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密关系中的暴力
2009年
天津人民出版社
王向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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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每一个人都希望家庭幸福美满、包括夫妻在内的所有家庭成员和睦融洽，家庭能够像共产主义设想的那样使每个人的自由、潜能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但是，1／3的夫妻曾发生肢体暴力的事实却使人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家庭暴力并非罕见。 特别是1995年，“家庭暴力”一词随着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进入中国的广大地区，使得长期以来被视为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家庭内的控制、压迫，尤其是丈夫对妻子的暴力进入公共视野，并开始了将近15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干预。进步当然有目共睹，但仍然存在下列问题值得和必须追问。 同样是处于带有男权制特点的社会中，为什么一些丈夫会对妻子施加暴力，一些却不会；为什么一些丈夫施加的是残酷暴力，一些却施加的相对轻微？ 如何解释一些丈夫也会受到妻子的暴力？ 夫妻间的暴力、父母对子女的暴力、子女对父母的暴力、兄弟姐妹间的暴力、教师对学生（当然也存在学生对教师的暴力）、恋爱期间的暴力等诸多暴力如何互相影响？ 家庭暴力毕竟发生在家庭之中，家庭成员间的互动、家庭作为一种会与其他社会制度相互勾连的社会制度，与男权制到底是如何纠结在一起？ 一些妇女受暴后要求的不是离婚，而是希望制止哪怕减少丈夫暴力，这是否是这些女性完全内化了男权观念的错误意识，或是生活资料完全被男权制度所困？她们的要求是否与我们目前对丈夫暴力的理解不够有关？ 《亲密关系中的暴力：以1015名大学生调查为例》将通过对1015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努力尝试回答上述问题，并寻求现实干预的可能，期待关注消除性别暴力的各位读者批评。同时，对所有遭受暴力仍勇敢机智反抗的人士、以各种方式致力于消除家庭暴力的人士致以最真挚的敬意。
王向贤——一位温文尔雅却又充满战斗力的女性主义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师从李银河教授。执教于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该校性别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成员。研究方向：性别社会学、性别文化研究和女性主义理论与方法等。主持课题有“提高农村妇女当选村委会成员比例政策创新示范项目”中的子项目基线调查（民政部课题），参与的课题有“发展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中的网站建设和“社会性别”专辑项目。
第一章 导论第二章 国内家庭暴力定量研究现状第一节 定性研究现状第二节 定量研究现状第三章 国外家庭暴力定量研究现状第一节 综述第二节 家庭暴力的测量第三节 配偶暴力第四节 父母暴力第四章 配偶暴力第一节 配偶暴力表现第二节 影响配偶暴力的变量第三节 影响丈夫施暴的变量第四节 影响妻子施暴的变量第五节 配偶间各种暴力的比较第六节 一般夫妻暴力与男权恐怖暴力第五章 父母暴力与子女暴力第一节 父母暴力的基本情况第二节 影响父母暴力的变量第三节 子女暴力与暴力传递第六章 暴力的性别建构第一节 男性对暴力的习得第二节 女性暴力第七章 暴力报告及影响因素第八章 结论参考文献附录：大学生生活经历调查后记
当然，这并非只是家暴研究中才有的现象，而是国内社会调查中普遍存在的重随机抽样、轻便利抽样的倾向。要提高研究质量，一方面可以从提高样本的代表性人手，另一方面可以从提高研究手段的质量人手。所以在美国的家暴研究中，鉴于许多研究人员都无法调动开展全国性随机调查所需资源这一事实，便利抽样的使用远较随机抽样普遍，他们／她们努力通过提高量表的信度效度、完善整个问卷的理论框架、改善现场调查技术、对统计分析精益求精等方式来提高家暴研究的质量。 （3）问卷设计与现场调查技术 在家暴等敏感性问题的问卷设计中，一般的原则是回避敏感字眼，如“暴力”、“虐待”等，所以国内一部分家暴定量调查都以其他词汇取代量表的本来名字，如将“受虐筛查表”改为“父母教养方式状况表”等（赵幸福，2005）。但也有问卷中会出现这些字眼。这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类是调查者没有注意问卷措辞；一类是调查者的目的本来就明确地在于将“集研究与知识传播为一体”（张李玺、刘梦，2004，p5）。在张亚林等人的调查中，也是希望“通过电视、广播、报纸、讨论以及发放资料等形式，全面深入地宣传家庭暴力的伤害”（张亚林等，2004，p327）。我并不赞成调查研究一定要与更明确更直接的行动人为割裂的观点，也反对部分社会调查视受访者为提供资料的工具的倾向，但如果是知识传播与调查相结合的话，那应该设置对照组或基线、终线调查，才能准确说明所测量的到底是实验之前还是之后的暴力情况，但这两项研究都没有如此进行。 国外研究已发现，对暴力的态度是影响暴力发生的重要因素，所以在调查家暴时测量受访者对暴力的态度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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