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语境中的苏联电影
2008-3
贺红英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8-03出版)
贺红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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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语境中的苏联电影》内容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苏联电影与俄苏文学：历史考察与现象述评”，是对苏联电影发展进程与俄苏文学的关系所进行的宏观、时序性的考察尝试，力图勾勒出明晰、扼要的历史脉络。第二部分为“苏联电影中的俄苏文学经典”，是对某些俄苏经典文学作品的银幕改编以及苏联电影创作中出现过的与文学密切相关的现象的具体分析和研究，尝试总结其所代表的特定历史时期艺术创作和艺术接受的经验和教训。第三部分是附录，主要收入了《文学与电影的不解之缘》和《根据俄苏文学作品改编的苏联影片要目(1919—1990)》两篇由笔者自己撰写和收集整理的、与《文学语境中的苏联电影》内容相关的资料性文字，意在为读者提供一些背景情况和进一步研究的帮助。
贺红英，1965年生于北京。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获学士学位。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硕士学位。1990—1993年，任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讲师。199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博士学位并重返北京电影学院任教，现任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教授，担任《外国电影史》、《俄苏电影史》、《国别电影》、《当代俄罗斯电影》、《大师研究》、《影片分析》等课程的教学工作。主持并独立完成国家广电总局、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电影学院等多个俄罗斯电影、苏联电影发展史研究方向的科研项目，发表过多篇有关苏联电影史、俄罗斯电影发展现状的研究论文，出版过多部学术著作。
绪言上篇 苏联电影与俄苏文学：历史考察与现象述评第一章 俄苏文学与苏联电影的勃兴第二章 文学在30年代苏联银幕上的浮沉第三章 40年代苏联电影中的俄苏文学作品第四章 俄罗斯古典文学在50年代的苏联银幕上第五章 变革的文学与电影的变革第六章 60—70年代文学与电影中的战争题材创作第七章 回归迷人的往昔下篇 苏联电影中的俄苏文学经典第一章 《夏伯阳》：一种苏维埃“神话模式”的确立第二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时代精神第三章 面对巨人的无奈：苏联电影中的列夫·托尔斯泰第四章 契诃夫风格在苏联银幕上的进化第五章 不懈的道德探索：舒克申的文学与电影创作结语附录一：电影与文学的不解之缘附录二：根据俄苏文学作品改编的苏联影片要目附录三：主要影片名录参考书目
第一章 俄苏文学与苏联电影的勃兴一、俄罗斯民间文学、现实主义文学与“前艺术”时期的俄国电影1895年12月28日，当卢米埃尔兄弟把《火车到站》这部长度为17米的短片放映给巴黎卡布辛路大街上的小咖啡馆里半醉的平民们时，电影之父并没有把电影看成是艺术，电影的第一批观众也没有把电影看成是艺术。谁都没有意识到，这是怎样一个伟大的时刻；谁也没有料想过，在若干年以及一百年之后又会有怎样众多的人们以怎样的深情和激动回顾起这一时刻。当时有名以及无名的文学家们更是对幕布上影影绰绰的景象不屑一顾。在19世纪的文化中，文学才是德高望重、俯瞰一切的巨人。后来，当梅里爱用固定视点的摄影机拍摄舞台上演出的时髦戏剧时，人们或许多少意识到了电影与文学是有着某种缘分的。但这是怎样的缘分呢？电影充其量是为哑剧提供了一个简便的巡回演出方式而已。再后来，更多人把小说作为拍电影的蓝本。他们所取的只是小说中的故事情节，而且远非全部，至多只是个 “大纲”而已。与文学相比，电影的表现能力是如此低下，甚至不能讲好一个完整的故事。在这一时期，与其说文学与电影关系密切起来，不如说是文学作品被电影粗暴地利用，藉以制造出几分钟或十几分钟的“视觉奇迹”，为投机家们从好奇的平民百姓的口袋中多搜罗出几个铜板。被引入电影的东西并非文字的真正价值所在，电影也未因此而蹿升为艺术。
《文学语境中的苏联电影》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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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苏联文学与电影的朋友们都可以买来看一看。虽说已是历史，但是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本书作者乃是一秉承正统官方学院派理论的电影学者，因此文风与观点严谨理性但缺乏新意，在作者看来苏联电影的经典改编少有完全成功版的范本，除对舒申克和米哈尔科夫略加肯定之外，其余经典改编基本上斥否定态度。假如单纯的将本书作为一本探究苏联电影历史的普通教科书，还是值得一读。
实际上不光是在苏联，即便在全世界范围内，经典作品特别是古典大师的名作的改编都是一个出力不讨好的事情。在劳仑斯奥利弗和肯尼斯布拉纳之间究竟谁更加所谓的忠实于原著，而谁又是把戏剧成功的运用电影手法表达的行家，人们的观点不尽相同。而我认为，简单的复制并非和有意的曲解都是两种常见现象，前者如黑泽明的《白痴》，后者如戈倍尔监制反犹主义的《威尼斯商人》。对于那些影响了人类思想的大师，不仅是要捕捉和领会他们的灵魂与意图，更重要的问题在于怎样用时代的特点去阐释永恒的人性。人毕竟是时代与环境的产物，除去自然意义上的人性，还有一个社会的人性。本书的矛盾之处正在于既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阐释电影，又在很大程度上游历了这个观点，作者认为之所以大部分经典著作的改编失败正是没有尊重所谓原著中的纯粹的人性观点。
要理解苏联电影，就必须了解苏联历史。
从十月革命的激昂到斯大林时代的神话，从解冻到反思，整部苏联电影的历史就是这段历史的缩影，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时代的电影与现实如此契合，犹如一面镜子。
这段历史就是从革命到人道的过程，而电影也是这种从理想到怀疑直至幻灭的过程。
不可否认十月革命是建立在一个伟大的乌托邦式的童话之上的，这个理想是建立人间绝对平等无阶级差别的地上天国。而这个理想从开始就注定无法逃避革命的宿命，它诞生在暴力之中，用暴力来保卫自己，而当它复苏人性之时，便是其灭亡之际。
从十月革命到卫国战争前的这一时期是诗意的现实主义主宰银幕的时期，尤其是高尔基作品改编的三部曲，乃是新现实主义的先驱，散发着人性的高洁与温暖，表达了对于理想和新生活的热烈追求。
《夏伯阳》奠定了苏维埃神话的基石，那个在马克辛机关枪面前指向远方的留小胡子的男人成了一个神化人物，天知道这个样板对中国50/60年代电影发生了多大的影响！
而战后斯大林统治末期的电影则越来越受到官方的钳制，僵化生硬缺乏感情，直到20大以后，电影才真正的走上了对人性更加深刻的诠释与怀疑的道路。
经典改编完全烙上了时代的印记，从迷茫的政权初期，到基本确立统治地位的时期，直到后期对经典个人诠释的潮流。从先前的正统阶级斗争观点和集体主义英雄形象的解释到视野更加宽广的人性化演绎，这个过程就是一个艺术上取得丰厚成就但是理想却愈加暗淡的过程。
其实，这个过程一直贯穿着苏联历史和其电影的历史，那就是个人在历史中究竟是一种什么地位？个人的牺牲与整体的救赎究竟哪个重要？假如那个理想的终极目的无非是人人都得到彻底的解放，那么是否还应该为此消灭另外一部分人？
人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信仰与真理哪个更重要？人道与革命哪个更高？
这都是互相矛盾的命题，而苏联电影就是试图一直解答这个难题。而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思想体系中最矛盾的所在。
我以为经典的俄罗斯文学家中有三位大师的作品是很难或者是根本无法改编的。果戈里，他的作品很容易被改编为肤浅的喜剧或者神秘剧，陀斯妥耶夫斯基，他的作品简直可以随便当作犯罪片与恐怖剧，契诃夫---他是最难的。
他的难不在于托翁的壮阔，不在于普希金的诗意，不在于高尔基的温情。安东契诃夫作品最容易导致的最坏的改编结果，那就是失去其中型与冷静的嘲讽，而沦为彻底的庸俗，而庸俗正是他最厌恶的品质。
以《脖子上的安娜》为例子，凡是看过那部50年代同名电影的人都会去同情那个堕落的少女，为她的成功而喝彩，认同女人变坏就有钱，而契诃夫作品中冷冰冰的手术刀一样的揭露与讽刺却消失无影。
实际上，他的作品在善与恶中的界限很模糊，他作品里没有什么完美的理想的人物，到处充满着厌倦，而那种对于未来生活的向往也是不确定的。我们很容易同情其中的在普通生活中堕落沉沦的人们，却很难说出自己究竟是要继续沉沦还是到莫斯科去，没有答案。
三位大师都是心理描写的高手，他们的作品中最华丽的段落就是那些对人灵魂的深刻洞察与拷问，而这些又绝对不是影象与言语所能达到的，类似音乐，直接达到人的心灵深处，不可言说的。有谁可以用影象和语言去准确的表肖斯塔科维奇，穆索尔斯基和德彪西的乐曲呢？
每一种艺术形式都其局限性。
反到是托尔斯泰的作品更容易电影化，很象雨果的作品，都富有故事性和道德性，在好莱坞那里是传奇，在文艺电影那里会有高尚的人道力量，都找的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著名苏联导演舒申克说过，社会要求每个人有知识，有教养固然是好的，可是重要的是善！善！善！大家都善良才是最好的！
我想懂得这句话的人一定就会懂得那红色时代的一切，它的光荣与失败，它的伟大与残酷。
舒申克忘記了一個問題，————善良是什么？大家都善良了，也就意味著他徹底失業了。他最好去做個花匠而不是著名導演。費里尼說，“我沒有給世界帶來什么消息。”
我迷戀電影，因為那種語言是可以看得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