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县泉护村
2003-10
科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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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渭水——华山为中心涵盖北方西半部江山的史前文化，在中国史前多元呈板块结构的文化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958-1959年，为配合黄河三门峡水库修建工程，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组成的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陕西分队华县队，对渭水之旁、华山脚下的华县泉护村这一典型的史前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新发现了庙底沟二期文化前身的泉护二期文化，将揭示的泉护一期文化，即西阴文化遗存分为三段。后者是继洛阳中州路西工段仰韶遗存分期之后，对同址同类史前文化遗存所作的规模最大的分段（期）研究。同时，在以往发现与研究的基础上，华县队又通过对老官台、元君庙等遗址的研究，在全国率先建立了以渭水——华山为中心区域的史前考古文化的序列与谱系。＜br＞本著作的发表，虽迟于发掘时间40余年，但其包含的信息，从当前的学术界状况来讲，仍是新鲜的，并具有领先的学术水平。
第一章 遗址发掘概况第二章 发掘工作和遗址文化堆积 第一节 发掘工作 第二节 文化堆积 一 第Ⅰ工区 二 第Ⅱ工区 三 第Ⅲ工区 四 第Ⅳ工区 五 第Ⅷ工区 六 第Ⅸ工区第三章 泉护一期文化遗存 第一节 遗存分段和陶器演变规律 一 分段 二 陶器演变规律 第二节 一期Ⅰ段遗迹和遗物 一 遗迹 （一）房址 （二）陶窑 （三）窖穴 二 遗物 （一）生产工具 （二）生活用具 （三）装饰艺术品 （四）食物遗存 第三节 一期Ⅱ段遗迹和遗物 一 遗迹 （一）陶窑 （二）窖穴 二 遗物 （一）生产工具 （二）生活用具 （三）装饰艺术品 （四）食物遗存 第四节 一期Ⅲ段遗迹和遗物 一 遗迹 （一）窖穴 （二）小沟 二 遗物 （一）生产工具 （二）生活用具 （三）装饰艺术品 （四）食物遗存 第五节 墓葬 一 M71 （一）墓葬情况 （二）随葬器物 （三）文化性质及年代 二 M61第四章 泉护二期文化遗存 一 遗迹 （一）房址 （二）窖穴 （三）陶窑 二 遗物 （一）陶器 （二）石器 （三）骨、角器和蚌器 （四）食物遗存 第五章 泉护三期文化遗存 一 遗迹 （一）房址 （二）窖穴 二 遗物 （一）陶器 （二）石器 （三）骨、角器和蚌器 第六章 结论 一 泉护一期文化 二 泉护二期文化 三 泉护三期文化 四 泉护二、三期文化堆积内含一期陶片的问题结束语 附表1 泉护一期文化主要陶器分段统计表 附表2 泉护一期文化窖穴出土石刀统计表 附表3 泉护一期文化窖穴出土陶刀统计表 附表4 泉护一期文化窖穴出土陶纺轮统计表 附表5 泉护一期文化窖穴出土兽骨统计表后记英文提要
插图：通过田野工作，基本上查明了这一地区西周以前的古遗址的分布，确认了老官台文化及探明了商文化分布最西边的遗址，即南沙村的文化堆积、面貌、性质等情况，认识了泉护一、二、三期的文化面貌、性质和发展序列。同时，全面揭示了元君庙墓地，为研究其埋葬制度及其反映的社会制度，提供了完整系统的资料。另外，于元君庙发掘的一座二里头文化的墓葬，使我们得知这一文化已分布到了渭河流域。可以说，从发掘规模、研究对象的涉及年代之长，以及收集资料之丰富、系统和反映问题之新颖、深入诸方面，华县队在渭河流域考古工作中，创造了新的纪录。缺点是对陶器拼对复原工作，抓得不够认真仔细。这里报告的，是泉护村遗址发掘的收获。发掘期间就开始了资料整理工作。1958年度的发掘资料，由1954级部分同学作了初步整理；1956级部分同学初步整理了1959年度发掘的资料。他们先后分别写出实习报告。由吕遵谔同志鉴定遗址中出土的兽骨。1959年下半年，李仰松、杨建芳和张忠培进一步全面整理两个年度的发掘资料，并分别写出泉护一期和二、三期遗存初稿。1960年底至1961年初，杨建芳执笔写成本报告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一至四节及第六章之一，张忠培写成第三章之第五节、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之第二至四节。1973年，张忠培对报告进行文字上的通纂及体例上的调整。同时，除增写结束语外，还对第一章和第六章之一中涉及文化面貌、特征及性质方面的内容，作了较大的修改和增补。田野发掘、室内整理及编写报告的工作，均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苏秉琦教授筹划指导下进行，报告提纲及文字，均经苏秉琦教授审阅删定。宿白教授对报告有关的工作提出了指导性的宝贵意见。报告中的插图和照片，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技术室曹继秀等及刘慧达和赵思训绘制和拍摄的。在发掘和整理资料期间，陕西省华县、渭南县及华州人民公社的党、政领导和当地的农民，均对工作给予了多方面的大力支持与协助，使工作得以顺利完成。在此，我们再一次致以深切的感谢。
李水城离京赴美作学术访问的前夕，于1999年5月22日给我写了一信。这信是由关强转给我的，提醒我应为《华县泉护村》写个“后记”，还提出要写的一些内容。而今当我面对《华县泉护村》校样，找出这封信再读时，也觉得需为这本书写个“后记”。如“第一章”所记，我于1973年编写完《华县泉护村》后，便送苏秉琦师审阅定夺。当时，他头上还被戴着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不仅失去自己专用的工作室，连自己的住房已被挤占而住在一室半的房子内。这样的条件，给他带来的审阅乃至保管这部手稿的困难，是可以想像出来的。事后，他很难为情地告诉我：他把这手稿用包袱皮裹了起来，放在室内一个地方，后经家人收拾什物挪动，现在怎么也找不着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在京定居了20余年，积累了一些家什，原住的房子比较宽敞，被挤进面积很小的房子后，为了腾出点空问便于生活和工作，必须把物品挪来挪去。将一些一时不用的物品堆积起来，这样，一时找不到那件物品的事，或忘记那件物品放在何处，是会经常发生的。听了先生的话后，我内心忐忑不安，感到多半还能找出来，甚或可能找不到了，有些着急，但想到不能急坏了先生，便说：这事您不必着急，终究会找到的。那时，已交出的《元君庙仰韶墓地》的出版事宜，遇到了阻力，迟迟未能落实下来，加之，吉林大学考古专业的工作，以及编辑《苏秉琦考古论述选集》和《考古学文化论集》（一）等工作，已几乎整个地占据了我的身心，所以，在这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基本上未向秉琦师问及这稿子的事。大约是在80年代后期吧，具体时间，我已记不清楚了，他兴奋地告诉我已找到了《华县泉护村》，同时，把1973年的手稿交给了我。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这本手稿第一次落在我的手中。“文革”开始，我被视为修正主义苗子，继之，被工作队划为三类分子，一直靠边站着。后来一派掌权了，我看来看去，看到这掌权的造反派，青面獠牙，凶恶得很，比以往的某些当权派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我毅然地走了出来，参加了原同当权的造反派对立而被打成反动组织的一派。当权的造反派知道这事后，把我骗了去，关了房子里的灯，狠狠地揍了我一顿。这一揍，更使我铁了心，回到淑芹正在坐月子的房间，便对她说，我是要干下去了，你已不能待在长春，回三岔河去吧，把元君庙和泉护村这两本手稿带走，这是国家的，好好保管起来，我今后出了事，你就交给北大。第三天，我找了两个朋友随我护送淑芹到了火车站，她只身带着孩子和这两本手稿回到了三岔河。后来，我和淑芹所经历的艰难，就不用在此多说，总之是这两本手稿终于被她精心地保护下来。遗憾的是，当《华县泉护村》手稿这次落在我手中的时候，很可能是我将要甚或已到了故宫博物院，他事缠身，工作很忙，这样，我只能把它搁在一边。
《华县泉护村》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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