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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河(2012年夏季卷)

骆寒超,黄纪云 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2-9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

骆寒超,黄纪云 主编  

页数:

240  

字数:

326000  

内容概要

  《大型新诗丛刊·石榴:星河(2012年夏秀卷)》出的是新诗评论家新诗创作专辑,出发点则是为一个流行的看法作一番实质性的澄清。入选的这七位诗评家在“新诗潮”运动中大多积极的参预,推波助澜,有的甚至是领军人物,曾经立场鲜明地提出要向传统挑战。他们这个观点的提出在“新诗潮”运动的初期,是出于矫枉必须过正的策略性提法,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发展传统、开放传统。唯其如此,才使得当“新诗潮”演变为“后新诗潮”后,他们要对彻底丢弃中国诗歌中的优秀传统,标谤私我化的写作者发出“艺术的败家子”的斥责声了,而他们这样做是真诚的,可从他们一贯的新诗创作实践中得到佐证:他们从来就是立足传统中发展传统、开放传统的追求者。所以本刊出此专辑,也有一个目的:以此证实这些新诗评论家的理论主张与他们的创作实践是相呼应、互为表里的,私心也欲通过这个专辑,能对新诗革新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有关传统的混乱认识起一点廓清视听的作用。这也正反映着我们设置的专辑,是“问题意识”指导下的产物。
  理论的几个栏目中,个案考察不再像过去那样专发专题诗人论,《大型新诗丛刊·石榴:星河(2012年夏秀卷)》所发郑晓林对荣荣的诗集的短评即是我们对此栏目改革的迹象。诗人专论仍是我们的方向。骆寒超的《绿原论》计三篇,在本刊第三辑就已发了第一篇,因种种原因本卷才发第二篇,时隔久远,应向读者致歉,但这第二篇比第一篇更显理论深度。毛靖宇论先锋诗的“语言论转向”,王治国论七月诗派的“集体主义启蒙”的诗学转化,都是从他们的博士论文中延伸出来的研究新成果,理论的前沿性较强,都写得颇为扎实,值得一读。

书籍目录

【新诗评论家新诗创作专辑】
谢冕专辑
沈泽宜专辑
晓雪专辑
骆寒超专辑
孙玉石专辑
孙绍振专辑
刘登翰专辑
站在理论与实践的交汇点上——读七位新诗评论家的新诗创作
【星河浮雕】
屠岸的诗
高凯的诗
黄纪云的诗
撒玛尔罕的诗
余刚的诗
怀尘的诗
景星岩的诗
云飞的诗
伊路的诗
饶君萍的诗
张珏的诗
杜文辉的诗
若非的诗
艾川的诗
【星河组曲】
如梦似幻土耳其(组诗)
张家口纪行(组诗)
咏怀史迹(组诗)
雪域的朝圣(组诗)
琴(组诗)
古镇记忆(组诗)
乡村纪事(组诗)
历史风物(组诗)
草原(组诗)
画里的诗(组诗)
漠原行吟(组诗)
唱给远方的歌(组诗)
解读《枫桥夜泊》(组诗)
轻视(组诗)
敖东怀古(组诗)
夏之俗(组诗)
老去的途中(组诗)
【诗学新探】
“集体主义启蒙”的诗学转化——论七月诗派的“启蒙”内涵
再论当代先锋诗歌的“语言论转向”
【个案考察】
绿原论(二)
“零碎”背后的丰富世界——评荣荣诗集《零碎》
光未然的歌词创作
【历史档案】
中国新诗编年史(九·1929)
冯雪峰早期散佚新诗作品拾零——“过刊寻旧录”之一
编后

章节摘录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当时诗歌的语言论转向并不具有必然的合法性。是否存在着前语言的意义,这个问题正如硬币的两面,从不同的方面可以看到不同的答案。在对语言的重新发现的基础上,在掌握了一定西方语言哲学理论的基础上,1980年代的诗人们或起而变构语言,革语言的命,或埋头默默做着语言的实验。这完全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我由于某种原因,曾不得不在一个特定的场合指出蓝马、周伦佑等人的早期“非非”在诗学理论和实践上的某种不足,但事实上我个人非常赞同他们的一些理论洞见与选择。  但是,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1980年代以来一些西方思想是以真理、权威的面目进入国人眼中的,这一点从1980年代以来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在中国横扫一切的派势就清楚可见。在这种整体情势之下,不难想象上述语言论思想对诗人们强大的范式作用。西方“语言论”思想对于部分先锋诗人最具根本性的启示是,前者使后者开始意识到、并最终承认了一条界限。这条界限就是语言的界限。它是在本真自我与社会性主体、本真世界与文化世界、神秘与世俗、个体性与公众性等之间的界限。诗人的写作只能承认这个界限,用我们所能够掌握的语言来说我们想说的东西。这条语言的界限,是我们生活和写作的唯一地基,是我们出发和终止的唯一地基。因此,写作就完全是一个语言的事件。  这种界限意识就是中国当代先锋诗歌“语言论”诗学探索的最基本的起点,它的直接后果就是引发了当代先锋诗歌的“语言论转向”。我们所谓的当代先锋诗歌的“语言论转向”,是指当代诗歌中表现出来的这样一种倾向,即诗人不再以常识信仰的语言之外的内在或外在世界的真实性,诸如情感、意象、事物、事态、事件等为表现对象、本体依据以及表达手段。诗人不再将它们理解为一种可以独立于语言的真实和本质性的东西,而是将它们统统落实到语言的维度上进行理解。这样,也就正如余虹在谈论西方诗学“语言论转向”时指出的:“有关‘诗’的提问与解答都只能在‘语言和语言现实的关系’中来进行”,余虹并且宣称:“这一定位至关重要,因为它是诗学‘现代性’最内在的规定。”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维特根斯坦那句“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在1980年代的诗人中何以如此著名。尽管事实上维特根斯坦所意指的语言是一种理想语言,和诗人使用的语言相去甚远,但其威严的禁令效果却是无可否认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诗到语言为止”这个口号作为先锋诗歌“语言论转向”的发生标志。因为“诗到语言为止”这句著名的也是争论不休的口号事实上清楚地意味着:诗到语言为止,不要把诗意延伸到语言之外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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