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
2008-1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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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帛古书瑟学术源流》是作者积二十余年之研究，要据一手材科和新身体会，对简帛古书的研究提供的鸟瞰式的全景描述。它同时也是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南专业业准务的一份授课计稿。全书分上下两篇各六讲，一共十二讲上篇是介绍篇帛古书对学术史研究的意主，全书的计论范围，背景知识和有亲概念，简帛的发现和开有制特点，简帛古书的整理主法，以及体例和分类。下篇是按六艺、史忆、诸子、诗赋、兵书和方术六类、分别介绍有关发现，辅导学生阅读原典。每讲分谭上讲授、参考书目和课后阅读的辅助材料三部分，极便读者参考和做进一步研究。 简帛古书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近百年一，出土日增，尤以七十至九十年代的发现最引人注目、积渐成变，终于对中国学术史的研分的成巨大挑战，目前正在形成一门新的研学者生逢其世，躬临整理，潜心于这些失而复得的古书，是难得的幸事。
李零，1984年6月12日生于河北邢台市，1977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金文资料的整理和研究。1979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师从张政粮先生。研究殷周铜器。参加陕西宝鸡县西商泉春秋秦墓的发掘。1982年毕业，获历史学硕士。1982-1983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队参加西财遗址的发掘 1983-1985年在中国社会料学院家业经济研究先秦土地制度只。1985年至现在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主要从事考古、古文学和古文献的研究，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主要著作有《兵以诈立》、《丧家驹》、《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孙子古本研究》、《吴孙子发微》、《李零自选集》、《中国方术考》、《中国方术续考》、《郭店楚简校读记》、《上博楚简三篇校读记》等。
修订版前言前言上篇 概说第一讲 引言：寻找回来的世界——简帛古书的发现与中国学术史的改写附录：现存先秦两 汉古书一览表第二讲 三种不同含义的“书”附录一：中国古代文学的分类附录二：中国古人文书的分类第三讲 简帛的埋藏与发现附录：简帛分域编第四讲 简帛的形制与使用附录：王国维《简牍检署考》第五讲 简币古书的整理与研究附录：长台在楚简《申徒狄》研究第六讲 简帛古书的体例与分类附录：余嘉锡《故书通例》下篇 导读第七讲 简帛古书导读一：六艺类附录一：“六艺”之书的顺序附录二：汉代小学发展的三阶段第八讲 简帛古书导读二：史书类附录：与邓文宽先生讨论“历谱”概念书第九讲 简帛古书导读三：诸子类附录：儒门传学考第十讲 简帛古书导读四：诗赋类附录一：张鸣论和声概念书附录二：敦煌汉简《风雨诗》附录三：银雀山汉简《唐勒》附录四：尹湾汉简《神乌赋》第十一讲 简帛古书导读五：兵书类附录一：兵书的起源附录二：兵书的分类附录三：兵书的整理和经典化附录四：兵书的三大类型和它们的国别附录五：银雀山汉简《地典》第十二讲 简帛古书导读六：方术类附录一：方术的概念与分类附录二：方术发展的脉络附录三：研究中国早期宗教的三个视角结语：古代学术遗产的重新理解修订版附录：从简帛古书看古书的经典化后记索引
插图：最近几年，由于郭店楚简的发现，上博楚简的发现，很多文史学科都来参与讨论，本来没有多少人注意的简帛古书，突然间成了显学，成了时髦话题。很多人都在谈论，我们是不是能用简帛古书改写中国学术史，或重写中国学术史。我记得，几年前，李学勤先生到北大演讲，他曾说，现在这些发现，它们对学术史的研究，影响非常深远，恐怕一时半会儿还看不清，或至少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还看不清。我很赞同他的说法。但我想补充的是，简帛古书的发现，现在就在改变着我们的学术史，我们现在就处于一场非常深刻的转变之中。说到学术史，我个人认为，做各门具体研究的人，每个人都该心里有数，或至少有大致的感觉。它的作用，就像GPS（即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可以随时随地让你知道，你现在处于什么位置，以免迷失方向，“找不到北”。但现在的学术史，本身就有许多误导，必须加以改写。我理解，研究学术史，也像研究其他历史，我们最容易犯的错误，不是别的，就是“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特别是以“现代化”的短见和偏见去曲解漫长的古代历史，而且这种错误，还根本无法避免。因为，我们总是从今天的材料，今天的立场，看待古人，看待过去。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我记得80年代，很多人都喜欢讲，每一代有每一代的史学，今人立足点高，有这种理论，那种方法，优越性大得不得了，而完全看不到其负面影响，老把“迫不得已”视为“理所当然”。这是很成问题的。因为，今人的看法，不管对不对，并不是“死无对证”，而是可以“开棺验尸”，检验和修正。而检验修正的手段，其中有一条，而且是很重要的一条，是考古学。古人说“山川而能语，葬师食无所。肺腑而能语，医师色如土”（《相冢书》）。简帛古书的发现，在我看来，其重大意义就在，它不仅可以改变我们对古代知识体系的认识，而且可以调整现代研究的心理定势。眼睛和眼睛看到的东西是一起变化。为什么呢？我想讲三点理由：第一，简帛古书的研究是一门非常新也非常重要的学问。这从现代学术史可以看得很清楚。近百年的学术史，最初是和“五大发现”及“罗王之学”有关。这“五大发现”，主要是世纪之交、庚子前后的发现，“地不爱宝”，是因为国运不昌。它们是：（1）殷墟甲骨文字（1899年发现）；（2）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1901年发现）；（3）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1900年发现）；（4）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1909年始为世人所知）；（5）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1901年发现）。这一百年，前50年和后50年大不一样。前50年，学者倡言“新史学”，其“新”不一（有各种各样的“新史学”，就像汉代以“新”为时髦，什么都喜欢加上个“新”字，“新”是现代化的意思，卓别林的电影把它叫做“摩登时代”），固然是借西学引入的“新概念”，但研究基础是中国自己的“新发现”。其学凡历四变。1900—1911年，是“五大发现”为世人瞩目的时期。但当时，以学而言，还只有“罗”，没有“王”，王国维尽弃前学，转向古史研究，是始于辛亥东渡。这是第一变。然后，1911—1927年，才是“罗王之学”和《古史辨》先后问世的时期。“罗王之学”是清室逊位的产物，《古史辨》是五四运动的产物，两者都是应运而生。罗、王政治思想虽旧，所用材料则新；顾颉刚政治思想虽新，所用材料则旧。前者侧重铭刻史料，后者侧重文献史料，都是转变时期的产物。但当时，还没有考古研究。这是第二变。再下来，1927—1937年，是国共两党“新史学”问世的时期。1927年的史语所成立，1928年的郭沫若东渡，是标志性事件。期间，史料学的开拓，新学科的创立，在于中央研究院的十五次发掘。中研院的史语所，“史”是以西方的考古学改造中国的经史之学，“语”是以西方的比较语言学改造中国的小学和考据方法。这是它之所谓“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则是引入唯物史观和社会演进学说，用这类方法重建中国历史，立场观点完全不同，但它也关注考古发现和铭刻史料，史料学的基础其实差不多。考古学的引入，其重要性在于，它增加了“第三重史证”。这是第三变。再下来，1937—1945年，1945—1949年，都是战争时期，没有大变化。关键一变是1949年。因为，我们都知道，1949年以前，中国虽有考古发掘，但主要限于新石器时代和商代，其他时段的发现，几乎都是来自探险、盗掘和地面调查。1949年后，史语所迁台，只能整理过去的发掘资料和在台湾做原住民考古，中国考古的重镇在大陆，考古的“当朝”和“在野”，彼此换了位。这第四变是天崩地裂。它在台海之间划了一条线，在世纪当中划了一条线。20世纪的后50年，考古学突飞猛进，在广度和深度上，要远远超过前50年。比如，西周和东周，秦代和两汉，几乎可以说，已是全新的领域；战国文字研究、出土古书研究，都是50年代以来的新学问。虽然简牍发现很早，“五大发现”中的第二项和第五项，都和它有关。但前50年，主要发现是文书；后50年，才有大批古书出土。特别是近30年，它的发展特别快。我们应该明白，简帛古书的研究，完全是一门新学问。当年，王国维写《古史新证》，他的“二重史证”，地下史料完全是铭刻，只有甲骨文和金文，没有简帛，更没有地下发现的古书。研究早期中国，无论国内还是国外，过去，大家看重的主要是甲骨文和金文。学者都是拿甲骨文当“商代史料”，金文当“西周史料”。这是前50年的史料给我们造成的格局。虽然到今天，托考古之福，我们对商代、西周的知识比以前有很大提高，但认真讲，这种研究还是粗活，没法和战国秦汉相比，社会史的研究，学术史的研究，都是勉为其难。简帛发现，包括文书和古书，过去重视不够。其实，文书是研究早期社会史的史料，古书是研究早期学术史的史料。它们提供的信息虽晚，但重要性一点不差，其实是史料的主体。特别是写学术史，出土古书才是第一手资料。它所涉及的图书种类，各个方面都有标本，支点性的东西已经大致齐全。我们甚至可以说，有志改写中国学术史者，此其时也。现在不写，更待何时。第二，过去我们读的古书，主要是传世古书，宋以来的古书，近代多了一点，是敦煌发现的古书（参看本讲附录）。简帛古书的发现，不仅是数量的补充，品种的补充，文本年代的提前，个别字句的修正。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它使我们对古书，年代最早的古书，开始有了直接的感受，可以从中归纳很多一般性的原理，对古书的创作、古书的构成、古书的阅读、古书的解释、古书的选取和淘汰、古书的传播和保存，开始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特别是对图书分类，与之有关的知识体系和知识结构，改变尤大。因为过去的图书分类，甲乙部目之中，历史漏斗之下，有意识形态存焉，很多藏匿掩盖、窜改歪曲，以及后来居上、冠履倒置，在所难免。比如，《汉志》六类，“尊经抑子”；《隋志》四部，“尊学抑术”，就是导向性的东西。这种结构一定，很多想法也就固定下来。其后果是阅读趣味的偏废，大家只读一半书或只读一种书，“有学无术”（只读六艺、诸子、诗赋，不读兵书、数术、方技）或“不学无术”（只读经书，不读诸子、诗赋和其他书），无异焚书坑儒。这个历史包袱太沉重。近代以来，学者喜欢说“中国之道德文章将大行于天下”（如王国维先生，还有很多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都有这种论调），但毕竟技不如人，气不如人，连从前的崇拜者，如日本、朝鲜，都白眼相向，看不起我们。这不仅是近代历史的嘲讽，也是早期历史的耻辱。简帛古书的发现，它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对倒读的历史倒读，把很多压在下面的东西翻到上面来（考古的地层关系和发掘程序正符合这一逻辑）。这本身就是革命。还有，像对《礼》大小戴记和“七十子”的看法，像对《老子》和先秦道家的看法，很多具体认识，和以前也是大不一样。第三，简帛发现的另一个意义是，它对近百年的学术思想是一个巨大冲击。因为我们都知道，近百年的学术史，是旧学不旧，新学不新，所有学问，不管个人的态度向背，都是“古今中外一锅粥”，阵脚大乱。王国维倡言“学不分古今中外”，当然很有胸襟，但从当时的形势看，从当时的心理看，实在是无奈。因为，它的背后有很多激烈冲突（今天也一样），“古”与“今”、“中”与“外”，总是陷于二元对立：后者对前者有优越感，前者对后者不服气，“古今中外摆不平”。其实，这些在“现代一言堂”里没法对话的事，如果放到古代，反而易于沟通，不仅古人和今人易于沟通，中国和外国也易于沟通。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它对双方，都是必要的校正（而且是从根子上的校正）。比如，中国和西方，双方的政教结构不一样，有根本不同，但西方的“教皇”对理解中国的“皇帝”有帮助，中国的“皇帝”对理解西方的“教皇”也有帮助。互相比较，彼此的理解都会加深，既看到其人心同理的起点相似，又看到其分道扬镳的选择不同。简帛古书，表面看，只对研究“古”、“中”有用，对研究“今”、“外”无用，但实际上，它对整我们对“古今中外”的看法有帮助，对于调整我们的心理结构有帮助。因为，这种返本溯源的探讨，对中外双方都是解毒剂。它对恢复“古今中外”的平等对话，对重建有中国自信的世界眼光有革命意义。我们这门课，题目叫“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目的是想帮助同学，开发资源，开拓想像。为了讲述的方便，我想把这门课程的题目解释一下，把咱们讨论的范围介绍一下。（一）“简帛古书”的考古内涵和考古意义我们人，或多或少都有点“忘本”，现代人，特别是身处现代化漩涡的中国人，更是如此。他们对古代的优越感很大，动不动就讲同传统决裂，同它划清界线。比如80年代，这个气氛就很浓，而且完全是一边倒。现在，对多数人来说，新旧视如水火的二元化思维也还是压倒一切。大家都说，这个界线是理所当然。其实这个界线是划不了的。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个电视剧，叫“寻找回来的世界”，内容是讲少年犯的改造，题目很有意思。我们研究历史也有这种心情，就是总想把已经失去的世界再找回来。陈子昂登幽州台，发思古之幽情，因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眼泪刷刷往下掉。古人死掉了，没有录音机，没有录像机，怎么办？碰到这类问题，考古的作用就显出来了。因为它能把“古”、“今”的距离缩小，把它们一下子拉到一块，让我们重见古代，触摸古代，作用就像科幻小说讲的“时空隧道”。考古和历史的关系很微妙。历史如大浪淘沙，有些东西冲走了，有些东西留下来（我们研究的都是“历史碎片”）。我们用剩下的东西研究丢掉的东西，很难，有如凭蛛丝马迹破无头公案，故事层出不穷。美国电视有一种节目，叫“mystery”，就是讲这类“疑案”和“悬案”，国内的流行说法是“谜团”。西方的很多考古文物展也喜欢用这个词。比如前几年，不列颠博物馆举办过一个中国出土文物展，名字叫“中国古代之谜”（Mysteries of Ancient China），它所谓的“谜”也是这个词。这个展览，《泰晤士报》是赞助者。它的主编给图录作序，说它不仅展现了中国远古时代的丰富多彩，还让人们在绵延不绝的中国文明背后可以窥见其“深藏的灵魂”。探索中国文明背后“深藏的灵魂”，这是考古学家视为畏途的神秘领域，也是他们心向往之的最高境界。历史是“疑案”或“谜团”，考古是破案和解谜的手段，它使历史成为一门开放的学问。王国维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用新材料做新学问，常做常新，可以有大成就，也容易犯大错误（而且错误和成就是与时俱进）。在这个领域中，谁也别想“功德圆满”，谁也别想当“学术霸王”，我看考古学伟大就伟大在这里。考古发现的世界是“寻找回来的世界”。过去我们讲王国维了不起，总是说他发明了一个“二重证据法”，把考古引进了历史研究，大家一点都不怀疑。后来，读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的文章，我才发现，这个讲法并不正确。因为王国维讲的“二重证据法”，所谓“纸上之史料”是指《诗》、《书》等古书；“地下之材料”是指殷墟甲骨和商周金文。即使时间扩大一点，再加上西域汉简、敦煌卷子，其研究也还是以文字为中心。这些发现基本上都是非发掘品，或者虽经发掘（如斯坦因发掘的西域汉简），也不是从考古学的角度去研究。它和后来的考古发掘有缘，但严格讲，还是属于金石学的范围，只能叫“新金石学”，还不是“真考古学”。后来的考古学，其实是外来的学问。它提供的是又一种证据，即第三重证据。从考古学的眼光看出土古书，出土古书只是出土文字的一部分，出土文字只是古代遗物的一部分，古代遗物只是古代遗址的一部分，在考古学的知识系统中，它的重要性并不一定比其他出土物更大，时间也比较晚和比较短。这点考古系的同学都知道。但对中文系、历史系和哲学系的同学来说，情况可不太一样。因为我们这些系都是以文字材料为主。在文字材料中，这些古书，它们出现的时间比较早，涉及的范围比较广，地位很突出。如果我们把古书的发展比作一条龙，那么战国秦汉的简帛古书就是“龙头”，魏晋隋唐的纸本古书就是“龙身”，宋元以来刻版印刷的古书就是“龙尾”（参附录）。过去我们的知识非常可怜，看见的只是“龙尾巴”。前人也知道“龙脑袋”和“龙身子”还藏在云里头，但在没有考古发现的情况下，只能靠古书的引文（包括佚文）。例如清代学术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搜辑古书引文，并利用它们考订传世古书。出土发现使古书变成了一门新学问，既救活了以版本为依托的传世古书，也救活了这些古书中的早期引文和佚文。
《简帛古书瑟学术源流》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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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你另一种了解古文化的视角
真是一本好书 李陵的长相和他的书成反比函数
书中的论述详实，是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观点很新颖，深入浅出，娓娓道来，特别是对《礼记》《大戴礼记》的再认识让我记忆犹新。所附的资料更值得玩味。
写法非常特别，跟一般学者的治学方法不一样，但是耳目一新，很喜欢。
作为仰慕古风的自学者，图太少，很多东西文字描述不清楚，放张图不就好了吗……
内容和印刷制作均堪称一流。
买书不看书，李零先生也很有名的，不知道为什么在教文学
简帛研究之阶梯，堪称经典。
很好 是正版的 跟书店卖的一样
封皮是磨砂的。值得一读！
这是一流名著，本来以为与死人堆打交道的考古学，也能变成如此文雅的文字。李零教授是负责任的有学术功底的教授，他还写过《丧家狗》，真实的展现了孔子的生平，既不抬高，也不抑低，不象一些所谓的国学大师，在那儿瞎吹，以孔子先生交换自己的现实名利，生意做到孔子头上来了，子曰：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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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的历史
0大叔的书很值得一读～
李零的书很好，认真耐读啊。
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修订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