社会关系的具体描写，清楚地表明铸成主人公们悲剧命运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俄国的封建农奴制度。另两部都是中篇小说，《克鲁波夫医生》和《偷东西的喜鹊》。这3部中长篇小说显示了赫尔岑卓越的艺术才能，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典型意义，立场鲜明却又不给人以说教之感。作品的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比较完美的艺术技巧，使他成为19世纪中叶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优秀代表之一。
1847年初，赫尔岑携家到欧洲，大部分时间住在英国和法国，成了政治流亡者。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使赫尔岑思想上发生危机。他对西欧的社会主义运动感到失望，转而寄希望于日益高涨的俄国农民斗争，错误地认为俄国可以在保留宗法制的情况下通过农民村社实现社会主义，这又为后来的民粹主义奠定了基础。但即使在思想最矛盾甚至悲观失望的时候，他也没有停止过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1853年他在伦敦建立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后又和奥加辽夫一起在那里出版《北极星》和《警钟》期刊，登载揭露沙皇专制制度的文学作品和各种文章、资料，宣传打倒地主、解放农民的民主思想。这些刊物当时被大量秘密运回俄国，促进了解放运动的发展。到了1870年，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第一国际的积极活动，他又在工人阶级身上看到未来社会的希望。
在流亡期间，赫尔岑还写了一部包括日记、书信、随笔、政论和杂感的长篇回忆录《 往事与随想 》。作者自称它是“历史在偶然出现于其道路上的一个人身上的反映”。全书共7卷，记述了从十二月党人起义到巴黎公社前夕的半个世纪里俄国和西欧的社会生活及革命事件，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描写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把重大社会事件同作家个人的生活道路、思想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而贯穿其中的主要线索，是他一生对革命真理的不倦探索和对光明未来的坚定信念。这是一部独特的文学作品，它不仅内容丰富，思想深广，文笔也生动活泼。
由于各种条件的局限，赫尔岑一生未能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但是无论作为革命家、哲学家或文学家，他的作用都是巨大的。列宁在评价赫尔岑时，一方面指出他的错误和弱点，另一方面一再肯定他“是通过向群众发表自由的俄罗斯言论，举起伟大旗帜来反对沙皇专制制度这个蠹贼的第一人”，称赞他是“在俄国革命的准备上起了伟大作用的作家”。
往事与随想（上册） 致尼·普·奥加辽夫 序言 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第一章 我的保姆与“伟大的军队”——莫斯科大火——我的父亲觐见拿破仑——伊洛瓦伊斯基将军——与法国战俘一起旅行——爱国主义——卡·卡洛——共同管理家业——析产——参政官 第二章 保姆的议论和将军的谈话——尴尬的地位——俄国百科全书派——苦闷——女仆和男仆的住所——两个德国人——上课和读书——教义问答和福音书 第三章 亚历山大一世之死和12月14日——精神觉醒——恐怖分子布肖——柯尔切瓦的表姐 第四章 尼克和麻雀山 第五章 家庭生活细节——俄国的18世纪人物——我家的一天——客人与常来的人——佐年贝格——听差及其他人 第六章 克里姆林宫管理处——莫斯科大学——化学家——我们——马洛夫事件——霍乱——菲拉列特——孙古罗夫案——瓦·帕谢克——列索夫斯基将军 第七章 学业结束——席勒时期——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和艺术家生活——圣西门主义和尼·波列沃伊增补：亚·波列扎耶夫 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八章 预言——奥加辽夫被捕——大火——莫斯科的自由主义者——米·费·奥尔洛夫——墓园 第九章 逮捕——见证人——普列契斯钦区的警察所办公室——家长制法庭 第十章 在瞭望塔下面——到过里斯本的警官——纵火犯 第十一章 克鲁季茨兵营——宪兵的闲谈——军官们 第十二章 审讯——老戈利岑——小戈利岑——斯塔阿尔将军——宣判——索科洛夫斯基 第十三章 流放——市长——伏尔加河——彼尔姆 第十四章 维亚特卡——省长大人的办公厅和餐厅——基·雅·秋法耶夫 第十五章 官僚世界——西伯利亚总督——阴险毒辣的警察局长——好商量的法官——葬身火窟的县长——传播东正教的鞑靼人——女性的男孩——马铃薯恐怖及其他 第十六章 亚历山大·拉夫连季耶维奇·维特贝格 第十七章 皇太子在维亚特卡——秋法耶夫下台——调往弗拉基米尔——县长审案子 第十八章 弗拉基米尔生活的开始 第三卷 克利亚济马河上的弗拉基米尔（1838—1839） 第十九章 公爵夫人和公爵小姐 第二十章 孤儿 第二十一章 离别 第二十二章 我离开后的莫斯科 第二十三章 1838年3月3日和5月9日 第二十四章 1839年6月13日 往事与随想（中） 往事与随想（下）
“喂，薇拉。阿尔达莫诺夫娜，再给我讲一遍吧，法国佬是怎么进莫斯科的？”我躺在小床上常常这么说，一边裹在绗过的棉被里，伸伸懒腰。小床四周围着一幅粗麻布，免得我摔到地上。 “咳！还讲什么哟，已经听过多少回了，况且也该睡啦，还是明天早些起床的好，”老婆子总这么回答，其实这是她心爱的话题，我乐意听，她也同样乐意讲。 “您就讲一点吧，比如，您怎么知道……噢，开头是怎样的？” “开头是这样的。您爸爸（您知道他是怎么一个人）总是磨磨蹭蹭的，收拾这收拾那，最后总算拾掇好了！大家说，该走啦，还等什么，看来城里已经跑空了。他不听，还跟帕维尔·伊万诺维奇说个没完，商量怎么一起走，一会儿这个没准备好，一会儿那个没准备好。好不容易一切安排妥当，马车也停在门口了；老爷们坐下去用早饭，蓦地我们的厨师跑进饭厅，脸色煞白的，报告道：‘敌人已经进了德拉古米洛夫门。’大家一怔，心都凉了；我的天，上帝保佑吧！这时人人慌了手脚，乱糟糟的，正在唉声叹气，一看，龙骑兵已在满街奔驰，戴着那种钢盔，后面扬起一根马尾巴。城门全关闭了。这下子您爸爸只得听天由命，您也跟着倒了霉。那时您还由奶娘达里娅在喂奶呢，生得又虚弱又瘦小。” 我露出了骄傲的微笑，为自己参与了这次战争而扬扬得意。 “起先还马马虎虎，这是指开头几天，有时进来两三个兵，做做手势，意思是有没有酒；我们照例给他们一人斟一杯，他们喝完就走了，临走还敬礼呢。可后来起了火，火越烧越旺，城里变得大乱，抢劫和各种灾祸都出现了。我们当时住在公爵小姐家的厢房中，屋子也着了火。于是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劝我们：‘还是到我家去吧，我的房子是石造的，院子进深，围墙也坚固。’我们去了，主人仆人都一起步行，那时也分不得尊卑上下啦。我们走到特维尔林荫大道，那里的树木已经着火。最后总算到了戈洛赫瓦家，一看，屋子已浓烟弥漫，火舌正从所有的窗口蹿出。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愣住了，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屋子背后有个大花园，我们拐到了那儿，以为那里安全一些。我们坐在长凳上发愁，突然不知打哪儿闯来了一群大兵，喝得醉醺醺的。帕维尔·伊万诺维奇穿一件旅行用的大皮袍，一个兵扑过去，要剥他的皮袍，老头儿不给，那个兵猛然拔出短剑朝他脸上砍去，以致他老人家归天的时候，脸上还留下一条伤疤。其他几个兵动手对付我们，一个兵把您从奶妈手中夺去，解开襁褓，看里面有没有钞票或者钻石，一看啥也没有，这天杀的，就故意把包布撕破，扔在地上。他们刚走，又出了大乱 子。您记得我们的普拉东，后来给送去当兵的，他非常贪杯，这一天也实在胡闹，腰里挂了把军刀，到处游荡。原来，敌人进城前一天，罗斯托普钦伯爵打开军械库，把武器分发给大家，普拉东捞到了一把军刀。那天傍晚，他看见一个龙骑兵骑马闯进院子；马厩旁边有一匹马，龙骑兵想把它牵走。哪知普拉东一个箭步跳到他跟前，抓住缰绳说道：‘马是我家的，我们不给你。’龙骑兵举起手枪吓唬他，可是枪里显然没装子弹。老爷当时也在，看到这情形，向他吆喝：‘放开马，这不关你的事。’可哪成！普拉东抽出军刀，对准龙骑兵的脑瓜就是一刀，龙骑兵的身子晃了晃，但他又狠狠干了几下。我们心想，这下我们的末日到了，龙骑兵的伙伴一发现这事，我们非完蛋不可。普拉东倒满不在乎，等龙骑兵一倒下，就抓住他的脚，把这倒霉鬼拖进了污水坑，丢在那里，这家伙当时还没断气呢。他的马站在一旁，一动不动，用蹄子踢泥土，仿佛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把它关进了马厩，后来大约就在那儿给烧死了。大家赶紧逃出院子，火也越烧越可怕。我们筋疲力尽，饿着肚子，发现一幢房屋还没着火，便躲进去歇息。谁知还不到一个小时，我们的人又从街上嚷嚷了：‘快出来，出来，起火啦！’我马上从台球桌上撕了一块粗帆布，把您裹在里边，免得夜里着凉。这样，我们到了特维尔广场，法国佬正在那儿救火，因为他们的长官住在总督府里。我们只得干脆坐在街头，只见到处是来来往往的巡逻兵，有的步行，有的骑马。您呢，拼命哭啊，闹啊，因为奶妈没有奶了，也找不到一块面包。那时纳塔利娅．康斯坦丁诺夫娜还跟我们在一起，您知道，这姑娘啥也不怕，她看见一群兵在墙角边吃东西，便抱了您去找他们，指指您说，小孩儿要‘蛮食’。起先他们可凶呢，冲着她直吆喝：‘阿来，阿来！’她就骂他们：你们这些杀头的；还杂七杂八讲了不少话。这些大兵啥也不懂，听了乐得哈哈大笑，给了您一点浸水的面包，也给了她一块。第二天一早，一个军官跑来，把所有的男人都带走了，您爸爸也在里边，只留下了女人和受伤的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他们是给带到周围的房屋去救火的，我们就这么单独呆到傍晚，光知道坐在那儿啼哭。到了黄昏，老爷回来了，还有一个军官跟他在一起……” 现在让我代替老婆子，把她的故事讲下去吧。我的父亲完成了消防队长的职务以后，在基督受难修道院附近遇到一队意大利骑兵。他便找他们的队长，用意大利语向他讲了他家庭的处境。意大利人听到亲切的祖国语言，答应报告特列维茨公爵，并决定派一名卫兵保护我们，以免戈洛赫瓦斯托夫家花园中发生的野蛮事件重演。那个军官便是奉命前来执行这任务的。军官听说我们已两天没吃东西，便带我们走进一家洗劫过的店铺，那里花茶和近东地方的咖啡丢了一地，还有大量海枣、无花果和扁桃仁。我们把口袋塞得鼓鼓的，已足够做一顿甜食了。事实证明，卫兵是大有用处的：十来伙士兵曾先后来到特维尔广场拐角上，跟这些露宿街头的不幸的妇人孩子找麻烦，但当场都在卫兵的命令下离开了。 莫蒂埃记得在巴黎与我父亲会过面，因而呈报了拿破仑。拿破仑命我父亲次日早晨前去见他。我的父亲一向注重仪表，严格遵守礼节，可是这一天他应法国皇帝之召，到克里姆林宫金銮殿觐见的时候，穿的是破旧的蓝色短燕尾服，铜纽扣，这本是打猎穿的，也没戴假发，衬衣肮脏，皮靴已几天没刷，胡须也没剃。
无
赫尔岑称，同尼克的通信是一座座墓碑，信中的人物均已牺牲。赫氏此作也可谓一座巨大的墓碑，其中的伟人们、名人们、小人物们，均有自己的位置，而一起被历史的洪流打没。
不得不提的是巴老的译笔。有人称不如项星耀先生的译笔，没有看过不敢做比，但巴老的译笔已够达和雅，且注解完善，对我来说也就够了。
前几天终于看完了《往事与随想》，上下两大卷近一千五百字的大书，从刚开学的九月底决定开始翻阅这本书的，在这中间，断断续续，时快时慢地在学校的库本图书室当中翻阅，偶尔心情极佳状态极好，将书一字一句地推敲，有时状态差的时候，也就随意翻阅过几页，纯当自己看过了，亏得这样的时候不算太多。当然，每次翻阅完毕一本大书都像又完成了一项任务一样松了口气，虽然事后又会发觉自己过于囫囵吞枣了，收获不算太多，但每次倒还是都自欺欺人地继续下去了，好像生活又翻过了崭新的一页。
作为一本个人回忆性质的编撰而成的大书，书中自有赫尔岑自己的私人生活，也充满了他对时代，对社会，对身边的人的观察，思考，理解。赫尔岑的角度是客观的，冷静的，带点中立的，如果放在现在的天朝，估计会被讥讽为理中客的，当然，他对俄罗斯专制沙皇的厌恶是显而易见的。赫尔岑既保有对激进的革命分子的怀疑，同样也对以人民的意愿作为标语的各种革命活动选择旁观的态度。年轻的时候，赫尔岑曾两度被流放，离开莫斯科，直到后来，流亡海外，四处为家。也许是过于颠沛的生活造就了赫尔岑对多数人对对数事物的怀疑，太过轻信别人，太自以为是，都不是什么好事。
对于天朝的多数人来说，赫尔岑就是个大大的警醒，理中客并非没有态度，没有选择，有时候只是一种靠着一种怀疑的自我支持，不论是新左派民粹的自我支持还是所谓右派口号式的键盘革命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他们真的会让整个国家变得更好吗？我们可以完全忽略可能带来的更惨烈的结果选择牺牲，选择放弃，选择被愚弄吗？至在现在，我还看不到那些可能的更好的结果，这其实是一种很大的悲哀，要么在猪圈当中继续生活下去，要么面对一个未来同样迷乱的猪圈，只是换了主人，同样脏乱吵。
不知道什么时候，客观渐渐变成了一个备受鄙视的词。严格来说，绝对的客观自然是无法达到的，你所表达的所有想法都只是来源于脑中的自我想象和对外界事物的加工过后得到的产物，你将他们表达出来，有可能和他人相同，有可能和他们相悖，有时候你站在多数人一边，有时候你站在少数人一边，但不论什么时候，所需要做的是不断地检视自己，不是随波逐流，墙头草，而是忠实地反映自己的内心，到底自己的思索是什么，表达了什么，这才是最为关键的。那么你忠实地表达了自己之后，是客观的吗？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呢？对我来说，客观就是一种权衡利弊的怀疑，怀疑他人，也怀疑自己，因为怀疑，所以客观。
当然，也并非像芝诺一样肆无忌惮地表达自己的怀疑，芝诺的悖谬就在于它始终在进行的是一种逻辑上的，语言上的游戏，兴许在逻辑和语言的层次它的怀疑不论在假设上和检验上都没有错误，但是当其应用于现实生活当中的时候，显然是无法相称的，虚拟和现实并非套用于同样的逻辑。毫无选择和分类的怀疑只会让自己陷入悖谬的循环当中，比如你将会从此开始怀疑自己的每一句话，并怀疑自己的每一个怀疑，并开始去追寻自己怀疑的怀疑，这样就想莫比乌斯环一样，没有开始，也不会结束。也许只能很无奈地说，怀疑是一种应有的态度，却无法成为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逻辑，我们始终需要相信点东西，比如最大可能地保证人们的自由，最大可能地让人们享有幸福感，最大可能地保障人们的福利需求，当然这些东西看起来都是那么地相悖，如何实现自然是另外一回事了。
也许你只能怀疑是现实世界并没有提供给你一个你能接受的，可靠的选择。你会看到自诩为民主人士的人在一次次地自我冲击当中博取了同情，成为自己日后的政治资本，你会看到有时候有着坚定信念的领导并不必然带来一个他所许诺的世界，所以格瓦拉一个文艺青年竟然变成了一个杀人魔头，足以消灭许多幻想，你更可能看到的是，在一个酱缸当中国，宽容是种稀缺品，表达愤怒和对反对者恶语相向就像毒素一样在空气当中传播，你还会看到，极化的政治思维统治了人们的脑袋，有些人靠着政治而活，靠着反对而活，他们声称自己在追求自由和民主，但是当失去了反对的目标之后他们便失去了方向，将自己的精力集中在一种自恋地宣泄当中，最后造成了多数人民的灾难。这是在过去发生过的故事，也可能会在将来继续发生。
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试图将其和当今我所经历的时代联系在一起，我试图去发现当中的共同点，去发现到底为什么，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喧嚣之后，许多精神上的问题，社会哲学上的问题并未随着人类社会科技水平和研究水平的提高而得到本质的改变，民粹和极右的可笑对立依旧存在，在专制国家当中，人们依旧必须面对要么猪圈，还是猪圈的选择。百年的时间里，人类改变得多吗？似乎只是改变了外部世界，却从来无法准确地定义自己。或许这才是它具有吸引力的原因吧，不可能出现一个准确的答案，却有无数个可能性吸引着你去发现，去瞎想，去自以为是地试图找到它。
人类的悖谬似乎比想象当中更多，许多科学的问题足以被重新研究，发现，推翻，但面对自己的时候，只能一步步地原地徘徊。是大政府还是小政府好呢，是自由放任还是过度干预呢，适度干预的标准是什么样子的呢？所以世界的经济大趋势是在自由和管制之间不断地徘徊，摇摆，没有一个方向的理论可以相互说服，因为在实践当中，他们都被诟病甚多，兴许错的不是理论，只是人类，每一种假设，每一种可能都因为人类自身的复杂性而变成了不可能。我们又到底该追寻怎样的民主呢？民主素质只能一步步地在民主实践当中产生吗？但是没有民主实践的环境怎么办呢？要是在一个短暂的混乱期过后一切设想又落空了呢？僭越重新产生，理论再次成了不可能地假设。人类的理性似乎不足以支持人类完成有益于自身的长期的共存。
赫尔岑面对的是风起云涌的时代，革命的思想在欧洲大陆上像风一样迅速传播，而赫尔岑则是这片大陆上一个匆匆的过客，他只是个被流放的没有家的失败者，他以冷峻地眼光在看待着周围的一切。激进疯狂的马志尼试图掀起革命，但他失败了，他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和决心，但他的努力并不足以支持他的追求。赫尔岑在回忆起自己青少年时候的反抗的时候，论到，当时的他们对哲学，对人类，对宇宙有着深沉的兴趣，他们的放抗在于他们看到了什么东西是真正重要的却缺失了的，那是对自由的渴望，对幸福的追求，但是当革命的概念传播开后，革命似乎成了一种风潮，多数人只是随波逐流，自以为是，革命成了一种手段，一种宣泄，一种玩物，世界似乎崩塌了，只剩下一堆旮旯。
这也是我面对当今天朝感觉到的凄凉。反对对有些人来说已经深入骨髓，成为了一种条件反射式的选择，结果多数人走到了自己所反对的那一面，他们并不真正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毫不怀疑，在天朝这样的境况之下，许多人付出了时间甚至生命做出了许多努力，而我始终是个懦弱的人，除了躲在文字当中偶尔宣泄自己之外更大的愿望还是安静地自己生活，但是这并不代表我无法对他们进行怀疑，离他们远远地观察着他们。就像我之前所说的，这可能是个容不得你选择的世界，你只好开始怀疑。我对天朝猪圈的怀疑更深地植入了我对人类本身的怀疑，这只是一种表象的，浅显地思索。世界发展的趋势像海浪一样上上下下，起起伏伏，天朝是当中的一朵小浪花，看起来似乎将要死在沙滩上。
只读完第一卷--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七章 P1-P156
P51
成年人似乎应该懂得，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头两三年，正是我们一生中最完满、最优美的部分，它是真正属于我们的，也几乎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他在不知不觉中规定了我们的未来。
一个人不知停顿地、毫无顾虑地快步前行时，在他遇到沟壑，或者碰破头皮之前，总以为他的一生还在前面，他高傲地看待过去，也不能正确地评价现在。但是当经验摧残了春天的鲜花...当他醒悟到生活实际上已经过去，剩下的只是尾声，这时，他对少年时期那光辉的、温暖的、美好的回忆，就会改变态度了。
大自然以自己永恒的狡诈和简练的手法，把青春赋予人，又把发育成熟的人据为己有，将他安插到、编织到那张四分之三不取决于他本人的、社会和家庭关系的大网中，诚然，他会使自己的行为带上个人的色彩，但是他的绝大部分不是属于自己的，个性中的抒情因素削弱了，因此情感和乐趣也愈来愈贫乏，只有智慧和意志依然如故。
P108
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学到什么，学的更好吗？我认为：“能。”与40年代相比，当时的教学贫乏一些，知识面也窄一些。然而大学不应该是科学教育的终点；它的责任是使一个人能够用自己的腿继续走路，是提出问题，启发思考。有些教授真是这样做的..何况使大学生得到发展的主要不是讲义和教授，而是年轻人之间的接触，思想的交流，学习的切磋..莫斯科大学尽了自己的责任。
P110
西方人议论我们心口不一，奸诈阴险，把我们的面子观念和自我吹嘘当作了存心欺骗。在我们这里，同一个人可以有两副面孔：既准备与自由派握手言欢，也乐意充当正统的保王党人；这不是什么别有用心，只是出于恭敬，为了讨好别人。在我们的颅骨上，取悦别人的结节特别发达。
P132
...这中间经过了平静的十五年，正是这十五年是俄国几乎一蹶不振，也正是这十五年毁灭了两代人：年老的一代胡作非为，虚度一生；年轻的一代从小即被毒害，我们至今仍能看到它那醉生梦死的代表者。
P137
...我就要毕业了。这照例要忙一阵，开夜车，死记硬背，临时抱佛脚，囫囵吞枣，对考试的担忧超过了对科学的兴趣，反正是那一套。
P139
这小小一群同窗好友毕业之后毕业之后并未分散，仍保持着彼此的关怀和共同的憧憬，谁也没考虑物质状况和未来的生活安排。我不想在成年人中提倡这么做，但我非常重视青年人的这种气质。
青年，只要还没有受到市侩习气的腐蚀，造成精神上的堕落，总是不切实际的...再说，不切实际绝不意味者自欺欺人；面向未来必然还有理想的成分。没有不切实际的气质，一切实际只能停滞不前，变成同一事物的枯燥反复。
摘自《文汇读书周报》 作者：翁义钦
莫斯科和彼得堡的青年从每月25号起便如饥似渴地等待着别林斯基的文章。大学生们三番五次跑进咖啡馆，打听《祖国纪事》到了没有；厚厚的杂志一到便争相翻阅。“有没有别林斯基的文章？”“有。”于是怀着狂热的同情，把它一口气读完，一边读一边笑，一边争论……三四种不同的信仰和根据顿时化为乌有。
这段引文常见于俄罗斯以及国外学者撰写的别林斯基传记、相关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著作之中，它出自俄国文学家、政论家、革命活动家赫尔岑（1812-1870）的自传性回忆录《往事与随想》（1852-1868）。
别林斯基的文章以及刊载这些文章的《祖国纪事》杂志，缘何会受到莫斯科和彼得堡年轻读者这般的欢迎与青睐？
这还得从别林斯基及其思想的转变说起。
别林斯基（1811—1848）是俄国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他在莫斯科大学求学期间，就组织进步学生团体，还写过反农奴制剧本，因而被学校以“体弱多病，才能低下”为借口，予以开除。这以后，他从事杂志的编辑和撰稿工作，以文学批评为武器，反对沙皇专制、农奴制度，并从理论上倡导文学直面现实、反映社会生活，为奠定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基础、推动俄国进步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赫尔岑曾高度评价别林斯基，认为在他那虚弱的躯体里蕴藏着斗士般的性格，认为他耿介正直、嫉恶如仇、才思横溢，说他涉及文学与生活关系的文章中那种使人耳目一新的、强劲有力的批判，那种对世界和生活的新见解震惊了整个俄国思想界，并且认定他是那个时期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不过，别林斯基思想的发展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早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上半期，面对沙皇专制的黑暗统治，俄国进步知识界为了探索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努力学习、研究西欧的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莫斯科的一些进步人士则热衷于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理论。《往事与随想》中就有这样的记述：“一切毫无价值的小册子，在柏林和其他省城，以至县城出版的德国哲学书，只要提到黑格尔的，无不被一一搜罗来，在几天之内读到书页破烂、脱落、沾满污迹。”这就很能让人们看到当时的有些人是如何重视黑格尔了。
与知识界的一些人相仿，别林斯基也醉心于德国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理论，并且受其影响。这一时期，他虽然也意识到俄国社会的不公平与不合理，鄙视丑恶的现实，但又认为现实只不过是“绝对理念”的体现。后来的一段时间里，他面对俄国丑恶的现实，看不清社会发展的前景，又如赫尔岑所说，他从保守的方面，理解和接受黑格尔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一命题，错误地认为沙皇专制、农奴制度是现实的，也就是合理的，因而于1837至1840年间，出现了“与现实妥协”的倾向。他在一封信中就这样写道：“我看着过去那样为我所鄙视的现实……意识到它的合理性，从中看到不能抛弃任何东西，也不能对现实中的任何东西加以非难和驳斥时，这真使我欣喜莫名。”他还强调文学应当使人与现实和解。
别林斯基对现实的态度，他的这类观点，引起了莫斯科进步知识界的关注。赫尔岑就认为他的这类观点是荒谬的，并且坦诚地向他指出：“您可知道，从您的观点来看，您可能证明压在我们头上的丑恶的专制政体是合理的，应该存在的。”这话说得很重，但却很实在。别林斯基却不假思索地回答：“毫无疑问”，并且给赫尔岑念了普希金的诗歌《波罗金诺周年纪念》。
面对赫尔岑的这番话，别林斯基为什么要搬出普希金的诗作《波罗金诺周年纪念》呢？
原来，普希金的《波罗金诺周年纪念》（1831）涉及俄国殖民统治下的波兰争取民族独立的一次起义及其被俄国军队血腥镇压的历史事件。这次起义爆发于1830年11月，起义者的队伍迅速扩大，并在华沙建立了独立政权。为了镇压波兰人民的反抗，沙俄政府出兵，攻占华沙，时为1831年8月26日；这一天，正好是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后两国之间的一次大战役，即波罗金诺激战的周年纪念日。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大俄罗斯主义，普希金在这首诗里，反对波兰起义，并且极力宣扬俄国军队的威力，对俄国军队攻占华沙、镇压起义以及“被镇压的反叛只得保持沉默”予以赞美。这诗作问世八年后的1839年，别林斯基正为他心目中的那种理论所惑，认为不应对俄国军队镇压波兰起义持反对态度，并且肯定和赞扬了普希金这样的诗作。可见，别林斯基搬出普希金的《波罗金诺周年纪念》，意在说明那样的现实是“合理的”、“应该存在的”。
与上述态度迥然不同，赫尔岑反对沙皇俄国对波兰的殖民统治和蹂躏。波兰起义这一事件从始至终，都牵动着他的心。当他听到起义的消息时，他热泪盈眶，反复吟诵歌德写于1776年的《希望》中的诗句“不，这不是空虚的梦想”，表达他那美好的愿望：起义成功，波兰独立成为现实。在起义期间，他曾为俄国军队在镇压过程中的“每一挫折而欢呼”。起义失败消息传来，他迟迟不愿意相信。唯其如此，尽管赫尔岑对普希金这位俄罗斯近代文学奠基者赞颂备至，认为有教养的俄国人终生都应该反复阅读普希金的作品，但他对普希金《波罗金诺周年纪念》一类的诗篇，一直是持否定态度的。如今，别林斯基却借赞扬普希金这样的诗作来肯定现实，这就使得他们发生了严重的龃齬、尖锐的分歧。就这样，他们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战斗”。
此后，别林斯基离开莫斯科，前往彼得堡，并且发表了一些包含“与现实妥协”观点的文章，特别是被赫尔岑视为向他们射出的“最后一批炮弹”，即发表了别林斯基有意取名为《波罗金诺周年纪念》（1839）的文章。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他们也就断绝了一切往来。
不过，别林斯基并没有执迷不悟，也不会知错不改。在他来到京城彼得堡这个沙皇专制制度罪恶非常集中的地方之后，亲眼目睹了极其黑暗的现实、异常丑恶的世象，同时又受到日益高涨的解放运动的影响，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说，彼得堡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可怕的悬崖，他的美好的精神被碰得头破血流。他还在一封信中写道，与现实妥协乃是与卑鄙龌龊的俄国现实的一种强制性的妥协。他对自己思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迷误，后悔不已。
别林斯基前往彼得堡几个月后，赫尔岑也来到那里。经挚友劝说，赫尔岑终于和别林斯基见了面。当赫尔岑提及别林斯基的《波罗金诺周年纪念》一文时，别林斯基说了这样一番话：“……您胜利了，在彼得堡的三四个月，比一切论证更能说服我。这件倒霉事不必再提。我告诉您一个情况就够了：前几天我在一个朋友家用膳，同席有一位工兵部队军官；主人问他，想不想认识我？军官凑在他耳边问：‘这就是那篇关于波罗金诺周年纪念文章的作者？’主人说：‘是。’军官冷冷地回答道：‘谢谢，我不想认识他。’这一切我都听到了，我再也忍不住，热烈地握住军官的手，对他说：‘您是个正直的人，我向您致敬……’瞧，这还需要说什么！”没有太多的话语，更没有浓描与重抹，只是如实地再现了一个既普普通通又有些许特殊的场面，别林斯基那种勇于面对错误的精神，清除滞留于心头污秽的决心，已十分清晰地显现出来了。
赫尔岑预料别林斯基会用尽尖刻的语言，不遗余力地攻击他先前的观点，他也会猛烈地抨击社会的罪恶。果然，不出赫尔岑之所料，别林斯基确实这样做了。他多次狠狠地自责；他通过杂志、文章，在书报检查制度的暗礁间巧妙地前行，无情地鞭挞丑恶的现实，并且对维护、鼓吹专制之类的派别以及官僚政客、御用文人展开了不懈的斗争。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出现的莫斯科和彼得堡青年急切期盼《祖国纪事》的出版，迫不及待地阅读别林斯基文章的热烈情景。
作为回忆录的一个组成部分，涉及别林斯基的有关章节，就是这样以作者的亲身经历，运用鲜活的事实材料，并以含有典型意义的细节为依托，真实地追叙了俄国文坛的这一“往事”，留下了有关的生动情态，又真诚地记述了他对这段往事的“随想”。“往事”与“随想”在文本中交替出现，糅合在一起，使得事情的前前后后，历历如在眼前，为别林斯基有关这段经历所留下的文章、书信等文字材料提供了确切的印证，是别林斯基转变真实、生动的写照。
其实，这样的描述，并非涉及有关别林斯基的一些部分所独有，而是贯穿于该书的各章节，也即这部丰富厚实的回忆录的其他部分，同样是从事实材料出发，把追叙“往事”与记述“随想”融为一体，从而再现了从1812年抗击拿破仑入侵的卫国战争、1825年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十二月党人起义迄至巴黎公社前夜这数十年间俄国和西欧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众多的社会生活画面，展示出作者对各种各样的人和事的认识与态度及其人生沧桑和他对真理的不倦探索与追求、奋斗和缺憾。
有鉴于此，赫尔岑的这部自传性回忆录问世后，就受到有识之士的重视与推崇。雨果读完赫尔岑寄赠的《往事与随想》后，在给他的信中写道：“您的回忆录是幸福、信仰、高度智慧的编年史……您培养人民对专制主义的仇恨，您在帮助制服恶魔……”巴金也格外看重这部巨著，指出它是“我最爱读的一部书”，说他深受其影响。当他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接触到《往事与随想》时，他就心怀意愿：翻译这部回忆录。虽然由于疾病缠身等原因，他未能终卷，但他那强烈的意愿却依然久久地萦绕在心间。他多么盼望有一部《往事与随想》全译本早日问世。后来，当他得悉此书译者项星耀的全译本即将发排的消息，他非常兴奋。在收到项星耀寄赠三卷本《往事与随想》后，巴金给译者写了信，为他“终于把它们送到中国书市来了”，也为他替自己“偿还了一笔欠了几十年的大债”而深致谢忱。巴金还说：“读到您介绍的好书，我实在高兴。”
这样一部好书，有益于人们，是很值得阅读和细细品味的。
知道这本书，是多年前从一个年长多才的师兄处，他热爱俄罗斯文学，熟读别尔加耶夫、赫尔岑等沙皇末期时代那批俄国文人的作品，他给我推荐了这本赫尔岑写的回忆录。
先从下册看起吧。在他年老力衰、思想更加深刻的岁月，观察他对自己和他人的看法。
赫尔岑这一生似乎都在颠肺流离。他出身于贵族家庭，15岁立志反沙皇体制，23岁流放，6年苦役后，35岁全家移民西欧。他的家庭生活也是波荡起伏，幸福和痛苦哪个更多些，也许他也不知道。他的母亲和幼子在他中年时候遇海难身亡，挚爱的妻子死前数年还陷入一场令他痛苦万分的婚外情纠葛中。
《往事与随想》是他在妻子死后着笔写作的，在他的笔下，巴枯宁、雨果、加里波第等19世纪晚期欧洲革命大舞台上的人物，洗去了玫瑰色的魅影，有血有肉起来。
赫尔岑对德国人怀有恶感，在书中多处提到“德国人真是了不起的民族！”但这不是恭维之词，而且真切的反讽。这也许与他在1850年那段灾难性家庭悲剧有关。那几年中，一位奸猾无耻的德国诗人黒韦尔格骗取了赫尔岑妻子纳塔利亚的同情心，给他带来了深刻的痛苦，他从此“告别了诗意的生活”。书中描述了一幕，赫尔岑说服了妻子留下来，让有妇之夫黒韦尔格离开。但黒韦尔格竟说动自己的老婆来到赫尔岑家，黒韦尔格的妻子艾玛大言不惭地谴责赫尔岑阻止妻子跟黒韦尔格出走。赫尔岑让艾玛到房间里跟妻子私谈，纳塔利亚表明了留下来的心意。艾玛出来后继续谴责赫尔岑对纳塔利亚施加了精神暴力。
遇到这样的事情，任何一个正常的男人都要崩溃了。但赫尔岑忍了下来，叫黒韦尔格一家走，允诺帮忙支付小店的欠账。谁知：黒韦尔格一家离开时候，艾玛在小店里赊走了一大批小孩用品！
这件事过去了100多年，但透过纸面，德国人的无情悭吝仍然活灵活现。
2009年-2010年间，我在德国南部度过了1年。那里风光秀丽社会文明富裕。但与德国人的交往，却有许多不快之处。我们居住的是学校的房子，管理员是个不懂英文的德国大妈。因为居住到期，德国大妈一早7点不到就来疯狂敲门，我出门后与她大吵了一架。结果这位大妈就四处告我黑状，学校里与我有关的人几乎都收到她的告状信，可想而知当时我的情况有多艰难。但周围的德国人，没有一个人仗义为我说两句什么的，都保持了优雅的沉默。那一刻，我似乎真正认识了德国人。
[Dec 2011]
陆陆续续读完了中册和下册。
这本巨著像一条大河，把19世纪中上期发生在欧洲大陆腹地的巨大变革展现出来。书里谈论的人物、事件，发生在专制时代黄昏时期背景下，他们已经隐入历史深处，但那些曾经风头浪尖的人物所兴起的社会变革运动，一直延续到现在。200年后的今天，发生在阿拉伯世界的浪潮，隐约能追溯到赫尔岑生活的年代。
用书中路易十六廷臣的一句话，“陛下，这不是骚乱，是革命”，那是个革命的年代，是君主或者僭越独夫专制、宗教迷信走入历史阴影的年代，是理性和人之为人的价值成为主流价值观的年代。很巧合的是，本月的《青年参考》有一期的首页俨然印着一行字，“这不是‘乱’，是‘变’”。媒体从业者也许不知不觉中训导了CCP干部，若是视变为乱，要犯历史错误。
赫尔岑是个无神论者，但他那个年代，基督教仍然主宰着人的思想。赫尔岑的母亲是个德国人，路德教派信徒，终身虔诚遵守教会规定。赫尔岑们所倡导的无神论的理性生活，在抛弃宗教关怀的同时，也丢弃了人的死后生活。赫尔岑的父亲曾说，《圣经》是无法用理性理解的东西，那是宗教。在200年后，赫尔岑们所引领的革命，在东方中国彻底摧毁了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但这是赫尔岑的理想国度吗？
又读了上册很长一段，看完了赫尔岑的少年时代，那时他还懵懂，在农奴的圈子里长大，父母亲对他的教育是典型的俄国贵族式教育，延请德国法国教师传授法语和文法。在赫尔岑笔下，他少年时代的教师对他的影响似乎还不如他身边的农奴来的大。农奴制对俄国人的摧残太严重了，赫尔岑讲了两个悲惨故事，任何一个都不会比雨果笔下的冉阿让的更好些。赫尔岑父亲的兄弟家有个农奴，天赋才华，年轻时候学会了拉丁文和德语，医术也非常好。他25岁爱上了军官的女儿，藏匿了农奴身份与之结婚，后来事发，妻子才发觉也成了农奴，悲愤之下与人私奔了。年轻的农奴十分爱他的妻子，从此郁郁寡欢，酗酒买醉，不慎还用光了主人的钱，直至自知无法清还就服毒自尽了。他喝了砒霜，临死前还请求主人的原谅，医生给他喂催吐药时，他说道，
“别动，呆在那儿，我可不是为了呕吐才吞下你的。”
最终他还是死了。
青年时代赫尔岑在莫斯科大学读书，结识了一帮志同道合的挚友，其中包括他一生的挚友，奥加辽夫。在大学期间的生活很精彩，但也导致了他后来被流放西伯利亚。上册的精华便是他被逮捕、审问和流放西伯利亚期间的所见所闻。我相信每个中国人读了这些内容都会发出由衷的震撼：一百多年前尼古拉王朝时代的俄国，居然与现今的内地中国拥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这是中国人的宿命还是悲哀？
【续】
这段时间好像民国开始流行了，所谓的民国范儿，在某些人的文章里，好像民国就已经宪政民主了，好像社会问题就已经解决的差不多了，如若不是某些政党搅局的话，我们现在的生活不知多好。
但是历史不是用来意淫的，我看《古拉格群岛》，索尔仁尼琴这样一个伟大的作家，在他的笔下，沙皇时期简直就是人间天堂了，因为流放的人想去哪去哪，他们在西伯利亚拥有种种自由，他们有同志的支持，他们有民众的支持。是的对于索尔仁尼琴经历的那一段在世界历史上都是污点的历史相比，沙皇可能略显逊色，但是绝不会是天堂。在赫尔岑的书中我随处可见，沙皇时期对青年，对农奴，对人的伤害。P141：“孙古罗夫的妻子同两个孩子给抓了起来，在普列契斯千斯基警察分局里大约关了六个月，他的吃奶的婴儿就死在那里。” 沙皇的时代好吗？或许可以用双城记的开头来回应我。
是的，现在有种种问题，但是这不表明以前比现在好。无论是匡扶汉室，反清复明，还是张勋复辟，利比亚的战火中也有人打起前朝的旗帜。无论现在是比以前好，还是差，我想改变的原因是因为现在不够好。
这本书我是从6月中旬开始读的，我带着他走过了很多地方，温州、宁波、杭州、南京、常州，足见我对他的重视；我也曾经试着至少把一册读完，可是截止昨天都快四个月了，也就读了四百多页。我一直以为会和看战争与和平那样，万事开头难，不过我发现不但开头难，中间也难，我终于决定，把这本书放起来不读了，我们不能为了读书而读书，虽然对于我这样的摩羯来说，坚持就是一种胜利，可是我突然想明白一点，我们要明白坚持的意义在哪里？或者说，我的资历、我的心境也许不足以与作者产生共鸣，即使我做了不少的准备工作，详细的了解了19世纪到20世纪俄罗斯的历史还做了笔记。
不再想谈书得内容，书得内容我们可以自己去看，谈感受吧，看这本书的感受让我觉得就象我们的生活，我们开始读一册书的时候就像开始一段生活经历，如果我们在开始前没有足够的准备，很容易就半途而废；当然，生活也不可能什么事情都能想清楚的，因此即使半途而废了，我们也需要有反省精神去总结。中国人有句话：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其实现出的不是义，而是悟觉。
前段时间看了对吴念真的访谈，他提到14岁读《卡拉马佐夫兄弟》的那段经历，为了买到书花了多少工夫，可是拿到书又读不懂，暑假结束前还要给老师交读书笔记，他如实按照自己的经历写了读书笔记，老师说只有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我为什么告诉你们要看？我只是想告诉你们，很多你们不懂的东西，长大了之后就会懂，要知道知识是需要尊敬的，念书是一辈子的事情。还有，永远不要骗自己。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62936/1）
知识这东西是活到老学到老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一直在感叹自己力小而任重，其实这个事情是相对的，需要有方向并且一步一步的去积累的，今年做不成的事情我们明年继续，不要对自己怀疑，尊重自己的内心。
鸳湖书局
在美国波士顿的查尔斯河边有一块石碑，是一个名叫马丁的德国新教神父留下的忏悔之语，上面写着：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
我不是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
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
我不是工会成员，我继续不说话；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
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
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1998年，在哈佛做访问学者的朱学勤读书读得发闷，就爱到河对岸的这块石碑下坐一坐，他说：“这段话总是让我脚底心升起 一阵阵寒意，那就像一排子弹，一颗一颗地点射，先划破自己，然后再一颗一颗的划破人心的黑暗。”
——题 记
《往事与随想》是俄罗斯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赫尔岑和着血泪写成的回忆录，作者自称，其为“历史在一个偶然走上它的道路的人身上的反映”。全书共八卷，记述了从十二月党人起义到巴黎公社前夕的半个世纪里俄国和西欧的社会生活及革命事件，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描写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把重大社会事件同作家个人的生活道路、思想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部“十九世纪的百科全书”，展现了俄国和西欧几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史和精神史。本书自问世以来已深刻影响了俄国乃至世界几代学人。在中国，它成为巴金、朱学勤、李陀、北岛等几代中国学人的精神宝典，而巴金本人，亦为该书的第一位“译者”。2009年4月由译林出版社推出的《往事与随想》，是首个源自俄文原版的中译本，它在1993年推出的最早英文转译本基础上，内容净增30万字。
据该书译者之一臧仲伦介绍，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被巴金视为自己“一生最后的一件工作”。1974年，七旬巴金提笔翻译《往事与随想》，1977年，巴金翻译的《往事与随想》第一册问世了。但由于年龄越来越大，体力也差，疾病缠身，写字困难，他只译了《往事与随想》的1/5。该书英译汉版本1993年的出版，得益于英语翻译家项星耀接过了巴金的“接力棒”，以及俄语翻译家臧仲伦的校对工作——臧先生对照俄文，帮助巴金校正了他的全部译文。当年，89岁高龄的巴金致信项星耀，感谢他替自己“向读者偿还了一笔欠了几十年的债”，还念念不忘地强调：“赫尔岑是我的‘老师’，他的‘回忆’是我最爱读的一部书。”
学者朱学勤说：“我最喜欢的书肯定是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到目前为止，关于这100年的苦难的精神记录，还没有一本超过《往事与随想》。
“我喜欢这本书有几个原因。（首先，）赫尔岑的文体我非常喜欢，他的文体不拘一格，《往事与随想》，他是以随想的形式写，不是按部就班的……让你读来兴趣盎然，所以，是列宁还是谁说过，赫尔岑是个天才的文体家。他信笔拈来，这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别出心裁的写作风格。
“第二个原因就是赫尔岑一生和沙皇的专制做死对头，而且从年轻的时候在麻雀山发誓，一直到写《随想录》，一直到去世，他没有看到沙皇崩溃的这一天，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个专制必定会崩溃"这样一个信念。所以我说，这个人的一生充满了失败的记录，居然能保持激情澎湃，这是个了不起的人类思想上的一个记录，我喜欢这本书第二个原因就在这个地方。他是一个失败者，他不是一个成功者，他40岁的时候就说：“人生的顶点我已经越过了，从现在开始我在走下坡路，在有生之年我看不到我的信念有实现的一丝希望。”他40岁的时候就这样讲了，但一直到老死，他没有向沙皇专制妥协过，没有低过头，这样的人应该是值得俄国知识分子纪念的，也应该值得中国知识分子纪念。当巴金起来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他一起念的时候，他未必没有被赫尔岑的这种思想境界所感动，所以他才会在文革的后期来翻译这本书，但是，你想一想，文革结束了，他的地位得到这么大的改善，让他仿效一点赫尔岑，说一两句真话的时间那么多，他居然就没有说，这是让我觉得失望的地方。
“有的时候学生会谈到一些他的彷徨、苦闷，过不了那个坎的时候，他们会来问我：‘朱老师，有什么书可读？’这个时候我就会说：‘那你们去读一读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在这以前，有一些人，他们遭遇过比你们巨大几十倍几百倍的灾难，但是他们也过去了，今天你们碰到的这些事情不是太重要，不必为这些东西愁眉苦脸，读读那本书能够放宽你们的胸怀。’”
凤凰出版社的全译本《往事与随想》是市面上比较好找到的版本，尽管项星耀的译笔要更好一些，但是巴金和臧仲伦翻译的这版多少也算“次优选择”了。若要观察我国出版界的媚俗风气，书的腰封是一个很好的角度。典型的例子如《问学·余秋雨》以及各种粗制滥造的《沉思录》和《道德情操论》译本等等。这本《往事与随想》的腰封没有搬出来余含泪或者温××，而是久违了的伯林与朱学勤。我认为这对出版社来讲是件挺尴尬的事。因为把这两个人的推荐放在腰封的位置，实在是不伦不类：会看腰封买书的人，基本不会对伯林与老朱感兴趣，而对这两位感兴趣的人，多半不会看腰封。
我觉得这部书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处世的态度——为什么有自己的立场和鲜明的感情是很重要的，但是保持怀疑、宽容和幽默感或许更为重要。我以前不大能想象，这两种气质怎么能统一起来.可是赫尔岑通过他的自传展示了一个实例，大概美德真的无法被教授，只能被示范。众所周知，赫尔岑是个社会主义者，可是他的社会主义更像是变种的自由主义。他终其一生念兹在兹的都是多样性、交流还有自由，时代的局限告诉他社会主义能够提供这样一个未来，他也为了这个未来而不懈努力，社会主义包含了他内心对于正在诞生的新时代的所有幻想。可是如果社会主义意味着国家对个人的压迫，如果社会主义意味着贫穷、特权、不自由，如果社会主义意味着某追求种天堂的热病式狂热，那么他就会和这种社会主义划清界线。所以他会对罗伯特·欧文敬仰有加，对下三滥的马克思的“德国硫磺帮”充满冷嘲热讽，对巴贝夫军营式的共产主义教条有无限的反感。当代的社会主义者已经极少有这种品质了，也就是这种基于生活的观察，以及无时无刻都存在的，适度的怀疑精神。我一向认为左右对立并不可悲，可悲的只是彼此间丧失了对话的基础，缺乏最基本的基于理解之同情。越多的看到争论，就越是真切的感到对话的努力比对话的失败更为令人失望。因为对方不试图去理解，只试图去战斗。赫尔岑的境界很少有人能够达到，你会尝试和他去他去讨论，去把你认为正确的东西告诉他，让他自己去思考。而不是单单想压倒他、说服他。这很可能是一种独特的天赋，无法通过后天的教育习得。诸如此类微妙的因素造就了他与别林斯基或车尔尼雪夫斯基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在时人看来或许无关紧要，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后来人来讲，却显得非常宝贵。
这种品质就是在保持对信念的信仰的同时，仍然睁开双眼凝视生活，而不堕入对理念的崇拜之中。因为生活无比复杂，各种湍流造就了无数的机会与可能性，没有什么是必然的，能够把握的只有现在，“我们毕竟还是我们自己，而不是注定要为进步历尽艰辛或者用来体现某种没有根基的思想的玩偶，我们应当感到骄傲的是，我们不是天意手中的针和线，不是用来编织历史这个色彩斑斓的织物“，这种伟大的见解淹没在了各种劣质版本的辉格史学与历史决定论的洪流之中，几乎永无重新抬头之日。直到20世纪人们为此付出了无数的代价，才更深的理解赫尔岑的洞见。必须保持开放，开放不会毁灭你的坚信，而封闭只会让他更为脆弱。沉迷于历史的影子，从历史中寻章摘句的为自己的立场辩护，并不能使你所坚持的东西免于批评。身处伦敦的法国流亡者们，除了纪念从1789到1848年的一次次革命，回忆一个个逝去的身影，呼喊一条条过时的标语之外，并没有更深的作为。他们既没有在理念上有更新的追求，也没有深入生活的去考察他们所保守的教条到底有什么意义。赫尔岑选择追求更新的、模糊的追求，并没理解到自由主义的所谓教义比起“全新”的社会主义，是更难为人所理解的、正在发展的新事物。正因为它正在变成传统，与其它被精心保守下来的先辈智慧一道被凝固进记忆里所以才会让追求“进步”的人而又苦闷的人无法满意。但是我们无法苛责赫尔岑没看到这一步，毕竟未来的140年历史并没有预先发生，对新事物追求只要不逾越基本的底线便是无害的。赫尔岑的审慎与开放的态度，在他自己看来是不大不小的缺点，可在我看来，恰恰是让他与社会主义的泥淖保持距离的绝大优点。
怀疑主义的一个缺点是可能导致对人生的虚无态度，赫尔岑对生活的热爱抵消了可能的危害。这种热爱不是抽象的大词，而是俄罗斯大地壮阔的风光，是瑞士山间凛冽的寒风，是英吉利海峡丑陋的白垩海岸，也是和朋友与爱人共度的一切美好时光。“一个人活着不是为了实现命运的安排，不是为了体现某种思想，不是为了进步，而仅仅是因为他出生了，而他之所以出生是为了（不管这话多么难听）……为了现在，当然，这丝毫不妨碍他继承过去的遗产，也不妨碍他为未来留下某些遗物。这在理想主义者看来似乎有点儿低级和粗俗；他们无论如何不肯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就我们的渺小，就我们转瞬即逝的个体生命而言，我们的全部伟大意义就在于我们还活着，我们借以容身的这个肉体还没有分解成自然的元素”，作为一个在宗教环境中长大的无神论者，赫尔岑并不贪恋死后的生命，他用他一切的感官去体会一个个当下的瞬间，去珍惜，去重视。我认为这是与宗教完全不同的一种体现，那种在昙花一现中绽放，在凋零中回忆的美感，是某种近代所独有的独特审美观。也许宗教的信徒可以指责无信仰造成了种种空虚与狂热，但我想说，信仰本身如果不与生活结合起来，不从具体生活的细节中充实自己的意义，那么空虚与狂热也就并非无神论的专利了。历史记住了赫尔岑与他的《往事与随想》，却把他珍视的社会主义扔进了垃圾箱。毫无内容的抒情与大词会被抛弃，而真正的信念与感受却被一点一滴的历史小心的保存下来。
项星耀先生的译本不比巴金先生的差，而且项先生是译完全书的。很多人都贪恋巴金的译本，也许是出于对大师的尊敬，这本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学术还是学术，总要拿成就来说话，在文学造诣上巴金的确要胜过项星耀先生，但是光从这套《往事与随想》的翻译来说，个人认为与其读巴金的选译本，还不如去读读项星耀先生的译本，真的是值得细细品味。
这本书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看的，总之大概断断续续看了好几年，可以说是我最喜欢的传记了（另一本应该就是夏多布里昂的《墓中回忆录》）。
他出身贵族但15岁就立志推翻沙皇以及沙皇所代表的那种制度。为了捍卫真理，一辈子充满波折和失败，经历了监狱、流放和流亡。但他依然保持精神上的回归和高尚的情怀，而且始终有一种“思想的力量”。
19世纪是个新旧交替的世纪，俄国社会在资本主义冲击下动荡不安，沙皇赖以生存的农奴制度逐步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但19世纪也是俄国思想家和文学家辈出的世纪。
正如高尔基所说，赫尔岑一个人“就代表整整一个领域，就代表一个思想饱和到惊人地步的国度”。
俄罗斯沙皇末期一直以来是我很喜欢了解的一个年代，我总是相信能从那里找到心灵和历史的交汇点。我想也只有在那样的时代才能造就一方面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别尔加耶夫这样的文学家思想者，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像赫尔岑、列宁、托洛斯基那样的革命者。他们不光是具有深刻反思精神的思想者，也是切实身体力行的可靠的行动者。
朱学勤先生用"雅各的瘸腿"来形容赫尔岑我认为是很恰当的，他经历的争战和苦难是他一出生就注定要背负的十字架，直至达成生命初熟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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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懂，我们又怎么能懂？ 也有人热泪涔涔，却不是为了个人的不幸。”
巨人何以成为巨人——读赫尔岑《往事与随想》第一册
摩罗
在一个喜剧时代，最下流的行为，一定是以最高贵的名义出现的，最黑暗的灵魂，一定是以最光明的面目展示的。
——《有时候光明就是黑暗》
对于一位优秀人物来说，中国生活的千万个环节中，每个环节都杀机四伏。中国社会对于优秀人物怀着本能的仇恨和恐惧。
——《巨人何以成为巨人》
在俄罗斯历史上，赫尔岑属于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巨人。他的思想和血性直接来源于十二月党人。沙皇当局绞死十二月党人5位领袖时，赫尔岑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可他像当时最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一样，感到了最深切的耻辱、仇恨和痛苦。执行死刑后，当局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祈祷式，以示庆祝。30年后，赫尔岑写道：“我参加了祷告式，我当时只有14岁，隐没在人丛中，就在那里，在那个被血淋淋的仪式玷污了的圣坛前面，我发誓要替那些被处死刑的人报仇，要跟这个皇位、跟这个圣坛、跟这些大炮战斗到底。”少年赫尔岑的整个精神生活几乎完全被这个重大事件所占领，内心时刻不停地激荡着为光明和正义而奋斗的伟大冲动。一个少年难以长期独自品味这样大的冲动和梦想，他必须把它说出去，必须以某种方式与这个世界发生联系并得到反应和验证。他郑重地向他的老师倾诉了他的感情和决心。这位老师平时总是训斥赫尔岑说：“您不会有出息的。”可当他了解到赫尔岑的精神世界后，禁不住说：“我的确以为您不会有出息，不过您那高尚的感情会挽救您。但愿这些感情在您身上成熟并且巩固下来。”这位不苟言笑的老师还以激动的拥抱，将他的革命热情和自由主义信念传导给这位14岁的贵族少年。
这段故事，是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中最吸引我的一节，但每次读后，我都禁不住有点后怕。倘使这位老师是个怯弱而又世故的人，他对赫尔岑的倾诉不予理睬；倘使他是一个愚昧而又迂腐的人，按着官方立场来解说那场起义和镇压，用官方意识对赫尔岑的高贵激情给予挫伤和清洗，那么，还会有后来的赫尔岑吗?倘若雷列耶夫、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米海依洛夫斯基、涅恰耶夫、托尔斯泰、巴枯宁、克鲁泡特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列汉诺夫等人在其成长道路上不曾得到这样的鼓励和支持，他们作为革命家和文化英雄的形象还能站立得起来吗?而没有这些人的挺立和闪耀，俄罗斯的19世纪究竟还有多少光彩可言呢?赫尔岑的这个故事，让人不能不对领袖与人民的关系有所领悟。领袖不只是代表人民，而且的的确确是由人民培养出来的。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领袖，从而也就有什么样的民族和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被赫尔岑称为“老布肖”的那位目睹过法国大革命的老师不仅造就了赫尔岑，还造就了俄罗斯。19世纪的俄罗斯之所以那样奇光异彩，令人景仰，其决定因素究竟是什么?我们平时总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上文所列的那些显赫人物身上，但是在读《往事与随想》的时候，我的目光不知不觉中就投向了那些普通人，那些从来不被看作英雄的、既无人为之建造铜像、也无人为之开设纪念馆的普通人身上。
亚历山大一世时期，艺术院长以阿拉克切夫伯爵离皇上最近为由，提名他作名誉院士，艺术院秘书反驳说：“要是这个理由站得住的话，我就推荐马车夫伊里亚·巴依科夫为院士，他不单离皇上最近，还总是坐在皇上前面。”拉勃津秘书虽因此遭到流放，却捍卫了艺术的尊严和自己的良心。亚历山大一世的弟弟尼古拉(后继位为皇帝，正是他绞杀了十二月党人5位领袖)有一次想来点粗鲁行为显显威风，要抓一位禁卫军军官的衣领，军官沙莫依洛夫伯爵威严地说：“殿下，我的佩刀在手里呢!”一语将尼古拉击退。莫斯科要塞司令斯塔阿尔将军受命主审赫尔岑等人一案，他在审读案卷后这样向皇上直陈己见：这些青年人是清白无罪的，侦讯委员会所做的事情是极不光彩的，我不能为此违背自己的良心，玷污自己的满头白发。他愤然退出侦讯委员会，事后还一直为这群青年人的厄运耿耿于怀，上书尼古拉要求释放他们。试想，如果换成另一个民族的将军或坦克手，情形将会怎样呢?而如果失去了赫尔岑，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俄罗斯革命史和俄罗斯思想史都将是断裂而又残缺的。看一下沙皇枢密院总检查官祖布科夫的书房也许是十分有意思的。赫尔岑写道：“他的书房里挂满了所有革命名人的肖像，从汉普登和伯伊到菲艾斯基和阿尔芒·卡列尔。在这个革命圣像壁下方有一个完备的禁书库。一具骷髅、几只鸟标本、几只制作过的两栖动物和若干保存在酒精里的动物内脏——它们给这间气氛非常热烈的书房加上一种思考和研究的色彩。”这位大臣的书房所表现出的现代气息和人文气息，与《祝福》里鲁四老爷的书房实在大异其趣。
在《萨哈林旅行记》中，契诃夫这样描绘这个流放之岛和监狱之岛的岛区长官科诺诺维奇将军：“谈吐高雅，文笔优美，给人的印象是一位诚挚的、充满人道精神的人。”一位少校典狱长冒着生命危险，从傍晚到凌晨两点一直巡游海上寻救一位被波浪卷入大海的苦役犯的故事，契诃夫记述得更加详备。上述这些人，无论是艺术院秘书还是禁卫军军官，无论是要塞司令、岛区长官、典狱长，还是总检查官，他们无不表现出强烈的尊严意识和人道主义倾向。他们即使身居要职也改变不了沙皇政权的专制体制和非人性质。但他们以自己良好的人文素质和历史良知，在国家机器与历史要求、民族利益、革命思想之间构成了一种弹性，正是这弹性使得新思想新力量不但未遭毁灭，反而勃然发展。这些官员作为人民的一部分，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反对他们的那些思想家革命家的精神资源和社会基础。即使是亚历山大一世这样的沙皇，面对着日趋强盛的革命团体和思潮，也一直在观望和思索，而不让他的僚属举起屠刀，他表现出强烈的历史良知。在处死普加乔夫之后，俄国实际上废除死刑达50年之久，这为培养人道主义精神和生命意识开辟了一片政治空间。可以说，俄罗斯思想家革命家只是把深蕴在人民心中的心理倾向明白地表述出来并担当起来。他们在政治上是沙皇和将军和大臣的敌人，但在人文素质和人道倾向上，敌对的双方却是颇为相近的。
十二月党人起义被镇压以后，俄罗斯社会一度出现了严重的政治黑暗和道德堕落。可是这个民族对于正义事业的崇仰和对于英雄人物的热爱还是以某种方式表达了出来。赫尔岑带着深深的敬意写道：“那些给判处苦役的流放人的妻子被剥夺了一切公民权利，抛弃了财富和社会地位，动身到西伯利亚东部去，一辈子忍受那里可怕的气候，和当地警察的更加可怕的压迫。姐妹们没有权利到她们的哥哥或者兄弟那里去，她们就退出宫廷，过着隐居生活，许多人离开了俄国；几乎所有妇女的心里都保留着对那些受害者的热爱……”特鲁别茨卡雅公爵夫人第一个动身去西伯利亚，追随着她的英雄丈夫并死在那里。法国姑娘唐狄在巴黎得悉昔日情人伊瓦谢夫被判流放西伯利亚，立即来俄国要求去西伯利亚与情人结婚。尼古拉一世虽甚感恼怒，终于还是同意了她的请求。这对年轻的情侣后来双双死在苦难深重的西伯利亚。赫尔岑的记述使我想起后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两件事。在给车尔尼雪夫斯基执行象征性死刑的刑场边上，一位少女把一束鲜花递给了这位囚徒。在随后奔赴西伯利亚的途中，一位马车夫用这样的话跟车尔尼雪夫斯基告别：“谁拥护人民，他就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这一点我们早就知道。”俄国革命家能在流血牺牲的同时享受到如此伟大的幸福，真叫人妒羡不已。这些精神巨人最需要的并不是世俗的功德圆满，而恰是这种被理解，这种在精神上与世界的联系和沟通。他们因为有了这样的人民而伟大，也因为有着这样的人民而幸福。
而在另一个民族，情形则远不是这样。像邹容、陈天华、秋瑾、徐锡麟这样的人，既没有赫尔岑那样丰厚的精神资源，更没有特鲁别茨卡雅公爵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式的安慰和幸福。他们永远遇不到老布肖那样的老师、要塞司令那样的办案者、少校典狱长那样的官员、特鲁别茨卡雅夫人那样的家属、马车夫那样的老百姓等。秋瑾的叔父就是她的告密者，她死后不但没有得到鲜花，而且被老百姓吃了她的鲜血，徐锡麟更是给办案者分吃了心肝。1978年，当李九莲那颗决不放弃思考的头颅倒在血泊中时，她的同时代人都在准备着高考，甚至没有一个人听见枪声。在她漫长的囚徒生涯中，家里没有一个人来看过她一次，没有一个人送过一次饭、一次衣。而她的厄运最初的起因，竟是她的男朋友的出卖。在中国绵延不绝的政治运动中，互相揭发、互相诬陷、卖友求荣、卖亲求荣的现象是如此普遍。一个人只要受到权力的敌视或迫害，几乎马上就要从社会结构和伦理关系中开除出去，谁也不敢拜访你，谁也不敢跟你打招呼跟你握手跟你聊天，谁也不敢给你写信，谁也不敢喊你为老师为同志为父亲为叔叔。虽然还有人谈到你，但那是按着官方口径进行诬陷和诽谤，也许还有人来敲门，但那是为了宣布跟你划清界线。难怪鲁迅吞吞吐吐地说，他没敢说出全部的真话，因为他还要在这社会中居住。他不敢真的被这社会和伦常所开除。鲁迅绝非多虑。一位因在庐山讲了几句大白话而丢官的政治人物，很快就被自己的妻子从家里开除了出去。在中国想做一条好汉，确实比别国更难。鲁迅曾感叹中国的监狱比别国的难坐，实际上何止如此。对于一位优秀人物来说，中国生活的千万个环节中，每个环节都杀机四伏。中国社会对于优秀人物怀着本能的仇恨和恐惧。顾准的遭遇很能说明问题。顾准受到迫害后，他的妻子绝望地自杀了。子女宣布与他断绝亲缘关系，还逼着顾准签字同意。他的老母亲住在妹妹家里，可因为妹婿是官场中人，为了照顾官员的前途，这对同住一城近在咫尺的母子终生不得相见。顾准拖着病体，蜷曲在孤室寒窗之中，形单影只地写着那些先知般的文字。他一再要求与子女恢复关系，均遭拒绝。他只能从别人那里收集子女的照片，以此寄托他的慈父之情。他临终的时候，又一次吁请子女“宽恕”他(倒好像他真有什么罪过似的)并来看看他，自然是又一次遭到拒绝。无休的政治迫害，无穷的精神凌辱，无限的感情折磨，这就是一个文化英雄的境遇和结局。如果他的母亲来给予抚慰，妻子来给予照顾，兄弟姐妹们来给予帮助；如果他的子女来为他骄傲，他的朋友来与他切磋，我相信这个顾准一定可以写出更加坚定、彻底的文字，也许当我们回顾“文革”时，就可以因为有了一位精神巨人和文化英雄而感到骄傲和安慰。然而，顾准终于没有得到这样的幸运，这个民族终于没有得到这样的幸运，因为这个民族像他的子女一样，一直在遗弃着他、拒绝着他。直到他逝世20年之后，《顾准文集》才在中国一个最偏僻的角落里勉勉强强问世。
我们平时谈论那些优秀人物时，常说他们“孤胆”、“孤勇”、“仅仅凭着个人就敢于与整个世界对抗”，其实这都是片面而又夸张的说法。优秀人物自己也爱作如是说，那更是饱含愤激之情了。有恃才能无恐，谁能够在精神上无所凭依就自然地强大起来呢?越是精神强大的人，越是需要拥有最丰厚的精神资源。一个巨人不但需要通过研读典籍占有历代前贤的精神财富，不但需要通过研究人性和社会来把握人性的需要和历史的走向，他还同时需要周围那些有血有肉的人的理解、支持、温暖、尊敬、鼓励，他需要从这样的心灵交流中得到勇气和力量。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再伟大的人也会枯竭夭亡而无从成其伟大。在这样的意义上，任何一个伟大的人都是凭着他的族群并代表他的族群成为伟人的。所以，那些产生了巨人的民族必是像巨人一样可敬可仰的民族。
1827年的某个黄昏，15岁的少年赫尔岑和他的朋友奥加略夫郊游来到了莫斯科旁的麻雀山上。太阳正在徐徐西沉，圆屋顶闪闪发光，美丽的莫斯科铺展在山下一望无际的地面上，清新的微风迎面吹来，诗意盎然。这对少年想到了全人类的命运和幸福，想到了俄罗斯的现状与未来。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灵魂的纯洁与高尚，意识到了自己是命中注定应该担当大任的优秀人物。他们站在夕阳微风之中，互相依靠，突然间热烈地拥抱起来，他们对着伟大的莫斯科发誓，一定要为自己的使命奋斗到底，直至献出生命。在后来的岁月中，俄罗斯人民果然将赫尔岑造就成了一代巨人。这位巨人的力量，正如我们所已经知道的，不仅来自十二月党人的鲜血和老布肖的祝福，也来自要塞司令斯塔阿尔将军的理性与公正，还来自追随丈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妇女们和对革命家表示尊敬的马车夫们，甚至还来自亚历山大一世对起义前的十二月党人的理解、宽容与尊重。一句话，他的力量来自全体人民的人文理想和整个民族的历史良知。中国的优秀人物却不曾得到赫尔岑式的条件和幸运，无论是谭嗣同、陈天华、秋瑾、徐锡麟，还是李九莲、遇罗克、王申酉、顾准，他们无不在缺乏精神滋养和力量源泉的绝境中无望地死去。中国要想诞生真正的精神巨人，遥矣远矣。
上下两大卷近一千五百字的大书……
怀疑主义的一个缺点是可能导致对人生的虚无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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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要看是何种怀疑主义了.
实践总是突破观念.
保持一颗开放的心，这是很难做到的。罗素说哲学就是让人保持一颗开放的心，可是现实中多的只是哲学工作者和思想工作者。
我觉得第一点是要有信念，第二点才是要怀疑。如果想笛卡尔那样把怀疑当成前提，那就不对了。
任何不是太监的怀疑都是相对的,因为它依赖于理据.这其实是个信念问题.
同样是怀疑,休谟的怀疑就是有限的,讲求理据的怀疑.
与法国佬的东西完全不同.
那么你是愿意做柏拉图呢，还是做智者？智者是跟着逻辑走到哪里算哪里的，可是柏拉图却让一切理论都符合于其美学信念，所以罗素推崇智者而贬低柏拉图。后世说形而上学往往是要了逻辑不要现实，可问题在于绝大多数形而上学家是先有了结论，然后再去论证这一结论。所以无论是笛卡尔还是胡塞尔，都已经明确怀疑不能是无休止的，然后再开始去怀疑。毛姆说哲学家是以其性情来做哲学，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宁愿赞同普罗泰戈拉。
2010-01-29 16:39:20 枫林仙
怀疑主义的一个缺点是可能导致对人生的虚无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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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要看是何种怀疑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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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说的大概是对人生是否有意义的怀疑？
这本书也让我（于这一视角）获得了温暖和力量。
但你表达得更清晰。
为什么不是五星?
不太关心政党的事情.
不过,依然力顶!
很久后回来又看了一次。觉得以前的留言太不得当了。
文章很好很强大！力挺！
的确有差距，但不能简单对比，大清洗时又不是没有人出卖，告密，划清界限。
虽然很无奈 但的确是真相
这好像是哪本书上的文章吧
摩罗早期的文章。
要知道，俄国人是世界上最喜欢读书的民族之一。
个人浅见：国人愚民政策根深蒂固，习惯于迷信老祖宗的武功秘籍，少有独立思考与怀疑精神。对于女性的愚化与压制后果导致家庭教育缺失，而家庭教育缺失导致人民人格不健全。
所作对比过于简单，缺乏对历史阶段的通盘考量，文革时期和沙皇尼古拉一世专制时期能简单等同吗？一个是极权统治，一个是皇权专制，二者的区别显而易见，因此，比较二者统治形式下的民众素养，需要慎重
摩罗现在已经是个五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