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2000-1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王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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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新制度经济学漫话》新制度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制度，就是这里所说的规矩，即约束人们行为的规则。具体到这本书里，内容包括：制度的概念、构成与供求分析；制度的作用与功能；制度的创新与变迁理论；制度、产权与国家理论；制度、经济发展与社会生活。
王跃生，1960年出生于北京。1979年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读书，1985年获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后留校任教，现为北京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教授，副所长，北京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副主任。 近年来主要教学研究领域为新制度经济学、企业制度国际比较、中国、俄罗斯及东欧各国经济转轨比较研究等。主要著述有：《经济改革·苏联、东欧和我们》、《变化世界中的经济体制——90年代的比较经济体制学》、《苏联经济——经济体制与经济发展》以及《社会主义经济最优运行理论》、《大波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冲击》等以及经济学论文、评论约百篇。
自序1．从婚姻公证说起——无所不在话制度2．从“囚犯困境”到产油国的抉择——制度的由来3．秀水街的变迁——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4．聪明的商家——制度的供求与均衡5．西部开发话题——技术与制度的供求6．谁是真英雄——制度与人类行为7．自行车税引出的话题——制度的实施机制8．“邻居高筑墙”与降低交易成本(上)——交易、信息与交易成本9．“邻居高筑墙”与降低交易成本(下)——交易成本与制度的功能10．糖果厂与医生之争——“科斯定理”13．“科斯的灯塔”与“灯塔经济学”(下)——公共产品与制度作用14．读报有感——经济的外部性15．滥竽充数、“自由骑土”、搭便车——公共产品与搭便车现象16．硅谷与中关村的演义——关于制度创新17．谁妨碍我们创新——再谈制度创新18．少数服从多数与投票悖论——制度变迁与公共选择19．从美苏的空间竞赛说起——制度变迁与“路径依赖”20．从小岗村到克里姆林宫(上)——诱致性制度变迁21．从小岗村到克里姆林宫(下)——强制性制度变迁22．“天下没有免费午餐”——制度变迁的成本23．为什么要实行双轨制——如何降低制度变迁成本24．从住房制度改革说起——关于产权25．从私人经营路桥谈起——公共产权与私人产权26．员工人股能解决问题吗?——公共产权的局限27．泰国灌溉工程的启示——制度经济学者看国家28．中国的汽车厂为什么世界第一——国家的作用与“诺斯悖论”29．“小脚侦缉队”的作用与局限——制度与国家30．“李约瑟之谜”解析——发展的制度主义解释31．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中国——再谈制度与“李约瑟之谜”32．圈地运动：“羊吃人”还是农业革命——制度与经济发展33．“看不见的脚踩了看不见的手”——制度与寻租34．“软木草莓”、市场经济与多样性——市场制度功能35．高等教育为什么要收费——作为公共产品的教育制度36．歌星、球星的市场价值——人力资本制度37．“破窗理论”与消费不足——制度如何影响人的行为
婚前财产公证实际上是一项涉及婚姻家庭方面的新制度，它的出现，是对以往婚姻制度的补充，说明以往的制度已经不能调节如今的婚姻关系，社会有对这种制度的需要。同时，它的出现，体现了多方面的制度演变和发展。以往，人们财产很少，大家的工资也相差无几，不值得为那少得可怜的财产建立制度，真要离婚，财产一分为二不会有大的误差。而那时离婚事件也并不普遍，社会以情感和道德约束来规范就够了。如今，随着社会向商业社会和经济社会的转变，财产日益增多，财产在婚姻家庭关系中的意义日渐重要，于是就产生了对婚姻家庭财产制度的需求。这完全符合制度经济学关于要素稀缺决定制度产生的理沦。现实中大量离婚事件的存在，仅靠道德和情感约束显得不够用了。于是，人们用正式的法律契约代替了自发的非正式的道德情感约束，由此又可以看到从非正式制度向正式制度的转变。 反观中关村，缺乏制度创新是它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当然，应该说，中关村能走到今天这样的规模，是得益于其早期的制度创新的。如中关村最早引入了民营企业的经营机帛。但是，总起来说，中关村的制度创新是不足的，现行制度成为中关村发展的桎梏。譬如，你让科技人员尽可能地创造发明，但是，创造的成果为什么不能属于他自己?既然智力也是资源，为什么不能入股?为什么科技人员不能采用股票分红?再譬如融资制度，为什么民营企业就不具备股票上市和取得贷款的条件?风险投资为什么只能政府搞而不能私人搞?正是制度创新上的桎梏，使中关村众多科研机构大专院校里的大量科研成果只能躺在研究所睡大觉；企业只能去做倒卖外国产品的二道贩子。 技术是影响制度需求的重要因素。技术发展水平和技术进步对制度需求的影响常常通过降低实施新制度的成本而使潜在需求变为现实需求。新制度经济学家常提到的一个例子是美国西部开发过程中土地所有制度的例子。西部开发初期由于土地非常充裕，经济上没有建立土地所有制的必要。后来随着人口土地关系的变化，出现了对土地所有权的潜在制度需求。但是，由于维护土地所有权的成本太高(建立牧场围栏费用过高)，土地的所有制度一直难以形成。后来，带刺铁蒺藜的出现大大降低了维护土地所有权的费用，相对于收益，铁蒺藜的成本不再重要，这时候，对土地制度的潜在需求变为现实需求，土地产权制度得以建立。 偏好的变化是制度创新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偏好是经济学中常用的一个重要概念。偏好的改变受着经济发展水平、国民收入、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也受相对价格和信息成本的影响。随着偏好的变化，既有制度可能就不再符合人们的最大化要求，于是就形成了对制度创新的需求。譬如，随着国民收人水准的提高，人们对闲暇的偏好会提高，此时，改变原有工作时间制度、代之以更灵活的弹性工作制就成为必要。这是偏好影响制度变化的一个例子。 应该强调的是，相对价格和偏好的变化并不一定引起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只要原有的制度均衡还未打破，制度创新就不会发生。而打破原有制度均衡的条件则是存在一种潜在的制度安排，而这一制度安排的创新成本低于创新收益。另一方面，制度变迁从深层次讲是一个社会各种利益关系调整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否发生，除了成本收益比较的因素外，还受许多其他因素制约。因此，成本收益关系只是提供了制度创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上述三个因素只是影响制度创新的收益，实际上，对创新能否发生影响更大的是创新成本，而制度创新成本的大小又因制度创新主体的不同而不同。 我们已经知道，制度变迁过程就是制度的产生、替代、转换与交易的过程。制度的失衡使外在利润产生，为了获取外在利润，人们就会发明一些新的制度。人们发明、构造和实施新制 度的过程，就是制度变迁的过程。制度变迁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成本收益比较的过程。只有当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制度主体才有动力去实施制度变迁。制度变迁收益就实施新制度所能获得的利润，而制度变迁成本则包括设计新度的成本、清除旧制度的成本、实施新制度的成本、消除制度迁阻力的成本以及随机成本等等。譬如说，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作为一次重大的制度变迁过程，它的收益就是由于制度变促进经济发展而使国家和人民的物质福利和财富得到增进，而成本则是为实施市场经济制度而付出的巨大人力、物力、财力，以及实施市场经济后有些人的利益绝对或相对受损，社会的贫富差距、人们生活的稳定感和安定感的丧失等等。 如此说来，既然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已经发生，那么必然意味着改革的收益大于成本，对社会和个人都是有益的。但是，改革成本问题并不是如此简单。使问题复杂化的原因之一涉及“经济人”假定。正统经济理论一直主张“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利益最大化更被简单地表达为财富的最大化。但是，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正统经济理论的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了。人作为在社会中生存的个体，在其追求中，除了利己的动机以外，还有诸如利他主义、意识形态和自愿奉献等目标，除了财富最大化之外，还有许多精神道德层次的追求，诸如安定感、社会平等与公正的追求、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的追求等等。人的行为是在多重目标的引导下发生的。于是，有时候，尽管制度变迁确实使财富增加了，但在财富和其他目标的替代中，其他目标恶化了(比如安定感没有了，社会公正丧失了。每个人都感觉压力巨大)，这时候，人们仍然认为制度变迁的成本增加了，就有可能反对某种制度变迁。 使制度变迁成本问题复杂化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某种制度变迁过程可能会改善某些人的福利，但同时有损于另一些人的福利，即使获得福利改善的人大大多于福利恶化的人，改善的幅度也高于恶化的幅度，但只要有人受损，制度创新过程就会遇到阻力。 为什么会出现国家的两难?制度经济学家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国家目标的冲突和统治者的双重约束。 如上篇所言，国家是一个既具有契约性质又具有暴力潜能的组织。国家作为社会的受托者，其目标本应就是委托人的目标，除了受托建立和维护一套有效制度以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之外，国家没有其他目标。但是，国家是由一群个人构成的一个组织，经济人假设同样适用于国家组织和其构成的个体。国家一旦产生，成为具有垄断权的暴力组织，它就会 发生异化，成为有异于其本来角色的双重角色。一方面，它会执行代理人职能，按照社会的意愿建立和维护有效制度，增进社会福利；另一方面，它也会孳生出某种行为，这种行为旨在为国家机器(国家政权以及构成政权的等级组织)及其个人的利益最大化服务。我们把国家增进社会福利的目标称为“产出最大化”目标，把国家追求自身私利的目标称为“租金最大化”目标 (这是借用制度经济学“寻租理论”的术语)。 产出最大化和租金最大化构成统治者(国家)的双重目标，而这两种目标是存在着冲突的。产出最大化目标要求国家按社会成员的意愿建立有效制度，以获得最大产出和最大社会利。但是，租金最大化目标与产出最大化并不完全一致。虽然产出的增长也是国家目标的一部分，但除了产出增长外，国家还关心政权的稳固、政治权威、国际威望等目标。随着财富的增加，产出为统治者带来的效用越来越小，而其他目标的效用不断增加，于是统治者就越来越偏向于后者，它所要建立和维护的制度就越来越偏向于能够维护政权稳定和国际威望、压制潜在竞争对手的制度。当然，现实中，任何一个政府都会在产出最大化与租金最大化两个目标之间求得某种平衡。 除了上述两方面，统治者的有限理性、领导人寿命甚至健康状况、由于意识形态因素等等所造成的统治者对某种产权形式的偏爱和歧视，都会影响统治者建立和维持一种有效的制度。 正是上述诸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人类历史上和现实中无效或低效制度成为一种常态。问题是，如何走出国家的两难，发挥其积极作用，限制消极作用。新制度经济学家建议，首先要准确地界定国家在产权方面的基本职能，国家的职能是为产权的运作提供规范而不应过多成为产权主体。其次，必须利用宪法和法律来制约和遏制利益集团对产权的干扰，包括建立有约束机制的政治体制、通过宪法秩序保证产权规则的长期稳定性，以及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等等。 从世界范围的经济自由主义潮流来看，对于公共部门，完全由政府包办已经成为陈旧的观念。教育的收费，不过是在公共部门引入市场机制的一种结果罢了。 技术是影响制度需求的重要因素。技术发展水平和技术进步对制度需求的影响常常通过降低实施新制度的成本而使潜在需求变为现实需求。新制度经济学家常提到的一个例子是美国西部开发过程中土地所有制度的例子。西部开发初期由于土地非常充裕，经济上没有建立土地所有制的必要。后来随着人口土地关系的变化，出现了对土地所有权的潜在制度需求。但是，由于维护土地所有权的成本太高(建立牧场围栏费用过高)，土地的所有制度一直难以形成。后来，带刺铁蒺藜的出现大大降低了维护土地所有权的费用，相对于收益，铁蒺藜的成本不再重要，这时候，对土地制度的潜在需求变为现实需求，土地产权制度得以建立。 偏好的变化是制度创新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偏好是经济学中常用的一个重要概念。偏好的改变受着经济发展水平、国民收入、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也受相对价格和信息成本的影响。随着偏好的变化，既有制度可能就不再符合人们的最大化要求，于是就形成了对制度创新的需求。譬如，随着国民收人水准的提高，人们对闲暇的偏好会提高，此时，改变原有工作时间制度、代之以更灵活的弹性工作制就成为必要。这是偏好影响制度变化的一个例子。 应该强调的是，相对价格和偏好的变化并不一定引起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只要原有的制度均衡还未打破，制度创新就不会发生。而打破原有制度均衡的条件则是存在一种潜在的制度安排，而这一制度安排的创新成本低于创新收益。另一方面，制度变迁从深层次讲是一个社会各种利益关系调整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否发生，除了成本收益比较的因素外，还受许多其他因素制约。因此，成本收益关系只是提供了制度创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上述三个因素只是影响制度创新的收益，实际上，对创新能否发生影响更大的是创新成本，而制度创新成本的大小又因制度创新主体的不同而不同。
自序 常言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里的规矩指的就是人们行为的规范，有形或无形的约束我们行为的规则。如果没有这些规范和规则，人们之间的交往就没有准绳，社会就会失序，就会天下大乱。对社会上的芸芸众生来讲，混乱只能带来破坏，带来福利的损失。 在思考什么是制度真义的时候，我想起了“规矩”，想起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句话。新制度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制度，就是这里所说的规矩，即约束人们行为的规则。而制度的作 用，在经济学家看来，恰恰就是社会的行为规范，没有制度，即使不会天下大乱，至少也是经济凋敝、民生困苦。中国正在经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大转轨，此时，一切都要改革，一 切都在变化，不乱也乱。这时，就更需要制度，需要规则。打破了旧制度而未建立新制度，这是当今中国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基本原因。也正因为如此，若干年前传人中国的、以呼唤制度和 秩序为目标的新制度经济学，一到中国就受到经济学家乃至普通群众异乎寻常的热中和欢迎。这并不奇怪。 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具体地说就是科斯的著名的《企业的性质》的发表。新制度经济学真正流行起来并且引起社会关注则是70、80年代以后的事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新”，是为了区别于“老’’制度经济学（康芒斯、米切尔时代的制度经济学和加尔布雷斯的制度经济学），虽然各种制度经济学理论都宣称以“制度”作为研究对象，但他们的研究方法、理论基础、内容体系都有很大差别。就新制度经济学而言，它的最鲜明特定就是以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经济制度，这克服了过去制度经济学游离与正统经济学之外变为一种社会分析理论的偏向。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内容包括制度的界定（制度的概念、起源与构成），对制度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经济分析（制度的供求与均衡分析）、制度的作用与功能 分析、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理论、对某些最重要的经济制度如产权制度与国家制度的研究（制度、产权与国家理论）、制度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等等。当然，在此应该指出，新政治经济 学并不是一个边界完全清晰的学科，它与产权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企业理论、法经济学等学科既有区别分野，又有交叉重合，既各自独立又互相包容。从这个意义上 说，新制度经济学的确不如正统经济学来得边界分明、逻辑严谨。然而，新制度经济学思想和方法上的“新意”足以弥补它在学科的科学完整性上的不足，这是毫无疑问的。 社会需要制度，需要经济学，可如今正统主流经济学却变得越来越深奥难懂，且不说通篇的数学演算、几何图形令人犯憷，就是那正襟危坐的满口术语、憋死人的长句子就让人似读天书，足以催眠。比较而言，新制度经济学倒是更容易接近些，它脱去了神秘的数理外衣，较为通俗平实。即使如此，市面上所见到的新制度经济学著作仍难免一般学术专著的枯燥冗长，带有翻译作品的食洋不化。于是，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一本人部头的经典名著，只读了几页，就永远打人冷宫，沦落书橱，直至落满尘土。 正是基于这种原因，我们以故、漫谈的方式介绍新制度经济学的思想。应该说这是一个充满挑战性的尝试，但并非不可为。因为制度经济学本身就来源于现实生活，以研究人在经济生活中的相互关系和人的行为方式为对象，研究经济活动的规矩是什么，没有规矩会怎样，研究人为什么撒谎，为什么欺骗，为什么国有企业里大家都不愿努力工作，为什么垄断行业常常会“以权谋私”。它研究用什么方法约束人的利已之心，如何建立规矩，让人都遵守规矩，在相互合作中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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