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之城或弗洛伊德博士的外套
2011-12-1
人民文学出版社
(德)克里斯塔·沃尔夫
341
朱刘华
无
克里斯塔·沃尔夫，生于1929年，是前东德最受欢迎和尊敬的作家，当代德语文学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作品因思想深刻、手法新颖，深受西方读者青睐。自1963年以《分裂的天空》在德语文坛中占下一席稳固地位之后，数十年来沃尔夫几乎囊括了德国所有文学奖项，如有“文学奥斯卡奖”之称的“德国图书奖”，并多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我国读者对她也应该不陌生了，她的多部作品已先后被译成中文，如《分裂的天空》、《卡桑德拉》、《美狄亚声音》、《何去何从》、《茫然无处》等。 1993年初，随着前东德国家安全部（斯塔西）档案的开放，西德媒体挖掘出克里斯塔·沃尔夫1959至1961年间曾为国家安全部充当非正式线人的旧事。沃尔夫起初对此矢口否认，后又改口，说已将这段往事完全忘却了。一时间，举国哗然，声讨迭起。舆论界立即将此事与她两年前出版的《何去何从》一书联系起来，众口一词地指责她伪善。为躲开媒体的聒噪，1992至1993年期间，克里斯塔·沃尔夫远避加利福尼亚，在天使之城洛杉矶生活了一段时间。十多年之后，2010年6月，在与上一部长篇小说《美狄亚声音》相隔十四年之后，克里斯塔·沃尔夫推出了《天使之城或弗洛伊德博士的外套》（以下简称《天使之城》），它的出版成为这年德国文坛的头等盛事。作者也声称，这可能是她的“最后一部大书”。 《天使之城》的背景就是作者的那段美国生活经历。全书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主人公“我”是位作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来到洛杉矶的盖帝中心。纳粹统治期间，洛杉矶曾经是德国流亡者的集居地，许多逃出纳粹德国的作家和艺术家都生活在这里，使得洛杉矶赢得了“棕榈树下的新魏玛”的美誉。“我”此行的研究项目是调查已故亡友埃玛的女友L的生活和命运，L是纳粹统治时期从德国流亡到美国的，“我”连L姓什名谁都不知道，唯一的调查依据就是埃玛遗物中L的信件。在盖帝中心，“我”结识了来自其他国家的学者，每天和大家一起读报、喝咖啡，参观古迹，沉浸于洛城的历史，追寻曼氏兄弟、阿多诺和布莱希特等昔日德国流亡者的足迹，关注印第安人长期受压迫的历史和麦卡锡分子对共产党人歇斯底里的迫害，看美剧《星际迷航》，收集简报，记录梦境，享受“中心”提供的奢侈的物质条件，饱览加利福尼亚壮美的日落；“我”结识了当年从纳粹德国流亡到美国的犹太人的后代，虽然这些人对统一前后的德国的了解、他们有关德国形势的问题令“我”瞠目结舌，无言以对，虽然“我”一次次就统一后的德国形势受到追问：在未知的新德国“蔑视人类”的病毒会否复活，在洛杉矶的生活对于“我”宛如世外桃源。可这种安逸的生活最终被传真机传来的大洋彼岸的报道破坏了，德国（主要是前西德）媒体的口诛笔伐令“我”陷入绝望，出现生存危机。众媒体揪住“我”曾经为国家安全部服务一事不放，将档案断章取义，用来反对“我”。 ……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主人公“我”，前东德作家，作为访问学者到洛杉矶调查亡友埃玛的女友L的生活史，纳粹时期L从德国流亡到美国。这时，德国媒体揪住“我”曾为国家安全部服务一事不放，猛烈抨击“我”。“我”在现实、记忆和梦境间穿梭，经历过的三个德国（纳粹德国、民主德国和统一后的德国）、三种体制的重要瞬间栩栩如生地重现。“我”不断反省、深思，终于摘下披在记忆之上的弗洛伊德的外套……
克里斯塔·沃尔夫（1929－），当代德语文学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其作品因思想深刻、手法新颖深受读者青睐。自1963年以《分裂的天空》在德语文坛占据一席稳固的地位之后，数十年来几乎囊括了德国最重要的文学奖项。多部作品先后被译成中文，如《分裂的天空》、《卡桑德拉》、《美狄亚声音》、《何去何从》、《茫然无处》等。
我的许多错误正是由此而来。有时你在归途中不得不停下来，走进随便一家新商店，给自己买件胸衣或别的衣服，买完从来不穿。回家后你必须立即冲澡，更换一新。 你知道，阅读这些档案，瓦解了过去，同时毒化了现在。这他不太理解，弗朗切斯科说。事实的突然闯入也可能具有破坏作用，我说，这下弗朗切斯科生气了，呵斥我：你是不是在想，你在这些档案里发现的，是关于事实的真相？ 他们会让社会这么想，我说。 正是，弗朗切斯科说。你想想，为什么。 我想过，我说。经常，当我离开那个记录、扩散和加深伤害的地点时，我心里想，这种知情能否疗伤。 能的，我说，我们知道我们遭到了监视。那些连续数星期停在门外的汽车。浴室里打碎的镜子。过道里的脚印。明显地被打开过又粘贴上的邮件。经常受到干扰、咯吱咯吱响不停的电话。肯定。这是主管机关的正常工作。 弗朗切斯科想知道，它有没有让你们害怕。有。对一个拥有比你更有效的工具的对手的正常恐惧。你可以毫无保留地称他“对手”，这是一桩令人欣慰的事：秩序井然。我花了一些时间才做到。——我熟悉，弗朗切斯科说，我统统熟悉。人们将你划进的类别，你也从档案里读到了：“敌意一不利”：你看看，这你能够想到的。 它们属于PUTS和PIDS啊——地下政治活动，政治思想破坏活动——你们的主管人对你说。可你从这些档案里摄入让你如此麻木的是什么慢性毒药呢？当时你说不出它的名字。现在我知道：那是这数百页纸将你们的生活残酷地平庸化了。这些人的习惯，让你们的生活适应他们的观察方式。即便观察者们所报告、指挥官不时总结的事实是正确的——并非总是如此：它们必须符合下达任务者的兴趣和期望——即使那样我感觉也没有什么是正确的。要说我在阅读这些报告时学到了什么，那就是：语言能够如何使唤真实。那是情报部门的语言，它脱离真正的生活。一名想将他的对象做成标本的昆虫收集家，必须事先杀死它们。间谍的局限目光不可避免地摆布着它的对象，用他的可怜的语言玷污它。是的，我对弗朗切斯科说，这就是我当时的感觉：我感觉自己被玷污了。 弗朗切斯科又提议我休息一下，我们去取茶，天黑了，我们走近大窗户，眺望海面上最后的光芒。有谁能理解吗？我问弗朗切斯科。不是那大量材料，不是用来对付我们的那许多非正式线人，甚至都不是通过他们的真名对材料的破译——令我心灰意冷、让我感觉我不可以再深入这些档案，免得被它们释放出的野蛮思想传染的，不是这一切。不，不是被感染：是侵害。我不能允许它们事后击败我们，可这事如今正在公然发生。 那么，弗朗切斯科说，你宁可调查你们的是智慧、甚至体贴的情报人员吗？ “喜欢”和“宁可”这些词汇真的不适合这种情形，我说。它们自然也没有出现在报告里。如果他们得知，人家现在多么认真地对待他们经常是马虎的记载，会如何从中挑选罪证材料，它们会如何再次得到证明能力，被用来决定人们的命运，这些情报人员一定会幸灾乐祸地窃笑。它们如何被用来互断生计，阻止对方得到渴望的职位。打开潘多拉的盒子不可能不遭惩罚，我说。 弗朗切斯科说，想象在意大利有一天所有的秘密情报档案都被公开，会发生什么事，他就不舒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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