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望神州
2008-11
人民文学出版社
袁殿池 编选
218
本书文章的作者多为外国政要、研究中国问题专家、媒体记者等，也有外国普通百姓。他们的文章形式丰富多彩，内容包罗万象。为方便阅读起见，我们按其所涉及的内容，将本书分为三个部分，即“和谐社会篇”、“经济崛起篇”和“盛世民生篇”。
一 举世瞩目——和谐社会篇 1 中国全球化 世界中国化 2 邓小平让中国恢复活力 3 这样的领导人不得了！ 4 中国将在新时代扮演关键角色 5 中国改革开放成就“最令人瞩目” 6 中国“和谐世界”与美国“秩序世界” 7 中国为什么重要？ 8 中国开拓自己的民主道路 9 中国对世界外交的贡献 10 罗斯福曾正确预测中国未来 11 中国是“出色的邻居” 12 全球的世纪 13 中国的崛起要求民族心理的转型 14 “中国的变化令我震惊” 15 面对西方压力，中国须重建新民族主义 16 乐观主义像空气般渗透到整个中国 17 中国社会需要“以德报怨”精神 18 中国的成功对世界有益 19 中国是拉美国家理想伙伴 20 中国酝酿新的思想解放 21 易玛和她三十年的中国情缘 22 “患难与共随处可感” 23 中国的灾难与重生 24 北京：当之无愧的奥运东道主二 巨龙腾飞——经济崛起篇 1 中国创造了不折不扣的世界奇迹 2 从“贫困中国”到“富裕中国” 3 经济崛起与中国定位 4 中国经济增长的两个“非常了不起” 5 中国崛起首先需要文化软实力崛起 6 用最短的时间创造出最快的经济增速 7 中国崛起的“十二法宝”与“五大问题” 8 中国需要重新平衡经济增长 9 “中国崛起是美国的主要挑战” 10 中国模式赢得新的光芒 11 中国重返“世界第一”会怎样？ 12 北京的建筑令人赞叹 13 一座令人赞叹不已的建筑 14 中国经济历经“奇怪的十年” 15 中国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国家 16 中国经济迎来转折点 17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18 “中国人不久将把我们甩下”三 曙光在前——盛世民生篇 1 中国应抓住推广中华文化的契机 2 中国城市居民生活越来越国际化 3 北京人开始更多涉足“夜生活” 4 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茶文化 5 老师们，请向中国人学习！ 6 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一次机遇 7 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升温 8 中国“留守儿童”呼唤爱心亲情 9 中国“小皇帝”的眼泪超乎想像 10 中国新生代婚恋观让西方人吃惊 11 中国医改须根除“以药养医”机制 12 不应当害怕中国人 13 中国农民工平凡的幸福梦想 14 今天的中国人生活得更有尊严 15 复兴的中国文明将比西方更具开放性 16 上海全球化呈现新特色 17 中国政府重视国人文明状况编后语
德国（这里指联邦德国）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始于1974年。为了建立德中外交关系，当年的德国内政部长根舍和之后于1992年至1998年担任德国外长的金克尔可谓功不可没。他们于1974年踏上中国国土，与周恩来举行长谈，为两国正式建交扫清了一切障碍。32年后的今天，中国和世界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当年的德方历史见证人又如何评价中国的崛起和其外交战略？历史的经验赋予德国前外长金克尔怎样的视角？下面是这位德国前外长接受记者的专访。 克劳斯·金克尔生于1936年12月，曾就读于科隆大学，获得法律博士学位。在1992年出任德国外长之前，他曾担任德国内政部根舍办公室主任。以后，金克尔一度出任自民党主席。2001年，金克尔宣布退出政坛，继续其律师职业，同时从事人道和慈善事业。他从2004年起出任德国电信基金会主席一职。 德国之声问：德中建交始于1974年，早在当时担任德国总理的施密特访问中国之前，您就与当年的内政部长根舍一道率先访问了中国，为两国建交扫清了障碍。德方代表当时受到周恩来的接见，您能否谈谈当年的具体情形？ 金克尔答：我参与了德中建交的过程。我们也像美国一样通过乒乓外交的方式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我当时在根舍领导的内政部工作，他与当时的外长谢尔一样都是自民党籍政治家。我通过当时在波恩的中方代表建立了最初的联系。为了感谢根舍和我为德中建交付出的努力，周恩来向我们发出了邀请。我们与周恩来进行了夜间长谈，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准确时间是凌晨1点到3点之间。周恩来废寝忘食的工作态度在当时是出了名的，他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政治家之一，他的个人魅力弥漫着整个房间。 问：您同根舍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74年，对吧？ 答：对，当时是1974年。我还清楚地记得飞机降落北京机场时的情景。所有的人都身穿蓝色制服。大家都戴着口罩，桌上放着许多毛选。北京之行是一次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历。 问：德国和中国为什么偏偏在1974年建立外交关系？当时的真正动因是什么？ 答：有一天，当时的外交部长谢尔先生找到根舍，他说，基民盟籍的前外交部长施罗德对中国进行了访问，我们一定要建立德中外交关系。我们当然责无旁贷。中国当年在联邦德国的代表是王殊，他以后也曾担任中国驻联邦德国大使。我于是就找到了王殊。 问：您是1989年后第一位访问北京的德国外长，当时您曾为自己推行的“伸出友谊之手”的外交政策受到人权组织的批评。事过这么多年之后，您如何看待当年的那一幕？ 答：我认为，中国领导人已经预料到，在我访问中国期间会提及这件事。我当时尝试着理解中国领导人的思路和做法。我推行的的确是“伸出友谊之手”的外交政策，因为我早就意识到，幅员辽阔的中国在世界版图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深远意义。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国家，如今，它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和影响力已越来越大。 我没有因别人的批评就改变自己的“伸出友谊之手”的政策。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德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必须学会与中国交往。令我难以忘记的是，在我当外长期间，两位中国同事曾一再对我说，德国的事情要好办得多，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儒学影响根深蒂固。中国不能随意照搬国外的人权、劳动保护法等，因为中国面临着解决广大民众温饱住宿等原始需求问题。 问：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对中国的许多问题的看法不同于这里的主流思想，比如人权、死刑等问题。您的看法呢？ 答：我不认为，对于这些问题，施密特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问题的关键是应该怎样准确地表达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批评。中国对人权的认识与理解，人权问题的分量等都与欧洲国家不同，中国人的这些观点也许部分可以令人接受，但我认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必须尊重最基本的人权。 德国前任总理施罗德领导的联邦政府启动了与中国的法治人权对话机制。在我当外长期间也为此做出了努力。德国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