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故人
2011-1
三联书店
徐铸成
414
无
前言 徐铸成先生是著名的记者、新闻评论家和新闻学家。他先在国闻通信社和《大公报》工作，从记者、编辑到担任地方版总编辑；其间和后来又主持《文汇报》笔政，实践了自己的办报理念。他青年时期经历内忧外患中的流徙和辛劳；中年被划为“右派”，历经屈辱和磨难；晚年回首前尘，笔耕不辍，有大量著作行世。 在《大公报》和《文汇报》期间，徐铸成写下了三百余万言的新闻、通讯、游记、评论等，其中部分文章收入了他的学生贺越明编选的《徐铸成新闻评论选》(1984)、《徐铸成通讯游记选》(1986)和《徐铸成政论选》。与他人合撰了《朝鲜纪行》(1952)，还编写了《与教师谈第一个五年计划》(1955)。60年代初为香港《大公报》撰写旧闻掌故，后编为《金陵旧梦》(1963)在香港出版。 1978年后，徐铸成陆续撰写了二百余万言的回忆史料、小品掌故、人物传记和新闻学术论著，已出版的有：回忆掌故三种：《报海旧闻》(1981)、《旧闻杂忆》(1982)、《旧闻杂忆续篇》(1983)；新闻学术二种：《新闻丛谈》(1984)、《新闻艺术》(1985)；人物传记三种：《市土月笙正传》(1982)、《哈同外传》(1983)、《报人张季鸾先生传》(1986)；杂感、随笔、游记等合集四种：媳角寄语》(1980)、《旧闻杂忆补篇》(1984)、《风雨故人》(1985)、《锦绣河山》(1987)。 徐铸成去世后，其生前完成而因故未能问世的《徐铸成回忆录》(1998)出版，部分旧著重编为《报人六十年》(1999)、《徐铸成传记三种》(1999)和(
《风雨故人》收录诸文为徐铸成先生在“来日苦短”之年所记的故人、故乡、故事，曾发表于1981—1984年的报刊专栏。怀念故人，既有物是人非的伤感，更有一层难以释怀的悲愤：恽逸群历经坎坷，饮恨人间；潘汉年赤胆忠心，含冤而死；叶圣陶亦师亦友，肝胆相照；李济深将军蔼然长者，温文尔雅；感叹“人言可畏”的阮玲玉悲愤自尽，遗恨人间；备尝困苦艰难的蒋经国，曾誓不向历史交白卷……历经风雨，故人故去，深情厚谊萦绕脑海，不胜唏嘘；展望当下，游览大好河山，既有赞赏之情、文人之趣，又有今昔感喟、无限憧憬，豪迈之情溢于言表。
徐铸成（1907－1991），江苏宜兴人，中国著名记者、新闻评论家和新闻学家。 1927年进入国闻通信社从事新闻工作，后在《大公报》任记者、编辑、编辑部主任、桂林和上海版总编辑，系上海和香港《文汇报》主要创办人，先后任总主笔、总编辑和社长，是中国现代报业史上一些重要事件的参与者，也是半个多世纪政海波澜中许多重要人物及活动的见证人。一生著述颇丰，撰写了大量新闻评论、通讯、游记和杂文，晚年除了撰有不少回忆新闻生涯中亲历亲闻的文字外，还从事传记文学创作，并致力于新闻传播教育事业，兼任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校教授，主持创办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对一些新闻理论问题和实践活动做了回顾和总结。
前言第一部分 正篇永远的怀念怀念浦熙修同志怀念姚溱同志悼潘汉年同志忆吴砚农兄——《大公报》的第一个党员寿叶圣陶先生我所认识的李济深可贵的自信——忆周叔弢先生忆钱宾四先生报人楷模——追怀恽逸群同志桃李不言——探望侯外庐先生李书城与孔庚附和梁厚甫兄通信发光的沙子——悼战友胡星原同志和蒋经国先生的交往我采访蒋介石忆阮玲玉忆严独鹤忆江南第二部分 山河、人物杂文三则州第一次游南京第一次游苏武汉游踪小楼散记我不知老之将至第三部分 游记与随感厦门漫游鼓屿遐想榕沪轮中见闻补遗说三道四旁听记、刮骨与消肥市场漫步国际风云上海补课福建近貌风、马、牛从低度做起北游琐闻“价廉物美”京西“山阴道”北京的面貌铁饭碗如意棒漫谈老化寻寻觅觅腊鼓声中行宪与习惯新年以来腊尾上海一瞥江南初雪江苏四虎再谈淀山湖江南年景干部四化春节市场上海地铁天堂有路新春气象第二南京路猪年展望发财发才新春花絮打破沙锅栋梁沙子与鞋子春回大地一局新棋北京超级市场翻身与报国“包公”的威力顶天立地还我湖山湖滨小记小街漫步大地奔驰服装三十年关键的五年京郊见闻历史潮流北京碎讯重游南海京口见闻焦山记游上海新局面溽暑谈瓜北京盛夏新的希望吃在北京盛会前夕舞台春秋清扫“垃圾”彩灯重见上海的“台风”天作之合谈新说书十月漫笔三姊妹江东子弟铁骨铮铮游汉前言重见武汉武汉巡礼编钟乐舞江汉散记历史回顾栖霞红叶岁寒四友飞到厦门三登鼓屿智力投资风风雨雨北方景色江南初雪年头腊尾沪苏道上苏州花农寒山寺钟声天赐庄回想观前漫步瞬息京华墙里墙外贸易市场北海赏花记天津初记海河两岸小靳庄与大邱庄张园赴宴记谈抬轿黄梅琐记喜见彩虹八仙过海三夏琐谈消暑散记争气第一春满江南开“洋荤”记春寒料峭朗朗乾坤政治季节合肥道上铁骨冰心曹操与张辽文房四宝电影今昔徐铸成生平简表
忆吴砚农兄——《大公报》的第一个党员 去年深秋，我曾重游离别已四十八年的武汉，写了一组“武汉寻梦记”，陆续在《湖北日报》刊载。 按年序排列，北京是我进大学、开始跨进新闻界大门的地方，应是第二故乡。一九二九年到天津《大公报》工作，安家落户逾两年半，跟张季鸾、胡政之先生学习，仿佛艺徒正式坐科班，学采访、编辑，学写作评论，在这“富连成”中，生、旦、净、末、丑，唱、念、做、打，文武场，都打下了一点根底。又值那时正在“九一八”前后，中国开始国难深重，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国家正在萌发否极泰来的曙光。所以，天津虽是我的第三故乡，但我对她的感情却是特别浓郁。 从一九五一年曾在津小住半月后，也已暌离她老人家三十四年了！承友好们的邀约，将重游旧地。像小媳妇盼回娘家一样。这一阵，我已思绪起伏，难以平静。回到娘家，看到许多崭新的变化以后，会有写不尽的新事物、新气象、新感念吧，那么，先把旧印象回忆清理出来，对我，也应是新旧对比的材料。 关于《大公报》和它的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三巨头”，我在拙著《报海旧闻》等中已简易回忆过了。除此以外，最引起我怀念的是吴砚农同志。 他是我天津时代的老同事，那时，我当编辑，他当记者，都是初出茅庐。我初到天津时是二十二岁，他大概只有十六七岁。 再次相逢，则在一九三六年《大公报》上海版创刊以后，我编要闻版，他从日本留学回来，任各地新闻版编辑。 他怎么离开天津到日本去的呢?他没有对我谈，我那时早去汉口当特派记者了。是从津馆来上海工作的一些老同事、老工友告诉我的。 从一九三一年冬日本侵略者发动天津暴乱以后，《大公报》即从“日租界”四面钟搬到“法租界”三十号路新址，不久，砚农即秘密参加学生救亡运动，往往在深夜出去工作，暗中散发传单。百密一疏，被“法租界”的“尾巴”盯上了。有一晚，大公报馆忽被巡捕、密探层层包围，说是要搜捕共党分子。报馆高级职员交涉无效，他们气势汹汹，说是目击有人散发宣传品后，逃进了《大公报》，事关租界“治安”，一定要严密搜查。在这紧急关头，工人们设法把砚农保护起来，警探无法查获，悻悻而去。 胡政之是一贯守住“不党”这个“社规”的，不容许职工参加党派活动。另一方面，他也不愿结怨任何党派，他再三权衡、考虑，并征得砚农同意，把砚农秘密送往日本留学，兼作《大公报》驻日记者。 不知是谁先去谁后去，在一九三六年以前，《大公报》有两位驻日记者，另一位是于立忱女士，即后来成为郭夫人的于立群同志的胞姊。也是半工半读，在一所女学校攻读。 上海《大公报》创刊后，砚农埋头工作，沉默寡言。有一次和我闲聊，说前一年胡政之先生为订购新式卷筒印刷机，曾赴日本参观。有一次砚农去旅舍请示工作，忘了事前敲门，进门后，看到胡先生正在和于立忱女士密谈工作，感到自己的闯入很失礼。 我也有过类似的冒失经验。张季鸾先生一向对我很信任，他每次去外埠公干，总委托我代为处理他的信件，并且凡是有关公事或稿件的，代为答复或发排，私信则暂为保存。有一天，看到一封“东京于寄”的厚信，以为是通信稿，贸然拆开了，哪知开头就写着“四哥青览”，知是私信，连忙封好了。 一两个月后，于女士回沪联系工作，没几天，就听说她在旅合自尽了！不知是生活的苦闷还是受到什么难解的刺激。 后几年，我看到郭老在《洪波曲》中曾提及此事，只有些余忿，语焉不详。 “七七”抗战后不久，砚农即离沪北上。上海抗战三个月，沦为·“孤岛”，《大公报》上海版也继天津版后，宣告自动停刊，先后出版汉口版、香港版，我留在上海，参加甫创办的《文汇报》。 和砚农重新见面，是在一九五一年夏，我参加的第一次赴朝慰问团，去朝工作两个月后，全团回到天津休整，整理笔记，商讨如何向全国人民传达。在黄敬市长的招待会上，我和砚农重逢，畅叙契阔，才知他一直在华北解放区工作，那时任天津市委书记。他殷殷询问许多老同志的近况。即使对有些落后的，也非常关心。 以后，我再未重游天津，只在老友邵红叶同志口中，知道他转任河北省委书记。 在那个“十年”中，不断传来他被“揪出”、“批斗”和折磨的消息。我也在“隔离”、“揪斗”和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中，自然没法打听详细的情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才知砚农同志也已得到彻底平反，恢复名誉，而已身残心瘁，在北京休养中。一直打听不清他的住所，几次入京，迄无法探访。只能默默地祝愿他早日康复，希望有一天能欢然道故。 杨刚同志是一九三九年进《大公报》的，长江同志也在此前后光荣参加共产党。据我的估计，砚农同志大概是《大公报》中第一个中共党员。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P24-26 ……
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