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戏曲的发现
2009-7
人民文学
罗书华//苗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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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上的任何史书的重加修纂上，没有像中国文学史要变动得那末利害的”①。这句话用在小说、戏曲史学方面可以说尤为正确。十九世纪末以来的一个多世纪，是小说戏曲从文学边缘步入文学中心的一个多世纪，是小说戏曲学科建立的一个多世纪，也是小说史、戏曲史不停变化的一个多世纪。小说戏曲史之所以变而不居，最为根本的原因就在这段时期内一些重要文献陆续被发现。它们的陆续发现，不断地丰富着小说戏曲学科的对象与内容，不断地更改着前此小说、戏曲论著中的错误与不当认识，不断地推进着小说、戏曲研究的前行。完全可以说，小说、戏曲文献的陆续发现是一百多年来小说、戏曲研究的火车头和发动机，没有小说、戏曲文献的发现，现在的中国小说（史）与戏曲（史）学科就不可能存在，或者，即便存在，也远不会有这样实在与丰满。 遗憾的是，由于文献的发现是人的具体的历史活动，没有多少载籍记录在案，要想还原这个过程，无疑是难上加难。也正因为此，目前相当繁荣的文学学术史论著，对此多是予以回避与省略。这样一种省略固然有不得已的因素在内，但在客观上却造成了这样的后果：人们只能看到小说、戏曲研究之流，而看不到小说、戏曲研究的发源；人们只能看到研究成果，看不到研究者本人；人们只能看到寂静的知识，却看不到研究活动中研究者歌泣感叹欣喜悲苦的生命体验；人们只能看到业已成形的学科，却看不到这个学科形成的最为艰难的一段过程。
十九世纪末以来的一个多世纪，是小说戏曲从文学边缘步入文学中心的一个多世纪，是小说戏曲学科建立的一个多世纪，也是小说史、戏曲史不停变化的一个多世纪。小说戏曲史之所以变而不居，最为根本的原因就在这段时期内一些重要文献陆续被发现。它们的陆续发现，不断地丰富着小说戏曲学科的对象与内容，不断地更改着前此小说、戏曲论著中的错误与不当认识，不断地推进着小说、戏曲研究的前行。完全可以说，小说、戏曲文献的陆续发现是一百多年来小说、戏曲研究的火车头和发动机，没有小说、戏曲文献的发现，现在的中国小说（史）与戏曲（史）学科就不可能存在，或者，即便存在，也远不会有这样实在与丰满。
罗书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98年毕业博士，复旦大学2000年出站博士后，现为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心副教授。在本书中撰写了“前言”、“曹雪芹祖籍文献”、“脂评本《红楼梦》”等章。承担了本书的编排、组织统稿和部分章节的修订工作。 苗怀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99年毕业博士，南京大学2001年出站博士后，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在本书中撰写了“小说文献的发现与研究”、“《金瓶梅》词话本”、“罗贯中生平史料”、“《九宫正始》与《寒山堂曲谱》”、“《升平署戏曲》”、“车王府曲本”。“明成化刊本《白兔记》”、“天一阁明蓝格抄本《录鬼簿》及续编”等章，另外还参加了本书的分审工作。
前言上编绪说 小说文献的发现与研究第一章 《游仙窟》第二章 敦煌变文第三章 《永乐大典》中的《西游记》平话残文第四章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第五章 宋元讲史平话第六章 《清平山堂话本》第七章 《京本通俗小说》第八章 元刻《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残页第九章 《喻世明言》与《警世通言》第十章 《型世言》第十一章 《丽史》第十二章 《轮回醒世》第十三章 《玉闺红》第十四章 《三国演义》嘉靖本第十五章 李卓吾评本《西游记》第十六章 《金瓶梅》词话本第十七章 《姑妄言》第十八章 日本尊经阁藏本《无声戏》第十九章 《聊斋志异》稿本与抄本第二十章 《照世杯》第二十一章 《歧路灯》第二十二章 脂本《红楼梦》第二十三章 北师大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手抄本第二十四章 罗贯中生平史料第二十五章 《水浒传》作者第二十六章 吴承恩史料第二十七章 张竹坡家世及生平资料第二十八章 曹雪芹祖籍文献下编绪说 戏曲文献的发现与研究第一章 《刘知远诸宫调》和《天宝遗事诸宫调》第二章 《元刊杂剧三十种》第三章 《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第四章 刘、徐、何本《西厢记》第五章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第六章 “元本”《琵琶记》第七章 明成化刊本《白兔记》第八章 宣德写本《刘希必金钗记》第九章 西班牙藏本《风月（全家）锦囊》第十章 《弥勒会见记》第十一章 车王府曲本第十二章 升平署戏曲第十三章 《录鬼簿》及续编第十四章 《九宫正始》第十五章 《远山堂曲品、剧品》第十六章 《礼节传簿》主要参考文献作者简介与分工
凭着多年考古的经验，他很快判明了这批藏书的价值。最初，王道士将一捆捆的手稿运到了藏经洞外的一间密室里让斯坦因和蒋孝琬在那里挑选。因为无人发现，他便大着胆子让他们将经卷带回自己的帐篷去挑选。由于斯坦因不懂汉语，他挑选的重点放在了有神幡绘画的经卷上。这一次，斯坦因只付给王道士40块马蹄银，却拿走了满满五大桶的石室藏物。四个月后，他们又回到了敦煌，从王道士手中无偿得到了二百捆手稿。斯坦因仅付了130英镑的税款，便将这批无价之宝顺利的运回了英国。从此以后，王道士盗卖石室文物的胆子更大了。 敦煌遗书的最大劫掠者，是法国人伯希和。他于1908年来到了中国，以一笔捐助为诱饵，便得到了王道士的允许，轻易的进入了藏经洞中。伯希和是一个著名的汉学家，他熟悉十三种语言，并精通中国的史料学、目录学和历史地理。因此，一进入藏经洞，他便意识到了洞中文物的价值。在藏经洞昏暗的烛光下，伯希和工作了整整三个星期，凭着他丰富的汉学知识，对每一件藏品进行了认真的挑选。最后，他仅以五百两银子，便换走了大约六千余件精品。由于伯希和精通中国文化，因此，他劫掠的这部分文物，是藏经洞文史资料中价值最高的。 从1906年起，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同俄国、日本等国的劫掠者们，通过各种手段，先后劫取了藏经洞出土的绝大多数文献。直到1909年，伯希和携带少量遗书从河内到北京修裱，在六国饭店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展览会，内地的中国学者才知道敦煌有这一重大发现。他们大为震惊，立即上书官方，要求政府保护遗书。清政府这时才电令敦煌地方当局封存洞内剩余古物，严禁外运。1910年，在外界的压力下，又命令甘肃学台将洞中残卷运到北京，移存京师图书馆。但起运之前，王道士又私自窃走了许多卷子；运送途中，各地大小官僚又层层劫掠，当剩余的卷子运抵北京时，已经所剩无多。而负责接收工作之人，又将其中的精好卷子悉数劫掠。这些劫掠者为了掩盖他们的丑行，还将较长的卷子一拆为二以冲其数。因此，当这批卷子移藏京师图书馆时，所剩还不到原来的五分之～②。这批珍贵的国宝就这样被这些贪婪的劫掠者们大大的破坏了。对后人来说，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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