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历史
2004-07-01
中华书局
皮锡瑞
267
周予同
无
经学的三大派 皮锡瑞《经学历史》是经学入门书籍，可以说是“经学之导言”；本篇的任务，在介绍《经学历史》于读者之前，那不过是“经学导言之导言”而已。然而因为是经学导言之导言，所以不能不对于经学先作鸟瞰的说明，以便显出经学史的重要性和本书的价值。 中国经学，假使我们慎重点说，上追到西汉初年为止，也已经有二千一百多年的历史。这二千多年中，经部书籍，因为传统的因袭的思想关系，只就量说，也可以配得说“汗牛充栋”。
《经学历史》是皮锡瑞较有影响的经学著作之一，也是中国的第一部经学史专著。《经学历史》刊刻于1907年，1928年经周予同先生的点校，商务印书馆作为国学基本丛书出版了《经学历史》。此后，该书一直被当作经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书目。但学界对于该书在编纂方面的优劣，诸如编纂体例、史料运用的得失以及影响少有分析。以下，本文力图在这一方面作一勾勒，以尝试对《经学历史》研究的另一个侧面略加探讨。 （一） 作为中国的第一部经学史，《经学历史》的最主要特点首先是它的会通性，这里的“通”，包括时间跨度、内容的广度，同时也指皮氏写作思想的一致性。 众所周知，经学在传统社会中始终占据着意识形态的中枢地位，因此，在传统社会中经学一直受到各阶层的重视。《史记》中首列《儒林传》，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体经学史；班固《汉书》，增设《艺文志》而开书志体经学史的先河，以后经学史一直是正史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与此同时，私家著史也重视经学史的梳理，如唐初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中注重辩明经籍的源流，南宋郑樵《通志•二十略》中的《经籍考》在考订经籍的同时，更注重于经籍的流变。明代中后期，朱睦桔作《授经图》将图、传、记集于一身，实际是清初朱彝尊《经义考》的先声，都是以书志体为主的经学通史。成书于乾隆年间的《四库提要•经部》也是在时代学风影响下对经学的总结。 然而，皮锡瑞以前的历代学者，他们对经学的论述都还称不上一部“经学史”，他们也没有用“经学历史”冠名其著述的明确意识。皮锡瑞有前辈先贤为他所作的积累与铺垫，有对两千年经学发展进行总结性论述的自觉；更由于1905年废除科举，经学“死亡”，需要对经学历史作一番探究原委的梳理，因此，皮氏在继承传统经学研究的基础上，把经学在传统社会的历史作了一番成系统能的整理与介绍，在《经学历史》一书中，皮氏从孔子删定六经述起，以儒家经典在春秋时期的流传为上限，而以清代今文经学的兴起为终结，对前经学时期以及经学独尊以后的各个阶段都有涉及，与经学发展始终的轨迹基本吻合，反映了经学从始到终的全部历程，既是对传统经学史的发展，又是经学发展的一个全过程的总结。因此，从时间跨度来讲，《经学历史》一书是第一部完整的中国经学史。 从《经学历史》一书的具体内容来看，它汲取了史学中会通的特点。如前所言，传统的经学史主要以传记体和书志体为主，其中传记体的经学史以人物为纲，因人立传，重在考察人物的经学学术宗旨与学术传承；书志体经学史以典籍为纲，因典籍分类立志，附以记或后记，而以记录典章制度为主连同选举、学校的典志体也间出其中。上述三种经学史体尽管从不同侧面反应了经学的发展，但总是给读者一种“片面”而非“整体”的感觉。而《经学历史》在论述每一时期的经学发展时，首述该时期经学发展的大势，并将该时期的制度（包括选举、学校）、重要经学家、每一经典在这一时期的训释大略以及这一时期经学的新特点一一列举，这样，既能把握经学发展的大势，又能对经学发展的个别环节有一“个案”的了解，扩大了传统经学史的涵盖面，给人一种高度概括的总体感观。 传统经学史以传记体和书志体为主，但是，传记体重在纪“人”，主要记录某一时期学者的经学思想和经学活动；书志体重在志“书”，记录典籍的传衍以及变化，尽管撰著者在编写过程中不乏主题思想，但“记注欲其方以智，撰述欲其圆而神”，从经学的角度来说，传纪体和书志体的史料保存价值往往大于史学价值，缺乏通识别裁能力，使得经学史成了一种史料的堆砌给人以一种汗漫无归的感觉。 《经学历史》较好地弥补了传纪、书志二体之缺。在该书中，皮氏以今文经学作为经学的正宗源头，在对经学发展各时期的叙述中一以今文经学的发展为依归而判别之。在书中第一部分，皮氏上溯经学源头，认定“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之时”，认为孔子删削上古三代文献并在其中渗透了自己的微言大义，从而形成了经学。经学形成之后，在战国时期流传于孔门弟子，但当时已经出现了经史之别：经学以孔子删削的六经为底本，其学要在讲求微言大义；而史学是以未经孔子删削的上古三代文献为底本，其学重史实之考求。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被确立为官方思想，但是武、宣之际，王霸杂用，所以此时皮氏定为经学昌明时期。西汉元、成之后，经学成为主流学术并与政治活动相结合，直至东汉末，期间一直是今文经学独处庙堂，因此皮氏定此期为经学极盛时期。汉末郑玄遍注群经，杂用今古，混乱了今古文家法，使得本来不解经的古文学派的经解也经“学”系统，后又加魏王肃的推衍，使得今文家法更无从找寻，所以皮氏定魏晋时期为经学中衰时期。东晋、南北朝期间，战争频繁，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受民族文化融合大潮流的推动，他们在吸收汉文化时以继承为主，古文经学逐渐成为经学的主流；南方，在玄学的影响下出现了玄化的趋势，经学走向了多元化。南北学风不尽相同，皮氏把该时期定为经学分立时期。唐代统一南北后，为了加强思想控制，太宗令孔颖达主持撰修《五经正义》，对南北朝以来的义疏进行了整合，从而结束了魏晋以来的经学多元化局面，此为经学统一时期。 宋学在继中唐疑古惑经的学风中兴起，宋学中派别众多，但真正对后代经学发展有影响的是“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的道学――即理学，理学家在解经过程中贯彻依经明理依经明道的路径，“不信传注，驯至疑经，疑经不已，驯至改经、删经以就己说”别出心裁以构筑自己的理论体系，脱离了汉唐注疏之学，是故皮氏定两宋时期为经学变古时期。元明之际，由于理学的进一步的发展演变，特别是心学兴起后，义理之学大盛，这便导致解经时新义叠出，这与皮氏的“经学宜述古而不宜标新”的立场相悖，皮氏斥这一时期为经学的极衰时期。清代考据大兴，皮氏认为清学是在力图恢复汉代的经学，特别是“乾隆以后，汉学大明，嘉道以后，又由许郑之学导源而上，汉十四博士今文说至今日复明”，因此，清学是经学复盛时期。由于皮氏今文家的学术立场，他的划分尺度并不一定正确，但是皮氏以今文经学为正统，按照今文为宗，古文尽管不解经，但去古未远，基本没有脱离经学的原意，宋学变古，尽弃古人旧说，故经学转衰的逻辑，将整个经学的发展脉络用一条清晰的线索梳理出来，最终把经学史贯穿为一个前后不可分割的整体，比较容易看出经学史的发展演变，这与传统的纪传体和书志体经学史那种见木不见林，支离破碎的现象相比是一种尝试，也是一种突破。 皮氏在《经学历史》中，用自己的观点对经学发展的各个时期作了一个连贯的叙述，使得我们能较为容易把握经学的演变。在叙述经学变化的过程中，皮氏注意对各时期经学现象的成因进行分析，如在分析两汉今文经学衰落的原因时，首先从今文经学自身的原因出发，认为今文经学在东汉时，章句之学越来越繁琐，不能适合时代的需要；加之受到古文经学的打击，从而走向衰落。这种注重对学术演变前因后果的分析，对于后人理解经学蜕变的原因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经学历史》一书的另一个较为明显的特点还表现在该书的编纂体例上。 《经学历史》在述论经学发展的过程时，将经学史划分为十个时期。每个时期的标目实际上也就是该时段的特点。在讲述每一时段的经学发展时，皮氏从制度、经籍、人物等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皮氏中间还插有皮氏之评论，夹叙夹议，“史”“论”结合，这种撰述方法既注意到了经学发展过程中“面”上的表现，又注重“整体”与“局部”的统一，即面上的展开均与该时期的特点相一致，每一分段的论述又为皮氏经学观――今文经学为正宗这一总论点服务。这种体例有利于从横向――经学发展的面上的表现和纵向――经学发展的总体趋向把握经学，使得在叙述经学史时，既能了解经学在各个时期发展的大势，又能把握这一时段经学在经学史总体中所处的位置，以及这一时期上一时期前后的联系与得失，集叙述议论于一体，做到了以史证论而又论从史出，这实际上是借鉴了章节体的特点。我们知道，章节体主要特点是以章节为纲，按题分章立节。不同章节的编排有助于加深对问题的研究，有较大的包容性。《经学历史》一书，不能算是纯粹意义上的章节体，因为其中没有“章节”名称，但皮氏所列标题一目了然，概括大要，实具有章节的意义。章节体体例源于西方，近代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学术也走上了近代化的历程。《经学历史》在继承中国传统经学史的基础上，借鉴了西方史学的编纂体例之长，对学术史、经学史的研究走在向近代化的历程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二） 作为第一部完整意义上的中国经学史，《经学历史》有其优点，但由于受作者学术立场的限制和时代的局限，其中也存在着许多的问题甚至是错误，具体表现为：该书对经学史上各阶段的重要经学人物的评价有失偏颇；对于经学史上某些重要流派甚至避而不谈。 皮氏站在今文经学家的立场，对于经学史上的重要的解经流派――古文经学和宋学都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古文经学是史学；宋学经解不符合圣人之意。然而，宋学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孟子的升格运动，理学在发展传统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同时，更偏重于内圣之学，最终使得《四书》之学超越于《五经》之上，修齐治平之道成了社会各阶层崇奉勿替的价值准则，从而对传统社会中后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理学家在继承魏晋玄学宇宙本体论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精致的形上思辨，使得传统儒学更加理论化。这对于强化中华民族的逻辑思辨能力，拓展传统儒学的学术内涵都具有了无可替代的积极意义。因而是中国传统儒学的重要发展阶段。而《经学历史》仅以 “空谈义理则无用”而否定之，不免显示出浓厚的功利化色彩，故评价也就武断。但值得注意的是，皮氏在否定宋儒义理解经时，对于朱熹一派缺多有提及并曲意回护，如提到理学家删削经文以就己意时，皮氏认为此种学风与朱熹无关而肇端于二程兄弟，谓二程兄弟从义理出发断定章句的“真伪”，而朱熹则是按照理学的义理补写并加以发挥而形成现在的《大学》通行本。其实，朱熹强分《大学》“经”、“传”，学界早有此说，皮氏明知而不置一喙，显失公允。我们知道，朱熹治学重“格物”、“致知”，在学风上表现为朱熹重名物、典制的考据，是故章学诚认为朱学为清代学术的思想源头。我们看清代今文家如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因其人受乾嘉考据学风浸染较深，故均对朱熹极有好感而崇奉之。此种选择，与后期的魏源、康有为的是陆王而非程朱而大不相同。如前所述，皮锡瑞治学踵凌曙、陈立、王闿运一派而来，其学风亦属实学一路，也因此皮氏要曲意回护朱熹。正是站在这一立场上，皮氏对于理学中的重要流派――陆王心学，没有专门进行评说。这不是简单的忽略，而是和皮氏的家派门户之见有关。皮氏从通经致用的角度出发评价经学流派，但皮氏又受考据学风的浸染，从今古文方面来看，他尊今抑古；在汉宋观上，皮氏褒汉而贬宋，他一直坚持清儒反形上思辨的传统，认为其性理之谈近于老释之学，而在朱学与陆王心学的评判上，朱熹学风扎实，实为清儒考据学风的不祧之祖。皮氏重考据，与朱学之实证学风存在暗合的一面，是故《经学历史》多曲护朱熹，而对陆王心学只用 “糟粕六经”一语带过，更不要说对其进行客观的分析了。 皮氏对于经学史上重要的人物的评价也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在皮氏看来，凡治古文经者，在政治上均有大逆不道之倾向，如他认为刘歆治古文是为了助莽篡汉，又谓王肃、杜预之倡古文、注《左传》是为了助司马氏篡魏。刘歆之助莽与他治古文经了无干系，此一点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已有明辨，至于说王肃、杜预之治古文，与司马氏之篡魏有关，于史无征，这更属皮氏的主观臆断。查《魏书》王肃列传，称：“王肃亮直多闻，能析薪哉！刘寔以为肃方于事上而好下佞己，此一反也。性嗜荣贵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财物而治身不秽，此三反也。” 根本找不到王肃助司马篡魏的影子，至于杜预，他本着古文经学的立场，从前人对《左传》的注释中找出符合《春秋》的解说作《春秋左传集解》，今人刘家和先生已有详论 ，可供参考。查找《晋书•杜预传》也根本找不到杜预帮助司马氏篡魏的痕迹。 《经学历史》将经学的发展分为十期。从皮氏的分期来看，经学的发展从两汉以后就在走向衰落。皮氏重“今”轻“古”，扬“汉”抑“宋”。他认为古文经学之兴起是对经学的第一次破坏；宋学之兴又是对汉学的破坏，因此，皮氏对古文经学与宋学评价极低，他的经学历史即是以古文经学对今文经学的破坏以及宋学对汉学的破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但是自西汉末古文经学兴起后，重典制考证、音韵训诂，实为经学“向前”发展而非“衰落”的一个新阶段，由许慎、郑玄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家，开启了下至于隋唐的一代新学风；至于理学，杂采佛老入儒，将儒学的纲常名教作“形上”安顿，将传统儒学理论化、“哲理化”，这更应当视为经学的发展而不是衰落。在理学发展的过程中，朱熹一派由“格物”而“致知”的治学路线，胎育出严谨扎实的治学风格，这不仅是东汉经学学风的回应，更是清儒考据学风的源头。朱学与清儒之渊源，章学诚《文史通义•朱陆》所言甚详，惜乎皮氏对此均视而不见，他站在“今文”（西）“汉学”的立场上抑古文、反宋学，以己意而衡经学之衰落，皮氏的这种分期法归根结底是为了凸显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之功”。 皮氏以“有用则盛，无用则衰”视经学，全然将经学作为政治的工具来看待。他认为今文经学的衰落是由于章句之学的发展使得后期今文经师背离了先师的师法，偏离了为现实政治服务这一目标而走向衰落。殊不知，两汉今文经学的衰落恰恰是因为今文经学与政治之间未能保持一定的张力，和现实政治“贴”得太近所致，今文经学的谶纬神学化是它衰落的重要原因，皮氏站在“今文”（西）“汉学”立场上的经学分期法，家派色彩太浓，主观性太强，未能真正揭示经学历史发展的实质。（三） 《经学历史》成书于1905年，1907年由长沙思贤书局刊刻，从此，该书迅速流传，1928年，商务印书馆作为国学基本从书出版，对于近代以来的政治、学术研究起过重大的影响。 在政治上，皮氏反对革命而力主清政府推行新政，《经学历史》一书正是皮氏这种政治立场的产物。1905－－1907年，章太炎正以古文经学为武器，大倡排满革命，与当时宣传保皇的康有为进行论战。章氏见到《经学历史》后立刻明白了皮氏政治含义，是故章氏将皮氏视为康有为之同道，而对其《经学历史》痛加批驳，1907年章太炎作《驳皮锡瑞三书》，谓《经学历史》“钞书原委，故妄以己意裁断，疑《易》《礼》皆孔子所为，愚诬滋甚”，为“牧竖所不足道”， “然而，章太炎仍纠缠于孔子喜《易》制《礼》的古老争论上，并不能否定皮氏”，并没有辨明《易》与《春秋》是否是经学之重镇，也即清代今文家的理论到底能否成立。但是，章氏为革命派领袖，学界泰斗，他能够注意到《经学历史》，从一个侧面反应了《经学历史》一书在当时的影响。 《经学历史》成书的同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经学至此退出政治舞台，这使得《经学历史》对于经学史的叙述成了经学寿终正寝的挽歌。在经学由中心走向边缘化的过程中，对经学史的研究逐渐走向学术化的道路，《经学历史》对此有一定的推动作用。1907年《经学历史》刊行后，同年刘师培作《经学历史教科书》，刘氏将经学历史的发展分为四期，其所重在经学典籍的传衍，刘氏身为古文家，他的经学立场与皮锡瑞大异其趣，书中多次强调了古文典籍之可信，显然系针对《经学历史》及《经学通论》而发，以纠皮氏之偏颇。这种论辩实际上推动了经学史研究的发展。1927年，日本人本田成之的作《支那经学史论》， 本氏将中国经学发展分为七个时期，显然受到《经学历史》的启迪。本氏述先秦述儒学典籍的流传完全取法《经学历史》；其有关两汉今文经师的“师法”与“家法”之说也全由皮氏之论脱胎而来。1936年，马宗霍作《中国经学史》，马氏在自序明谓：“晚世有皮锡瑞的《经学历史》，始自具裁断”，肯定了皮氏在经学史研究的首创之功，但认为皮书“与但事抄书者稍殊，持论既偏，取材复隘”。 马氏之书实是对皮氏之书得纠偏，但在分期（马氏分为十二期，按朝代裁断）上下限于皮氏分法大同小异，在内容上，也借鉴了皮氏的会通思想，体例上，马氏在书中史论结合，在章节体已走向普及的时期（马氏书成于1936年），仍然与皮氏之书的形式无大改动，足见皮氏是在纠正皮氏，同时也看出其受皮氏影响之深。马书于皮氏之书相比，无论从观点上、材料上都比皮书客观充分，但与皮氏之书的关系来看，不能不想到皮书对经学史研究的推动作用。
皮锡瑞(1850-1908)清末学者。湖南善化(今长沙市)人。字鹿门，一字麓云。举人出身。三应礼部试未中，遂潜心讲学著书。他景仰西汉伏胜之治《尚书》，署所居名“师伏堂”，学者因称之“师伏先生”。1890年(光绪十六年)主湖南桂阳州(今桂阳县)、龙潭(今溆浦县)书院讲席。后二年移江西南昌经训书院，说经严守家法，词章必宗家数。中日甲午战争后，愤于《马关条约》的丧权辱国，极言变法不可缓。1898年春，任“南学会”会长，主讲学术。开讲三月，讲演十二次，所言皆贯穿汉、宋，溶合中西；宣扬保种保教纵论变法图强，听者无不动容。其讲义及答问均刊于《湘报》上，被顽固派斥之为“邪说煽惑”。当顽固派诋毁“南学会”时，他不避艰险，往复辩论，表现了救亡图存的热情。“戊戌变法”后，清政府指责他“离经叛道，于康有为之说心悦诚服，若令流毒江西湖南两省，必致贻害无穷”，并下令革去其举人身份，逐回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制。晚年长期任教，并任长沙定王台图书馆纂修。博览群书，创通大义，今文经学造诣很深。所著《五经通论》，皆为其心得，示学人以途径。《经学历史》则是经学入门书。他主张解经当实事求是不应党同妒真，对各家持论公允为晚清经学大家之一，工于诗及骈文。著有《师伏堂丛书》、《师伏堂笔记》、《师伏堂日记》等。
序言凡例 一 经学开辟时代 二 经学流传时代 三 经学昌明时代 四 经学极盛朝代 五 经学中衰朝代 六 经学分立时代 七 经学统一时代 八 经学变古时代 九 经学积衰时代 十 经学复盛时代附录一 皮鹿门先生传略附录二 本书引用清代人名出处表重印后记
注：“《续汉志》日：……其日，乘舆先到辟雍。礼毕，殿坐于东厢，遣使者安车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门屏，交拜，导自阼阶。三老自宾阶升东面，三公设几杖，九卿正履，天子亲袒割俎，执酱而馈，执爵而酯。五更南面，三公进供，礼亦如之。明日皆诣阙谢，以其于己礼大隆也。”按明帝以李躬为三老，桓荣为五更。 捂绅，言插笏带间也。古之仕者，垂绅插笏，故引申以为宦族。或作缙绅，假借字。 《后汉书?儒林传》注：“《汉官仪》日：辟雍四门外有水，以节观者。门外皆有桥。观者水外，故云圜桥门也。圜，绕也。” 四姓指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也。《后汉书》卷二《明帝纪》永平九年：“为四姓小侯开立学校，置五经师。”注：“袁宏《汉纪》日：永平中，崇尚儒术，……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诸子弟立学，号四姓小侯，置五经师。以非列侯，故日小侯。” 期门，官名。汉置期门郎，以仆射领之，掌游猎。汉武帝好微行，诏陇西、北地良家子能射者期诸殿门，故有期门之号。后汉改期门仆射为冗从仆射。 羽林，禁卫之称。汉武帝置建章营骑，后更名羽林。宣帝使中郎将骑都尉监之，领郎百人，谓之羽林郎，取从军死事之子孙养之。 永平，汉明帝年号。明帝在位18年，当公元58年至75年。 班固《两都赋》：“至于永平之际，重熙而累洽。”按言其昇平也。 《后汉书》卷百零九《儒林传》序：“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注：“倚席言不施讲坐也。” 《后汉书?儒林传》序：“顺帝感翟酶之言，乃更修黉宇，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试明经下第，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除郡国耆儒，皆补郎舍人。”注：“《说文》：‘黉，学也。’黉与横同。” 《后汉书-儒林传》序：“本初元年，梁太后诏日：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以此为常。” 语见《后汉书?儒林传》序。《后汉书》，范哗撰。哗字蔚宗，刘宋南阳人。博涉经史，善属文，能隶书，晓音律。累迁太子左卫将军。后以谋逆罪伏诛。传见《宋书》卷六十九及《南史》卷三十三《范泰传》。
是研究经学的重要入门书，对研究古代文学、历史、哲学等，也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中国经学起自西汉初年，绵延二千多年，各种著作，汗牛充栋，然而却缺乏严整、系统的经学通史。清末经今文学家皮锡瑞所著的《经学历史》因此显得格外珍贵。此书对经学及其历史作了简要、清楚的介绍与评价，内容涉及经学史中的重要典籍、各种流派和代表人物。现代经学史家周予同先生又为此书作了详细、精当的注释，举凡典籍、人物、典章制度、生词僻义，均一一引征文献、详加阐发，为原书增色不少。
无
皮锡瑞的《经学通论》和《经学历史》确是好书，喜儒学者，可一看也。
书的质量也不错，早上刚到上，一股墨香，作为读书人，要的就是这种味道。
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中国的文化丰富灿烂，中国的经学高深莫测。从何上手，一直困扰着我。终于我看到了这本介绍中国经学的专业基础书！
经学史的入门书
此为皮锡瑞代表著作，对读者了解经学发展大有帮助。
经学历史——中华学术精品，果然是精品，虽说只是一件之言，但言之有理
《经学历史》简明扼要，是经学入门之书，物美价廉，值得推荐！
周予同先生做了细致入微的疏证，适合对想了解经学历史的人阅读。
经学历史——中华学术精品，很好
经学通史的著作本来就不多，再加上周予同先生那详细的注释就更好了，读了让人增长很多知识。但是当当送书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有的封皮太脏，有的书脊断裂，感觉不是很好。
皮锡瑞的著作，研究经学之必需。
经学的书，不错的
很好的一本经学书，慢慢品读。
希望能通过这本书加强自己的经学认识。
城隍庙（清）王韬
城隍庙内园以及萃秀、点春诸胜处[1]，每于朔望拔关[2]，纵人游览。正月初旬以来，重门洞启[3]，嬉春士女[4]，鞭丝帽影，钏韵衣香[5]，报往跋来[6]，几于踵趾相错，肩背交摩。上元之夕[7]，罗绮成群，管絃如沸，火树银花[8]，异常璀璨[9]。园中茗寮重敞[10]，游人毕集。斯如月明如昼[11]，蹀蹼街前[12]，惟见往还者如织，尘随马去，影逐人来，未足喻也。远近亭台，灯火多于繁星，爆竹之声，累累如贯珠不绝，借以争奇角胜，若其稍作断续声者，辄以为负[13]。宵阑兴发电厂，正不知漏箭之频催也[14]。春原富贵，国几长春[15]，夜亦风流，天真不夜，北门管钥，亦为竟夕不键[16]，殆所谓“金吾不禁”欤[17]！斯亦风月之余情[18]，承平之乐事[19]。
很好的书 学论文必备
老师推荐的书，书的内容没话说，这个版本是横版简体字的但多了周予同先生的注，读者们各取所需吧
书的内容偏向学术性，找乐的，刚入门国学的建议不要看
学术精品，印刷不错
之前就看过这本书，一直就想买，现在终于拿到手了，相当兴奋，做学问的必备啊，输的质量也不错，也没有折痕什么的，不错不错！
梳理的很清楚
装帧不错，手头正好缺一本纸版，于是顺便买下……
搞哲学的人应该看看
经典好书！值得收藏。
读经典 净手焚香
这个版本不错，要是繁体竖排就更完美了，纸张很好
很好，很有启发，文笔还可以
鼠标哆嗦了，一下买了两本
老公非常喜欢内容翔实，很不错的书籍
嗯，给同学买的
做学问用的，ok
清末今文经学家皮希瑞的《经学历史》，内容涉及了经学史中的重要典籍、各种流派和代表人物，又有现代经学史家周予同先生作详细精当的注释，对研究古代文学。历史等有极大的帮助。
想要了解经学，皮希瑞和周予同的著作，对初学者而言，大概是首选吧，这本书内容不错。但是排版看着不太舒服，横排简体，页面安排很紧张，设计再好一点就好了。
本子不厚，硬皮精装，周予同注，实了解经学的入门读物。
能有竖排繁体就好了，包装不是硬壳壳的更好。我买过另一本皮锡瑞的经典作《经学通论》，看着好有感觉!
为经学入门之书，有兴趣者可看。此版本为简体，印刷还行
硬皮封面，带注解，内容自不必说，只是封皮有破损。看在当当长期买他书、且送货快的份上，就不计较了
买来上受就读了，书的内容自不便评论，但感觉还可以，价钱给力！
书是不错，就是不太好懂，读一遍是不行的，建议文学功底不高的再考虑一下。
书很好，是精装的
精装的，内容也挺好的，值得一读
很感人，是学习的好资料
唔，没有办法只有它有这本书
这本书是我研一的时候，作为了解经学历史的入门书。当时手头也没有纸质版，就直接在网上下单了。但买来之后才发现，其实这本书不是很适合阅读，字体比较小，字迹有点模糊，并且是竖排，在书上做笔记不是很方便。内容是比较不错的，但是皮锡瑞首先是一个今文经学家，在对经学历史进行评价的时候很难不受其主观影响。
近日学习愈发的意识到引导的重要性，读一本书有导论，治一门学亦有其引导学者入境之书目，切不可凭一己拙见埋头书中。而要旨则在寻得一本真正将金针度人之书，而非仅“绣出鸳鸯从君看”，让你徒发叹羡之情，到头来一头雾水。而学界险恶，谁又肯将积年所得之灵犀之处轻易点与你，因此学者大都喜欢拈花微笑故弄玄虚，你要不明白，还落得个慧根不够，如此恍恍惚惚，无疑浪费光阴。
另一所得则在于，历史学之教学，必定不是历史事件的串联，而是心中已经有一个价值判断，史学之所以被列为乙部之学，定有其道理。渐渐感觉唯有立足吾国自春秋以降之西汉汉儒精神，依照这个脉络贯通于事件中间，才能将历史大义讲出，才不致使得史学沦为史料，此大抵也是今文学者治春秋法，微言大义，自然心中有一理路，任何历史事件即是围绕此理路运转得以阐释，因此，治经应为学者第一要务。史学有两头，另一头则是史料运用，或曰文献训诂学，这亦固然重要，然而不应混淆于前者，尤其是将来授人以学，切不可执着史料细节之卖弄，作“绣出鸳鸯”之事。
《三国志》里董昭上疏提到末流之弊端：“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弟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可见，末流之际所显现的征兆是同样的。
如今，国人正是如此，当政者已不去提倡经典的阅读。背诵指定文本，即能获得分数、获得学历、获得体制内的承认。这无疑是一种迫害，而迫害者终仅将所遭受的境遇归咎于其自身的过失。最终其或者进行“趋势游利”融入体制之内，丧失思考能力。或者只能采取极端行为对社会进行报复，报复的对象可以是种种符号，抑或是同样无意识麻木的民众。
而在极权体制之内，行为受到抑制。因此，其途径仅剩下了“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抑或寄托于种种不可知事物之上希求解脱，如无目的的所谓“挑战极限”的游行、对偶像与神灵体验式的崇拜、佛道之淫祠化。而最终则促发群体性疯狂，群体性疯狂的三种结构性要素即是：似是而非的观念信仰，恐惧与暴戾的社会心态，以及超越法治的非常政治机制。这些要素一直潜伏在历史的暗流之中，至今仍然驱之不散。因此，文革和“保钓砸车”其内涵是一致的，就是丧失思考力的后果。
汤因比讲“国家是装在部落主义旧瓶中的新酒”。而“爱国”恰恰给这群人提供了一个不读书当暴民的遮蔽物。
青年的任务在传承国家的文化，不是随着世间的喧嚣起伏而随波逐流。当年抗战，北京高校以人力负笈运书至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要的就是保存一国之学统。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有言：“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於率兽食人，人將相食，谓之亡天下。”一个朝代之兴衰，这是可以预见的，不足为奇，而一个国家的文化，典章，制度，礼仪的衰亡，如果没有继承，这则是民族之痛，这便是亡天下。越是喧嚣，越是看能不能静下心来苦守书斋，读书是最难的，当暴民去空口呐喊是最易的。现在的大学生本无书可读，有的只是技术的学问，知识的学问，而没有心性的学问，精神的学问，因此本已如丧失灵魂的行尸走肉一般，如今，不振荡其心灵，相反却以种种空洞的口号教导使其沦为民族主义的牺牲品，这无疑是政府之过失。
而显然，如今这一切不可逆转。文革显然还会再来。
丧失思考力才是国家衰亡的根本。
最近在读《经学历史》，随书所得即是经学之变迁，这是一部讲经学的书，然而若是存有着中国史的理路，则会发现学问的盛衰其实与国运是同体的。该书成书的同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经学至此退出政治舞台，这使得《经学历史》对于经学史的叙述成了经学寿终正寝的挽歌。在经学由中心走向边缘化的过程中，对经学史的研究逐渐走向学术化的道路。然而经学终归不是学术，而是治世之道，对经典的抛弃，终归会使我们自身沦为躯壳。
书中尤以周予同所加注为最好。此书先生已于一年前相告，然机缘未到，只觉冗繁一直未翻，近日似乎时机成熟，数日便一气翻完，颇有收获。先前已读过梁任公之《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一书，只觉满篇皆疑，无经不疑。如今读皮氏之书，则贯通而知其渊薮。若有后学者，可先读皮氏，再读梁氏，必能多有斩获。故现将皮氏书札记如下：
善化皮锡瑞虽作此书度人，然其本人力主今学，唯一所失则在于全书多诋古学，且以为孔教救国、六经致用、谶纬足征，学术内部尚可言，然若推及一切事物则未免荒谬。如上古天子之事有三，一曰感生、二曰受命、三曰封禅，今文学者以孔子为素王，故杜撰孔子感、受、封三事以诬世，实在可笑。
经学分三大派：西汉金文学、东汉古文学、宋学。其实对于经学分类颇多，然吾以师伏先生所分为允当。
西汉金文学盛行时段为西汉一代，至古文家出，多加排挤，郑学出而汉学衰、王肃出而郑学亦衰，至兵燹遂尽，直至清代中末时期曾复兴，所谓常州学派、公羊学派即是西汉后裔。
东汉古文学起初因学者觊觎今文十四家官方地位而造伪古文书而起，因有文本，因此亦有相对应解经法及思想之构建，而后俨然成为一派别。东汉兴，郑玄、王肃虽混淆家法，亦偏袒之。六朝南北学、隋唐义疏派起，亦延续东汉古文派。后庆历宋学行，遂消寂。至顾炎武提“舍经学无理学”复兴古文学，清代三百年遂为古文时代，惠栋之吴派与戴震之皖派分立天下。
宋学其实在唐经师啖助、陆淳已开端绪，北宋庆历后，经学之怀疑派崛起使得古文衰。宋学中也可分三：陆九渊之演绎；朱子之归纳；叶适、陈傅良之批判。元明以来因朝廷提倡，朱学遂为正统，而陆派王阳明亦以非主流形态发展陆九渊哲学，然明代末期，姚江学派流于虚妄，故消亡，清古文复兴。
简单而言：
今文以孔子为政治家，主微言大义，六经为致治之说，流弊为狂妄。
古文以孔子为史学家，主名物训诂，六经为史料之作，流弊为繁琐。
宋学以孔子为哲学家，主心性理气，六经为载道工具，流弊为空妄。
经学开辟时代
按今文经学的理路，经学起源自然是孔子，孔子之前，未有“经”之称呼。“六经”文本虽有，然未经孔子手订，如《易》者，有卦而无辞，则仅为卜筮之用。《春秋》者，仅如晋乘、楚梼杌，为记事之书。《诗》本三千首，《书》本三千二百四十篇，未经删定，则未必每篇皆有义可为法戒。《礼》者，则多散乱琐碎。至孔子出，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而六经始被赋予灵魂。今文者以为“后之为人君者，必尊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国”、“循者则治，违者则乱”。自汉武帝听董仲舒言则“朝廷议礼、议政、无不引经，公卿大夫士吏，无不通一艺以上”。
然而，汉以后古文学盛，其尊孔子，仅奉以虚名，其崇经学，仅视以故事，而不实行其学以治世。以为孔子所作之《易》仅十翼，且陈抟又杂以道家图书，易义始大乱。将《诗》、《书》仅作为《昭明文选》一般看待，至于朱熹三传弟子王柏更恣意质疑、删改，《诗》《书》遂大乱。以《春秋》为周公所做，则孔子之于《春秋》仅如《汉书》之于《史记》，仅抄录增损而已，至宋王荆公更以之为“断烂朝报”，《春秋》遂废。对六经文本横加质疑，孔教不尊者，非自文革，其由来久矣。
以诗书礼乐授士之事，孔子之前诸国已略有。礼记王制中已有言“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而《易》虽用于卜筮，其精微义理非初学者可语，《春秋》虽公其记载，而策书亦非民庶所尽窥。因此孔子之前，诸国之教未必六者皆有。故自孔子删定笔削后，六经方传习滋广。因此，若孔子之前已有卦辞、爻辞，则早已应传授天下也。而《诗经》关雎为首，乃是因“周渐将衰，康王晏起，毕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关雎，德不双侣。”关雎以乐而不淫，爱而不失仪也讽刺时政康王晏起，此更见删诗书之时代当于孔子之时。
孔子出，以六经教人始广行于世，故有言：“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所谓“经”者，即是孔子删定之时，以其道可常行，正名为经。后世西汉哀平间，有相对六经之“六纬”传世，是不知“经”之义也。
既有六经，何故孝经亦称为经？此因孔子有言“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故《汉志》言“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郑注孝经序言“孝为百行之首，经者，不易之称。”按碑志知，盖以诗、书、易、礼为孔子所修，春秋、孝经乃为孔子所作也。而郑玄《六艺论》则更言“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足见孝经之地位。
先前读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其叙先秦诸子渊源则以其皆为应对周文疲敝而发，而孔子之所以删定六经，亦可知即是因周室衰微，礼乐废而诗书缺，故自肩负起重建礼乐之任务。而夏、商去孔子已久，礼不足征，故依于周文。删定之后，孔子复以诗、书、礼、乐教弟子三千，以六经教弟子七十二。
六经之中，《春秋》之大义为孔子政治思想所发，“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然而，正如程子所说：“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春秋大义岂是一简单褒贬也！至于《左传》者，纯以史学训诂之角度解经，经义大失。
春秋大义，为三科九旨，三科者，异内外、存三统、张三世。异内外者，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其义在“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存三统者，即新王受天命后对先王之礼仪进行损益，然而随天命转移，新王也会变为先王。而新起之王必以前三王之礼为基础进行损益，如果不存三统，则后起之王无三王之礼可参考，先王之道，传承亦难。张三世即据乱世、生平世、太平世为人类社会的三个状态，渐进而至太平。
经学流传时代
孔子之后，儒学分立，韩非子有儒分为八之议。陶潜则更详，有“颜氏传《诗》，为讽谏之儒；孟氏传《书》，为疏通致远之儒；漆雕氏传《礼》，为恭俭庄敬之儒；仲良氏传《乐》，为移风易俗之儒；乐正氏传《春秋》，为属辞比事之儒；公孙氏传《易》，为洁静精微之儒。”
而其实至于孔子弟子之学问，则惟有子夏之《诗》学与曾子十八篇可知。其《诗》有“子夏——高行子——薛苍子——帛妙子——大毛公——小毛公”之传承体系。而曾子十八篇现有十篇存于大戴礼记中。其余有颜氏之学，子思子之学，公孙尼子之学皆不可见。
孔学之遥传发扬，则在孟子、荀卿，孟子遵夫子之业而润色，服膺春秋之学，以学显于当世，而其传承不清。荀卿则传经之功甚巨，其传大《毛诗》之学、申公之《鲁诗》、《韩诗》、左丘明-曾申-吴起-子期-铎椒-虞卿一系之《左传》、谷梁春秋、二戴之礼于后世。
《王制》为小戴《礼记》之第五篇，为今学大宗。《周官》为《周礼》旧称，为古学大宗。今古之争，尤其激烈。（郑玄欲和同今古文，以王制为殷制，周官为周制，调停其说。）然而其实，六经为孔子于尼山所定，孔子之后，七十二门徒分流，究其根本，实际皆为鲁东家三四传也。圣人灭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墨子引书传，每异孔门，吕氏之着春秋，本殊周制，九流竞胜，诸子争鸣，虽有古籍遗留，并非尼山手订。秦政晚谬，乃至焚烧，汉高宏规，未遑庠序。
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秦文学博士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但有《易》卜，未有他书。
至汉惠帝时，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
至汉文帝，始使掌故晁错从秦文学博士伏生受《尚书》。田何、申公传《易》、《诗》之学。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在朝之儒，惟贾生而已。
至汉武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齐力编一经。此时已距汉兴七八十年，足见困窘之境。
孔子所定谓之经；弟子所释谓之传，或谓之记；弟子展转相授谓之说。
《易》之《系辞》附经最早，《史记》称为传，以《系辞》乃弟子作，义主释经，不使与正经相混也；
《礼》之《丧服》附经亦早，《史记》称为传，以《系辞》乃子夏作，义主释礼，亦不当与丧礼相混也。
《论语》记孔子言而非孔子所作，出于弟子撰定，故亦但名为传。
《孝经》虽名为经，而汉人引之亦称传，以不在六艺之中也。
汉人以《乐经》亡，但立《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博士，后增《论语》为六，又增《孝经》为七。唐分三《礼》、三《传》，合《易》、《书》、《诗》为九。宋又增《论语》、《孝经》、《孟子》、《尔雅》为十三经。皆不知经传当分别，不得以传记概称为经也。
经学昌明时代（歆创立古文诸经，倡立十四博士、汨乱今文师法，学行于王莽，已然是衰败，之后“经学衰败时代”再言郑玄混合古今，王肃混淆郑学，则更为末流。）
汉武即位，赵绾、王臧受鲁诗于申公。自是之后，鲁燕齐三家今文诗，于鲁则申公，于齐则辕固，于燕则韩婴。然汉初又有毛苌自云有子夏传《诗》，其作训诂传，而有毛诗古学。（鲁齐燕为今文，毛诗为古文）
言《尚书》，自济南九十岁伏生所壁藏，亡数十篇，仅二十九篇，译为今文，当时教授诸生。孔安国以今文读之，故起家，后孔安国又得逸书古文十六篇，逐渐又传此十六篇为孔安国释孔子经文所作之，即孔安国传。（伏生传为“今文”，孔安国为古文）
言《礼》，自鲁高堂生。传言礼只有《仪礼》，而无《周礼》。（仪礼为今文，周礼为古文）
言《易》，自菑川田何。史记言其传承为“孔子——鲁商瞿——楚人轩臂子弘——江东矫子庸疵——燕人周子家竖——淳人光子乘羽——齐人田子庄何”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菑川人杨何。而另外，汉初又有东莱费直传易，其本皆古字。（田何为今文，费直为古文）
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另有左传为古文。（公羊、谷梁为今文，左传为古文）
关于博士，困学纪闻有转载言：
文帝始置一诗经博士，申公、韩婴以《诗》为博士，五经列于学官者，唯《诗》而已。
景帝以辕固生为《诗》经博士，而余经未立。（案《史记儒林传》，董仲舒、胡毋生皆以治《春秋》，汉景时为博士，则景帝已立《春秋》博士，不止汉文时《诗》一经矣。）
武帝建元五年春，初置五经博士。《儒林传》赞曰：‘武帝立五经博士，《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立五经而独举其四，盖《诗》已立于文帝时，今并《诗》为五也。”（然而此五经博士之大事，《史记》不载；只有写：“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公孙弘为学官，乃请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者，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此汉世明经取士之盛典，亦后世明经取士之权舆。）
其后五经博士分为十四：《易》立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四博士；《书》立欧阳生、夏侯胜、夏侯建三博士；《诗》立鲁申公、齐辕固、韩韩婴三博士；《礼》立戴德、戴胜二博士；《春秋》立严彭祖、颜安乐二博士；共为十四。（《后汉儒林传》云：“《诗》，齐、鲁、韩、毛。”则不止十四，而数共十五矣。）
而其实，皮氏认为其实除鲁、齐、韩《诗》本不同师，必应分立外；其余四经的十一博士其实不必分，因为共一位老师而已。若施雠、孟喜、梁丘贺同师田王孙，大小夏侯同出张生，张生与欧阳生同师伏生，夏侯胜、夏侯建又同出夏侯始昌，戴德、戴圣同师后仓，严彭祖、颜安乐同师眭孟，其皆以同师共学而各颛门教授，不知如何分门，是皆分所不必分者。
因此，经解分立，实为不应，因分立者同宗一师，而汉人最重师法。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又岂会分派？因此，汉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独守遗经，不参异说，法至善也。即使传承，怎会别处各支？故所谓分支十四，必是背离师说也。故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学者以多方丧生也。
然而，实际分立是如何产生？此是因从汉初至宣帝、元帝、平帝逐渐网罗轶失之书，广兼而并之所生。而尤其是刘歆倡立十四家中古文诸家，则是别有用心。皮氏对此广置十四博士认为，“义已相反，安可并置；既知其过，又何必存；与其过存，无宁过废。强词饰说，宜博士不肯置对也。博士于宣、元之增置，未尝执争；独于歆所议立，力争不听。盖以诸家同属今文，虽有小异，尚不若古文乖异之甚。然防微杜渐，当时已少深虑。”即因增置，使学风败坏，异说歧出，乃至王莽之时，复假以成祸患也，遂至光武之时，十四博士之分立皆罢免之。
古文之产生，《汉书艺文志》曰：“鲁共王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皆古字也。”据此，则共王得孔壁古文，不止《逸礼》、《尚书》，并有《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论语》古二十一篇，《孝经》古孔氏一篇，皆明见《艺文志》。其余几书，大抵为伪，故汉之后断续亡佚。
而对于古文左传者，《史记》称《左氏春秋》，不称《春秋左氏传》，盖如《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之类，别为一书，不依傍圣经。《汉书》刘歆传曰：“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足见，所谓古文之左传，实在为刘歆之矫作强饰而已。
而当古文未兴之前，未尝别立今文之名。至刘歆始增置《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左氏春秋》。既立学官，必创说解。后汉卫宏、贾逵、马融又递为增补，以行于世，遂与今文分道扬镳。许慎《五经异义》有《古尚书说》、《今尚书》夏侯欧阳说，《古毛诗》说、《今诗》韩鲁说，《古周礼》说、《今礼》戴说，《古春秋》左氏说、《今春秋》公羊说，《古孝经》说、《今孝经》说，皆分别言之，非惟文字不同，而说解亦异矣。
治经必宗汉学，而汉学亦有辨。前汉今文说，专明大义微言；后汉杂古文，多详章句训诂。章句训诂不能尽餍学者之心，于是宋儒起而言义理。此汉、宋之经学所以分也。
惟前汉今文学能兼义理训诂之长。武、宣之间，经学大昌，家数未分，纯正不杂，故其学极精而有用。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治一经得一经之益也。当时之书，惜多散失。传于今者，惟伏生《尚书大传》，多存古礼，与《王制》相出入，解《书》义为最古；董子《春秋繁露》，发明《公羊》三科九旨，且深于天人性命之学；《韩诗》仅存《外传》，推演诗人之旨，足以证明古义。学者先读三书，深思其旨，乃知汉学所以有用者在精而不在博，将欲通经致用，先求大义微言，以视章句训诂之学，如刘歆所讥“分文析义，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者，其难易得失何如也。（古文学出刘歆，而古文训诂之流弊先为刘歆所讥，则后世破碎支离之学，又歆所不取者。）
案今古文皆述圣经，尊孔教，不过文字说解不同而已；而其后古文家之横决，则有不可训者。如尊周公之古文派以《左氏》昭二年传：“韩宣子来聘，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其实，夫鲁《春秋》即孟子与《乘》、《梼杌》并称者，止有其事其文而无其义。既无其义，不必深究；否则，则周公之例多，孔子之例少；周公之功大，孔子之功小。夺尼山之笔削，上献先君；饰冢宰之文章，下诬后圣。故唐时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孔子止配享周公，不得南面专太牢之祭。然则，今古文各说其是，如何判别？故应以太史公书为信，其书成于汉武帝时经学初昌明、极纯正时代，间及经学，皆可信据。
经学极盛时代（后汉经学盛于前汉，而后汉之学亦衰于泛滥。）
经学自汉元、成至后汉，为极盛时代。经学极盛原有有二：
一、汉初之汉景帝时不任儒者，武帝始以公孙弘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元帝尤好儒生，韦贤、匡衡、贡禹、薛广德，并致辅相。自后公卿之位，未有不从经术进者。后汉光武帝时桓荣为太子少傅；杨震、子杨秉、孙杨赐世作三公。宰相须用读书人。故由汉武开其端，元、成及光武、明、章继其轨。经学所以极盛。
二、武帝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罢免徭役。昭帝增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罢免徭役。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成帝增弟子员三千人。平帝时，增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勿以为员。岁课甲乙丙科，为郎中、太子舍人、文学掌故。后世生员科举之法，实本于此。经生即不得大用，而亦得有出身，是以四海之内，学校如林。汉末太学诸生至三万人，为古来未有之盛事。
经学盛时，援之经术以饰吏事。
武帝罢黜百家定孔教于一尊。然武帝、宣帝皆好刑名，不专重儒。盖宽饶谓以法律为《诗》、《书》，不尽用经术也。
元、成以后，刑名渐废。皇帝诏书，群臣奏议，莫不援引经义，以为据依。国有大疑，辄引《春秋》为断。一时循吏多能推明经意，移易风化，号为以经术饰吏事。汉治近古，实由于此。盖其时公卿大夫士吏未有不通一艺者也。
后世取士偏重文辞，不明经义；为官专守律例，不引儒书。既不用经学，而徒存其名；且疑经学为无用，而欲并去其实。观两汉之已事，可以发思古之幽情。
皮氏以孔子之教，皆为垂世实行，故曰：孔子道在《六经》，本以垂教万世；惟汉专崇经术，犹能实行孔教。虽《春秋》太平之义，《礼运》大同之象，尚有未逮；而三代后政教之盛，风化之美，无有如两汉者。降至唐、宋，皆不能及。尊经之效，已有明征。
天人之学之谶纬之学
汉亦有天人之学，儒家复借此警醒君王。此天人之学，尤以西汉初年齐人传经为盛。如伏生尚书大传，其第三卷为洪范五行之说，如齐诗之中亦有“五际之说”混合阴阳。如公羊春秋中亦多言灾异。此皆为齐学。此外，《易》有象数占验，《礼》有明堂阴阳，不尽齐学，而其旨略同。当时儒者以为人主至尊，无所畏惮，借天象以示儆，庶使其君有失德者犹知恐惧修省。此《春秋》以元统天、以天统君之义，亦《易》神道设教之旨。而后世不明此义，谓汉儒不应言灾异，引谶纬，于是天变不足畏之说出矣。
王莽时谶云：“刘秀当为天子”，尤为显证。故光武以赤伏符受命，深信谶纬。五经之义，皆以谶决。贾逵以谶纬之学解《左氏》，曹褒以此而定汉礼。于是五经为外学，七纬为内学，遂成一代风气。故皮氏解释为：天人本不相远，至诚可以前知。
纬书起源甚早，如《秦本纪》云：“亡秦者胡也”，“明年祖龙死”，皆为此。
图谶本方士之书，与经义不相涉。汉儒增益秘纬，乃以谶文牵合经义。其合于经义者近纯，其涉于谶文者多驳。故纯驳互见，未可一概诋之。其中多汉儒说经之文：如六日七分出《易纬》，周天三百六十度四分度之一出《书纬》，夏以十三月为正云云出《乐纬》；后世解经，不能不引。
后汉一朝，经学盛衰，《后汉书儒林传》曰：：
光武中兴，爱好经术。建武五年，修起太学。中元元年，初建明堂、辟雍、灵台三雍。
明帝即位，亲行其礼。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备法物之驾，盛清道之仪。坐明堂而朝群后，登灵台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事三老五更。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搢绅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其后复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搜选高能，以授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案永平之际，重熙累洽，千载一时，后世莫逮。
安帝以后，博士倚席不讲。
顺帝更修黉宇，增甲乙之科。梁太后诏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入学。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古来太学人才之多，未有多于此者。而范蔚宗论之曰：“章句渐疏，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是汉儒风之衰，由于经术不重。经术不重，而人才徒侈其众多；实学已衰，而外貌反似乎极盛。于是游谈起太学，而党祸遍天下。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实自疏章句、尚浮华者启之。
议礼、制度、考文，皆以经义为本，汉朝两次结集据皮氏推断皆是以今文为主。
西汉宣帝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石渠议奏》今亡，仅略见于杜佑《通典》。）
东汉章帝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顾命史臣，着为《通义》；为旷世一见之典。（《白虎通义》犹存四卷，集今学之大成。）十四博士所传，赖此一书稍窥崖略。国朝陈立为作《疏证》，治今学者当奉为瑰宝矣。（章帝时，已诏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榖梁》、《左氏春秋》，而《白虎通义》采古文说绝少，以诸儒杨终、鲁恭、李育、魏应皆今学大师也。）
灵帝熹平四年，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蔡邕自书丹，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后儒晚学，咸取则焉。尤为一代大典。使碑石尚在，足以考见汉时经文。惜六朝以后，渐散亡，仅存一千九百余字于宋洪氏《隶释》。
后汉尊经必尊实行而非空议
后汉取士，必经明行修；盖非专重其文，而必深考其行。前汉匡衡、张禹、孔光、马宫皆以经师居相位，而无所匡救。光武有鉴于此，故举遁世隐居之人，宾处士，褒崇节义，尊经必尊其能实行经义之人。后汉三公，如袁安、杨震、李固、陈蕃诸人，守正不阿，视前汉匡、张、孔、马大有熏莸之别。顾炎武以范氏为知言，谓：“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然则，国家尊经重学，非直肃清风化，抑可搘拄衰微。无识者以为经学无益而欲去之，观于后汉之时，当不至如秦王谓儒无益人国矣。
后汉经学盛于前汉者，有二事：
一则前汉多专一经，罕能兼通。后汉则一人可专数经。
经学初兴，藏书始出，且有或为《雅》、或为《颂》，不能尽一经者。若申公兼通《诗》、《春秋》，韩婴兼通《诗》、《易》，孟卿兼通《礼》、《春秋》，已为难能可贵。夏侯始昌通五经，更绝无仅有矣。
后汉则尹敏习欧阳《尚书》，兼善《毛诗》、《榖梁》、《左氏春秋》；景鸾能理《齐诗》、施氏《易》，兼受河洛图纬，又撰《礼内外说》。何休精研六经，许慎五经无双，蔡玄学通五经。
一则前汉笃守遗经，罕有撰述。章句略备，文采未彰。后汉则撰述颇多。
《艺文志》所载者，说各止一二篇，惟《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为最伙。董子《春秋繁露》，志不载。韩婴作《内外传》数万言，今存《外传》。后仓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今无传者。
后汉则周防撰《尚书杂记》三十二篇，四十万言。景鸾作《易说》及《诗解》，又撰《礼略》，及作《月令章句》，著述五十余万言。赵晔着《吴越春秋》、《诗细》、《历神渊》。程曾著书百余篇，皆五经通难，又作《孟子章句》。何休作《公羊解诂》，又训注《孝经》、《论语》，以《春秋》驳汉事六百余条，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榖梁废疾》。许慎撰《五经异义》，又作《说文解字》十四篇。贾逵集《古文尚书同异》三卷，撰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并作《周官解故》。马融着《三传异同说》，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
风气益开，性灵渐启；其过于前人之质朴而更加恢张者在此，其不及前人之质朴而未免杂糅者亦在此。至郑君出而遍注诸经，立言百万，集汉学之大成。
经学之盛，由于禄利，后代又远盛于汉人。
《汉书·儒林传》赞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繁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所以如此盛者，汉人无无师之学，训诂句读皆由口授；非若后世之书，音训备具，可视简而诵也。书皆竹简，得之甚难，若不从师，无从写录；非若后世之书，购买极易，可兼两而载也。负笈云集，职此之由。至一师能教千万人，必由高足弟子传授，有如郑玄康成在马融季长门下，三年不得见者；则著录之人不必皆亲受业之人矣。
孟坚云“大师众至千余人”，学诚盛矣；“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则汉之经学所以由盛而衰者，弊正坐此，学者不可以不察也。
后汉经学之衰
孟坚于《艺文志》曰：“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
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
皮氏以为：凡学有用则盛，无用则衰。存大体，玩经文，则有用；碎义逃难，便辞巧说，则无用，有用则为人崇尚，而学盛；无用则为人诟病，而学衰。汉初申公《诗》训，疑者弗传；丁将军《易》说，仅举大谊；正所谓存大体、玩经文者。甫及百年，而蔓衍支离，渐成无用之学，岂不惜哉！一经说至百余万言，说五字至二三万言，皆指秦恭言之。
师法与家法
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先有师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
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
师法、家法所以分者：如《易》有施、孟、梁丘之学，是师法；施家有张禹、彭宣之学，孟有翟牧、白光之学，梁丘有士孙张、邓彭祖、衡咸之学，是家法。
家法从师法分出，而施、孟、梁丘之师法又从田王孙一师分出者也。施、孟、梁丘已不必分，况张、彭、翟、白以下乎！汉时不修家法之戒，盖极严矣。然师法别出家法，而家法又各分颛家；如干既分枝，枝又分枝，枝叶繁滋，浸失其本；又如子既生孙，孙又生孙，云礽旷远，渐忘其祖。是末师而非往古，用后说而舍先传；微言大义之乖，即自源远末分始矣。
师法之下复分家法，今文之外别立古文，似乎广学甄微，大有裨于经义；实则矜奇炫博，大为经义之蠹。
师说下复分家法，此范蔚宗所谓“经有数家，家有数说。……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也。”
今文外别立古文，此范升所谓“各有所执，乖戾分争，从之则失道，不从则失人也。”
凡学皆贵求新，惟经学必专守旧。
经作于大圣，传自古贤。先儒口授其文，后学心知其意，制度有一定而不可私造，义理衷一是而非能臆说。世世递嬗，师师相承，谨守训辞，毋得改易。如是，则经旨不杂而圣教易明矣。若必各务创获，茍异先儒；骋怪奇以钓名，恣穿凿以标异，是乃决科之法，发策之文；侮慢圣言，乖违经义。后人说经，多中此弊；汉世近古，已兆其端。故愚以为明、章极盛之时，不加武、宣昌明之代也。
经学中衰时代（郑玄、王肃）
经学盛于汉；汉亡而经学衰。桓、灵之间，党祸两见，志士仁人，多填牢户，文人学士，亦捍文网；固已士气颓丧而儒风寂寥矣。
郑君康成，以博闻强记之才，兼高节卓行之美，著书满家，从学盈万。当时莫不仰望，称伊、雒以东，淮、汉以北，康成一人而已。郑学虽盛，而汉学终衰。
末流弊病，前人略示：
《三国志》董昭上疏陈末流之弊云：“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弟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
杜恕上疏云：“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此则风俗之流弊。”
鱼豢《魏略》序曰：“正始中，有诏议圜丘，普延学士。是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余人，……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饱食相从而退。嗟夫！学业沈陨，乃至于此。是以私心常区区贵乎数公者，各处荒乱之际，而能守志弥敦者也。”鱼豢序见《三国志注》，令人阅之悚然。
夫以两汉经学之盛，不百年而一衰至此；然则，文明岂可恃乎！
汉时经有数家，家有数说，学者莫知所从。郑君兼通今古文，沟合为一，于是经生皆从郑氏，不必更求各家。郑君从党遍天下，即经学论，可谓小统一时代。郑学之盛在此，汉学之衰亦在此。
何谓郑学盛而汉学衰
汉经学近古可信，十四博士今文家说，远有师承；
刘歆创通古文，卫宏、贾逵、马融、许慎等推衍其说，已与今学分门角立矣。
然今学守今学门户，古学守古学门户。今学以古学为变乱师法，古学以今学为“党同妒真。”相攻若仇，不相混合。
郑君先通今文，其传曰：“造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后通古文。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
郑君博学多师，今古文道通为一，见当时两家相攻击，意欲参合其学，自成一家之言，虽以古学为宗，亦兼采今学以附益其义。学者苦其时家法繁杂，见郑君闳通博大，无所不包，众论翕然归之，不复舍此趋彼。汉学衰废，不能尽咎郑君；而郑采今古文，不复分别，使两汉家法亡不可考，则亦不能无失。故经学至郑君一变。故张金吾说：今之所谓汉学者，独奉一康成氏焉耳，而不知康成氏者，汉学之大贼也。汉学亡，而所存者独一不守家法之康成也。（此衰一）
郑君杂糅今古，使颛门学尽亡；然颛门学既亡，又赖郑注得略考见。今古之学若无郑注，学者欲治汉学，更无从措手矣！此功过得失互见而不可概论者也。（此衰二）
郑学出而汉学衰，王肃出而郑学亦衰。
肃善贾逵、马融而不好郑，殆以贾、马专主古文，而郑又附益以今文乎？非也！
案王肃之学，亦兼通今古文。故其驳郑，或以今文说驳郑之古文，或以古文说驳郑之今文。不知汉学重在颛门，郑君杂糅今古，近人议其败坏家法，肃欲攻郑，正宜分别家法，各还其旧，而辨郑之非，则汉学复明，郑学自废矣。乃肃不惟不知分别，反效郑君而尤甚焉。
王肃伪造孔安国《尚书传》、《论语孝经注》、《孔子家语》、《孔丛子》，共五书，以互相证明，以解当时之今古争议。
《家语》、《孔丛子》二书，取郊庙大典礼两汉今古文家所聚讼不决者，尽讬于孔子之言，以为定论。《家语》一书，是其根据。其注《家语》，如五帝、七庙、郊丘之类，皆牵引攻郑之语，适自发其作伪之覆。当时郑学之徒皆知《家语》不出于圣人矣。
两汉经学极盛，而前汉末出一刘歆，后汉末生一王肃，为经学之大蠹。
歆党王莽篡汉，于汉为不忠，于父为不孝。
肃父朗，汉会稽太守，为孙策虏，复归曹操，为魏三公。肃女适司马昭，党司马氏篡魏，但早死不见篡事耳。
二人党附篡逆，何足以知圣经！
肃伪作孔氏诸书，并郑氏学亦为所乱。肃以晋武帝为其外孙，其学行于晋初。晋初郊庙之礼，皆王肃说，不用郑义。其时孔晁、孙毓等申王驳郑，孙炎、马昭等又主郑攻王，龂龂于郑、王两家之是非，而两汉颛门无复过问。
重以永嘉之乱，《易》亡梁丘、施氏、高氏，《书》亡欧阳、大小夏侯，《齐诗》在魏已亡，《鲁诗》不过江东，《韩诗》虽存，无传之者，孟、京、费《易》亦无传人，《公》、《榖》虽在若亡。晋元帝修学校，简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毛诗》郑氏，《周官》、《礼记》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论语》、《孝经》郑氏博士各一人。太常荀崧上疏，请增置郑《易》、《仪礼》及《春秋公羊》、《榖梁》博士各一人，时以为《榖梁》肤浅不足立。王敦之难，复不果行。晋所立博士，无一为汉十四博士所传者，而今文之师法遂绝。（永嘉之乱后，今学丧失殆尽）
世传《十三经》注，除《孝经》为唐明皇御注外，汉人与魏、晋人各居其半。
郑君笺《毛诗》，注《周礼》、《仪礼》、《礼记》；何休注《公羊传》；赵岐注《孟子》；凡六经，皆汉人注。
孔安国《尚书传》，王肃伪作；王弼《易注》；何晏《论语集解》；凡三经，皆魏人注。
杜预《左传集解》；范宁《榖梁集解》；郭璞《尔雅注》；凡三经，皆晋人注。
皮氏以为此十三经中，魏晋注本皆无价值：
其中孔安国《尚书传》，宋吴棫与朱子及近人阎若璩、惠栋历诋其失，以为王肃伪作；丁晏《尚书馀论》，考定其书实出王肃。
王弼、何晏祖尚玄虚，王弼《易注》，空谈名理，与汉儒朴实说经不似；何晏《论语集解》合包、周之《鲁论》，孔、马之《古论》，而杂糅莫辨。所引孔注，亦是伪书。
杜预《左传集解》多据前人说解，而没其名，后人疑其杜撰。谅闇短丧，倡为邪说。
范宁《榖梁集解》，虽存《榖梁》旧说，而不专主一家。序于三传皆加诋諆，宋人谓其最公。此与宋人门径合耳；若汉时，三传各守颛门，未有兼采三传者也。
郭璞《尔雅注》亦没前人说解之名，余萧客谓为攘善无耻。
此皆魏、晋人所注经，准以汉人著述体例，大有径庭，不止商、周之判。盖一坏于三国之分鼎，再坏于五胡之乱华，虽绪论略传，而宗风已坠矣。
经学分立时代
南北朝分立时代；有“南学”“北学”之分。此经学之又一变也。（之前仅为今古学之解经不同，一派主大义，一派主诂训。而如今南北学则北学延续郑玄等混合今古学后的大义诂训参杂法，而南学则依之前的王弼支流衍伸的玄虚风气。）
江左南学，《周易》则王弼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预元凯；《诗》主毛公，《礼》主郑玄。其王辅嗣之玄虚，孔安国之伪撰，杜元凯之臆解，此数家与郑学枘凿，亦与汉儒背驰。
河洛北学，易、书、诗、礼皆主郑玄之学，因郑玄无注《左传》，故惟有左传则主服虔子慎。（然郑玄与服虔相识，亦同意其所注左传。）郑君生当汉末，未杂玄虚之习、伪撰之书，笺注流传，完全无缺；欲治“汉学”，舍郑莫由。
南方玄学不行于北魏
李业兴对梁武帝云：“少为书生，止习五典，……素不玄学，何敢仰酬！”此北重经学不杂玄学之明证。
南学之可称者，惟晋、宋间诸儒善说礼服。宋初雷次宗最着，与郑君齐名，有雷、郑之称。当崇尚老、庄之时，而说礼谨严，引证详实，有汉石渠、虎观遗风，此则后世所不逮也。
北学南学——约简与深芜之别
所谓：“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是否如此，其实在皮氏看来恰恰相反也！
說經貴約簡，不貴深蕪，自是定論；但所謂約簡者，必如漢人之持大體，玩經文，口授微言，篤守師說，乃為至約而至精也。若唐人謂南人約簡得其英華，不過名言霏屑，騁揮麈之清談；屬詞尚腴，侈雕蟲之馀技。
依南朝經疏之僅存于今之皇侃《論語義疏》，即可見一時風尚：该书中名物制度，略而弗講，多以老、莊之旨，發為駢儷之文，與漢人說經相去懸絕。
南学：
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劝课未博，建之不能十年，盖取文具而已。是时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朝廷大儒，独学而弗肯养众；后生孤陋，拥经而无所讲习。
梁武创业，深愍其弊。天监四年，乃诏开五馆，置五经博士各一人。于是以平原明山宾、吴郡陆琏、吴兴沈峻、建平严植之，会稽贺玚补博士，各主一馆。馆有数百生，公家管费用。其射策通明经者，即除为吏。
陈武创业，时经丧乱，稍置学官，成业盖寡。
可见南朝以文学自矜，而不重经术；宋、齐、陈三朝皆无足观。惟梁武起自诸生，知崇经术，四方学者靡然向风；斯盖崇儒之效。梁武晚年舍身同泰寺，寻遘乱亡，故南学仍未大昌。
案：正始以后，人尚清谈。迄晋南渡，经学盛于北方。大江以南，自宋及齐，遂不能为儒林立传。梁天监中，渐尚儒风，于是梁书有《儒林传》。《陈书》嗣之，仍梁所遗也。
北学：
魏道武初定中原，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
明元帝时，改国子为中书学，立教授博士。
太武帝始光三年春，起太学于城东。后征卢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举才学，于是人多砥尚儒术。
献文帝天安初，诏立乡学。
孝文帝太和中，改中书学为国子学，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开皇子之学。及迁都洛邑，诏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刘芳、李彪诸人以经术进。
宣武帝时，复诏营国学，树小学于四门，时天下承平，学业大盛；故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
北周文帝，雅重经典。
北周明帝纂历，敦尚学艺。内有崇文之观，外重成均（庠序）之职。征沈重于南荆，待熊安生以殊礼。是以天下慕向，文教远覃。
北朝诸君，惟魏孝文、周武帝（禁佛道，毁淫祠，灭齐统一北方）能一变旧风，尊崇儒术。考其实效，亦未必优于萧梁。而北学反胜于南者，由于北人俗尚朴纯，未染清言之风、浮华之习，故能专宗郑、服，不为伪孔、王、杜所惑。此北学所以纯正胜南也。
案：魏儒学最隆，历北齐、周、隋，以至唐武德、贞观，流风不绝，故《魏书儒林传》为盛。
经学历南北战乱及佛道侵蚀，仍能再现光辉。
北方戎马，不能屏视月之儒；南国浮屠，不能改经天之义。经学万古不废，历南北朝之大乱，异端虽炽，圣教不绝也。而南北诸儒抱残守缺，其功亦未可没焉。
夫汉学重在明经，唐学重在疏注；当汉学已往，唐学未来，绝续之交，诸儒倡为义疏之学，有功于后世甚大。
关于义疏，今自皇、熊二家见采于《礼记疏》外，其余书皆亡佚。然渊源有自，唐人五经之疏未必无本于诸家者。论先河后海之义，亦岂可忘筚路蓝缕之功乎。
北学折入南学之演变——青齐之学
《周易》：郑玄——魏末大儒徐遵明——卢景裕——权会、郭茂，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门。而河南及青、齐之间儒生多讲王辅嗣所注。
齐时儒士罕传《尚书》：郑玄——屯留王聪——徐遵明——浮阳李周仁、勃海张文敬、李铉、河间权会。
《三礼》：徐遵明——熊安生，其后生能通《礼》经者，多是安生门人。诸生尽通《小戴礼》，于《周》、《仪礼》兼通者，十二三焉。
《毛诗》：多出于魏朝刘献之，其后能言《诗》者多出刘焯、刘炫之门。
河北诸儒能通《春秋》：徐遵明——子慎——姚文安、秦道静，后兼更讲杜元凯所注。其河外儒生，俱伏膺杜氏。”
北学极明晰；而北学之折入于南者，亦间见焉。青、齐之间，多讲王辅嗣《易》、杜元凯《左传》；盖青、齐居南北之中，故魏、晋经师之书，先自南传于北。北学以徐遵明为最优，择术最正；郑注《周易》、《尚书》、《三礼》，服注《春秋》，皆遵明所传；惟《毛诗》出刘献之耳。其后则刘焯、刘炫为优，而崇信伪书，择术不若遵明之正。得费甝《义疏》，传伪孔古文，实始于二刘。二刘皆北人，乃传南人费甝之学，此北学折入于南之一证。盖至隋，而经学分立时代变为统一时代矣。
经学统一时代
隋平陈而天下统一南并于北，而经学则相反，北学反并于南。
自正朔不一，将三百年；师训纷纶，无所取正。隋文平一寰宇，四海九州岛强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及帝暮年，不悦儒术，遂废天下之学。
炀帝即位，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于时旧儒多已雕亡，惟信都刘士元、河间刘光伯拔萃出类，所制诸经议疏，搢绅咸师宗之。既而外事四夷，其风渐坠。
隋经学统一，而北学并入于南之原因如下：
一、南朝衣冠礼乐，文采风流，北人常称羡之。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是当时北人称羡南朝之证。
二、经本朴学，非颛家莫能解，俗目见之，初无可悦。北人笃守汉学，本近质朴；而南人善谈名理，增饰华词，表里可观，雅俗共赏。故虽以亡国之余，足以转移一时风气，使北人舍旧而从之。
经学统一之后，有南学，无北学。
当南北朝时，南学亦有北人，北学亦有南人。及隋并陈，褚晖、顾彪、鲁世达、张冲皆以南人见重于炀帝。
人情既厌故喜新，学术又以华胜朴。北人而染南习；变朴实说经之体
《易》：梁、陈，郑玄、王弼二注，列于国学。齐代，唯传郑义。至隋，王注盛行，郑学浸微。
《书》：梁、陈所讲，有郑、孔二家。齐代，唯传郑义。至隋，孔、郑并行，而郑氏甚微。
《春秋》：《左氏》唯传服义。至隋，杜氏盛行，服义浸微。
是伪孔、王、杜之盛行，郑、服之浸微，皆在隋时。故天下统一之后，经学亦统一，而北学从此绝矣。
隋之二刘，冠冕一代。唐人作疏，《诗》、《书》皆本二刘；而孔颖达《书疏》序云：“焯乃组织经文，穿凿孔穴，使教者烦而多惑，学者劳而少功。炫嫌焯之烦杂，就而删焉。义既太略，辞又过华。虽为文笔之善，乃非开奖之路。”据孔氏说，是二刘以北人而染南习；变朴实说经之体，蹈华腴害骨之讥；盖为风气所转移，不得不俯从时尚也。
五經正義之一统
唐太宗以儒學多門，詔孔穎達撰《五經正義》。永徽四年，頒孔穎達《五經正義》于天下，每年明經依此考試。自唐至宋，明經取士，皆遵此本。
自漢帝稱制至今未有統一若此之大且久者。此經學之又一變也。
其所定五经疏，《易》主王注，《书》主孔传，《左氏》主杜解；郑注《易》、《书》，服注《左氏》，皆置不取。论者责其朱紫无别，真赝莫分。
北学既并于南，人情各安所习；诸儒之弃彼取此，盖亦因一时之好尚，定一代之规模。
孔颖达之失
议孔疏之失者，曰彼此互异，曰曲徇注文，曰杂引谶纬。
案著书之例，
注不驳经，疏不驳注，不取异义，专宗一家
曲徇注文，未足为病。谶纬多存古义，原本今文；杂引释经，亦非巨谬。惟彼此互异，学者莫知所从；既失刊定之规，殊乖统一之义。
即如谶纬之说，经疏并引；而《诗》、《礼》从郑，则以为是；《书》不从郑，又以为非；究竟谶纬为是为非，矛盾不已甚欤！其原因在于颖达入唐，年已耄老；岂尽逐条亲阅，不过总揽大纲。诸儒分治一经；各取一书以为底本，名为创定，实属因仍。
《五经正义》者，就传注而为之疏解者也。所宗之注不同，所撰之疏亦异。
《易》主王弼，本属清言。王注，河北不行。“江南义疏十有余家，皆辞尚虚玄，义多浮诞”，《正义序》已明言其失。而疏文仍失于虚浮，以王注本不摭实也。
《书》主伪孔，亦多空诠，孔《传》，河北不行。《正义》专取二刘，序又各言其失，由伪传本无足征也。
《诗》、《礼》、《周礼》，皆主郑氏，义本详实；名物度数，疏解亦明；故于诸经《正义》为最优。
《左氏正义》，虽详亦略，尽弃贾、服旧解，专宗杜氏一家。刘炫规杜，多中杜失；乃驳刘申杜，强为饰说。
孔颖达《五经正义》之前另外两本疏证
前乎唐人义疏，经学家所宝贵者，陈后主元年陆德明《经典释文》。而《易》主王氏，《书》主伪孔，《左》主杜氏，为唐人义疏之先声。陆本南人，未通北学，固无怪也。
唐初又有颜师古《定本》出，五经疏尝引之。师古为颜之推后人。之推本南人，其多以江南为是。师古《定本》从南，盖本《家训》之说。
自《正义》、《定本》颁之国胄，用以取士，天下奉为圭臬。唐至宋初数百年，士子皆谨守官书，莫敢异议矣。故论经学，为统一最久时代。
统一之中的衰相
唐以《易》、《书》、《诗》、三《礼》、三《传》合为九经，取士。《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公羊》为中经，《周易》、《尚书》、《仪礼》、《榖梁》为小经。以经文多少分大中小三等，取士之法不得不然。
然而世人咸以《礼记》文少，人皆竞读。
而《周礼》经邦之轨则，《仪礼》庄敬之楷模；《公羊》、《榖梁》，历代宗习。四经殆绝。事资训诱，不可因循。
唐之盛时，诸经已多束阁。盖大经，《左氏》文多于《礼记》，故多习《礼记》，不习《左氏》。中、小经，《周礼》、《仪礼》、《公羊》、《榖梁》难于《易》、《书》、《诗》，故多习《易》、《书》、《诗》，不习《周礼》、《仪礼》、《公羊》、《榖梁》。此所以四经殆绝也。
唐帖经课试之法，专考记诵，而不
很好的一部书，而且前面还有周予同先生的序。
但是，读此书者要注意，皮锡瑞是今文学家，其观点未免有失偏颇。周予同的注释，并未就观点加以阐发。周予同治经学史，是站在破除经学的立场上，读者需见仁见智。
这本书不只是经学史的入门书。
《经学历史》现在大多被当作经学史的入门书来读，但它的意义绝不同于流行的教材或者概说书。在经学还具有神圣性的时代，只有两个人完整地撰写过经学的历史，一个是皮锡瑞，一个是司马迁。
皮锡瑞写《经学历史》，并非面无表情地介绍经学的发展过程和基本概念，而是试图在今文家的立场上树立经学的正统，绘制一幅色彩浓烈的历史画卷。无论是对经学发展阶段的划分，还是对经学人物的评论，都主观鲜明。这样的经学史，重点不是摆事实，而是拉线索。明确、简单，可以同时概括本书作为入门书的优点和缺陷。
自周予同加以继承和阐发以来，皮锡瑞的立场和观点不少被现代经学史研究者当作定论或者出发点，而作者本人鲜明的学术背景几乎不再被提起。本书作为入门书，对读者来说陷阱重重，破解这些陷阱，倒肯定是一项妙趣横生的工作。
顺便说一下周予同的注。我不知道周注为什么会被奉为经典，当年想必聊以糊口，翻一本四库提要，匆匆写就，将错就错之处举目皆是。不过，有了周注，《经学历史》周注本倒可以成一本入门书了。
自幼受新学濡染，对于经学堪称无知。所有的不过是对古代一些符号化的认识，封建、保守、礼教以及五千年文明史之类。少长，又赶上社会掀起了一股“复古”大潮，于是看着半懂不懂的文言又奉为经典了。可惜，所谓“经典”，对于大众以及大部分受新式教育出来的人，不过是对古代有一次符号化的包装。从极端的摒弃到狂热的追捧，对于“中国古代”，很多人采取了一种自甘“外在于其中”的旁观态度，不过算是在京剧的戏场里跟着忠实票友叫好的“客人”，甚或是“异乡人”了。
这就是中国传统经典面对现代中国人的尴尬。当一个中国人使用老祖宗的东西仅仅是为了“有裨博雅，无关宏旨”，他已经渐渐丧失了前代对古典的判断能力。更可悲的是，每当民族情绪的有一次激荡，这些古代经典的游魂又依附于浅薄的流氓政治&学术暴力，转化为万世不易的律法。这种对经典的曲说在抛弃经典若干年后的反复肯定还会一次次重来。
清末置京师大学堂，创设经学院。辛亥一变，经学不再单设，严复持之甚力，今日观之，未免矫枉过正。漂亮的经学堂由于办学经费无着，也托付军方以谋稻梁应急。之后的白话文运动，“新文化”的激进主义思潮不断推动中国进入万古未有的奇变之中。
然而，经学毕竟不是摆设，要了解中国古代思想世界，更不能对其视而不见。其本愈固，其枝弥繁，在“救亡”背景下作为时代的公敌必然遭受一波波的毁灭性攻击。不论新老士人，往往并欲除之而后快。随着教育体制的整个脱胎换骨，也许不在先烈们的估计之中（他们都有旧学基础），新一代人，已经把古典淡忘。
有人说，文艺复兴是对古典的重新解读。崩坏之后的经学也不妨再度被我们拾起，我不愿倡导什么读经，只希望，我们的祖先不再是任人愚弄的符号，古书中的智慧也要进一步的拷问，是为幸。
竖排小字是很干扰阅读，初学者一般读横排简体版就好。但是楼主似乎没有注意，这本书的版本，是2008年的第二版，我手上有这一本，横排、字体较大，书页两侧都有一指节的空白，还是很好读的。
周的注解严格上来说，不能算是十分学术的。普及（当然，当时的对象和现在的对象不同了，现在周注估计是个学术版了）作用很大。而且师伏堂述说简明，只能算个纲要，但这恰恰是皮鹿门伟大的地方，如果没有相当深厚的基础，怎么写出这么简约的经学史。周注只是在文本上做了很多名词解释，诚然很详细，可惜不能抒发皮氏的内在。我一直对周先生经学研究的基本态度不很赞同，他和他的弟子目前的思想还在经学是儒生们获取利禄的敲门砖这一态度上。所以我认为在周注的基础上可以该作，即重新做注。第一、补充。即补充皮氏说的简陋的地方，比如南北朝经学的发展，皮氏说得简单并且公式化。第二、分析经学思想和经学文献等内容，而不是单纯的名词解释。第三、周注通行已经是即成的趋势，如果不方便去完全绕开，那么就做个新疏吧。
周的注解没看，但是光看他要批判的观点，就与原书有出入，很怀疑他的注解。同意上面前两点，不觉得有作疏的必要。
说得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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