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粮长制度
2008-11
中华书局
梁方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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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方仲先生是一位具有良好文史修养的经济学者和有着扎实的西方经济学造诣的历史学 者，他毕生致力于把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中国历史研究，推动中国新史学的发展 ，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作出了开拓性和奠基性的贡献，尤以明代户籍、土地和赋 役制度研究的成就著称于世，被何炳棣先生称为“明代赋役制度的世界权威”。为纪念 梁方仲先生诞辰100周年，先生哲嗣梁承邺师与弟子黄启臣师鼎力集先生著作遗稿，辑成 文集八卷，命我们写点学习体会。吾辈晚生末学，无缘亲聆梁方仲先生教诲，但有幸得 业师汤明燧先生，以及多位追随梁方仲先生治学的老师们指导，从研读梁方仲先生著作 开始步入经济史学之门，在梁方仲先生文集出版的时候，谈一点学习心得，不仅是一种 荣幸，更是对学术传承的一种承担，自不敢推卸，遂不揣浅陋，试作漫议，求方家及诸 师友指教。
《明代粮长制度（校补本）》梁方仲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经济史学家；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是我国最早以现代统计学和社会调查的方法进行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也是利用地方志、档案、族谱、契约、文书等非正史资料研究“王朝制度和地方社会的学者最成功的一位”。他毕生追求学术研究的自由和独立，努力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撰写了数百万字的论著，尤以明代赋役制度研究最为精深，被誉为研究“明代赋役制度的世界权威”。他潜心研究，博览群书，取材宏博，勤于笔耕，严谨治学，勇于探索，其论著阐述精邃，论断周详，眼光超前，具有真知灼见。 《梁方仲文集》（以下简称《文集》）按论著的内容归类编辑成八册：第一册是《明代赋役制度》，第二册是《明清赋税与社会经济》，第三册是《中国社会经济史论》，第四册是《明代粮长制度》（校补本），第五册是《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六册是《中国经济史讲稿》，第七册是《梁方仲读书札记》，第八册是《梁方仲文存》。
梁方仲（1908－1970）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尤其是著名的经济史专家，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奠基者之一。祖籍广东广州，生于北京。 梁方仲于1926年秋考入清华大学农学系，继而转学西洋文学系、经济系，于1930年毕业获经济学士学位，并考取该大学研究生，1933年冬毕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梁方仲早在1934年便开始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学术生涯。是年5月20日，他与吴晗，汤象龙等人在北平成立“史学研究会”。该会在天津《益世报》、南京《中央日报》开辟《史学》副刊园地，编辑出版《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不久改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梁方仲是《史学》副刊和《集刊》的积极撰稿人，曾一度任《集刊》主编，组织和发表了一批较高水平的社会经济史学术论文，成为我国第一个以社会经济史命名的《集刊》，梁方仲便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奠基人之一。 梁方仲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中，特别致力于明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1936年5月，他在《集刊》第4卷第1期发表《一条鞭法》的论文，受到我国与日本许多学者的高度评价和赞扬。 1937年6月，被日本学者称为“少壮学者”的梁方仲，受研究所长陶孟和派赴日本作为期一年的学术考察研究。因“七七”事变发生，他谢绝日本学者挽留，于8月中旬回国，同人民共赴国难，坚持社会经济史研究。1939年他到西北考察，在延安住了一个半月，回所后，“他对延安共产党人廉洁奉公，上下平等，生活朴素，工作认真和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倍加称颂”，而“对国民党贪污腐化，则深表不满。”“在此前后，他设法营救被捕的地下党员，为前往延安参加革命的同志进行联系，体现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为党的企望。”这期间，研究所几度迁徙，他仍作了许多实地调查访问，发表了《明代银矿考》、《明代的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明代江西推行一条鞭法之经过》、《明代的户帖》等论文。 1943年初，美国哈佛燕京学社给中国学者一笔科研资助奖金，包括陈寅恪、闻一多、梁方仲等10名著名学者得到资助。1944年10月，梁方仲取道印度赴美，被哈佛大学经济系聘为研究员。1946年9月离美赴英，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从事研究工作。曾被聘为中国文化代表团专员前往法国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第一次大会。1947年4月离英回国，即被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邀请来校做学术讲演。 梁方仲回国后，兼任中央大学教授，1948年因所长陶孟和患病，被任命为中央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代所长。1949年2月，梁方仲母亲患病，请假回广州省亲。3月间，应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教务长冯秉铨和文学院院长王力教授等邀请，就任岭南大学经济系教授兼任系主任。1952年10月院系调整被聘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经济系中国经济史课程。 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为祖国建设培养人才。在岭南大学，1949年与1950年，他招收了两届研究生，亲自为经济系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中国经济史和西洋经济史课程。“在讲课和指导学生学习与研究时，耐心细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倡导的研究方法”。他说“选题不要太大，要从小题入手，但在研究时，却要‘小题大作’”。“后来经过实践才体会到，这些教诲是梁方仲先生半生从事研究工作所获宝贵经验的结晶”。“他研究的课题，表面看来，都不大。但是，通过先生广泛搜集史料，细致地研究，科学地剖析，却能概括出带规律性的认识来。” 在中山大学历史系，他为本科生讲授中国经济史，他那严谨务实的学风和诲人不倦的教学态度，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60年代初，他率先在全国综合大学同时培养四名明清经济史专业的研究生（按当时国家规定一位教授不能同时指导5名研究生），成为当时引人注目的一位研究生导师。他指导研究生，“从我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出发，注重发扬我国教育的优良传统，同时善于吸取国外教育中的先进经验，并结合自己的切身经历，逐步形成一套有特色的指导研究生学习的方法”。即：“采取多种学习形式加强专业知识和基本理论的学习”；“通过开展各种教学和学术活动进行专业基本技能的训练”；“在科研实践中培养创新意识与求实的精神”。 梁方仲教授的学术成就是巨大的。他“围绕明代一条鞭法研究发表的一系列论文，直到今天，仍然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是该领域最高水平的研究。何柄棣教授称他为‘明代赋役制度的世界权威’”《明代粮长制度》，《中国历代户口、土地、田赋统计》等论著“功力深厚，见解独到，是建国以后中国史学界为数不多的未受政治干扰而能垂之久远的经典之作。” 1955年3月，学校成立《中山大学学报》编辑委员会时，梁方仲教授被许崇清校长聘为编委之一。1957年度起，他陆续被聘为校务委员会委员、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校科学委员会委员、并连任校第二届校务委员会委员及校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委员。 1988年，为继承和发扬梁方仲教授的优良学风，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暨南大学历史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明清经济史研究室和中山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了“纪念梁方仲教授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含香港）的学者参加了这次学术盛会并出版了研讨会论文集。
引言第一章 粮长制的历史渊源及其设立目的一、历史渊源二、设立粮长的目的第二章 粮长的职务和特权一、正常任务二、附带任务和法外特权第三章 粮长制的演变一、两点辨正二、编签粮长的标准和制度的演变第四章 粮长的阶级分化及粮长制对人民的祸害一、从田赋收入的增减说到粮长社会地位的升降”二、国都北迁后粮长经济掠夺方式之改变三、从粮长的阶级分化说到粮长制对社会的祸害附录 粮长占田倾亩后记
值得注意的是，梁方仲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开始本来是从西方经济学的地租理论中得到启发的。1936年，梁方仲先生在天津《益世报》的《史学》专刊第20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田赋输纳方式与道路远近的关系——一个史的考察》的文章，这篇文章显然是六年后发表在《人文科学学报》上的《田赋史上起运存留的划分与道路远近的关系》一文的雏形。有意思的是，在最初发表的那篇文章中，关于历史上田赋输纳方式与道路远近关系的讨论，是从杜能（JohannHeinrichvon 17hfinen，梁方仲文中译作吞伦）的农业区位论引申出来的；而到1942年发表的文章，同一问题却是从当时的田赋改革出发，从当时田赋征收的现实问题人手开始讨论的。虽然没有直接的资料说明他对这个问题的关心，以及所作分析的洞察力，与前面提到的他在西北调查时对田赋和驿运问题的考察有必然的联系，但我们认为，在实地调查中获得有关当时田赋征收实施现状的了解，对于本来已经通过理论推理和史料分析，就有关赋税征收运输与税制的关系形成了自己的见解的梁方仲先生来说，是相当有帮助的。在这里，理论假设、史料分析和实地调查的收获顺理成章地结合起来。究竟是他对赋税制度历史的理解，启发他对现实的赋税运输问题的重视，还是对现实财赋运输问题的观察，支持他形成了有关历史上赋税运输的财政意义的观点，已经无须深究。因为历史与现实的问题，在他的视野里是完全相通的。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史研究，任务是从历史中发现经济与社会运作的机制和逻辑，对于现实的考察和历史资料的分析，正可互为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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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sir的神作，确实，只能用神作来称呼之，不论史料的丰富度，问题的提出，写作框架，甚至背后的社会科学训练，都难以匹敌，以至于粮长研究到目前为止真正的成果可能也就这一本再加上小山正明的一篇论文，而且小山那篇还没有突破梁的框架。不是说这个领域太冷僻，而是一开始起点就太高，将近六十年来难以超越。
在这个资本主义化地生产学术的时代，一个研究成果六十年没有被更新，是很难想象的，你就可以知道它有多么彪悍。
从入学就一直听师友们谈论这本书，自己也读了几遍，但真正好好读也就是一个月前的事，读的很快，因为里面的史料，在别处差不多都见过，而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看梁氏和傅氏的时候都有这种感觉，恍然大悟，原来后代很多论文里用的材料是出自这里啊，最著名的两条，一条谭晓的圩田，一条常熟县志的公正，我凭良心说，我是在看他们书之前就看到了，当时觉得很兴奋，觉得发现了很好的材料，后来才知道，嗯，老前辈们早就给挖出来了，这就是这一行苦闷的地方，呵呵。
谭晓的圩田
《戒庵老人漫笔》卷四“谈参”条：“谈参者，吴人也，家故起农。参生有心算。居湖乡，田多洼芜。乡之民逃农而渔，田之弃弗辟者以万计，参薄其直收之。佣饥者，给之粟。凿其最洼者，池焉。周为高塍，可备坊泄，辟而耕之。岁之入，视平壤三倍。池以百汁，皆畜鱼。池之上，为梁，为舍，皆畜豕，谓豕凉处，而鱼食豕下，皆易肥也。塍之平阜植果属；其污泽植菰属，可畦植蔬属，皆以千计。……室中置数十匦，日以其入分投之，若某匦鱼入，某匦果入，乃发之。月发者数焉，视田之入复三倍”。
《常昭合志稿》卷四十八轶闻：“谭晓，邑东里人也，与兄照俱精心计。居乡湖田多洼芜，乡之民皆逃而渔，于是田之弃弗治者以万计。晓与照薄其值，买佣乡民百余人，给之食，凿其最洼者为池，余则围以高塍，辟而耕，岁入视平壤三倍。池以百计，皆畜鱼，池之上架以梁，为茇舍，畜鸡、豕其中，鱼食其粪又易肥。塍之上植梅桃诸果属，其泽种菇茈菱芡，可畦者以艺四时诸蔬，皆以千计。……室中置数十匦，日以其入分投之，若某匦鱼，某匦果，入盈乃发之。月发者数焉，视田之入又三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