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散文史
2004-6
刘衍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06出版)
刘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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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散文史》对中国古代散文的源头、萌芽、成型、发展、演变及其理论建构的历史进行了梳理，并从本体论视角对纵向历时性发展规律和横向共时性特点进行审视和阐述，对散文学理论和传统散文创作的经验与教训也作了简明、深刻的总结。在内容和体例等方面都具有较明显的创新性，对教学和自学有较强的指导性，是多次教学实验、多年潜心研究的结晶。 《中国古代散文史》可供高等学校在校本专科学生学习使用，也可供研究生和广大对古代散文有兴趣和研究志向的读者参考。
绪论第一篇 古代散文的萌芽与成型概说第一章 散文的源头第一节 上古文字传说与龙山陶文第二节 文献传说中的上古散文第二章 散文的萌芽第一节 甲骨文的发现与散文因素第二节 铜器铭文——散文萌芽的新里程第三节 《易经》的文学特色第三章 散文的成型第一节 《尚书》与散文的成型第二节 《春秋》的地位与影响第二篇 古代散文的发展高潮概说第四章 史传散文发展的高潮第一节 《左传》的体例与特色第二节 《国语》的体例与特色第三节 《战国策》的崭新成就第五章 学术散文的发展及其高潮第一节 《论语》与《老子》、《墨子》第二节 《孟子》、《庄子》第三节 《苟子》、《韩非子》第四节 《吕氏春秋》及其他第三篇 古代散文演变和发展的高峰概说第六章 散文的演变和发展第一节 李斯与秦世散文的反文学倾向第二节 贾谊、晁错等的政论性散文第三节 散文的辞赋化与辞赋家的散文第七章 《史记》——散文发展的高峰第一节 《史记》的撰著与司马迁的散文第二节 《史记》对散文发展的杰出贡献第八章 散文高峰的低落与新变第一节 西汉后期的散文第二节 《汉书》与东汉前期散文第三节 东汉后期的散文第四篇 古代散文的革新与骈化概说第九章 散文的革新与转变第一节 清峻通脱的建安散文第二节 放诞任真的正始散文第三节 骈文渐盛与两晋时的散文第四节 陶渊明的散文第十章 散文的骈化第一节 散文骈化的历程与原因第二节 南朝的骈文与散文第三节 北朝的散文第五篇 古代散文的鼎盛（上）概说第十一章 隋及初、盛唐之文第一节 隋及唐初之文的复古第二节 初唐四杰与陈子昂第三节 盛唐的骈文和散文第四节 元结等复古先驱的散文第十二章 韩愈、柳宗元和古文运动第一节 韩愈及其古文理论第二节 韩愈的散文成就第三节 柳宗元及其散文成就第四节 中唐散文的鼎盛第十三章 晚唐五代之文第一节 杜牧、孙樵及其他古文作家第二节 李商隐与晚唐骈文第三节 罗隐、皮日休等与小品文的复兴第四节 五代十国骈文复炽与散文作家第六篇 古代散文的鼎盛（下）概说第四章 欧阳修和北宋新古文运动第一节 古文与骈体“时文”的对峙第二节 新古文运动的酝酿第三节 欧阳修的新古文理论及创作成就第四节 曾巩、王安石等古文家的散文第十五章 苏轼及北宋后期散文第一节 苏洵、苏辙的散文第二节 苏轼的思想、理论与散文成就第三节 苏门后学的散文第十六章 南宋散文发展的新趋向第一节 南渡初散文爱国激情浓烈第二节 偏安后散文崇道讲学向多元化发展第三节 笔记散文的兴盛第四节 覆亡前后散文的悲壮气节第七篇 古代散文的因袭与迁变概说第十七章 辽、金两代散文的因唐袭宋第一节 辽代之文第二节 金代之文第十八章 元代散文的因袭与迁变第一节 元混一前后散文的因袭第二节 大德、延祐占间散文的迁变第三节 虞集、欧阳玄之文的“治世之音”第八篇 古代散文的探索与理论建构概说第十九章 明代散文的拟古与探索第一节 开国派与明初散文的沉寂第二节 徘徊中的拟古派散文第三节 李贽与公安、竞陵派的探索性散文第四节 小品文的繁荣第二十章 清代散文的理论建构与创作第一节 经世致用的清初散文第二节 桐城派的散文理论与创作第三节 超越桐城派樊篱的散文第四节 龚自珍的觉醒与古代散文的终结
各诸侯国为了生存、发展并进而消灭异己力量，取得一统天下的政权，都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作现实社会斗争的借鉴；都需要描绘统一蓝图，对政治、军事等许多问题作出回答。例如，夏代尊命，殷代尊神，周代尊礼。尊天命，则畏敬鬼神；尊神则服事鬼神；而尊礼则定尊卑、重名分、敬天保民。到战国时，这种天、命、鬼、神的观念并没有完全被否定，但历史让人们认识到，天、命、鬼、神毕竟不可靠，许多国家和采邑被兼并和消灭，证明了“民”的重要，不仅如此，“民，神之主也”，民为邦本的思想也产生了。“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左传》庄公二十三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淫祀无福”（《礼记·曲礼》）。天命鬼神地位的降低，人事民力进一步受到重视，这就是战国时代人民总结历史教训，在文化和思想理论上的一大进步。再如，诸子的学术著作，或总结历史教训，或描绘政治蓝图，实际上也都是围绕统一进程而提出的战略。孔子晚年修《春秋》，即是为“拨乱世反之正”。儒家的“仁政”、“王道”；墨家的“兼爱”、“非攻”；法家的“法、术、势”；纵横家的合纵连横，乃至道家的“绝圣弃智”、“无为而治”，虽然后者有点迷失方向，但各家都像医师开药方，都是为了治病，只是有高下之分罢了。总之，无论历史著作，还是诸子学术著作，虽然到战国时代也都还是为了治化，但作者们认识到，在诸侯力征、礼崩乐坏的时代，要使自己的学说盛行于世，使自己开发的药方更有效，能成为“万应灵丹”，就必须言之有“文”，必然强调“辞欲巧”。这样一来，百家都注重语言的技巧，注重逻辑、修辞，注重谋篇布局，以至千方百计调动形象化的手段，从而使这些著作多姿多彩，具有了浓厚的文学特色，有了更高的文学价值。《左传》、《战国策》等在记叙历史事件和人物时，不仅有具体的场面，有人物形象的描写和刻画，而且情节生动，有个性特点。诸子著作，除讲究辞采外，为增强论辩效果，还大量运用神话、寓言故事，显示出不同的风格：儒家的雄辩浑厚，道家的汪洋恣肆，墨家的缜密质朴，法家的犀利峭刻，纵横家的铺张扬厉，这些都是散文的奇葩异卉，是扎根于时代土壤的佳构。从春秋末至战国，由治化而学术，由学术而文学，进而追求文学的审美效果，从而涌现出来一大批优秀的史传散文、学术散文作品，不仅显示出这一时期我国散文水平之高，成就之大，而且对后世散文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文章体裁的分类，本来就有历史性和相对性。由于分类的不同，加上各种体裁之间相互交叉和影响，古今都有不同的分法。但是从语言形式上看，大抵只是叙述、议论、抒情、描写等几类。战国时期的散文，虽然比较确定的主要是叙述、议论两类，但抒情、描写也常出现。所以神话、寓言、赋、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往往能在战国的历史著作和诸子著作中找到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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