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科技文化研究
2013-4
科学出版社
《中国传统科技文化研究》分为六个部分：进路与方法、传统生命文化、传统工艺、传统与现代、科学观与意识形态、科学的误用，从六个不同的层次透视了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及其现代意义。追随科学史家席泽宗先生和黄一农先生的脚步，把传统科学与当代科学相联系，用现代科学知识去理解古人的认识，是文集的主要特色之一，也从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文章作者们共同的研究纲领。科学技术史这门学科具有很强的交叉性质，《中国传统科技文化研究》很多研究都借用和改造了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但归根结底，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离不开科技内容。
丛书弁言 序 第一部 进路与方法 “文化簇”与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003 海外现代中国研究视野中的科学技术角色019 第二部 传统生命文化 中国古代至民国时期对蟋蟀行为的观察和认识035 中国斗蟋蟀博戏中的芡草与芡法051 宋代医学知识的扩散063 秋石研究的文献计量学分析086 郭雍疫病学术思想100 张锡纯外感内伤论黄疸107 第三部 传统工艺 澄泥砚工艺117 砚台形制的最初演变123 略论中国墨文化的建构历程和文化表征131 贾湖骨笛的精确复原研究138 宋应星《天工开物》中的“去松脂”工艺探究148 第四部 传统与现代 清末农工商部农事试验场的汇集活动157 民国前期地质学体制化之特征168 世界社与辛亥革命180 化学元素名称汉译史研究述评189 “永久”团体的《海王》旬刊及其科技文章207 第五部 科学观与意识形态 从委托代理模式看中央集权下的中国科学建制化（1949～1966年）257 第六部 科学的误用 一个台湾学者圈对中国传统生命文化的整合273 宋光宇教授访谈录293 五四时期的灵学会304 中国灵学活动中的催眠术316 主题索引332 作者简介335
版权页： 插图： 三、契约初立及其运行缺陷（1949～1953年） 民国时期完成的初步科学建制化具有“小科学”的明显特征，这一时期科学在社会中的合法性不证自明，科学与政治缺乏制度性联系，研究机构和科学社团享有基于兴趣的研究自由。这种宽松的政治科学关系使得绝大多数科学家并不担心政权交替带给职业生涯的影响，选择在1949年后继续留守中国内地，为中国科学在大科学时代的再建制化留下了可观遗产。 中国共产党主政后，掌握对经济、社会以及科技领域的控制权力成为其全面统治中国的功能需要。共产党在科技领域的势力在革命时期一直较为薄弱，其领导层对国民党时期科技事业的评价向来不高。中国科学的再建制化对执政党来说是实现其对国家所有领域完全掌控，尤其是掌控薄弱领域的必要进程。 中国共产党的另一重要目标是追求统治合法性，主要表现为国家较以往更为富强，保证恶劣国际环境下的国家安全。近代以来中国的精英阶层早已认识到经济、国防实力的增长与科学技术息息相关，共产党也深谙此道。在亟须稳固政权的最初几年，共产党不仅需要掌握着“强国之钥”的科技界作为政治同盟，更需要依靠原本稀缺的专家培养新的人力资源，以及解决工农业百废待兴的技术问题。因此，中共领导层虽然对科技事业和专家评价不高，却无法做出疾风骤雨式的改造。 在此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与科技专家群体在新中国成立伊始即达成委托代理契约。作为重要“界别”的科学技术界参与制订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共同纲领》，其中有关科学技术的表述便是政治与科学契约的文本表述：政治权威承诺提供资源，“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及“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这表明它承认包括基础研究在内的科学研究的意识形态合法性，而科学共同体的义务则是用求实、有效益的研究成果，“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以上述条规为标志，政治权威和科学共同体间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二者具有各自明确的功能目标和行为规则（表1），同时又围绕委托代理契约关系行动。 由于委托者的功能局限，执政党最初在“新科学”建制化中追求的是对科技事业的控制，在强调权力集中的同时也强调研究力量的集中，而未顾及这种集中化的建制方式是否有利于科学知识和技术成果的生产能否符合代理者的功能目标。执政党改造中国科学的第一步便是“构建”代理者，1949年6月，中国共产党决定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负责筹建新的国立综合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它囊括了国民党时期最为优质的科研机构。执政党期望通过集中研究力量使科学院具备足够的实力引领全国科学技术乃至工农业的发展。在执政党的支持下，新的综合科学社团——全国科联（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和全国科普（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建立起来，将各专业科学社团纳入管辖范围。二者名为民间社团，却受中共中央书记处领导，具有半官方性质，实际起聚拢科学家服务新政权的作用。通过一系列建制化措施，执政党一手构建了充当代理者的科学机构，为科学家提供了赖以生存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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