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语际实践
2008-3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刘禾
495
宋伟杰
无
跨语际实践的研究重心并不是技术意义上的翻译，而是翻译的历史条件，以及由不同语言间最初的接触而引发的话语实践。总体而言，我所要考察的是新词语、新意义和新话语兴起、代谢，并在本国语言中获得合法性的过程。
刘禾，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终身人文讲席教授，执教于东亚系和比较文学与社会研究所。1997年获美国学界，艺术界最高荣誉之一的古根汉奖。主要英文专著有Translingual Practice（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5），Tokens of Exchange（编著，杜克大学出版社，1999），The Clash of Empires（哈佛大学出版社，2004）；中文著作有：《语际书写》（上海三联书店，1999）等。
序第一章 导论：跨文化研究中的语言问题 等值关系的喻说，东方与西方 如何翻译差异——矛盾的修辞 旅行理论与后殖民批判 主方语言与客方语言 历史变迁论：新词与话语史Ⅰ 国族与个人之问 第二章 国民性话语质疑 国民性的神话 鲁迅与阿瑟·斯密思 翻泽国民性 跨语际写作的主体：《阿Q正传》的叙述人 第三章 个人主义话语 作为意义之源的主方语言 民国初年关于个人主义的论辩Ⅱ 跨语际表述模式 第四章 “经济人”与小说写实主义问题 解读《骆驼祥子》 第五章 欲望的叙事：关于现实与梦幻 重构真实与虚幻的界限 魔幻如何被心理化 真实界的幻影 第六章 第一人称写作的指示功能 屈折语形态中人称的指示功能 男性欲望和阶级叙事的指示功能 忏悔之音 女性的自我言说Ⅲ 国族建构与文化建构 第七章 作为合法性话语的文学批评 国族文学与世界文学 性别与批评 女性身体与民族主义话请：重读《生死场》 第八章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制作 1930年代的出版业与激进主义文学 赵家璧与良友图书公司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纂 经典、理论与合法化 第九章 反思文化与国粹 关于《国粹学报》 关于《学衡》附录 A.源自早期传教士汉语文本的新词及其流传途径 B.现代汉语的中-日-欧借贷词 C.现代汉语的中-日借贷词 D.回归的书写形式借贷词：现代汉语中源自古汉语的日本“汉字”词语 E.源自现代日语的后缀前缀复合词采样 F.源自英语、法语、德语的汉语音译词 G.源自俄语的汉语音译词文献目录再版后记
第一章 导论：跨文化研究中的语言问题 严格地讲，旨在跨越不同文化的比较研究所能做的仅仅是翻译而已。翻译，作为一种在认识论意义上穿越于不同界限的喻说（trope），总是通过一种事物来解说另一种事物，虽然它必须自称是出于“信”（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出于“达”）的目的论来表述“真”。不过，倘若暂且不去讨论拉丁语系里的“信”和“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概念（这两个概念都受到解构主义的批评），那么关于翻译及其对于跨文化理解的意义，我们还能够知道什么或者说些什么呢？而且，如果当代学者试图跨越横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和语言共同体之间的“语言障碍”，那么对他们来说，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诚然，这里所涉及的绝不仅仅是众所周知的本源语（source language）和译体语（target language）之间的语际相互作用。我在着手处理本书的主题之前，就已经觉察到自己正面临着一些更大的问题，如西方学术界在思考文化差异时表现出的某些根深蒂固的方式。举例来说，学术研究的学科界限以及我们习以为常的研究模式，在处理不同于自身的文化和语言时，常常造成一些困难重重的诠释问题。比如，使用谁的术语，为了哪一种语言的使用者，而且以什么样的知识权威或思想权威的名义，人们才在形形色色的文化之间从事翻译活动呢？当人们从西方跨向东方，或者从东方跨向西方时，这一问题就变得尤其尖锐了。毋庸置疑，如果这种研究的对象本身，比如中国现代文学，并不是一个“未曾被污染”的本土知识的处女地，那么，这里所说的解释方面的困难就会更加严重。就曾经“污染”过中国语言和文学的那些历史力量而言，早在近现代时期它们就已经强制实现并且决定了我在上文所说的那种认识论意义上的界限穿越，即强制实现并且决定了对西方的翻译以及现代汉语的发明。虽然我不敢擅称能够解答这些问题，但我将不揣冒昧地进入这些多层次的交叉与纵横的地带，描述并展开对这一主题的探索。 也许，把我的总论题（problematic）重新放置在一个略微不同的语境中，可能会更有助于理解它的意义。这里我要简短地介绍一下人类学家已经展开的关于“文化翻译”之观念的论辩，我相信这场论辩对于文学研究、历史研究以及人文学科中的其他学科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多年以来，英国的社会人类学家，为了提出新的阐释方法，已经在其理论阐述的不同阶段使用了“文化翻译”的概念。他们的理想是，这一概念能够解释他们自身的文化和他们所研究的非欧洲社会之间的差异。譬如埃德蒙·早奇（Edmund Leach）是这样描述民族志研究中这个典型的转折点的： 让我扼要重述一遍。我们是从强调“他者”如何跟我们不同开始的——这不仅使他们显得与我们截然不同，而且显得非常遥远和无比低下。但是在情感上，我们却采取了相反的方式，认为所有人都是相似的；我们之所以能够理解特拉布理安德人或者巴洛特斯人，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动机与我们的一一模一样；可是这也没有什么作用，“他者”仍旧固执地保持为他者。不过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发觉基本的问题是翻译问题。语言学家早已告诉我们，所有的翻译都是困难重重的，而完美的翻译通常是天方夜谭。然而我们也知道，出于实际的目的，某种差强人意的翻译总是可能的，不管“原文”多么佶屈聱牙，毕竟不是绝对不可翻译的。语言是各不相同的，但还不至于不同到完全无法沟通的地步。从这一态度出发，社会人类学家所从事的就是建立一种适用于文化语言之翻译的方法论。（黑体字为笔者所加） 人们大概会愿意像里奇那样信赖文化翻译的力量，可是“实际的目的”一语无意问露出了破绽。对我来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翻译是否可能（人们以各种方式从事这项工作），也不在于“他者”是否可以被了解，甚至不在于某一晦涩的“文本”是否可以被翻译， 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出于何种实际的目的或者需要（此目的维系着一整套的方法论），文化人类学家才孜孜不倦地从事文化的翻译。换言之，问题的关键恰恰是我在上文所提出的问题：用谁的术语，为了哪一种语言的使用者，而且以什么样的知识权威或者思想权威的名义，一个民族志学者才在形形色色的文化差异之间从事翻译活动呢？ 塔拉尔·阿萨德（Talal Asad）在其对于英国民族志传统的回顾批评中，将文化翻译的概念置于权力关系当中。他要求我们在思考跨文化诠释这个总论题时要特别关注下述历史情境，即民族志学者及为其提供信息的本土居民虽然在共同的历史环境中生活，但并不讲述同一种语言： 粗略来说，由于第三世界各个社会（当然包括社会人类学家传统上研究的社会）的语言与西方的语言（在当今世界，特别是英语）相比是“弱势”的，所以，它们在翻译中比西方语言更有可能屈从于强迫性的转型。其原因在于，首先，西方各国在它们与第三世界的政治经济联系中，更有能力操纵后者。其次，西方语言比第三世界语言有更好的条件生产和操纵那些有利可图的知识或是值得占有的知识。 阿萨德对于文化翻译概念的批评，对于比较文学研究和跨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提醒我们，将一种文化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这一行为与个人的自由选择或者语言能力并不相干，就算有关系，也是微不足道的。如果我们从福柯那里学到了什么，那么显然我们必须要正视体制性实践的各种形式以及知识／权力关系，这些形式和关系在将某些认知方式权威化的同时，也压抑了其他的认知方式。创造关于其他人以及其他文化的知识的常见方式，就是在所谓语言对等关系的基础上建构一套可比的关系，可是，这种对等关系的客观基础本身通常并未受到检验。 等值关系的喻说，东方与西方 词典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一个显然未经过验证的假设——即语言是由对等的同义词组成的。 海德格尔《关于语言的对话》一文中，欧洲哲学家（海德格尔）与日本对话者（手冢富雄）之间一段著名的对谈略加分析，以此为例说明这个问题。下文摘自其对话录的后半部分（日指日本人，海指海德格尔）： 日：您细细倾听于我，或者更好地说，您细细倾听着我所作的猜度性的提示，这就唤起了我的信心，令我抛开了那种犹豫，那种前面一直抑制着我，让我不能回答您的问题的犹豫。 海：您指的问题就是：在您的语言中用哪个词来表示我们欧洲人称之为“语言”的那个东西？ 日：直到此刻，我一直未敢说出这个词语，因为我不得不给出一种翻译，这个翻译使得我们这个表示语言的词语看起来犹如一个地道的象形文字，也就是使之成为概念性的观念范畴内的东西了；这是由于欧洲科学和哲学只有通过概念来寻求对语言之把捉。 海：日语里“语言”怎么说？ 日：（进一步的犹豫之后）它叫“言叶”（Koto ba）。 海：这说的是什么？ 日：ba表示叶，也指花瓣，而且特别是指花瓣。请您想一想樱花或者桃花。 海：Koto说的是什么？ 日：这个问题最难回答。但我们已经大胆地解说了“粹”（Iki）——即是召唤着的寂静之纯粹喜悦，这就使我们较容易作一种努力来回答这个问题了。成就这种召唤着的喜悦的是寂静，寂静之吹拂是一种让那喜悦降临的运作。但Koto始终还表示每每给出喜悦的东西本身，后者独一无二地总是在不可复现的瞬间以其全部优美达乎闪现（scheinen）。 海：那么，Koto就是优美的澄明着的消息之大道发生（das Ereignis der lichtenden Botschafl der Anmut）啰。 日：妙口生花！只是“优美”一词太容易把今天的心智引入歧途了。 ……
无
这是一本很有学术价值的一本书.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写跨语际实践,很值得一读.
刘禾的翻译理论应用是经典
嗯，这本书还是不错的，刘禾女士从很多力排众议的角度提出了自己对于现代文学的独特看法，尽管争议很大吗，但还是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学习的角度。书的质量没问题的，很好。很nice。
刘禾这本书，尤其对于我这种从事外国文学专业的人，特别值得一读。可以说，开卷有益。
刘禾教授视野宽广，三联编辑的眼光不错。
對研究現代文學提出非常新穎的角度，極力推薦~
老师推荐的，为写论文用，很好
像这样的经典书还是多读读。
很好的书，理论性很强，作者的功底很扎实。送书也很快，第二天就送到了
劉禾的名篇。年前出版後，這次修訂本的幀裝更精美，更適合收藏。
叫魂可能不太合适 其他两本不错
但是我也懒得换了。
刘禾的书值得花时间读。
受益匪浅，只是修订译本实在是较之先前的版本贵了许多。
适合学术研究的一本书，推荐给翻译方向和文化研究方向的人细读！
老师开列的必读书之一，是本很好的书，理论性较强，水平有限的我读起来比较吃力。
书的封面颜色很漂亮，纸张质量挺好的，内容比较新鲜。
展现了西方历史研究的语言学转向
文化碰撞的结晶，异质文明的沟通。
观点独到，视角新颖！
不错的书！具有思辨色彩
这本书读来不错
When “Western” and Chinese scholars were obsessed with whether the Ming-Qing China had “the” modernity, or “a” different modernity (e.g., the impact-response debates initiated by Fairbank and Levenson, the public sphere discussion based on Habermas with the 1993 conference), Lydia Liu moves from the “local character of Chinese modern” to that of the “discursive practices of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intellectuals”, i.e., how Chinese intellectuals “imagined and talked about the Chinese xiandai conditions.”(xvii) With a focus on “discourse”, Liu would not surprise a reader when she adds Foucault’s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Order of Things to her bibliography.
“A linguistic study of intellectual discourses under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s” summarizes what this well-known book tries to do. The author specially coins the notion of “translingual practice” to “ground my study of an earlier moment of historical trans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n language practices.(25)” “translingual practice” refers not to the history of translation, but instead “condition of translation.”
I use two keywords--- “discourse(language)”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to sum up what Liu He tries to do, as against Foucault. Foucault claims that his book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belongs to the debate on consciousness, human being, origin and subject. Largely in contrast to traditional philosophy of consciousness/mind, he instead focuses on “discourse.” Simply put, associated field turns sentences into statements; enunciative function turns statements into discourses. A Foucaultian study boils down to the study of “conditions”, what he calls associated fields.
Liu He’s theoretical ambition compares to that of Foucault. She addresses the issue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ability.” A paragraph added i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releases some message:
我們的困難來自語言本身的尷尬，它使我們無法離開有關國民性的話語去探討國民性（的本質），。。。這些話題要麼是禪宗式的不可言說，要麼就必須進入一個既定的歷史話語，此外別無選擇。因此，話語實踐、知識的來龍去脈以及各種概念和範疇的運作，就不能不上升到理論研究的第一位。（三聯，P103）
Similar to Foucault, Liu He chooses “condition”[of translation] to describe her core concern. Different from Foucault, Liu He adds “historical” to “condition,” rendering his study an examination of “historical conditions of linguistic practices.” From such a study Liu He tries to unveil the power relations and knowledge-producing mechanisms therein.
Alas! So far so good, and so beautiful. Once it enters into textual studies, however, it seems to lose all its clarity? Chapter 2 “Translating National Character: Lu Xun and Arthur Smith” examines the “myth of national character.” The argument boils down to that Lu Xun’s Ah Q learns from and adapts 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depicted by Arthur Smith, thus counting as a “translingual practice”. To do justice to such a study, I need to go into details to explain how Liu He carries out her analysis, but I just feel it so hard to make connections between paragraphs and lines within a paragraph.
I admit failure in unpacking the chapters and stop my comment here.
續：on Chapter 2 Translating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chapter takes the invention of the myth of Chinese character as example to show how Lu Xun appropriates a concept about China that traveled from the West to Japan and back to China. It first traces the history of the concept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ined by Bertrand Russel; then proves Lu Xun’s having read and talked about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ritten by Arthur Smith; and then discusses the literary source of the story of Ah Q, concluding that “Ah Q is a product of translingual practice after all! (73)”
Liu does not stop at such a discovery, but ventures to discuss how Lu Xun appropriates Smith’s concept. “Where does the ques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figure in this scenario?” By focusing on the narrator’s view in the story, Liu concludes that access to knowledge obtained through the omniscient narrative point of view penetrates the mind of Ah Q; and that the narrator’s ability to write entitles him to certain kinds of subjectivity denied to Ah Q. Lu Xun’s story thus creates not only an Ah Q but also a chinese narrator capable of analyzing and criticizing the protagonist. Such narratorial subjectivity, according to Liu, profoundly supersedes Smith’s totalizing theory of Chinese character, and creates an accusing subject, and agent of their own history. If Russel and Smith’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fers to a Chinese identity, Lu Xun’s criticism of it creates an identity of self-denial.
Liu’s analyses make two points: 1) cultural interaction across languages influenced Lu Xun’s writing; 2) such influence goes beyond simple translation, but includes appropriation and supersession. Does this complicate our understanding of “translingual pract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